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习近平迎来他在中国执政的第二季，正式开启党国统治的升级版。 七年前习上台之际，极少人会预料到如今的情形。即使是习本人，恐怕也不敢确信他有能力开创中共统治的“新局面”。习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中国梦的远景目标的许诺，为此，他一边用反腐开路，整治官员；一边用专政工具压制舆论，打压异议者。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以及强军战略，也有助于巩固其权威、开创新局面。但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被（自）封为“核心”前，鉴于其政治成色和政治倾向的模糊不定，外界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处，还是存在很大争议。“五全”后，人们才恍然发觉，一个带有强烈习氏色彩的统治模式初步形成。 现在很清楚，习在过去的七年里，重点谋划两件事：一是谋求“黄袍”加身，建立个人专权；二是打造制度，对中共进行系统的组织改造，构筑新的统治模式。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政策杠杆是反腐，后者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党的政治建设。 但外界更关注的是他的反腐。由于个人权威的建立是取得一切宏图伟业的基础，反腐几乎贯穿其执政第一季的前后。他也确实通过开展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强度的反腐，将一大批高官，包括退休常委和军委副主席，送进了监狱，逆转了中共贪腐成性的政治生态，顺便也把自己不喜欢的政敌以反腐名义赶出了权力中心，做到了江胡两任总书记甚至邓小平都未做到的事，从而也建立起了个人仅次于毛的绝对权威。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习在执政第一季能够拿得出手的主要政绩。 然而，从有利中共长治久安的角度看，习对中共的组织化改造和制度重建，比反腐更重要和关键。但外界对习的这个“成就”有所忽视，实际它和反腐几乎同时进行。四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议程，并出台关于此问题的决定，表明他已完成了中共的基础制度体系骨架重建。习在有关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对此有明确阐述，称其是一个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以及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这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制度作保障，反腐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四中全会是习近平的个人胜利，经过七年党内的残酷斗争，他最终战胜了对手，虽然这个对手不一定是明确的某个政敌，这使习得以放心地让反腐谢幕。谢幕不是说不要反腐，反腐还会进行，中央委员层级的官员还会有人落马，但反腐将导入常态，不再以运动的形式出现，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四全”决定在这方面的表述就被大大削减，公报甚至对反腐不置一词。习近平就要通过这个信号，来安抚这几年受惊吓的干部，要他们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跟着他走。 反腐退场，制度加码。习近平为制度重建和改造党国端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盘大菜，然此菜虽冠以“现代化”的名号，可此现代化非彼现代化，习再怎么提治理现代化，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跟人们一般认为的现代化是两个概念和价值体系，且中共革命党的本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可改变的。“四全”的决定对此已表露无遗。习当然也想“熊和鱼掌兼得”，既要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又要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治理效果，但从决定看，本质上，习近平的治理现代化是要为中共的极权统治打造一个新样板。 要言之，假使中共过去对西方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发展模式虽不认同、不跟随，但尚意识到自身和西方的差距，对自己有些不自信或很不自信，还愿意在现代化的名号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和做法，那么习认为，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尤其他上台以来的国力跃进，足以说明，中国无须以西为师，中国自己就是师傅，党的这套制度和做法已经很好，中国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已经现代化，未来只需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完善。他的目标是到2050年中共建政100周年时，待这套体系完善成熟、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后，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能够和西方的治理文明相抗衡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文明。 故而“四全”的决定用“13个坚持”来概括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称它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其豪迈之情不言而喻。 然而细究其内容，完全是现在党国体系的一个升级版，习所做的，不过是将中共建政70年来已经成型的一整套统治经验和做法打包，他区别于前任的，是把这套统治体系推向阶段性极致，并冠之一个好听的“治理现代化”名号，给不明就里的人制造一种错觉，以为中共追求的是一种普适意义上的现代化。 习的这个党国体系的升级版，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进一步强化其个人对党的掌控和党对国家与人民的掌控，用其套用的毛氏政治语言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此，“四全”的决定特别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和军委主席绝对领导体制。 大体而言，可以把习近平精心构筑的党国体系升级版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党在国上、党大于国、党国一体、党即是国；二，在党内关系上，体现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导，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习近平，维护习的个人专权和威权；三，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体现为党要为人民服务，但党也负有教育引导人民之责任，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样，党宣称的“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被虚化，变成党替人民“作主”，习实际在伦理上要倡导的是，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回报，人民应该全心全意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四，在党和法的关系上，体现为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将自己的意志——其中又主要是习的个人意志——通过立法形式变成法律，虽然党声称一切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遵守法律，但党拥有超越法律的地位和特权，不受法律节制，习更是法律的裁判，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的真实含义，也即依习近平的规矩治国。 