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2016年，日本正式宣布“去宽松教育”，几乎官宣了“宽松教育”的失败。这也让一些教育界人士，更倾向于“应试教育”的培养模式：虽然辛苦，但能出人才。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纪实记者斋藤茂男，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日本实施“宽松教育”之前，社会上出现的系列问题。梳理日本在“应试教育”和“宽松教育” 之间的挣扎与反思，或许能为正处于“双减”时代的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与借鉴。
不知不觉，“双减”一年了。
根据近日一项研究数据，青少年抑郁症状减少了78.6%。父母的焦虑症状却明显上升，增幅约12.8%。
另一边，我们的“减负”前辈日本，也正在反思“宽松教育”的失败。又是“平成废物”，又是“低欲望社会”，最近又有研究认为，日本科研能力的下降与实行 “宽松教育” 不无关系……实在让人心惊。
从2008年开始，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开始脱离“宽松教育”，对学生的学习内容有所增加。到2016年，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更是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
眼见焦虑和隐忧似乎正在逐渐得到印证：果然，“快乐教育”行不通。“应试教育”虽然苦，但就是出人才啊！
《宽松世代又如何》截图 图源豆瓣
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本“宽松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76年，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曾经存在的日本中央省厅之一，管辖教育、文化、学术等，2001年和科学技术厅统合成文部科学省。）发布的一则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
当时，正值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文化兴邦、科技崛起，高中升学率迅速增加，同时，好成绩、高学历成为升入好大学、进入一流公司的敲门砖，形成了所谓的 “学历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下，考试竞争非常激烈，补习班盛行，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 “考试地狱”。
“内卷”而残酷的学业竞赛，在经济繁荣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像是“光明中的黑暗”。
《何谓教育——光明中的黑暗》
日本调查作者斋藤茂男，原本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面对自己的孩子要么拒绝上学，要么因为在学校里提出质疑而被老师用分数的手段“报复”，只是想，不能让孩子这么脆弱，免不了呵斥、甚至动手。
然而，随着孩子的情况越来越让人揪心，他才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学生变得厌学、暴力、随波逐流；
教师只顾自保、晋升、一味顺从；
学校却沦为教育工厂……
日本教育，到底怎么了？
分数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吗？
真正塑造人才的教育，应当如此吗？
通往成功的路上
伤痕累累的孩子们
私立小学、东京教育大学附属驹场初中、直升高中、东京大学，在七十年代，几乎是所有日本父母心目中为孩子规划的最理想的成长轨迹。
于是，斋藤拜访了一群走过这条“通往成功之路”的年轻人，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共通之处：父母都极为重视孩子将来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具备给孩子指导的能力或知识背景，同时，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一位从东大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外交官的先生说，“从小学起，我妈妈就经常管我学习。我感觉自己考上东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要在“进入东大”的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备战的可不仅仅是孩子，更是整个家庭。当时，日本社会就有“教育妈妈”的说法，即过于热衷孩子的学习，宁愿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的母亲。
电影《考试家族》剧照 图源豆瓣
F先生也毕业于东大，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履历光鲜而灼目。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父亲的规划下，他从小学起就开始跨区上学，周末就去升学辅导班，从来没怎么跟附近的小孩子一起玩过。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步入社会上层，父母们相信，获得名校学历就是炫目的幸福，而“考分”就是能够进入幸福圈的唯一入场券。为了抢占孩子更多的课外时间执行自己制定的补习计划，父亲和母亲甚至会吵起架来。
考试战争逐渐走向白热化，同时引发了广泛的“后进生”问题，出现了“7、5、3”这样的隐语。意思是：理解上课内容的学生，在小学生中占7成，中学生中占5成，而高中生中仅占3成。此外，校园暴力、恃强凌弱、拒绝上学等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注目。
