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头人》剧照
今天的推送摘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审查
当我抵达仰光，首先拜访的是好朋友葛叶（Ko Ye），他是研究缅甸军政府管控思想的专家。葛叶已经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开发行之前，政府审查员会检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缅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仰光可以维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为这种严密的审查机制。
葛叶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高脚凳上，他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用快燃尽的烟点起另一支烟，然后开始他最擅长的话题：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the 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PRSD，以下简称新闻局）。新闻局由军情局领导，是不折不扣的审查部队。它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负责从每一件印刷品中——无论学校课本、杂志、日历还是歌词——搜寻涉嫌反政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和每一幅图画。葛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杂志。在粗糙的灰色纸张上，印满短篇故事、关于电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资料介绍。他翻开杂志，向我展示审查者用粉红色荧光笔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页面所显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个涂画处，都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字：“删”。
“为什么是这几张？”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哪怕审查机构的人员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新闻局有11条宽泛的规则，规定哪些主题不能触碰，但规则语焉不详。他们禁止：
●任何“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谐和公共秩序”的内容；
●任何“错误思潮”和“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
●任何虽然在事实上正确，但是“时间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内容。
“他们从不向我们具体说明为什么有些内容被禁止，”葛叶说，“我们只能猜测。”明确的忌讳是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1988年人民起义和“民主”这个词。每个月编辑都会接到新增的禁令——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变幻莫测，取决于缅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与葛叶会面时，禁令包括“大米”（严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须限额供应）和黄金（上涨的黄金价格进一步说明缅甸的经济困境）。最近几个月，由于缅甸与近邻泰国发生政治冲突，新闻局决定将任何涉及泰国的内容从新闻里删除。葛叶说，这波及任何与泰国有关的内容，包括所有与泰国人有关的内容、所有泰国产品的广告。有一本月刊出于疏忽刊登了一条泰国公司的广告，新闻局将该期杂志全部查禁。新闻局的禁令也经常包括国际新闻。那些可能紧密影射缅甸自己历史的报道，比如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义和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将军的突然下台，都在缅甸的报纸和杂志上无影无踪。
“他们不仅禁止政治议题。”他接着说。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达缅甸之后火车票价刚刚涨了四倍，也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或者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信息。“将军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国家的坏消息出现在印刷品上。”葛叶解释说。
1914年，一部叫作《凯瑟琳历险记》的电影被缅甸的英国政府查禁。电影讲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为原型的虚构地区的冒险经历。审查者甚至不需要看过电影。他们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宣传手册，用红色蜡笔圈住他们不喜欢的语句。一处是不幸的凯瑟琳被卖到奴隶市场，另一处是有人夸口：“你将看到她被狂热的土著捆起来！”英国政府感到，让一名白人女性处于这么一个难堪的处境是有失颜面的，有可能让缅甸观众动坏脑筋。当局对媒体如何呈现英国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体批评都视为对王国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1933年，缅甸的英国审查者禁止了颇负盛名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这部电影呈现了国王用手进餐狼吞虎咽的模样，他们不希望一名英国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进餐，虽然今天很多缅甸人依然保有这种饮食习惯。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法——人称“封口令”——他们审查报纸和杂志，查禁书籍。［《爱经》和《我的奋斗》被双双列入他们的禁书目录。］任何被审查者贴上“恶意”“煽动”或“异议”标签的内容，相关负责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从英国独立后的短短十年里，缅甸经过一段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出版时期。但是当奈温掌握政权，他沿袭了英国的旧式法律，重新管制媒体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近年来，既有的法律不断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出版控制。当局不断升级所有在职作家和编辑的背景资料。就像在英国时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额罚金或被判入狱。一名出版商正面临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许可就印刷了学生的活页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诗歌和校园新闻。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书时超出了登记的200册印数，他被重罚，同时公司停业半年，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让他破产。“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葛叶说，“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无论什么题材，写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编辑自然越来越小心翼翼。”
杂志编辑的处境尤其困难。杂志在印出之后送交审查委员会，如果审查者要求更换内容，编辑必须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过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页码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涂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银色、金色颜料（所以你无法把纸举到光下辨认其中的内容）。比如在1984年，有一名杂志编辑试图刊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译文选段，审查者把这些内容撕掉。如今新闻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众看到媒体被审查。但是，葛叶向我解说如何暗示内容是否被删。因为编辑团队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难有时间重写文章，他们会预先准备一些内容填补审查者制造出的空白。葛叶向我展示了一本杂志，编辑用广告填补了杂志上的空白。他说，你可以通过广告数量判断审查有多么严重。我翻阅了一遍杂志，数出6页四分之一版，7页半版和3页整版广告。
