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明远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今年以来，关于外资外企的讨论成为了经济领域热门话题之一，李强总理欧洲之行以及夏季达沃斯论坛都把稳外资和外企当做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积极成果，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苹果CEO库克、微软前董事长盖茨、路易威登（LVMH）集团总裁阿诺特等接连访华，中国依然是外资外企重视的投资热土。
有人要说，外资企业总数只不过占中国企业总数的2%，年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不足10%，对中国发展不过是一个“补充”而已，即便是外资萎缩一些，外商撤离一些，对我们经济总量是无关大局的，何必去那么重视呢？
实则不然。
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于其GDP占
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或者某个产业、某个经济区域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不可单纯根据产值总量，而是应该依据它们在整个经济运行中，价值链地位、生产链地位来衡量。
就比如说，珠三角或者沪苏杭分别不过占我国GDP的10%左右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城市，关键设备、零部件、软件、金融、外贸都要断供，中国经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瘫痪了。
它们实质承担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发动机或枢纽的作用。如果把长三角、珠三角同时剔除，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就要打80%以上的折扣，想一想还有什么企业和产业可以到国际上与先进水平比一比呢？
外企也是如此，虽然外企在GDP占比不足10%，但是贡献了22.5%的工业产值，28.3%的工业利润，16%的税收，38.7%的外贸，20.7%的研发投入。据估算，外企对GDP实际贡献率在20%-34%之间，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外企贡献率更大。
比如，在沪外资企业数量7万家，贡献了上海市约四分之一的GDP、约三分之一的税收、二分之一以上的规上工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二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在江苏的外资企业达21万家，每年贡献了约25%的税收，35%的就业，60%的外贸额（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省的70%以上）。
所以，外企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可有可无的补充，它与国企、民企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拉动力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不输于国企或民企的，也是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外资企业提升、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
从价值链和供应链角度来讲，外企都处于价值链的上层，以及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因此，如果外企撤资，对中国的经济繁荣影响将是全局性的，是中国目前阶段无法承受的损失。
我们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外商企业百强榜”为例，上榜企业有鸿海精密、大众、博世、宝马、三星、丰田、英特尔等等，这些企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都是全球价值链层级最高的企业投资的分公司，主导整个产业供应链；
第二，规模大，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达到7.6万亿，平均每家企业营收760亿，超过2022年度民企500强企业平均营收（750亿）；
第三，集中在科技和管理含量最高的行业，包括汽车（16家）、软件/半导体/电子元件（13家）消费品（12家）、生物医药（12家）、消费3C（8家）和金融财务（6家）等。
这些企业在华投资经营，对中国的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是，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现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抗西方的经济科技霸凌行为，最重要依托就是中国的供应链优势，使得西方不敢对中国采取过火行为。
而中国在全球四大产业——汽车、电子、通讯、纺织中的供应链中心地位，其中前三个都是因为外企在华投资而形成的。
比如，苹果以及过去的三星把中国作为最重要手机生产基地，由此中国获取了手机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东莞、苏州一带发达的手机供应链产业，都是围绕这两个企业产生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汽车供应链特别地位，也是依托上汽大众、华晨宝马、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等全球汽车巨头在华分公司发展起来的。
其次表现在，中国新兴的产业和企业，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托外企的技术外溢作用，以及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基础上产生的。
外企技术溢出对投资所在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学研究的共识。比如，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原动力系美企技术外溢，东南亚和四小龙腾飞系美日企业技术外溢，中国沿海工业化起步，则得益于美日及“四小龙”技术外溢，对于这个话题，江小涓等学者都有研究。
其实改革开放史、中国产业壮大史，就是不断从外商投资企业中学习，然后慢慢建立本土产业的历史。比如日本、韩国在北京、珠三角家电生产线的投资，催生了牡丹、康佳、TCL等家电行业企业，进一步带动了美的、格力等家电巨头的产生。我国广汽、北汽、上汽等本土汽车品牌，也是依赖日德美汽车行业技术外溢产生的。