电视剧《龙樱》剧照 图源豆瓣
十六岁的少年O就亲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从区立小学升入初高中一贯制的驹场中学初中部，后来又直升同校高中部。
“想要上驹场中学的话，普通小学里学的知识是不够的。大家都是拼命学习才能考进去，所以竞争意识很强。但是，小学里第一名的孩子，在这儿就显得很普通。算是聪明绝顶的，但在初中里也就是一百二十人中五十名左右的水平。”老师们告诉斋藤。
升入高中后不久，O就开始着手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就在这时，他开始频繁请假，去医院精神科治疗。他曾选择退学，后进入一所私立高中。最后，他自杀了。
“......虽然我非常非常讨厌平凡，但是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非凡的人。我太不甘心了，只能一死了之，但这似乎也不是正确的决定......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选择死亡，我真是个蠢笨的男人......”O在遗书中对父母说，“请快点忘了我吧，请平凡地，务必要平凡地死去。”
想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也会踏上这一步，斋藤没办法平静下来。他还查到一组数据：在1970年至1974年的五年间，进公立初中、高中所上报的自杀人数，就达到了1229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二百四十多名儿童死亡。
由于数目之大，斋藤不认为这些可以被一句“极端个例”略过，通过收集资料、采访父母教师，并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发现，正是用在分数对人进行分类的无情战场上，孩子们浑身是伤地倒了下来。
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们
真的杰出又自信吗？
大人们成熟地认识到，学历社会中，孩子要做的，就是通过高强度的学习、一路过关斩将，然后脱颖而出。“效率”二字被奉为圭臬，利用一切时间让学习填满孩子的生活。
于是，孩子们萌芽的自律意识统统摘除，“他律主义”横行各处，然后又衍生出一种论调，说现在的孩子“太没有内驱力”。更令研究者们担忧的是，“他律”的教育环境正在让孩子们的学习能力迅速下降。
《垫底辣妹》剧照 图源豆瓣
曾经有个中学生问老师，“√2和√3都是无限小数，那不就没法相乘了吗？”
老师告诉斋藤，对于从原理上理解数学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定会发现的问题，但死记硬背解题方法的孩子却提不出这种问题。
“数学教育最重要的地方，不是教给学生们最快最高效的解题方法，而是引导孩子们发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让孩子们亲身体会到这个过程中的快乐和发现答案时的感动。这样才能培养出数学的思维方式。”“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确有其事。但更可怕的是，冷酷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位东大教授说。
在与东大神经科医生对谈后，斋藤得到了答案：人的大脑里有随着备考学习、储存知识而变得发达的大脑皮质，也有管理感情、情绪变化和各种欲求的大脑边缘系统。这两者合作，大脑才能运转起来。
但是，从小就不停地考试、考试，完全不在意其他事情，只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像这样长大的孩子，只有大脑皮质单方面发达，阻碍了大脑边缘系统神经细胞集团的发展。于是，快乐、愤怒、悲伤，以及对他人的关怀……对这些情感非常迟钝的人便随之诞生了。
《三年A班》剧照 图源豆瓣
在此基础上，消费型价值取向进一步弱化了行为认知的体验感。孩子们原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现实相碰撞，逐渐将知识、信息等认知能力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慢慢形成情感丰富的人格。
“但如今，我们丧失了培养这些东西的现实体验的基础，人们认知的体验感也越来越薄弱。”担任教职二十年、在城市近郊小学就职的一位老师对斋藤说，学生们就像在宇宙中游泳一样，漂浮在毫无依靠的空间中。
1、巨婴盛行
学校老师告诉斋藤，保健室就像学校里的绿洲，越来越多的学生涌进来。就算没有受伤，也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就来到保健室里，默默地发呆。有的学生会说，“已经坚持一节课了，让我休息一下”，也有学生只是大声地哭。
斋藤分析，在长大的路上，孩子们越来越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得不到认可，就焦虑不安，而为了达成目标而过度努力，又身心俱疲。
可是，他们原本不该如此脆弱的。随着调查逐步深入，斋藤发现，当家庭教育的重点也是应试时，孩子管理情绪、对抗压力和焦虑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除了学习什么事都不用操心的孩子，也愈发依赖母亲。孩子的精神成长遭到阻碍，幼儿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喜欢撒娇。时刻需要鼓励，男孩子们的恋母情结也越多越明显，妈妈们一边说着“确实太娇惯他了”，一边继续着娇惯的相处模式，而爸爸们基本都是缺位状态——这也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个代价吧。
《高考灰姑娘》截图 图源豆瓣
2、校园霸凌层出不穷
