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至今，中国只与一个西欧国家——梵蒂冈——没曾建立外交关系。而近来双方通讯频繁：5月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 Pietro Parolin）提出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到8月，双方公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梵蒂岗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Card Matteo Zuppi）通电话。
1271年，忽必烈以“中原正统”自称，正式建立元朝。元朝过后，虽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但中梵官方往来在明朝期间彻底中断。清朝建立后有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来华，但教廷反对“敬孔”、“敬祖”而引起中国皇帝不满的所谓礼仪之争，加上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取代葡萄牙控制在华“保教权”，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窒碍，使清代曾经出现的中梵建交努力徒劳无功。
终战后的1946年4月11日，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宣布在中国成立“圣统制”——即在华各级罗马天主教教会正式接受教廷管辖——摩纳哥籍的黎培里总主教（Antonio Riberi）同年12月抵达南京，就任首任圣座驻华公使。翌年，黎培里任命美国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领导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总理李鹏提出：“要十分警惕和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1996年12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发表《致在中国的教会》牧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尽管放心。一个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权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权利，受到尊重……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他的教会。”
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辞职退休，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知名赴华传教士一样出身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Society of Jesus）的方济各3月13日当选继任。翌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方济各后来透露他当时已曾与习近平互通书信，他又在2014年8月前赴韩国访问时成为首位飞越中国领空的教皇。中梵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
飘扬在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中国国旗，摄于2020年10月22日。本周二，中国与梵蒂冈宣布延长双方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相关协议，为期四年。尽管教宗方济各对协议成果表示乐观，但有批评者认为，该协议未能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甚至加深了当局对教会的控制程度。
《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2018年首次签署，旨在解决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并于2020年和2022年分别延长了两年，而本次续签则长达四年。
路透社指出，双方在10月22日宣布协议续签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至今仍未对外公开，仅是通过外交官员转述。但梵蒂冈方面重申，教宗保留对中国主教任命的最终决策权。梵蒂冈表示，这一协议解决了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并已促成多位主教的任命和祝圣。教皇方济各在9月指出，双方在2018年签署上述协议的结果是“积极的”，他“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
周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有关该协议获得续签的消息。他表示：“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接谈，持续推进中梵关系改善。”
梵蒂冈则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梵方愿意与中方继续进行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以发展双边关系，造福中国天主教会及全体中国人民。”
外界注意到，尽管该协议的续签得到中梵官方的认可，但一些保守派天主教徒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上述报道披露，曾担任香港枢机主教的陈日君（Joseph Zen Ze-Kiun）公开批评该协议赋予了中国政府过多的控制权。
梵蒂冈新闻网则指出，上述《临时协议》结束了几十年来，中方未经教宗同意就任命主教的情况。过去六年里，有十余位主教获得任命和祝圣，一些此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的主教的公开身份也得到了官方确认。此外，这种新的合作还体现在中国大陆主教得以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以及在欧洲和美洲的其他活动。
2023年9月3日，有人在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并与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徒会面时挥舞中国国旗。（美联社）
曾任青海省基督教会副秘书长、副总干事的王瑞琴认为，上述《临时协议》是中国与梵蒂冈互相妥协的产物。她说，由于梵蒂冈是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向梵蒂冈妥协意在台湾。
“我认为，这个协议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没有改变，反而是一个新的牢笼。”她进一步表示，由于中国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的长期分歧无法解决，北京当局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治理天主教会。“中国的教会中，尤其是天主教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斗争。地下教会由于没有被中共认可，所以中共对天主教的打压可以说从1949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
