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段时间，2022年的一桩旧案引发了不少讨论。
事情发生在北京。41岁的赵女士因病离世，留下好几百万遗产。
由于她父母双亡、未婚未育，又没有立过遗嘱，这笔财产就处于无人继承的状态。
这时，赵女士的叔叔、姑姑、舅舅、阿姨等十多名亲戚跑来，打算分割遗产。
大家都认为自己照顾过小赵，理应得到一份经济回报，但在分割比例上产生了纠纷。
争执不下，闹到对簿公堂。
法院走访后发现，赵女士患有尿毒症，平时生活可以自理。
遇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一位开出租的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带她去医院看病。
她的病历本里，近亲属一栏填的正是叔叔的名字。
其他亲人也出于情义给过她关怀，比如逢年过节给她发红包；带她出门旅游；在她住院时，提前翘班前去照顾她，等等。
但这种种关怀和法律意义上的抚养行为还是不能画等号。
综合考虑后，法官宣判：
赵女士名下的存款还有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亲戚共同继承。
对她照料较多的叔叔分得20%，其他人分10%。
她的房产则依照规定，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
这个判例给很多人上了节普法教育课。
他们才意识到，原来《民法典》中有这么条明文规定——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一些人开始不理解了：
“逝者明明还有血亲在世，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旁系亲属，让亲戚过得更好？”
而其他网友告诉他们，如果逝者想把钱留给亲戚，大概早就立遗嘱赠予了。
生前不立遗嘱，可能就是当事人根本不想把遗产分给他们。
交给国家处理，算是最优解。
不过，上述这些纯属推测，谁都不知道当事人自己究竟是怎么规划的。
万一是在没来得及立遗嘱的情况下，突发疾病去世呢？
另外我也觉得大家没必要过渡苛责赵女士的亲戚。
人性是复杂的，他们对她的关心是真心的，最后想“分一杯羹”也是真心的。
按照法官的说法，他们给予她的关怀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义务。
24k纯自私的人，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
2
浏览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区，我发现真没几个网友愿意把钱留给亲戚。
高赞评论清一色地说着：
“宁可把遗产捐给国家，也不让亲戚捡漏。”
更有个性的朋友，还想着未来把遗产捐给华坪女高。
或者，流浪动物救助中心。
好像大家普遍不太信任亲戚。
当然，这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传统时代，多数人的生活形态是聚族而居。
家族会为个体成长提供支撑，相应地也要求孩子长大成人后，积极回馈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
可如今传统的家族和家族观念早就解体了。
很多人跟亲戚没有生活交集，更别提情感互动了，聚餐的次数弄不好都没有同事之间来得多。
在这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大家对所谓的“家族责任”越发不屑一顾，不想被亲情绑架，只想自由地定义“传承”，主宰自己的人生和身后事。
于是，选择“断亲”、“独身”和“丁克”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就会选择把自己没花完的财产交给国家。
这也算是一份潜在的经济增量。
3
如何处理民众留下的遗产，不同国家有各自不同的经济考量。
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等韩国想到的办法是向高净值人群征收遗产税。
一来，用这笔钱充实公共服务基金，救助需要帮助的人，调解贫富差距。
二来，也用这个方法刺激消费，鼓励大家活着的时候多花钱、多做慈善。
我们国家目前不征收遗产税。
把无主遗产收归国家管理的做法，实际是在代替遗产税发挥社会救济和刺激消费的作用。
当大家意识到自己存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可能被充公的时候，肯定会及时行乐，尽可能地花完它。
当然，这些都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远比经济学设计的模型更复杂。
有媒体调查后发现，像赵女士这样留有大笔遗产却没有债务的案例非常罕见。
更常见的故事是：人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债还没还完。
这时候，亲戚们大概率都不会登门了。
只能由有关部门帮着逝者处理错综复杂的身后事，一边清点他们留下的无主遗产，一边清算他们留下的各类债券债务。
还会出现的情况是，逝者的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把自己从逝者的债务里摘出来。
一位律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说过个案例：
“死者的继承人发现死者资不抵债后，决定放弃继承权。
这时，死者的债权人（比如银行）不知道向谁讨债，只能去法院要求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
由民政局作为‘兜底’人，帮死者清算遗产和债务”。