当孩子的行为感知能力变差，对于自我、他人的认知也开始出现问题。学校里的“不良少年”变多了，甚至原本是好友的几个同学，也会忽然开始欺负其中一个，做出相当过分的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欺负人的孩子好像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事后，他们受到各种批评，姑且也会道歉，但是要让他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应该怎么改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也许是他们缺乏人的感受性，不会进行自我审视。他们只不过是一次次面对各种情况、作出临时应对而已。”
3、孩子不再独立思考
老师们还告诉斋藤，最近入学的孩子们，对于那些有主见、能够清楚说出好恶的孩子总是很反感。他们觉得那些孩子是为了讨老师喜欢才这么做的。
尽管对老师来说，那样的孩子也不是很听话的孩子。但对孩子们来说，不用有主见，随大流行动就很安心，自己也轻松，那就跟大家一样选择容易走的路就好……
这样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而那些想要主张自我的孩子则沉默了，不再想展示出来，“引人注目就不好了”，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也不会再有新的学生领导者。于是，基于事实进行思考、发现真相的能力越来越弱。
换言之，可谓生命力之源的思考能力正在不可挽回地减弱。
看不见的牢笼里
逐渐崩坏的学校系统
“能力主义”的体质开始运转起来，人们开始用偏差值给孩子“定价”。
排序这个选拔机制让补习班运转顺畅，越演愈烈。而学校却不同，孩子与老师被割裂开来，通过心与心的交流培养教育的空间，从学校里消失了。
1955年时，日本爱媛县曾推出过一项计划，即对教师进行业务评定，只对成绩排名前70%的人员给予晋升资格。这项规定曾因日教组（日本教师工会）的联合抵抗而没有立刻施行。但十几年后，爱媛县已经成为“正常化教育”的典型代表。
而所谓的“正常化教育”，就是以应试为核心目的，强调纪律和规则，学习上，紧紧围绕考试纲要快速前进。
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就出生在爱媛县。后来向外界谈起自己的教育经历时，他说，东亚教育模式，简直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
中村修二出生于1954年，从时间上推算，他正是在“正常化教育”最盛行的时期度过学校生活。不擅长考试、喜欢做实验，想来他在学生时期也是饱受压制。
在爱媛县，一所初中曾经以“以实现丰富的人格为目标，如何通过开展组织的学习，来培养自学能力与思考能力”为主题，开展研究工作。事实上，成绩导向的评定机制在那里，说再多漂亮词汇也只能是“表面工夫”。为了让孩子们当天能够好好配合，老师们甚至会先集中教给孩子们当天所需的知识。
打着“创新”旗号的教师培训，也是一场“华丽”的研讨会，过了这一天，就都结束了，跟实际上课完全没有关系。
当老师让孩子们进行小组学习，校长却会批评教师课堂纪律太差，“那些研究发表会上的课堂中，孩子们都是小声发表意见的。”
“自主创造”、“自学小组”，在老师看来都成了“上面给的词”，孩子们的坐姿不好，开窗户的方式不对，老师都会被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批评。一位老师对斋藤坦言，久而久之，老师们也会像校长那样，严厉地批评学生。
“后来，又说文部省喜欢在课间搞活动，于是学校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中间十五分钟休息的时候，每天，又是全校搞音乐，又是全校搞体育，又是全校搞美化，根本不让孩子们玩。”
应试还是宽松
这是一个问题
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顺应民意，发布了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长达数十年的“减负”，自此开始。
在新的评价机制中，除了数学、英语、理科等科目的成绩评定，其他评价都以“意欲、关心和态度”为最高权重，同时，加入“知识·理解”“思考·判断”“技能·评价”等评价维度。大白话说，哪怕成绩不太好，只要有干劲、努力学习，在其他方面有可取之处，也有可能获得高分。
然而，后来几十年，从结果上看，日本教育却并没有变得更好。不论日本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多有研究论证日本“宽松”教育带来的问题：
“宽松世代”的学力明显下降，科研方面也表现出式微的势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差距持续扩大，补习班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在中产家庭不堪重负的同时，阶级固化进一步加深。
日本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广田照幸说，宽松教育急切地追求创造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创造力产生的前提——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巩固。
广田照幸 图源：日本大学教师个人主页
而这不就是教育平衡的难处么？
基础知识、技能的学习好操作、易量化，却引发评价机制单一、学生不堪重负的后果。
而强调解决问题、尊重个性的教育中，“知识”这个基础目标的时间被压缩，思维、创造力这样的高阶目标却缺乏标准、难以评估，从而导致孩子们缺乏目标、学力下降。
“应试”教育vs“宽松”教育 图源：nippon.com
当日本宣布要开始“去宽松教育”时，国内有人说，“宽松教育”的后果，日本替我们试过了......是的，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应试教育”的代价，日本也已经给我们看过了。
在国内“双减”背景下，对两种极端的警惕与思考，或许才是我们探索教育有效解法的第一步。