王瑞琴指出，虽然中梵双方基于该协议共同任命主教，但实际操作中却是由中国提名主教人选，由教皇任命。归根结底，还是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宗教范围内进行。她说：“对中共来讲还是‘斗而不破’的方法，只是换了一种手段来镇压。”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妮娜·谢伊（Nina Shea）周二也就此撰文指出，自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临时协议》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天主教会的压制仍在加剧。“目前，至少有10位中国的天主教主教，他们全都得到了梵蒂冈的批准，却处于无限期拘押中，或已经失踪，或被迫离职，或者正接受安全部门的无期限调查。为了避免西方的制裁，中国共产党使用比毛泽东时代的公开审判和肉体折磨更隐蔽、但不见血的胁迫手段，来对付这些主教。”
谢伊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成立的团体，旨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徒。梵蒂冈并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加入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必须宣誓‘脱离’圣座，而这一要求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共的目标。……2018年，中国将天主教爱国会置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开始加大对大陆主教的压力，要求他们加入。”
梵蒂冈此前表示，该协议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分歧 —— 这一分歧源于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由国家监管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冲突。
但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对此并不赞同。他说：“教会的元首到底是《圣经》里所确定的耶稣基督，还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统战部、宗教局的这些官员？在习近平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旗号下，所有的教会都要以中共的宗教政策、习近平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
傅希秋还指出，中国当下是“文革”以来最严厉的宗教迫害时期，宗教自由状况并没有因上述《临时协议》而有所改善，反而使中共当局的国际宗教统战、掩盖宗教迫害等策略从中获益。
他强调：“梵蒂冈跟中共的这种‘与狼共舞’的秘密协议对教会是百害无一利，没有看到为教会带来多大益处，反而是背叛了教会，出卖了教会。”
2018年10月1日，一名天主教信徒在中国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圣若瑟堂参加弥撒时阅读圣经。（路透社）
哈德逊研究所上周发布题为《中国十位遭迫害的天主教主教》（Ten Persecuted Catholic Bishops in China）的报告指出，自2018年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以来，10位主教因为拒绝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遭到迫害，包括被无限期拘押、失踪、警方持续调查、驱逐出教区、监视、威胁、讯问及“再教育”等手段。其中7位中国主教长期遭到无正当程序的拘押，有些主教甚至多年被连续拘押或多次被拘押。
报告指出，“中国 – 梵蒂冈协议没有为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主教提供任何保护，也没有涉及宗教迫害问题。梵蒂冈支持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填补中国约三分之一教区空缺的主教席位。但自协议签署以来，主教任命进展缓慢，约十位新主教获得任命。但中国政府还单方面宣布了对其他主教的任命，部分违反了该协议的规定。”
中梵关系：教廷与北京越走越近？回顾主教任命协议与罗马天主教对华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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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中国官方数字称大陆境内有约600万罗马天主教徒，但有估算称实际人数达1000万。Article informationAuthor,叶靖斯Role,BBC中文记者
2024年9月，梵蒂冈城邦（Vatican City）元首，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出访东南亚四国。9月13日，在从新加坡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皇向随行记者们再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并称对教廷与北京就续签有关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对话进展感到满意。
来到10月22日，北京与梵蒂冈宣布，双方“经友好协商”之后，决定第三度续签协议，且将年期延长至四年。这份初签于2018年的协议，内容从未公开。
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至今，中国只与一个西欧国家——梵蒂冈——没曾建立外交关系。而近来双方通讯频繁：5月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 Pietro Parolin）提出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到8月，双方公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梵蒂岗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Card Matteo Zuppi）通电话。
临时协议到底将否再度续签尚待当事双方公布，但这一连串往来动作，让一些观察人士再次对中梵走向建交产生兴趣，但也有人审慎观望双方能否再走前一步。
梵蒂冈提出设立北京办事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主教任命权？
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有十多个世纪。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4月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国大陆有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8000人；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天主教徒数目有约1000万人。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梵蒂冈一直未与中国建交。
相比于跟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牵涉到跟一个教会建立官方关系，给事情增添一份复杂。而其中，主教任命问题是双方摩擦丛生的一环——教廷坚持世界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应由教皇任命，并将之写进了《天主教法典》。然而，中共自建政后推行了自行任命主教的政策，抗拒梵蒂冈介入。