葛叶从他的伦敦牌烟盒里敲出最后一支香烟。“新闻局在过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缅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说，“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新闻局制造的被筛选出的现实里。”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阅读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小说，那时正值缅甸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他的儿子惊讶地发现缅甸曾经存在一段可以批评政府的时期。当然，他知道可以关起门来批评政府（他已经无数次听到父亲批评政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这样做。“总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迁徙自由，”葛叶这样评价当局，“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们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们会在一个月内下台。”
反审查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它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胡说！”当我把奥威尔的随笔给一名年轻的缅甸作家看，他这样说。“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 Stree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战地对我说，“你会发现文学在缅甸离死亡还很遥远。”潘索丹大街被人们亲切地叫作“街边大学”。这是一条正好穿过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里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你触目可及的地方都是书，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临时的木架上：有落满灰尘的老旧英语经典，科学教科书，新出版的缅甸小说，英语系学生用书，旧殖民时期的地方志，当代缅甸诗歌和短篇小说选，世界各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每月出版的书籍大概有100种，同时有超过100种杂志和80种周刊。显而易见，当局的铁腕审查无法摧毁阅读和书写的愿望。
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缅甸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如何让信息绕过审查方面技巧炉火纯青。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则讲述一群狼袭击一头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昂山素季坚持不懈地反对着当局对她的党派的长期压制。退休教师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奥威尔读书会成员，用整整一个下午告诉我卡通片《狮子王》实际在讲缅甸故事。被迫离开故土的年轻狮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亲与昂山素季的父亲一样，死于谋杀。刀疤（Scar）是奈温，这头罪恶的狮子夺取权力之后，把一个曾经美好的王国变成一片焦土，动物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被迫奔走他乡。最后，屯林高兴地提醒我，辛巴打败了罪恶的元首，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河水碧波荡漾，所有的动物和平相处。
讽喻不是躲避审查的唯一方式。杂志编辑会刊登介绍瑞典医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读者把它与医保名存实亡的缅甸相比较。一些出版商翻译出版后现代主义和结构理论等思想流派的导读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努力削弱他们的制度，”一名翻译者告诉我，“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
我在仰光的时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像缅甸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很多年。他将近50岁，语调温和，他开口说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经常像默剧演员一样挥舞手势。“我写的故事都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为原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经常重点写到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生存的贫困状况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虽然他仍然设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写的很多故事现在只能储存于大脑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说。在监狱期间，他被禁止写作，所以他擅长把故事记在大脑里。他向我讲述了一则故事，关于想象的力量。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老人，负责清扫监狱长住处周围的地面。这块区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内，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时间把它清扫干净。作家同情这位老人，决定节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饭，与他分享。米饭非常低劣——几乎难以下咽——但是作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饭给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之后风卷残云地把米饭吃光，仿佛米饭是他曾经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这么难吃的米饭，你怎么如同享受美味？”作家问。老人回答，每天清扫地面的时候，监狱长太太在为全家煮饭，厨房都会飘来诱人的味道。当他吃米饭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猪肉咖喱炖土豆，他一边吃饭一边让味道在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简单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后说，“但是我无法发表这个故事。”
我在缅甸遇到的作家，几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书被审查委员会查禁。因此，在缅甸存在一种关于无法出版书籍——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故事和不见天日的手稿——的秘密记忆。一些作家会写下明知不可能在当局统治之下获许公开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溃的电脑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记下通过小道消息了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我也遇到一名历史学者，他正在忙于编撰缅甸东部掸邦（Shan State）的当代历史。那是一部军政府如何对掸邦进行军事占领的历史，他解释：“我知道这不会被出版，但是我必须写出。我必须留下记录：至少它会在这里，或许有一天……”
就像一名缅甸作家向我开玩笑所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自由。”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以温斯顿·史密斯走进他破旧的寓所作为开篇。温斯顿躲进浅浅的壁龛，那里有几英寸的空间在电幕虎视眈眈的视线之外。他坐在那里，拿着一本空白笔记本，里面是乳白色纸张，他的手里是一支偷偷买到的笔。当他在即将成为日记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下日期时，他怀疑能写给谁看，因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向任何人出示这本日记，都是不安全的。他开始记录前一天的事情，中间不停地被各种事情打断，然后他把笔放到墨水池里，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枕头人》剧照