看点 2016年，日本正式宣布“去宽松教育”，几乎官宣了“宽松教育”的失败。这也让一些教育界人士，更倾向于“应试教育”的培养模式：虽然辛苦，但能出人才。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纪实记者斋藤茂男，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日本实施“宽松教育”之前，社会上出现的系列问题。梳理日本在“应试教育”和“宽松教育” 之间的挣扎与反思，或许能为正处于“双减”时代的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与借鉴。
不知不觉，“双减”一年了。
根据近日一项研究数据，青少年抑郁症状减少了78.6%。父母的焦虑症状却明显上升，增幅约12.8%。
另一边，我们的“减负”前辈日本，也正在反思“宽松教育”的失败。又是“平成废物”，又是“低欲望社会”，最近又有研究认为，日本科研能力的下降与实行 “宽松教育” 不无关系……实在让人心惊。
从2008年开始，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开始脱离“宽松教育”，对学生的学习内容有所增加。到2016年，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更是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
眼见焦虑和隐忧似乎正在逐渐得到印证：果然，“快乐教育”行不通。“应试教育”虽然苦，但就是出人才啊！
《宽松世代又如何》截图 图源豆瓣
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本“宽松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76年，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曾经存在的日本中央省厅之一，管辖教育、文化、学术等，2001年和科学技术厅统合成文部科学省。）发布的一则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
当时，正值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文化兴邦、科技崛起，高中升学率迅速增加，同时，好成绩、高学历成为升入好大学、进入一流公司的敲门砖，形成了所谓的 “学历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下，考试竞争非常激烈，补习班盛行，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 “考试地狱”。
“内卷”而残酷的学业竞赛，在经济繁荣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像是“光明中的黑暗”。
《何谓教育——光明中的黑暗》
日本调查作者斋藤茂男，原本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面对自己的孩子要么拒绝上学，要么因为在学校里提出质疑而被老师用分数的手段“报复”，只是想，不能让孩子这么脆弱，免不了呵斥、甚至动手。
然而，随着孩子的情况越来越让人揪心，他才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学生变得厌学、暴力、随波逐流；
教师只顾自保、晋升、一味顺从；
学校却沦为教育工厂……
日本教育，到底怎么了？
分数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吗？
真正塑造人才的教育，应当如此吗？
通往成功的路上
伤痕累累的孩子们
私立小学、东京教育大学附属驹场初中、直升高中、东京大学，在七十年代，几乎是所有日本父母心目中为孩子规划的最理想的成长轨迹。
于是，斋藤拜访了一群走过这条“通往成功之路”的年轻人，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共通之处：父母都极为重视孩子将来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具备给孩子指导的能力或知识背景，同时，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一位从东大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外交官的先生说，“从小学起，我妈妈就经常管我学习。我感觉自己考上东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要在“进入东大”的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备战的可不仅仅是孩子，更是整个家庭。当时，日本社会就有“教育妈妈”的说法，即过于热衷孩子的学习，宁愿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的母亲。
电影《考试家族》剧照 图源豆瓣
F先生也毕业于东大，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履历光鲜而灼目。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父亲的规划下，他从小学起就开始跨区上学，周末就去升学辅导班，从来没怎么跟附近的小孩子一起玩过。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步入社会上层，父母们相信，获得名校学历就是炫目的幸福，而“考分”就是能够进入幸福圈的唯一入场券。为了抢占孩子更多的课外时间执行自己制定的补习计划，父亲和母亲甚至会吵起架来。
考试战争逐渐走向白热化，同时引发了广泛的“后进生”问题，出现了“7、5、3”这样的隐语。意思是：理解上课内容的学生，在小学生中占7成，中学生中占5成，而高中生中仅占3成。此外，校园暴力、恃强凌弱、拒绝上学等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注目。