梵蒂冈何来的执念？这主要源于《圣经》故事中，耶稣基督将教会交托予十二宗徒（The Twelve Apostles；又译十二使徒或十二门徒），他们便是主教，而其中圣彼得（St Peter；圣伯多禄）为主教之首，即教皇。
出身于香港，长年研究中梵外交关系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梁洁芬修女教授指出：“十二宗徒再传承他们所祝圣的弟子，一脉相承，不会跟宗徒断开了关系。跟宗徒断了关系，就是跟耶稣基督断了关系。”
“那你说这是否一个执念呢？也许是。但它的背后有一整套神学思想支持着，它不得不这样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莫哲暐博士如此形容主教任命的意识形态。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是能统战，或者说控制这群主教，要控制他们下面的信众也就容易多了。所以它会认为主教任命一定是内政问题，没理由让梵蒂冈——另一个主权国——来干涉。这就是冲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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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意大利米兰恩宠圣母教堂内的壁画名作《最后的晚餐》——梵蒂冈任命主教的法规乃源于耶稣与十二宗徒之间的故事。
2018年9月22日，梵蒂岡与中国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这已是中梵迄今跟正式建交最近的一步。协议意味着中梵双方愿意在主教任命权上妥协，扫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大障碍。
如今中梵距离建交还有多远？梁洁芬修女对BBC中文说：“我看中梵关系呈现胶着。因为中共在国际政治上越发不受欢迎，遭到孤立。它很想西方对它开放。”
莫哲暐则对BBC中文说，梵蒂冈需要有渠道处理中国的教会事务，也需要传教。“从姿态上讲，明显的是教廷想亲近，起码是想跟中国政府友好，多于中国想跟教廷友好。”
但关键还是在于北京自行管理天主教会。莫哲暐说：“中国政府无法切断中国教会跟教廷之间的关系……因为教徒最终都是忠于教皇的。那它就得有办法，既能控制地方教会，又不会引起极大反弹。北京需要跟教廷建立一个工作关系。”
2020年10月，中国宣布梵蒂冈已同意续签协议两年；2022年10月，中梵双方均确认再次续签了这份协议。2024年10月间，北京与教廷第三次续约。
教皇方济各在从新加坡返回罗马的飞机上说：“我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哪怕是主教任命方面，我们也能怀着善意来推展工作。我从国务卿（帕罗林枢机）那里听取了情况，我很满意。”
莫哲暐与梁洁芬修女均指出，不少教会人士一直质疑协议为何不公开。协议的任命主教办法有否违反《天主教法典》，也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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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中国官方任命的北京主教李山（中）在北京北堂主持复活节守夜礼期间向信众洒圣水。李山主教在中梵签署临时协议前已获得了教廷认可。
观察人士也指出，北京在签署临时协议后，已曾不止一次“犯规”。例如在2023年4月，中国官方教会自行调任沈斌为上海教区主教，梵蒂冈直到7月中才宣布教皇同意任命，但同时公开对中方单方面行动表达忧虑。
莫哲暐认为对沈斌任命问题的应对，反映现任教皇方济各比之前几任更愿意跟中国妥协。
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南怀仁研究中心创办人韩德力神父（Fr Jeroom Heyndrickx）长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传教。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临时协定是正面的。
但韩德力神父也对BBC国际台节目《调查》（The Enquiry, BBC World Service）说：“这样的关系很完美吗？不。无论如何都不是。沟通不太棒。既然如此，他们（梵蒂冈）该在中国有某种驻在，一个能处理直接沟通，甚至是日常沟通的办事处。”
2024年5月21日，在罗马举行的纪念上海中国主教会议召开100周年研讨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媒体记者说：“长久以来，我们都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presence），即使最初或许不能以宗座代表、圣座使馆的形式。”
这个表态引起了中梵建交——以及台梵断交——是否再次被提上日程的揣测。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称：“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我们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台湾外交部称：“密切关注梵中互动情形，并持续推动与教廷及天主教会在人道关怀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的核心价值，盼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体贡献。”
但同时，也有来自台湾的报道指出，帕罗林枢机所谈论的，是意大利《信使报》（Il Messagero）2022年9月曾报道，教廷已准备将常设办公室从香港迁到北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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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天主教香港教区总堂——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梵蒂冈直接管理香港教区之余，另设有半公开的外交代办处。
教廷一直有派驻“驻香港代办”，目前是戴旭华蒙席（Msgr José Luis Díaz-Mariblanca Sánchez），属教廷正式外交官。但他所领导的机构称为“宗座驻港考察团”（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直属教廷，不隶属天主教香港教区。
考察团与代办的存在并非秘密，但其办公地点不对外公开，据称是在九龙某处，路透社形容是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别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处网站的“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名单上也找不到考察团的存在。
莫哲暐博士对BBC中文说，长期以来，梵蒂冈透过考察团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教务，包括向获得教皇认可的中国主教转发任命文件与信物。
既然主教任命协议续约不成问题，梵蒂冈又为何选择在此时提高与北京互动的声调？莫哲暐认为，即将年届88岁的教皇方济各健康大不如前，他很有可能希望赶及在其任内——甚或说是在有生之年——能落实在北京设立据点和访问中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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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位于台北的梵蒂冈大使馆。教廷一直称其为“驻华”而非“驻台”使馆。
然而莫哲暐也对这位“未来驻华代表”能有多大的自由度抱有怀疑。