并且，外商企业在华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大大降低了我国本土企业品牌的创新、创业成本，加快了发展效率。比如，全世界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最大的10个品牌，中国品牌占了6个，英法品牌甚至淡出前20，这跟全球汽车供应链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国有关。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甚至只要有创意就可以创业，生产端完全可以由本土发达供应链代工，而英法车企现在则需要克服种种贸易、技术和交流问题，到中国或德国采购组装，难度远远大于我国车企。
我们可以推测任由这些外企撤资，大幅向东南亚和印度等新兴地区转移的后果：中国供应链中心将会拱手让人，西方更会变本加厉制裁封锁中国；中国企业也失去技术和管理来源，在封闭环境下，技术和管理逐渐僵化；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供应链的依托，中国企业发展的成本大大加大，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也将严重削弱。
所以，逐渐剥离外资外企，不会增加经济安全，而是严重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一个国家处于相互连接的经济体系中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有利于进步的；国际资本和技术是紧密联系的，与外国资本脱钩，就是意味着与全球科技脱钩；一个国家依靠独立自主创新，可能会解决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问题，但是无法解决所有科技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外国的资本和技术。
扩大出口、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外资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外企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很有关键意义。
1998年以来，外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比例平均在45%左右，尤其是2003年-2010年间，达到60%左右。外企的净出口（贸易顺差）贡献率则更高，2011年达到85%，当年我国顺差额为1549亿美元，其中1305亿美元系由外企创造的。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2019年度出口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外企57家，而民企为30家、国企为13家。
尤其是在一些内地省份，由于本地民企不发达，在本地投资的外企成为参与全球化，进行外贸进出口的主力。比如河南省的出口额，70%以上是鸿海精密等企业创造的；在山西、云南、湖南、宁夏、青海等地，外企对出口贡献也达60%以上，尤其是青海超过90%，创全国纪录。
2022年，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三家公司共创造了8450亿出口额，超越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的25个省份，大约相当于中西部12个省份之和。所以，也不难想象外商撤离后，对中国出口外贸的影响。
基于外企的基础性贡献，中国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截至去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超过120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空前提高。
外企的巨额贸易顺差还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仅仅2000年至2018年，累计创汇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从改革开放45年历史看，整体贡献则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使得中国常年稳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位子。
因此，外企在华投资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帮助中国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帮助中国更好与世界衔接，并且为中国提供了稳定金融和引进技术设备的必要资本，成功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三个关键密码之一。
除了我们日常讨论的非金融领域的FDI（外商直接投资）之外，外商金融资本（主要有QFLP、QFII）等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知名企业创业初始阶段，都得到了海外金融资本的投资，比如，娃哈哈、京东得到过香港百富勤集团的投资，腾讯曾经得到南非报业集团（Naspers）MIH控股的投资，阿里巴巴得到过日本软银的投资。
在2008年以前，中国创业市场上的风险或私募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外，由于当时国内观念尚为落后，海外投资以超前意识注资新创企业，并不断提高其估值，对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成长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海外风投基金，中国很多世界级企业在初生阶段就要夭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代末国外风投、私募进入中国，累计有数万亿人民币资金进入中国产业投资。这些海外基金，既为很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也促使国内增加对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关注度，还让中国企业以高起点对接国外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活跃科创市场，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企业第二大来源国，与外国金融资本的撬动和发酵不无关系。
不过这种情况在2021年以来出现很大逆转，尤其是去年，外币投资额从2021年的1836亿锐减至1003亿，今年上1-5月外币基金投融资总额再比去年同期缩水40%以上，仅剩275亿，降落至8年前水平（清科集团2022年度研究报告，2023年1-5月份研究报告）。中国科创市场与海外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进而严重影响中国新兴科技领域企业的全球估值和影响力，这种情况是值得关注的。
防止“脱钩断链”：中国应该一如既往的欢迎外资企业
还有人或许要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需要外资外企过来帮助建设，现在发达了，就不需要外资外企了。这种认识也暴露了对国际经济的认知盲区，并不是只有穷国才需要外资，反而越是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越多。