中共对上述四者有自己的理解，即党的全面领导、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表现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化。 除这些基本特征外，习近平的党国体系“升级版”，还体现在它不排除私有制和私人经济，不排除资本家和地主，这是因为党国的各级要员，很多本身（通过他们的家人）是资本家；另外，它虽然强调自力更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表示要创造新的举国体制，但也不会像舆论之前担心的那样闭关锁国，相反，它会更打开大门，拥抱世界，因为要把这套治国体系和统治模式推广，就必须将门打开，和世界至少是发展中国家融合在一起，并随时——只要有可能——向西方反向输送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从这个角度看，在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为求达到实效，中共有可能会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对中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严正拒绝西方的染指。 在习近平的设置中，这个建立在党国体系核心要素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升级版，不仅要管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还要管到2050年中共建政一百年时全面实现现代化，他的“雄心”其实远不止于2050年，他要把这套体系定格为永恒的统治模式，忝列于人类文明的大厦。由是观之，除非他的健康出现问题，或者这套体系在未来运行发生大危机，否则，在本届结束后，习可能还要做一两届十年，此后转入幕后，实行垂帘听政。 也就是说，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习正式进入他的执政第二季。在第一季完成了对干部队伍的整肃和改造，并再造制度体系这两大任务后，习在第二季将以超越的姿态，平衡各派势力，减少内部折腾和消耗，团结在其旗下，和衷共济，拼经济，抗外敌，伺机统一台湾。这是习的三大任务。 对他而言，政治的大事搞定后，经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毕竟，在中共合法性无法由政治提供的前提下，只有拼经济，做大做强中国经济，让更多民众得实惠，生活水平有大幅提高，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有资本和美国持续打贸易战。 另外，习近平在执政第二季，也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外部事务，包括强化战备，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突发事变。未来几年，世界将更加动荡，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会更加严峻，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会辐射和影响内部，这都使他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应对。 外部变化也涉及台湾。后者是中共的一块软肋，也是习梦寐以求的。习要成就历史地位，建立伟业，做中国的民族英雄，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完成中国统一，是他不能不做的。而明年台湾大选后，蔡英文当选的概率非常大，台湾独立的倾向也会非常明显，这里面充满很多变数，为习近平统一台湾提供机会。 不管外界和中国人民喜不喜欢，党国体系的升级版经由四中全会已铸就。这个体系目前看来牢不可破，有人用“完美极权”来形容。我不清楚如何破解它，但任何完美极权总有脆弱的一环。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习近平迎来他在中国执政的第二季，正式开启党国统治的升级版。
七年前习上台之际，极少人会预料到如今的情形。即使是习本人，恐怕也不敢确信他有能力开创中共统治的“新局面”。习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中国梦的远景目标的许诺，为此，他一边用反腐开路，整治官员；一边用专政工具压制舆论，打压异议者。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以及强军战略，也有助于巩固其权威、开创新局面。但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被（自）封为“核心”前，鉴于其政治成色和政治倾向的模糊不定，外界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处，还是存在很大争议。“五全”后，人们才恍然发觉，一个带有强烈习氏色彩的统治模式初步形成。
现在很清楚，习在过去的七年里，重点谋划两件事：一是谋求“黄袍”加身，建立个人专权；二是打造制度，对中共进行系统的组织改造，构筑新的统治模式。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政策杠杆是反腐，后者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党的政治建设。
但外界更关注的是他的反腐。由于个人权威的建立是取得一切宏图伟业的基础，反腐几乎贯穿其执政第一季的前后。他也确实通过开展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强度的反腐，将一大批高官，包括退休常委和军委副主席，送进了监狱，逆转了中共贪腐成性的政治生态，顺便也把自己不喜欢的政敌以反腐名义赶出了权力中心，做到了江胡两任总书记甚至邓小平都未做到的事，从而也建立起了个人仅次于毛的绝对权威。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习在执政第一季能够拿得出手的主要政绩。
然而，从有利中共长治久安的角度看，习对中共的组织化改造和制度重建，比反腐更重要和关键。但外界对习的这个“成就”有所忽视，实际它和反腐几乎同时进行。四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议程，并出台关于此问题的决定，表明他已完成了中共的基础制度体系骨架重建。习在有关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对此有明确阐述，称其是一个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以及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这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制度作保障，反腐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四中全会是习近平的个人胜利，经过七年党内的残酷斗争，他最终战胜了对手，虽然这个对手不一定是明确的某个政敌，这使习得以放心地让反腐谢幕。谢幕不是说不要反腐，反腐还会进行，中央委员层级的官员还会有人落马，但反腐将导入常态，不再以运动的形式出现，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四全”决定在这方面的表述就被大大削减，公报甚至对反腐不置一词。习近平就要通过这个信号，来安抚这几年受惊吓的干部，要他们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跟着他走。
反腐退场，制度加码。习近平为制度重建和改造党国端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盘大菜，然此菜虽冠以“现代化”的名号，可此现代化非彼现代化，习再怎么提治理现代化，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跟人们一般认为的现代化是两个概念和价值体系，且中共革命党的本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可改变的。“四全”的决定对此已表露无遗。习当然也想“熊和鱼掌兼得”，既要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又要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治理效果，但从决定看，本质上，习近平的治理现代化是要为中共的极权统治打造一个新样板。