“设处就是教廷有个人能直接考察主教候选人，这是各地教廷大使的工作……就算北京让教廷设处，它会不会让你直接去联系地方主教？会不会让你直接考察主教候选人？大概不会。”
而这大概说明了为何天主教会内存在着对中梵临时协议保密的不满声音。梁洁芬修女说：“一个不适合的主教得到政府任命之后，要是教皇说不要这个人当主教，但结果第二次（中方）还是推荐他，第三次还是推荐他，那最终教皇的否决权便成了‘无权’，只能跟着共产党走。”
至于教皇方济各应否现在访华，梁洁芬修女说：“现在访问中国有何用处？只会等于增长习近平的名声而已。”
梁洁芬修女认为，教廷也希望现任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能做出“新的模式”。2021年12月就任香港主教的周守仁，2023年4月成为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访京期间曾说：“人民爱国是应该的。”
周守仁在同年7月被教皇方济各擢升为枢机，9月陪同方济各访问蒙古。教皇在蒙古布道时提及中国教徒，呼吁他们“成为好教徒、好公民”。
若是还没走到建交这一步，中梵关系是否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越南似乎能给出个答案。
1975年越战结束，越共统一政权驱逐原驻南越（西贡）宗座代表后，2023年7月，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在梵蒂冈会晤教皇方济各期间，河内政府与教廷签署协议，设立教廷办事处，首任驻越南宗座代表于2024年1月底到任。
总部设在曼谷的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曾引述观察人士称，教廷将与越南关系的演变视为与中国对话的范本。莫哲暐博士则对BBC中文说，教廷“想做示范，能否做得到还不知道”。
中梵外交往来史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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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石膏复制件——这篇碑文见证了基督教最初传华的事迹。
陕西西安的一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了唐朝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罗马帝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但罗马天主教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往来，实际是从蒙古与教廷外交开始。
1245年，教皇依诺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特使出访蒙古，劝谏正在西征的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英国汉学家暨神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对BBC国际台说，当时教皇国还有希望笼络蒙古族联手打击伊斯兰之意。
1271年，忽必烈以“中原正统”自称，正式建立元朝。元朝过后，虽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但中梵官方往来在明朝期间彻底中断。清朝建立后有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来华，但教廷反对“敬孔”、“敬祖”而引起中国皇帝不满的所谓礼仪之争，加上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取代葡萄牙控制在华“保教权”，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窒碍，使清代曾经出现的中梵建交努力徒劳无功。
“保教权”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彭马田对BBC说：“这讽刺地反映着2018年协议前的问题：当时在中国选谁当主教、总主教等神职人员，法国人说了算。他们从不咨询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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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竖立在北京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外的利玛窦铜像。利玛窦为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带来深远影响，但教廷彼时与大明并未走到遣使建交的一步。
【辛亥革命后的正式邦交】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中华民国成立，未几分裂为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教廷于1922年派遣刚恒毅总主教（Ab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到北京出任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但此时仍未算正式建交。
1924年5月，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主持了迄今唯一一次罗马天主教中国主教会议（又称全国教务会议），确立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担任重要职务的权利。1926年12月，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在罗马给首批中国籍主教祝圣。
1929年梵蒂冈城邦确立。二次大战进行中的1942年6月，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派遣谢寿康为首任中国驻教廷公使，中梵正式建交。
终战后的1946年4月11日，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宣布在中国成立“圣统制”——即在华各级罗马天主教教会正式接受教廷管辖——摩纳哥籍的黎培里总主教（Antonio Riberi）同年12月抵达南京，就任首任圣座驻华公使。翌年，黎培里任命美国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领导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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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1926年10月28日，罗马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一世为历史上首六位中国籍主教祝圣。这幅图画尝试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廷并未召回黎培里，且考虑到在华神职人员安全，曾欲马上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毛泽东政权对梵方不瞅不睬。1951年，北京以黎培里牵涉一起间谍阴谋，将其驱逐出境；1958年，华理柱主教在上海被捕，1960年被上海法院以间谍罪名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中共自办教会运动也开始生成——1950年4月13日，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同年9月23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跨宗派亲共基督教人士起草的《三自宣言》，提出中国教会应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1958年起自行选任主教并举行祝圣礼仪，即“自选自圣”；文革后的1980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与天主教爱国会组成官方“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
