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对防疫的许多重大问题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存在深度争议，而把它们真正搞清楚并且形成社会共识，包括各界的共识和官民共识，对我们今后更加精准施策至关重要。这些重大问题包括： 第一，奥密克戎毒株到底尚存多大危害？ 奥密克戎新变种的毒性有所下降，致死率同时下降，已为公众熟知。然而另一种认识强调，奥密克戎新变种达到前所未有的感染活跃度，形成人类任何疾病都不曾有过的庞大感染基数，这会导致虽然病毒毒性降低了，但死亡人数仍然很高的结果。如何科学看待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客观评估奥密克戎毒株新变种的实际危害程度呢？另外，国外有一些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报道，奥密克戎导致长新冠的几率有多大，多严重？这些都需要专家给出准确、权威的论述，首先要在专家之间形成共识，得出明确的集体结论，并且要在我们社会上形成广泛的信服力。 第二，防疫究竟造成了哪些损失？如果取消防疫，是否会有别的损失？两种损失、特别是不同情况的经济损失如何权衡？ 关于次生灾难的问题，网上不断出现很有冲击力的个案，一些人坚定地认为它们就是“次生灾难”的缩影，另一种主张则认为，自杀、流产等现象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当防疫面十分巨大时，与那些悲剧发生的几率势必形成某种重合，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还有防疫造成的经济问题是否会有长期后果？亲情和快乐损失的属性该如何定义？ 第三，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既把疫情防住又不造成经济损失当然是最好的，“既要又要”的需求原点其实是老百姓，大多数人显然不希望自己、特别是不希望家里的老人或孩子感染上。但是眼看着防疫的挑战越来越大，城市被迫封控的频率越来越高，当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大多数人究竟是愿意继续采取忍一时而换长时间平安，还是更希望保经济，也就是保个人收入以及保正常生活方式，并且宁愿为此承受感染以及连带风险呢？换句话说，如果“既要又要”就是做不到，需要相对侧重一头时，大多数民众希望侧重哪一头呢？
第四，是否真的不存在“中间道路”？ 也就是说，如果新增感染清不了零，能做到控制感染总规模，把重症和死亡清零作为奋斗目标，形成守不住外城但守住内城的策略延伸吗？很多人相信或者清零，或者“放开”，这样的绝对主张成立吗？ 我认为这些都是防疫客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即使人们有主观上的不同认识，但那些认识的相互关系和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客观的，把它们都真正搞清楚，对国家下一步科学精准施策具有根本意义。 现在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太多，缺乏基本共识，这样的态度分裂对国家肯定是不利的。 防疫政策的制定权无疑要由国家掌握，具体策略则需因时因势不断调整，并与民意形成最大协调。全社会的科学精神越强，共识越多，越有利于国家防疫的精准求实，取得最有利于全社会集体利益，也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期待的效果。
当前我们对防疫的许多重大问题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存在深度争议，而把它们真正搞清楚并且形成社会共识，包括各界的共识和官民共识，对我们今后更加精准施策至关重要。这些重大问题包括：
第二，防疫究竟造成了哪些损失？如果取消防疫，是否会有别的损失？两种损失、特别是不同情况的经济损失如何权衡？
第一，奥密克戎毒株到底尚存多大危害？
奥密克戎新变种的毒性有所下降，致死率同时下降，已为公众熟知。然而另一种认识强调，奥密克戎新变种达到前所未有的感染活跃度，形成人类任何疾病都不曾有过的庞大感染基数，这会导致虽然病毒毒性降低了，但死亡人数仍然很高的结果。如何科学看待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客观评估奥密克戎毒株新变种的实际危害程度呢？另外，国外有一些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报道，奥密克戎导致长新冠的几率有多大，多严重？这些都需要专家给出准确、权威的论述，首先要在专家之间形成共识，得出明确的集体结论，并且要在我们社会上形成广泛的信服力。
关于次生灾难的问题，网上不断出现很有冲击力的个案，一些人坚定地认为它们就是“次生灾难”的缩影，另一种主张则认为，自杀、流产等现象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当防疫面十分巨大时，与那些悲剧发生的几率势必形成某种重合，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还有防疫造成的经济问题是否会有长期后果？亲情和快乐损失的属性该如何定义？
第三，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既把疫情防住又不造成经济损失当然是最好的，“既要又要”的需求原点其实是老百姓，大多数人显然不希望自己、特别是不希望家里的老人或孩子感染上。但是眼看着防疫的挑战越来越大，城市被迫封控的频率越来越高，当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大多数人究竟是愿意继续采取忍一时而换长时间平安，还是更希望保经济，也就是保个人收入以及保正常生活方式，并且宁愿为此承受感染以及连带风险呢？换句话说，如果“既要又要”就是做不到，需要相对侧重一头时，大多数民众希望侧重哪一头呢？
第四，是否真的不存在“中间道路”？
也就是说，如果新增感染清不了零，能做到控制感染总规模，把重症和死亡清零作为奋斗目标，形成守不住外城但守住内城的策略延伸吗？很多人相信或者清零，或者“放开”，这样的绝对主张成立吗？
我认为这些都是防疫客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即使人们有主观上的不同认识，但那些认识的相互关系和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客观的，把它们都真正搞清楚，对国家下一步科学精准施策具有根本意义。
现在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太多，缺乏基本共识，这样的态度分裂对国家肯定是不利的。
防疫政策的制定权无疑要由国家掌握，具体策略则需因时因势不断调整，并与民意形成最大协调。全社会的科学精神越强，共识越多，越有利于国家防疫的精准求实，取得最有利于全社会集体利益，也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期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