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时期的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两位亚洲专家，近日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新闻自由机构“美国笔会”（PEN America ）行政总裁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写道：“由于担心最初的否认和对疫情的管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北京在国内外展开积极的宣传运动，吹捧其应对疫情的‘德拉古（严厉）’方式，淡化自身在引发全球疫情中的作用，并将其努力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进行了有利的对比。”
中美关系因为新冠疫情再次变差。
这显然不是世界的好时机，也不是中美关系的好时机。美国总统川普重复地选择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型冠状病毒。鹰派国务卿蓬佩奥则称病毒为“武汉病毒”，对北京造成了极大冒犯。
总统和国务卿均批评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失败。但中国的发言人坚决反对他们对疫情不够透明的说法。
中国的社交媒体正在散布一些指有关这种大流行是由美军细菌战计划引起的消息；这些谣言吸引了不少关注。但科学家展示的病毒结构，显示病毒起源是完全天然的。
这不单是场“口水战”，一些涉及根本的事正在发生。
本月稍早，正当美国宣布对意大利等许多欧盟国家旅客关闭边境时，中国政府则宣布，向正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前沿的意大利派出医疗队伍和运送医疗物资，继而也向伊朗和塞尔维亚提供帮助。
这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时刻。这显示背后正进行一场信息战，中国渴望以新的全球参与者身份摆脱这场危机。确实，这是一场美国目前正在输掉的战斗。美国派遣了迟来的小型空军医疗设施到意大利，已难以扭转这一看法。
中国向身陷疫症的国家伸出援手。
所有国家的行政及政治系统在此时此刻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领导力变得特别珍贵。在任政治领袖如何把握时机，表达论述的清晰度以至动用国家资源去应对疫情的效率，最终这些均会被用来为政治领袖们定功过。
这一流行病袭来之时，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低潮，即使签订阶段性贸易协议，也难以缓和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中国和美国在重新布防，为亚太地区未来的潜在冲突进行公开准备。中国已经崛起，至少从区域层面来说，自身已成为军事超级大国。中国现在渴望获得其国际地位所要求的更广泛的地位。
这场大流行正威胁把中美关系推向更加困难的时期，而这对于这场危机的走向，以及世界从中的演变，都有重要的关系。当病毒被打败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将在帮助重建被摧毁的世界经济中担当关键角色。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援助对于对抗新冠病毒至关重要。需要继续分享医学数据和经济。中国是医疗设备和诸如口罩和保护服等即弃用品的一大生产商，这些东西对处理感染者来说是必须的，而且所需数量如天文数字般庞大。
中国在许多方面已是世界的医疗制造工厂，能够以多数国家不能实行的方式扩大生产。中国正在把握机遇，但正如川普的批评者所言，是川普正在“掉链子”。
川普政府起初未能接受这场危机有多严重，并将其视为主张“美国优先”，以及假定的美国系统优越性的又一次机会。 但目前面临危机的是全球领导能力。
奥巴马时期的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两位亚洲专家，近日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他们说，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正考验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而造成的缺口，填补其空缺，把自己呈现成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
冷嘲热讽是很容易。许多人都有疑问，大流行似乎源自中国，中国如何在这时候从中获益，坎贝尔和杜如松形容中国在这种时机寻求利益是“厚颜无耻”（Chutzpah）。北京最初如何应对武汉发生的疫情是隐秘的，但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可以有效和令人赞叹地调配资源。
新闻自由机构“美国笔会”（PEN America ）行政总裁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写道：“由于担心最初的否认和对疫情的管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北京在国内外展开积极的宣传运动，吹捧其应对疫情的‘德拉古（严厉）’方式，淡化自身在引发全球疫情中的作用，并将其努力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进行了有利的对比。”
美国纽约市宥有市民戴口罩出门。
许多西方评论员认为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和民族主义，他们担心疫情的影响和由此导致的经济放缓会加速这种趋势，但华盛顿全球地位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
美国的盟友正在留意，他们或许没有公开批评川普政府，但许多国家在对华态度上与美国已有明显差别，例如中国技术的安全性（华为争议）；以及伊朗和其他区域性议题。
中国透过在大流行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试图建立新的基准，在中国可能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时，在未来与各国建立不一样的关系。从中国与日韩连结应对疫情，以至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可以窥豹一斑。
坎贝尔和杜如松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特别用上英国没落来作比较。他们称，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拙劣的行动，“把英国力量的衰退暴露无遗，标志着英国称霸世界的终点。”
两人说：“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察觉到，如果不在此时站起来面对当下，那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是另一个‘苏伊士’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