电视剧《龙樱》剧照 图源豆瓣
十六岁的少年O就亲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从区立小学升入初高中一贯制的驹场中学初中部，后来又直升同校高中部。
“想要上驹场中学的话，普通小学里学的知识是不够的。大家都是拼命学习才能考进去，所以竞争意识很强。但是，小学里第一名的孩子，在这儿就显得很普通。算是聪明绝顶的，但在初中里也就是一百二十人中五十名左右的水平。”老师们告诉斋藤。
升入高中后不久，O就开始着手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就在这时，他开始频繁请假，去医院精神科治疗。他曾选择退学，后进入一所私立高中。最后，他自杀了。
“......虽然我非常非常讨厌平凡，但是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非凡的人。我太不甘心了，只能一死了之，但这似乎也不是正确的决定......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选择死亡，我真是个蠢笨的男人......”O在遗书中对父母说，“请快点忘了我吧，请平凡地，务必要平凡地死去。”
想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也会踏上这一步，斋藤没办法平静下来。他还查到一组数据：在1970年至1974年的五年间，进公立初中、高中所上报的自杀人数，就达到了1229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二百四十多名儿童死亡。
由于数目之大，斋藤不认为这些可以被一句“极端个例”略过，通过收集资料、采访父母教师，并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发现，正是用在分数对人进行分类的无情战场上，孩子们浑身是伤地倒了下来。
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们
真的杰出又自信吗？
大人们成熟地认识到，学历社会中，孩子要做的，就是通过高强度的学习、一路过关斩将，然后脱颖而出。“效率”二字被奉为圭臬，利用一切时间让学习填满孩子的生活。
于是，孩子们萌芽的自律意识统统摘除，“他律主义”横行各处，然后又衍生出一种论调，说现在的孩子“太没有内驱力”。更令研究者们担忧的是，“他律”的教育环境正在让孩子们的学习能力迅速下降。
《垫底辣妹》剧照 图源豆瓣
曾经有个中学生问老师，“√2和√3都是无限小数，那不就没法相乘了吗？”
老师告诉斋藤，对于从原理上理解数学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定会发现的问题，但死记硬背解题方法的孩子却提不出这种问题。
“数学教育最重要的地方，不是教给学生们最快最高效的解题方法，而是引导孩子们发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让孩子们亲身体会到这个过程中的快乐和发现答案时的感动。这样才能培养出数学的思维方式。”“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确有其事。但更可怕的是，冷酷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位东大教授说。
在与东大神经科医生对谈后，斋藤得到了答案：人的大脑里有随着备考学习、储存知识而变得发达的大脑皮质，也有管理感情、情绪变化和各种欲求的大脑边缘系统。这两者合作，大脑才能运转起来。
但是，从小就不停地考试、考试，完全不在意其他事情，只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像这样长大的孩子，只有大脑皮质单方面发达，阻碍了大脑边缘系统神经细胞集团的发展。于是，快乐、愤怒、悲伤，以及对他人的关怀……对这些情感非常迟钝的人便随之诞生了。
《三年A班》剧照 图源豆瓣
在此基础上，消费型价值取向进一步弱化了行为认知的体验感。孩子们原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现实相碰撞，逐渐将知识、信息等认知能力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慢慢形成情感丰富的人格。
“但如今，我们丧失了培养这些东西的现实体验的基础，人们认知的体验感也越来越薄弱。”担任教职二十年、在城市近郊小学就职的一位老师对斋藤说，学生们就像在宇宙中游泳一样，漂浮在毫无依靠的空间中。
1、巨婴盛行
学校老师告诉斋藤，保健室就像学校里的绿洲，越来越多的学生涌进来。就算没有受伤，也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就来到保健室里，默默地发呆。有的学生会说，“已经坚持一节课了，让我休息一下”，也有学生只是大声地哭。
斋藤分析，在长大的路上，孩子们越来越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得不到认可，就焦虑不安，而为了达成目标而过度努力，又身心俱疲。
可是，他们原本不该如此脆弱的。随着调查逐步深入，斋藤发现，当家庭教育的重点也是应试时，孩子管理情绪、对抗压力和焦虑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除了学习什么事都不用操心的孩子，也愈发依赖母亲。孩子的精神成长遭到阻碍，幼儿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喜欢撒娇。时刻需要鼓励，男孩子们的恋母情结也越多越明显，妈妈们一边说着“确实太娇惯他了”，一边继续着娇惯的相处模式，而爸爸们基本都是缺位状态——这也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个代价吧。
《高考灰姑娘》截图 图源豆瓣
2、校园霸凌层出不穷