要言之，假使中共过去对西方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发展模式虽不认同、不跟随，但尚意识到自身和西方的差距，对自己有些不自信或很不自信，还愿意在现代化的名号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和做法，那么习认为，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尤其他上台以来的国力跃进，足以说明，中国无须以西为师，中国自己就是师傅，党的这套制度和做法已经很好，中国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已经现代化，未来只需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完善。他的目标是到2050年中共建政100周年时，待这套体系完善成熟、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后，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能够和西方的治理文明相抗衡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文明。
故而“四全”的决定用“13个坚持”来概括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称它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其豪迈之情不言而喻。
然而细究其内容，完全是现在党国体系的一个升级版，习所做的，不过是将中共建政70年来已经成型的一整套统治经验和做法打包，他区别于前任的，是把这套统治体系推向阶段性极致，并冠之一个好听的“治理现代化”名号，给不明就里的人制造一种错觉，以为中共追求的是一种普适意义上的现代化。
习的这个党国体系的升级版，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进一步强化其个人对党的掌控和党对国家与人民的掌控，用其套用的毛氏政治语言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此，“四全”的决定特别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和军委主席绝对领导体制。
大体而言，可以把习近平精心构筑的党国体系升级版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党在国上、党大于国、党国一体、党即是国；二，在党内关系上，体现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导，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习近平，维护习的个人专权和威权；三，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体现为党要为人民服务，但党也负有教育引导人民之责任，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样，党宣称的“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被虚化，变成党替人民“作主”，习实际在伦理上要倡导的是，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回报，人民应该全心全意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四，在党和法的关系上，体现为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将自己的意志——其中又主要是习的个人意志——通过立法形式变成法律，虽然党声称一切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遵守法律，但党拥有超越法律的地位和特权，不受法律节制，习更是法律的裁判，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的真实含义，也即依习近平的规矩治国。
中共对上述四者有自己的理解，即党的全面领导、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表现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化。
除这些基本特征外，习近平的党国体系“升级版”，还体现在它不排除私有制和私人经济，不排除资本家和地主，这是因为党国的各级要员，很多本身（通过他们的家人）是资本家；另外，它虽然强调自力更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表示要创造新的举国体制，但也不会像舆论之前担心的那样闭关锁国，相反，它会更打开大门，拥抱世界，因为要把这套治国体系和统治模式推广，就必须将门打开，和世界至少是发展中国家融合在一起，并随时——只要有可能——向西方反向输送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从这个角度看，在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为求达到实效，中共有可能会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对中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严正拒绝西方的染指。
在习近平的设置中，这个建立在党国体系核心要素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升级版，不仅要管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还要管到2050年中共建政一百年时全面实现现代化，他的“雄心”其实远不止于2050年，他要把这套体系定格为永恒的统治模式，忝列于人类文明的大厦。由是观之，除非他的健康出现问题，或者这套体系在未来运行发生大危机，否则，在本届结束后，习可能还要做一两届十年，此后转入幕后，实行垂帘听政。
也就是说，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习正式进入他的执政第二季。在第一季完成了对干部队伍的整肃和改造，并再造制度体系这两大任务后，习在第二季将以超越的姿态，平衡各派势力，减少内部折腾和消耗，团结在其旗下，和衷共济，拼经济，抗外敌，伺机统一台湾。这是习的三大任务。
对他而言，政治的大事搞定后，经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毕竟，在中共合法性无法由政治提供的前提下，只有拼经济，做大做强中国经济，让更多民众得实惠，生活水平有大幅提高，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有资本和美国持续打贸易战。
另外，习近平在执政第二季，也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外部事务，包括强化战备，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突发事变。未来几年，世界将更加动荡，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会更加严峻，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会辐射和影响内部，这都使他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应对。
外部变化也涉及台湾。后者是中共的一块软肋，也是习梦寐以求的。习要成就历史地位，建立伟业，做中国的民族英雄，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完成中国统一，是他不能不做的。而明年台湾大选后，蔡英文当选的概率非常大，台湾独立的倾向也会非常明显，这里面充满很多变数，为习近平统一台湾提供机会。
不管外界和中国人民喜不喜欢，党国体系的升级版经由四中全会已铸就。这个体系目前看来牢不可破，有人用“完美极权”来形容。我不清楚如何破解它，但任何完美极权总有脆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