碰上这种事，民政局也挺无奈的。
4
说回赵女士的案例。
有人说，这新闻就像一条催育广告，启示大家：
结不结婚无所谓，还是得生个孩子继承遗产。
反对者却不支持这种观点。理由很简单——
又不是家里有王位，非得找人继承。为了不被“吃绝户”就生孩子的想法，多少有些自私。
而且现实中也会出现独生子女走在父母之前的情况。
比如，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葛老伯。
他的独生女在2018年离世，次年，老伴也走了。
葛老伯自己2022年忽然在家中去世，留下430万元财产和一套两居室。
由于他没立过遗嘱，所以这些资产还是成了无主遗产，最后徐汇区民政局成了他的遗产管理人。
人生无常，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什么。
与其幻想着“养儿防老”“生子继产”，不如期待制度建设能更加完善、细化一点吧。
毕竟，专家和律师不止一次告诉我们：
“最近两年，无主遗产的案子明显在增多，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类似案件以后还会增多。
与此同时，虽然《民法典》确立了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形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职能，但具体怎么履职，怎么管理遗产，目前为止，国家层面还没出台过配套的工作指南。这也给基层的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些麻烦。”
就像赵女士那套房子，虽然归属昌平区民政局管理，但具体怎么管理，民政局还在开会研究中。
除了房产，逝者留下的遗产还可能是汽车。
这时候，让工作人员头大的事情又出现了。
管理车产的第一步是拖车，那么拖车的花费是民政出，还是从逝者的遗产里扣除？
另有一些比房子、车子更难处理的财产。万一逝者留下的是一堆空气币，或者其他虚拟资产，这种该怎么管？
没有细则的话，基层真的难以规范操作。
再有，碰上某些缺德的人，离世前故意欠了一堆债务，所留遗产又不足以抵债，遗产管理人又该怎么应对？
更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独居人士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愿意提前把财产无偿捐献给国家，能否得到社区和地方民政更多的帮扶？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关怀？
凡此种种，都值得仔细斟酌。
幸好，老龄化这只灰犀牛还没有彻底打乱我们的生活。
政策还有足够的时间自我完善。
而且，那些自称“不婚不育保平安”的90后00后也都正当壮年。
大家还有充足的时间理顺未来的安排。
1前段时间，2022年的一桩旧案引发了不少讨论。
事情发生在北京。41岁的赵女士因病离世，留下好几百万遗产。
由于她父母双亡、未婚未育，又没有立过遗嘱，这笔财产就处于无人继承的状态。
这时，赵女士的叔叔、姑姑、舅舅、阿姨等十多名亲戚跑来，打算分割遗产。
大家都认为自己照顾过小赵，理应得到一份经济回报，但在分割比例上产生了纠纷。
争执不下，闹到对簿公堂。
法院走访后发现，赵女士患有尿毒症，平时生活可以自理。
遇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一位开出租的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带她去医院看病。
她的病历本里，近亲属一栏填的正是叔叔的名字。
其他亲人也出于情义给过她关怀，比如逢年过节给她发红包；带她出门旅游；在她住院时，提前翘班前去照顾她，等等。
但这种种关怀和法律意义上的抚养行为还是不能画等号。
综合考虑后，法官宣判：
赵女士名下的存款还有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亲戚共同继承。
对她照料较多的叔叔分得20%，其他人分10%。
她的房产则依照规定，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
这个判例给很多人上了节普法教育课。
他们才意识到，原来《民法典》中有这么条明文规定——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一些人开始不理解了：
“逝者明明还有血亲在世，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旁系亲属，让亲戚过得更好？”
而其他网友告诉他们，如果逝者想把钱留给亲戚，大概早就立遗嘱赠予了。
生前不立遗嘱，可能就是当事人根本不想把遗产分给他们。
交给国家处理，算是最优解。
不过，上述这些纯属推测，谁都不知道当事人自己究竟是怎么规划的。
万一是在没来得及立遗嘱的情况下，突发疾病去世呢？
另外我也觉得大家没必要过渡苛责赵女士的亲戚。
人性是复杂的，他们对她的关心是真心的，最后想“分一杯羹”也是真心的。
按照法官的说法，他们给予她的关怀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义务。
24k纯自私的人，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
2
浏览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区，我发现真没几个网友愿意把钱留给亲戚。
高赞评论清一色地说着：
“宁可把遗产捐给国家，也不让亲戚捡漏。”
更有个性的朋友，还想着未来把遗产捐给华坪女高。
或者，流浪动物救助中心。
好像大家普遍不太信任亲戚。