今天的推送摘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审查
当我抵达仰光，首先拜访的是好朋友葛叶（Ko Ye），他是研究缅甸军政府管控思想的专家。葛叶已经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开发行之前，政府审查员会检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缅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仰光可以维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为这种严密的审查机制。
葛叶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高脚凳上，他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用快燃尽的烟点起另一支烟，然后开始他最擅长的话题：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the 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PRSD，以下简称新闻局）。新闻局由军情局领导，是不折不扣的审查部队。它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负责从每一件印刷品中——无论学校课本、杂志、日历还是歌词——搜寻涉嫌反政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和每一幅图画。葛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杂志。在粗糙的灰色纸张上，印满短篇故事、关于电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资料介绍。他翻开杂志，向我展示审查者用粉红色荧光笔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页面所显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个涂画处，都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字：“删”。
“为什么是这几张？”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哪怕审查机构的人员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新闻局有11条宽泛的规则，规定哪些主题不能触碰，但规则语焉不详。他们禁止：
●任何“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谐和公共秩序”的内容；
●任何“错误思潮”和“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
●任何虽然在事实上正确，但是“时间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内容。
“他们从不向我们具体说明为什么有些内容被禁止，”葛叶说，“我们只能猜测。”明确的忌讳是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1988年人民起义和“民主”这个词。每个月编辑都会接到新增的禁令——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变幻莫测，取决于缅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与葛叶会面时，禁令包括“大米”（严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须限额供应）和黄金（上涨的黄金价格进一步说明缅甸的经济困境）。最近几个月，由于缅甸与近邻泰国发生政治冲突，新闻局决定将任何涉及泰国的内容从新闻里删除。葛叶说，这波及任何与泰国有关的内容，包括所有与泰国人有关的内容、所有泰国产品的广告。有一本月刊出于疏忽刊登了一条泰国公司的广告，新闻局将该期杂志全部查禁。新闻局的禁令也经常包括国际新闻。那些可能紧密影射缅甸自己历史的报道，比如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义和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将军的突然下台，都在缅甸的报纸和杂志上无影无踪。
“他们不仅禁止政治议题。”他接着说。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达缅甸之后火车票价刚刚涨了四倍，也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或者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信息。“将军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国家的坏消息出现在印刷品上。”葛叶解释说。
1914年，一部叫作《凯瑟琳历险记》的电影被缅甸的英国政府查禁。电影讲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为原型的虚构地区的冒险经历。审查者甚至不需要看过电影。他们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宣传手册，用红色蜡笔圈住他们不喜欢的语句。一处是不幸的凯瑟琳被卖到奴隶市场，另一处是有人夸口：“你将看到她被狂热的土著捆起来！”英国政府感到，让一名白人女性处于这么一个难堪的处境是有失颜面的，有可能让缅甸观众动坏脑筋。当局对媒体如何呈现英国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体批评都视为对王国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1933年，缅甸的英国审查者禁止了颇负盛名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这部电影呈现了国王用手进餐狼吞虎咽的模样，他们不希望一名英国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进餐，虽然今天很多缅甸人依然保有这种饮食习惯。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法——人称“封口令”——他们审查报纸和杂志，查禁书籍。［《爱经》和《我的奋斗》被双双列入他们的禁书目录。］任何被审查者贴上“恶意”“煽动”或“异议”标签的内容，相关负责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从英国独立后的短短十年里，缅甸经过一段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出版时期。但是当奈温掌握政权，他沿袭了英国的旧式法律，重新管制媒体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近年来，既有的法律不断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出版控制。当局不断升级所有在职作家和编辑的背景资料。就像在英国时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额罚金或被判入狱。一名出版商正面临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许可就印刷了学生的活页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诗歌和校园新闻。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书时超出了登记的200册印数，他被重罚，同时公司停业半年，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让他破产。“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葛叶说，“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无论什么题材，写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编辑自然越来越小心翼翼。”
杂志编辑的处境尤其困难。杂志在印出之后送交审查委员会，如果审查者要求更换内容，编辑必须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过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页码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涂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银色、金色颜料（所以你无法把纸举到光下辨认其中的内容）。比如在1984年，有一名杂志编辑试图刊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译文选段，审查者把这些内容撕掉。如今新闻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众看到媒体被审查。但是，葛叶向我解说如何暗示内容是否被删。因为编辑团队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难有时间重写文章，他们会预先准备一些内容填补审查者制造出的空白。葛叶向我展示了一本杂志，编辑用广告填补了杂志上的空白。他说，你可以通过广告数量判断审查有多么严重。我翻阅了一遍杂志，数出6页四分之一版，7页半版和3页整版广告。