其一，经济越发达，它与外部联系越紧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体运转和进步所需要的技术门类就越细化、越繁多，导致对贸易和外资越依赖；
其二，经济越发达它所蕴含的商机也越多，外资也更愿意进来。
所以，一个国家吸收外资多，不是落后的象征，反而是全球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的象征，是这个国家经济未来充满增长性的象征。
我们从二战以后FDI流向波动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实质存在两种循环：一种是FDI不断涌进，经济不断发展的正向循环；一种是FDI萎缩，全球对这个经济体看衰的，进而经济增长动力走向衰竭的负向循环。
在这70多年里，美国是保持全球第一大FDI吸收国的年份最久的国家，也得益于此不断形成正向循环，保持经济的旺盛活力；中国、日本、英国、巴西等国经济涨落，也跟FDI增减有密切关系，而很多“失败的国家”则是保持长期的负向循环。所以说，稳住FDI，就是稳住外部对中国发展的信心，稳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后从经济全球化现实情况看，二战结束后，全球产业资源越来越掌握在那些占据价值链最上游的跨国企业手中，比如，苹果、三星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手机供应链；宝马、大众、奔驰等汽车巨头主导了汽车供应链。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2021年全球的海外投资中，有93%以上是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大型跨国企业越来越掌握了全球供应链的统治权。
近几年西方一些政客，如特朗普主义者，为了捍卫所谓的国家利益，推动各个经济体之间脱钩。而这些跨国企业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脱钩断链将给他们带来严重损失。
因此，从外企最近几年的表现看，它们在用各种手段抵制政府的脱钩行为，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比如马斯克曾经多次公开批评美国打压中国做法，不断为中国说好话；即便是涉及敏感核心技术的高通、英特尔等也都在不断推动解除对华出口禁令。可见，外企与中国政府在反脱钩和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具有相当程度一致性。
现在有些人仇视一切外来（主要是西方）事物，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凡是外国的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我们的敌人。而其实，西方国内不是铁板一块，观点和利益差异较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与中国脱钩或作对。与跨国企业建立更紧密联系，对于孤立西方反华势力，弱化经济技术制裁政策执行效力，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科技秩序极为有利。
所以，重视外资、重视外企是中国经济复兴战略，乃至国际竞争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发展崛起与外资外企密不可分，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样也离不开外资外企。如果外资外企逐渐离开中国，将对中国是极大损伤，是中国不堪承受之重，同样，也是国际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
作者 | 王明远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今年以来，关于外资外企的讨论成为了经济领域热门话题之一，李强总理欧洲之行以及夏季达沃斯论坛都把稳外资和外企当做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积极成果，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苹果CEO库克、微软前董事长盖茨、路易威登（LVMH）集团总裁阿诺特等接连访华，中国依然是外资外企重视的投资热土。
有人要说，外资企业总数只不过占中国企业总数的2%，年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不足10%，对中国发展不过是一个“补充”而已，即便是外资萎缩一些，外商撤离一些，对我们经济总量是无关大局的，何必去那么重视呢？
实则不然。
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于其GDP占
比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或者某个产业、某个经济区域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不可单纯根据产值总量，而是应该依据它们在整个经济运行中，价值链地位、生产链地位来衡量。
就比如说，珠三角或者沪苏杭分别不过占我国GDP的10%左右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城市，关键设备、零部件、软件、金融、外贸都要断供，中国经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瘫痪了。
它们实质承担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发动机或枢纽的作用。如果把长三角、珠三角同时剔除，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就要打80%以上的折扣，想一想还有什么企业和产业可以到国际上与先进水平比一比呢？
外企也是如此，虽然外企在GDP占比不足10%，但是贡献了22.5%的工业产值，28.3%的工业利润，16%的税收，38.7%的外贸，20.7%的研发投入。据估算，外企对GDP实际贡献率在20%-34%之间，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外企贡献率更大。
比如，在沪外资企业数量7万家，贡献了上海市约四分之一的GDP、约三分之一的税收、二分之一以上的规上工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二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在江苏的外资企业达21万家，每年贡献了约25%的税收，35%的就业，60%的外贸额（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省的70%以上）。
所以，外企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可有可无的补充，它与国企、民企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拉动力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不输于国企或民企的，也是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外资企业提升、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