【文革中后期的“两个中国”】
图像加注文字，华理柱主教（左二）成为最后一位离开共产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基督教活动停摆，但在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有所接触之际，中梵关系也出现了一点转机——1970年7月10日，中共当局提前释放并驱逐华理柱主教。《纽约时报》曾形容，华理柱获释被视为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访华的重要信号。
1970年12月4日，保禄六世旋风式访问香港三个小时，在政府大球场（今香港大球场）讲道时说：“教会的使命就是爱。在讲这一句简单而崇高的话时，我们几乎感受到，所有中国人民，无分远近，全都环绕在我们四周。”
“为中国，耶稣基督也是老师、牧人、充满爱心的救赎者。教会不能不提出‘爱’这个好字，爱是永存不息的。”
在此之后，梵蒂冈对台湾本已提升了的外交等级又变相下调。台湾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者陈方中教授形容保禄六世“隐而未显”地奉行着“两个中国”政策——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互不影响。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文革过后，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于1979年实行，中国《刑法》同年颁布实施，写入了禁止妨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之后再有中共中央1982年第19号文件颁布，宗教活动从中共建政以来的各种运动中恢复。
在此之前，邓小平于1981年12月12日会见意大利访华政客时说：“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总理李鹏提出：“要十分警惕和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1996年12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发表《致在中国的教会》牧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尽管放心。一个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权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权利，受到尊重……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他的教会。”
图像来源，AFP
图像加注文字，作为若望保禄二世（右）的国务卿，索达诺枢机（左）有关搬迁大使馆的言论曾引起外界对北京与梵蒂冈建交的憧憬。
1999年2月11日，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枢机（Card Angelo Sodano）在会见记者时说：“我们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在中国的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说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这曾引起一阵骚动，但北京与梵蒂冈并未走到建交一步。
2000年10月1日，若望保禄二世给历史上87名中国教徒和33名赴华传教士册封为圣人，北京谴责此为梵蒂冈“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
一年后，教皇表达希望中国原谅教会过去错误的愿望，并促请北京当局与梵蒂冈建立直接关系。中国回应称中梵关系可以正常化，不过梵蒂冈必须同意“不以宗教问题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
【后若望保禄二世时代的转变】
2005年，在位26年多的若望保禄二世逝世，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继任，次年擢升时常公开批评中共政权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为享有教皇选举投票权的枢机，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公开质疑梵蒂冈试图重推1989年推翻波兰共产党的策略。
2007年5月，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大陆信众发表牧函，指出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奉行的“三自”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梵蒂冈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但教皇相信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愿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但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刘柏年认为牧函表达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和关心，希望中梵能早日建交。
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北京与教廷仍不时因主教任命问题争执，中国执法部门抓捕地下教会神职人员与信众事件也时有发生。
图像加注文字，教皇方济各（中）与习近平相差一天就任。
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辞职退休，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知名赴华传教士一样出身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Society of Jesus）的方济各3月13日当选继任。翌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方济各后来透露他当时已曾与习近平互通书信，他又在2014年8月前赴韩国访问时成为首位飞越中国领空的教皇。中梵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
方济各当时在返航的专机上对记者说：“你问我想去中国吗？肯定的，明天就想去。”
方济各至今仍未踏上中国领土，也没曾涉足台湾，但经过多年秘密谈判后，2018年9月的一纸临时性主教任命协议，成为迄今梵蒂冈与北京走得最近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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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教皇方济各就职造就台湾总统马英九（右二）出访梵蒂冈之机会。
中梵关系换了边，中国教徒处境就能改善吗？
随着“三自”体制建立，效忠于梵蒂冈教皇而非中共体制的中国罗马天主教徒转到地下活动。1980年代政府允许宗教活动恢复后，许多教徒仍只能在地下活动。