当然，这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传统时代，多数人的生活形态是聚族而居。
家族会为个体成长提供支撑，相应地也要求孩子长大成人后，积极回馈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
可如今传统的家族和家族观念早就解体了。
很多人跟亲戚没有生活交集，更别提情感互动了，聚餐的次数弄不好都没有同事之间来得多。
在这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里，大家对所谓的“家族责任”越发不屑一顾，不想被亲情绑架，只想自由地定义“传承”，主宰自己的人生和身后事。
于是，选择“断亲”、“独身”和“丁克”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就会选择把自己没花完的财产交给国家。
这也算是一份潜在的经济增量。
3
如何处理民众留下的遗产，不同国家有各自不同的经济考量。
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等韩国想到的办法是向高净值人群征收遗产税。
一来，用这笔钱充实公共服务基金，救助需要帮助的人，调解贫富差距。
二来，也用这个方法刺激消费，鼓励大家活着的时候多花钱、多做慈善。
我们国家目前不征收遗产税。
把无主遗产收归国家管理的做法，实际是在代替遗产税发挥社会救济和刺激消费的作用。
当大家意识到自己存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可能被充公的时候，肯定会及时行乐，尽可能地花完它。
当然，这些都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远比经济学设计的模型更复杂。
有媒体调查后发现，像赵女士这样留有大笔遗产却没有债务的案例非常罕见。
更常见的故事是：人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债还没还完。
这时候，亲戚们大概率都不会登门了。
只能由有关部门帮着逝者处理错综复杂的身后事，一边清点他们留下的无主遗产，一边清算他们留下的各类债券债务。
还会出现的情况是，逝者的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把自己从逝者的债务里摘出来。
一位律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说过个案例：
“死者的继承人发现死者资不抵债后，决定放弃继承权。
这时，死者的债权人（比如银行）不知道向谁讨债，只能去法院要求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
由民政局作为‘兜底’人，帮死者清算遗产和债务”。
碰上这种事，民政局也挺无奈的。
4
说回赵女士的案例。
有人说，这新闻就像一条催育广告，启示大家：
结不结婚无所谓，还是得生个孩子继承遗产。
反对者却不支持这种观点。理由很简单——
又不是家里有王位，非得找人继承。为了不被“吃绝户”就生孩子的想法，多少有些自私。
而且现实中也会出现独生子女走在父母之前的情况。
比如，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葛老伯。
他的独生女在2018年离世，次年，老伴也走了。
葛老伯自己2022年忽然在家中去世，留下430万元财产和一套两居室。
由于他没立过遗嘱，所以这些资产还是成了无主遗产，最后徐汇区民政局成了他的遗产管理人。
人生无常，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什么。
与其幻想着“养儿防老”“生子继产”，不如期待制度建设能更加完善、细化一点吧。
毕竟，专家和律师不止一次告诉我们：
“最近两年，无主遗产的案子明显在增多，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类似案件以后还会增多。
与此同时，虽然《民法典》确立了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形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职能，但具体怎么履职，怎么管理遗产，目前为止，国家层面还没出台过配套的工作指南。这也给基层的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些麻烦。”
就像赵女士那套房子，虽然归属昌平区民政局管理，但具体怎么管理，民政局还在开会研究中。
除了房产，逝者留下的遗产还可能是汽车。
这时候，让工作人员头大的事情又出现了。
管理车产的第一步是拖车，那么拖车的花费是民政出，还是从逝者的遗产里扣除？
另有一些比房子、车子更难处理的财产。万一逝者留下的是一堆空气币，或者其他虚拟资产，这种该怎么管？
没有细则的话，基层真的难以规范操作。
再有，碰上某些缺德的人，离世前故意欠了一堆债务，所留遗产又不足以抵债，遗产管理人又该怎么应对？
更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独居人士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愿意提前把财产无偿捐献给国家，能否得到社区和地方民政更多的帮扶？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关怀？
凡此种种，都值得仔细斟酌。
幸好，老龄化这只灰犀牛还没有彻底打乱我们的生活。
政策还有足够的时间自我完善。
而且，那些自称“不婚不育保平安”的90后00后也都正当壮年。
大家还有充足的时间理顺未来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