葛叶从他的伦敦牌烟盒里敲出最后一支香烟。“新闻局在过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缅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说，“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新闻局制造的被筛选出的现实里。”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阅读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小说，那时正值缅甸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他的儿子惊讶地发现缅甸曾经存在一段可以批评政府的时期。当然，他知道可以关起门来批评政府（他已经无数次听到父亲批评政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这样做。“总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迁徙自由，”葛叶这样评价当局，“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们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们会在一个月内下台。”
反审查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它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胡说！”当我把奥威尔的随笔给一名年轻的缅甸作家看，他这样说。“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 Stree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战地对我说，“你会发现文学在缅甸离死亡还很遥远。”潘索丹大街被人们亲切地叫作“街边大学”。这是一条正好穿过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里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你触目可及的地方都是书，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临时的木架上：有落满灰尘的老旧英语经典，科学教科书，新出版的缅甸小说，英语系学生用书，旧殖民时期的地方志，当代缅甸诗歌和短篇小说选，世界各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每月出版的书籍大概有100种，同时有超过100种杂志和80种周刊。显而易见，当局的铁腕审查无法摧毁阅读和书写的愿望。
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缅甸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如何让信息绕过审查方面技巧炉火纯青。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则讲述一群狼袭击一头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昂山素季坚持不懈地反对着当局对她的党派的长期压制。退休教师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奥威尔读书会成员，用整整一个下午告诉我卡通片《狮子王》实际在讲缅甸故事。被迫离开故土的年轻狮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亲与昂山素季的父亲一样，死于谋杀。刀疤（Scar）是奈温，这头罪恶的狮子夺取权力之后，把一个曾经美好的王国变成一片焦土，动物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被迫奔走他乡。最后，屯林高兴地提醒我，辛巴打败了罪恶的元首，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河水碧波荡漾，所有的动物和平相处。
讽喻不是躲避审查的唯一方式。杂志编辑会刊登介绍瑞典医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读者把它与医保名存实亡的缅甸相比较。一些出版商翻译出版后现代主义和结构理论等思想流派的导读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努力削弱他们的制度，”一名翻译者告诉我，“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
我在仰光的时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像缅甸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很多年。他将近50岁，语调温和，他开口说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经常像默剧演员一样挥舞手势。“我写的故事都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为原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经常重点写到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生存的贫困状况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虽然他仍然设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写的很多故事现在只能储存于大脑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说。在监狱期间，他被禁止写作，所以他擅长把故事记在大脑里。他向我讲述了一则故事，关于想象的力量。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老人，负责清扫监狱长住处周围的地面。这块区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内，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时间把它清扫干净。作家同情这位老人，决定节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饭，与他分享。米饭非常低劣——几乎难以下咽——但是作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饭给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之后风卷残云地把米饭吃光，仿佛米饭是他曾经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这么难吃的米饭，你怎么如同享受美味？”作家问。老人回答，每天清扫地面的时候，监狱长太太在为全家煮饭，厨房都会飘来诱人的味道。当他吃米饭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猪肉咖喱炖土豆，他一边吃饭一边让味道在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简单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后说，“但是我无法发表这个故事。”
我在缅甸遇到的作家，几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书被审查委员会查禁。因此，在缅甸存在一种关于无法出版书籍——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故事和不见天日的手稿——的秘密记忆。一些作家会写下明知不可能在当局统治之下获许公开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溃的电脑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记下通过小道消息了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我也遇到一名历史学者，他正在忙于编撰缅甸东部掸邦（Shan State）的当代历史。那是一部军政府如何对掸邦进行军事占领的历史，他解释：“我知道这不会被出版，但是我必须写出。我必须留下记录：至少它会在这里，或许有一天……”
就像一名缅甸作家向我开玩笑所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自由。”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以温斯顿·史密斯走进他破旧的寓所作为开篇。温斯顿躲进浅浅的壁龛，那里有几英寸的空间在电幕虎视眈眈的视线之外。他坐在那里，拿着一本空白笔记本，里面是乳白色纸张，他的手里是一支偷偷买到的笔。当他在即将成为日记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下日期时，他怀疑能写给谁看，因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向任何人出示这本日记，都是不安全的。他开始记录前一天的事情，中间不停地被各种事情打断，然后他把笔放到墨水池里，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