从价值链和供应链角度来讲，外企都处于价值链的上层，以及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因此，如果外企撤资，对中国的经济繁荣影响将是全局性的，是中国目前阶段无法承受的损失。
我们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外商企业百强榜”为例，上榜企业有鸿海精密、大众、博世、宝马、三星、丰田、英特尔等等，这些企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都是全球价值链层级最高的企业投资的分公司，主导整个产业供应链；
第二，规模大，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达到7.6万亿，平均每家企业营收760亿，超过2022年度民企500强企业平均营收（750亿）；
第三，集中在科技和管理含量最高的行业，包括汽车（16家）、软件/半导体/电子元件（13家）消费品（12家）、生物医药（12家）、消费3C（8家）和金融财务（6家）等。
这些企业在华投资经营，对中国的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是，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现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抗西方的经济科技霸凌行为，最重要依托就是中国的供应链优势，使得西方不敢对中国采取过火行为。
而中国在全球四大产业——汽车、电子、通讯、纺织中的供应链中心地位，其中前三个都是因为外企在华投资而形成的。
比如，苹果以及过去的三星把中国作为最重要手机生产基地，由此中国获取了手机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东莞、苏州一带发达的手机供应链产业，都是围绕这两个企业产生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汽车供应链特别地位，也是依托上汽大众、华晨宝马、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等全球汽车巨头在华分公司发展起来的。
其次表现在，中国新兴的产业和企业，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托外企的技术外溢作用，以及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基础上产生的。
外企技术溢出对投资所在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学研究的共识。比如，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原动力系美企技术外溢，东南亚和四小龙腾飞系美日企业技术外溢，中国沿海工业化起步，则得益于美日及“四小龙”技术外溢，对于这个话题，江小涓等学者都有研究。
其实改革开放史、中国产业壮大史，就是不断从外商投资企业中学习，然后慢慢建立本土产业的历史。比如日本、韩国在北京、珠三角家电生产线的投资，催生了牡丹、康佳、TCL等家电行业企业，进一步带动了美的、格力等家电巨头的产生。我国广汽、北汽、上汽等本土汽车品牌，也是依赖日德美汽车行业技术外溢产生的。
并且，外商企业在华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大大降低了我国本土企业品牌的创新、创业成本，加快了发展效率。比如，全世界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最大的10个品牌，中国品牌占了6个，英法品牌甚至淡出前20，这跟全球汽车供应链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国有关。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甚至只要有创意就可以创业，生产端完全可以由本土发达供应链代工，而英法车企现在则需要克服种种贸易、技术和交流问题，到中国或德国采购组装，难度远远大于我国车企。
我们可以推测任由这些外企撤资，大幅向东南亚和印度等新兴地区转移的后果：中国供应链中心将会拱手让人，西方更会变本加厉制裁封锁中国；中国企业也失去技术和管理来源，在封闭环境下，技术和管理逐渐僵化；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供应链的依托，中国企业发展的成本大大加大，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也将严重削弱。
所以，逐渐剥离外资外企，不会增加经济安全，而是严重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一个国家处于相互连接的经济体系中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有利于进步的；国际资本和技术是紧密联系的，与外国资本脱钩，就是意味着与全球科技脱钩；一个国家依靠独立自主创新，可能会解决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问题，但是无法解决所有科技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外国的资本和技术。
扩大出口、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外资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外企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很有关键意义。
1998年以来，外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比例平均在45%左右，尤其是2003年-2010年间，达到60%左右。外企的净出口（贸易顺差）贡献率则更高，2011年达到85%，当年我国顺差额为1549亿美元，其中1305亿美元系由外企创造的。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2019年度出口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外企57家，而民企为30家、国企为13家。
尤其是在一些内地省份，由于本地民企不发达，在本地投资的外企成为参与全球化，进行外贸进出口的主力。比如河南省的出口额，70%以上是鸿海精密等企业创造的；在山西、云南、湖南、宁夏、青海等地，外企对出口贡献也达60%以上，尤其是青海超过90%，创全国纪录。
2022年，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三家公司共创造了8450亿出口额，超越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的25个省份，大约相当于中西部12个省份之和。所以，也不难想象外商撤离后，对中国出口外贸的影响。
基于外企的基础性贡献，中国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截至去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超过120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空前提高。