当孩子的行为感知能力变差，对于自我、他人的认知也开始出现问题。学校里的“不良少年”变多了，甚至原本是好友的几个同学，也会忽然开始欺负其中一个，做出相当过分的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欺负人的孩子好像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事后，他们受到各种批评，姑且也会道歉，但是要让他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应该怎么改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也许是他们缺乏人的感受性，不会进行自我审视。他们只不过是一次次面对各种情况、作出临时应对而已。”
3、孩子不再独立思考
老师们还告诉斋藤，最近入学的孩子们，对于那些有主见、能够清楚说出好恶的孩子总是很反感。他们觉得那些孩子是为了讨老师喜欢才这么做的。
尽管对老师来说，那样的孩子也不是很听话的孩子。但对孩子们来说，不用有主见，随大流行动就很安心，自己也轻松，那就跟大家一样选择容易走的路就好……
这样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而那些想要主张自我的孩子则沉默了，不再想展示出来，“引人注目就不好了”，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也不会再有新的学生领导者。于是，基于事实进行思考、发现真相的能力越来越弱。
换言之，可谓生命力之源的思考能力正在不可挽回地减弱。
看不见的牢笼里
逐渐崩坏的学校系统
“能力主义”的体质开始运转起来，人们开始用偏差值给孩子“定价”。
排序这个选拔机制让补习班运转顺畅，越演愈烈。而学校却不同，孩子与老师被割裂开来，通过心与心的交流培养教育的空间，从学校里消失了。
电视剧《龙樱》剧照 图源豆瓣
1955年时，日本爱媛县曾推出过一项计划，即对教师进行业务评定，只对成绩排名前70%的人员给予晋升资格。这项规定曾因日教组（日本教师工会）的联合抵抗而没有立刻施行。但十几年后，爱媛县已经成为“正常化教育”的典型代表。
而所谓的“正常化教育”，就是以应试为核心目的，强调纪律和规则，学习上，紧紧围绕考试纲要快速前进。
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就出生在爱媛县。后来向外界谈起自己的教育经历时，他说，东亚教育模式，简直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
中村修二出生于1954年，从时间上推算，他正是在“正常化教育”最盛行的时期度过学校生活。不擅长考试、喜欢做实验，想来他在学生时期也是饱受压制。
在爱媛县，一所初中曾经以“以实现丰富的人格为目标，如何通过开展组织的学习，来培养自学能力与思考能力”为主题，开展研究工作。事实上，成绩导向的评定机制在那里，说再多漂亮词汇也只能是“表面工夫”。为了让孩子们当天能够好好配合，老师们甚至会先集中教给孩子们当天所需的知识。
打着“创新”旗号的教师培训，也是一场“华丽”的研讨会，过了这一天，就都结束了，跟实际上课完全没有关系。
当老师让孩子们进行小组学习，校长却会批评教师课堂纪律太差，“那些研究发表会上的课堂中，孩子们都是小声发表意见的。”
“自主创造”、“自学小组”，在老师看来都成了“上面给的词”，孩子们的坐姿不好，开窗户的方式不对，老师都会被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批评。一位老师对斋藤坦言，久而久之，老师们也会像校长那样，严厉地批评学生。
“后来，又说文部省喜欢在课间搞活动，于是学校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中间十五分钟休息的时候，每天，又是全校搞音乐，又是全校搞体育，又是全校搞美化，根本不让孩子们玩。”
应试还是宽松
这是一个问题
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顺应民意，发布了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长达数十年的“减负”，自此开始。
在新的评价机制中，除了数学、英语、理科等科目的成绩评定，其他评价都以“意欲、关心和态度”为最高权重，同时，加入“知识·理解”“思考·判断”“技能·评价”等评价维度。大白话说，哪怕成绩不太好，只要有干劲、努力学习，在其他方面有可取之处，也有可能获得高分。
然而，后来几十年，从结果上看，日本教育却并没有变得更好。不论日本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多有研究论证日本“宽松”教育带来的问题：
“宽松世代”的学力明显下降，科研方面也表现出式微的势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差距持续扩大，补习班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在中产家庭不堪重负的同时，阶级固化进一步加深。
日本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广田照幸说，宽松教育急切地追求创造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创造力产生的前提——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巩固。
广田照幸 图源：日本大学教师个人主页
而这不就是教育平衡的难处么？
基础知识、技能的学习好操作、易量化，却引发评价机制单一、学生不堪重负的后果。
而强调解决问题、尊重个性的教育中，“知识”这个基础目标的时间被压缩，思维、创造力这样的高阶目标却缺乏标准、难以评估，从而导致孩子们缺乏目标、学力下降。
“应试”教育vs“宽松”教育 图源：nippon.com
当日本宣布要开始“去宽松教育”时，国内有人说，“宽松教育”的后果，日本替我们试过了......是的，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应试教育”的代价，日本也已经给我们看过了。
在国内“双减”背景下，对两种极端的警惕与思考，或许才是我们探索教育有效解法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