要说黎培里总主教当年留守南京试图接触中共毛泽东政权，是为了保护大陆信众与神职人员，那如今若能实现中梵建交，对不被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能有多大好处？
主教任命临时协议问世时，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便曾公开指责教廷“送羊入狼口”。他在2018年11月接受BBC第四广播电台（BBC Radio 4）采访时说：“订立了这份协议，梵蒂冈是在帮助他们（中国政府）打压地下教会。”
梵蒂冈万民福音部部长费洛尼枢机主教（Card Fernando Filoni）2019年4月在澳门说，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对中国教会的处境，以至于世界和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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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年反复强调要推动“宗教中国化”。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提倡“宗教中国化”，似乎与教廷希望参与中国教会发展的愿望背道而驰。
202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多项主张，包括“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
在临时协议快将到期之际，梵蒂冈在2024年6月宣布任命获得中国官方“一会一团”认可的杨永强为浙江杭州主教，得到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台湾中央社引述观察人士称，这意味着“宗教中国化”已出现修正。
8月下旬，官方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证实，天津教区为94岁的石鸿祯主教举行了就职礼。宗座外方传教会亚洲新闻（PIME Asia News）指出，石鸿祯主教早于1982年已获教廷认可，一直在地下教会服务。梵蒂冈很快便发声明，称教廷“满意”中国官方认可石鸿祯主教。
但才不过几天前，亚洲新闻报道，浙江温州神父金孟袖发表公开信，谴责当地警察于8月中旬“突袭”一座教堂，并抗议官方神父麻显士颁布堂区调整计划，称并非主教的麻显士无权作出此决定。
亚洲新闻指出，“多年来，温州教区一直是中国天主教徒痛苦处境的中心”。获教廷认可的温州教区地下主教邵祝敏不时被执法人员带走，温州当局2014年起以清拆违章建筑等理由强制拆除一些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也受到海外教会社群关注。
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坚持效忠教皇的中国罗马天主教教徒多会参与地下教会，但也因此不时面临执法部门抓捕。
2020年6月，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路透社报道，原教廷驻香港代办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 Corona）2022年3月卸任前，向一批在港天主教团体提出了他对香港教会发展的忧虑。报道并称教廷驻港代办处等已开始谨慎地将教廷档案运离香港。
报道称，何明哲蒙席对一群教会团体代表说：“改变将要来临，你最好作好准备。香港已不是天主教的滩头堡。”
2022年5月，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被国安警察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嫌拘捕，他迄今一直处于保释候查状态。自称有天主教信仰的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是他的行为犯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莫哲暐认为，目前的中国宗教政策并无改变，中梵若在此刻建交，不见得会给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带来显著改变。
梁洁芬修女认为，若梵蒂冈此刻与北京建交，恐怕无法面对那些持守对圣座忠贞多年的地下教会信众，与出卖他们无异。
但梁洁芬修女说：“我觉得不用梵蒂冈去保障中华大地信友的安全。他们信的是天主，不是梵蒂冈。”
梵蒂冈与中国延长主教任命协议
梵蒂冈表示，梵蒂冈将继续致力于“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造福中国天主教会和全体中国人民”。 Filippo Montefor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二，梵蒂冈和中国宣布双方已就延长一项协议达成一致，结束罗马天主教的中国主教任命问题上长达数十年的权力斗争。
该临时协议于2018年达成，并两次续签，此次将延长四年，尽管教会中的一些保守派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宗教自由和人权感到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二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还说，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接谈，持续推进中梵关系改善”。
梵蒂冈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以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为中国天主教会和整个中国人民谋福利”。
尽管协议内容从未公开，但大体看来，2018年的协议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教皇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以及他对中国主教的最终决定权。反过来，梵蒂冈将承认以前由中国政府任命并被教会逐出教会的主教的合法性。
周二，梵蒂冈在其网站上描述了自协议首次签署以来“彻底改变的情况”，指出已有10名主教被任命和祝圣，中国已正式承认“几名此前未被承认的主教的公共角色”。
但中国也违反协议，单方面进行任命，教皇方济各随后正式接受了这些任命。
罗马教廷和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断绝了关系，中国的天主教徒分为两派，一派参加政府批准的教会，另一派参加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据估计，中国有1000万至1200万天主教徒。
几十年来，梵蒂冈一直谨慎而坚持不懈地与中国政府就教会在中国的运作达成协议，认为有必要结束这种分裂。
为该协议辩护的人士说，它使得天主教会能在中国建立更大的影响力，并更好地满足那里天主教徒的牧灵需求。批评人士指责梵蒂冈给予中国过多的控制权，使威权政府合法化，并抛弃了数十年来遭受苦难的中国地下教会。前香港主教陈日君枢机在协议签署时警告说，教皇 “似乎并不理解”中国。
该协定在2020年首次续签时，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公开反对。时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警告，梵蒂冈正在危及其道德权威。
方济各在过去13个月里两次访问亚洲，他在两次访问中都表达了加强与中国关系的愿望，从未有教皇访问过中国。
方济各上月从新加坡回国后表示，他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方济各称这个国家是“教会的承诺和希望”，他说他想去那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钦佩和尊重中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