外企的巨额贸易顺差还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仅仅2000年至2018年，累计创汇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从改革开放45年历史看，整体贡献则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使得中国常年稳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位子。
因此，外企在华投资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帮助中国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帮助中国更好与世界衔接，并且为中国提供了稳定金融和引进技术设备的必要资本，成功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三个关键密码之一。
除了我们日常讨论的非金融领域的FDI（外商直接投资）之外，外商金融资本（主要有QFLP、QFII）等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知名企业创业初始阶段，都得到了海外金融资本的投资，比如，娃哈哈、京东得到过香港百富勤集团的投资，腾讯曾经得到南非报业集团（Naspers）MIH控股的投资，阿里巴巴得到过日本软银的投资。
在2008年以前，中国创业市场上的风险或私募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外，由于当时国内观念尚为落后，海外投资以超前意识注资新创企业，并不断提高其估值，对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成长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海外风投基金，中国很多世界级企业在初生阶段就要夭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代末国外风投、私募进入中国，累计有数万亿人民币资金进入中国产业投资。这些海外基金，既为很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也促使国内增加对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关注度，还让中国企业以高起点对接国外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活跃科创市场，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企业第二大来源国，与外国金融资本的撬动和发酵不无关系。
不过这种情况在2021年以来出现很大逆转，尤其是去年，外币投资额从2021年的1836亿锐减至1003亿，今年上1-5月外币基金投融资总额再比去年同期缩水40%以上，仅剩275亿，降落至8年前水平（清科集团2022年度研究报告，2023年1-5月份研究报告）。中国科创市场与海外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进而严重影响中国新兴科技领域企业的全球估值和影响力，这种情况是值得关注的。
防止“脱钩断链”：中国应该一如既往的欢迎外资企业
还有人或许要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需要外资外企过来帮助建设，现在发达了，就不需要外资外企了。这种认识也暴露了对国际经济的认知盲区，并不是只有穷国才需要外资，反而越是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越多。
其一，经济越发达，它与外部联系越紧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体运转和进步所需要的技术门类就越细化、越繁多，导致对贸易和外资越依赖；
其二，经济越发达它所蕴含的商机也越多，外资也更愿意进来。
所以，一个国家吸收外资多，不是落后的象征，反而是全球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的象征，是这个国家经济未来充满增长性的象征。
我们从二战以后FDI流向波动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实质存在两种循环：一种是FDI不断涌进，经济不断发展的正向循环；一种是FDI萎缩，全球对这个经济体看衰的，进而经济增长动力走向衰竭的负向循环。
在这70多年里，美国是保持全球第一大FDI吸收国的年份最久的国家，也得益于此不断形成正向循环，保持经济的旺盛活力；中国、日本、英国、巴西等国经济涨落，也跟FDI增减有密切关系，而很多“失败的国家”则是保持长期的负向循环。所以说，稳住FDI，就是稳住外部对中国发展的信心，稳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后从经济全球化现实情况看，二战结束后，全球产业资源越来越掌握在那些占据价值链最上游的跨国企业手中，比如，苹果、三星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手机供应链；宝马、大众、奔驰等汽车巨头主导了汽车供应链。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2021年全球的海外投资中，有93%以上是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大型跨国企业越来越掌握了全球供应链的统治权。
近几年西方一些政客，如特朗普主义者，为了捍卫所谓的国家利益，推动各个经济体之间脱钩。而这些跨国企业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脱钩断链将给他们带来严重损失。
因此，从外企最近几年的表现看，它们在用各种手段抵制政府的脱钩行为，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比如马斯克曾经多次公开批评美国打压中国做法，不断为中国说好话；即便是涉及敏感核心技术的高通、英特尔等也都在不断推动解除对华出口禁令。可见，外企与中国政府在反脱钩和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具有相当程度一致性。
现在有些人仇视一切外来（主要是西方）事物，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凡是外国的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我们的敌人。而其实，西方国内不是铁板一块，观点和利益差异较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与中国脱钩或作对。与跨国企业建立更紧密联系，对于孤立西方反华势力，弱化经济技术制裁政策执行效力，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科技秩序极为有利。
所以，重视外资、重视外企是中国经济复兴战略，乃至国际竞争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发展崛起与外资外企密不可分，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样也离不开外资外企。如果外资外企逐渐离开中国，将对中国是极大损伤，是中国不堪承受之重，同样，也是国际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