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疫情，从最早出现小区被封控隔离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个月了。
面对每天两万的新增确诊，大家越来越迷茫。
可以说，这波新冠危机，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
今天一张图在朋友圈疯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志愿者队伍中，
这位老者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80多岁的谢丽娟老人。但很快经过核实，这名老者并非是谢丽娟副市长。
谢丽娟是谁？
为何上海人民会突然想起她？
下面这张谢丽娟的照片，勾起了无数上海人民的一段往事回忆。
1988年谢丽娟副市长与当时的朱市长
谁又记得，35年前的上海，也经历了一次大考验？
1988年，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了甲肝。
但是，短短两个月，病情就褪去了。
以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上海怎么做到的？
又能给今天什么启示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教科书般的抗疫历史。
而这场混乱的源头，是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毛蚶。
1987年的秋天，一搜挖泥船在江苏启东江段疏通水段时，意外发现了一条长20公里、深3米的“海鲜超级宝库”——毛蚶聚集带。
这个消息一出，上海人乐坏了。
他们喜欢吃海鲜，醉虾、醉蟹、毛蚶是他们餐桌的常客，特别是毛蚶。
当时，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每年都吃毛蚶，因为便宜，肉质肥美，类似于现在咱们吃小龙虾。
这次启东毛蚶大丰收，卖价更是跌到史上最低，吸引了许多食客的光顾。
于是，江苏渔民们聚集在一起，大手脚地挖毛蚶，通过陆运水运，日夜不断地运往上海。
据统计，当时上海约有230万人都食用过启东毛蚶，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为了图鲜嫩的口感，上海人喜欢生吃毛蚶，或者用开水汆一下就吃。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这批毛蚶比较特殊，生活的水域靠近长江入海口；
沿岸产生的污水，工业废水、人畜排泄物，都排入了长江。
毛蚶在沙子里埋着、在污水里泡着，牢牢地吸附住了细菌和病毒。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让毛蚶保持新鲜，运输者往往用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接着泼喂毛蚶……
果不其然，食客大快朵颐后，犯毛病了：急性腹泻，身体发热，面色发黄，连眼睛都泛着黄光。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感冒！
这引起了医生的警惕：痢疾也许是甲肝的先兆。
患者到医院抽血检查后，确定了：就是甲肝（HAV）。
像今天的新冠肺炎一样，甲肝病毒传染性也很强。
甲肝的潜伏期比较长，2到6周左右，一开始难以发现；但病人的排泄物已经含有了大量甲肝病毒，具有传染性，那些不吃毛蚶的人也会被传染。
外加当时的上海，卫生条件差，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更是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1988年1月，当上海人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时，甲肝大流行爆发了。
发病人数从每天几百人，到几千人。
到了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仅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内，确诊了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情况长达16天。
3个月内，甲肝感染了30万人。
这还只是发病的人数。调查数据显示，感染甲肝的人数大约为发病人数的4倍。
这意味着当时上海至少有120万人感染甲肝。
而1988年上海市人口有多少？也不过是1290万人左右。
肝炎门诊被突如其来的大量病患挤破了门。
而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病床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
即使都用上了，也远远不够。
为了看病，病患们拼了。
有的人天还还没亮就在医院门口排队，排着排着体力不支，晕过去了，被人两边架着，抬进医院。
有的人骑着自行车，自己带着折叠床和被，跑到医院，开口请求就四个字：立即住院。
化验室的窗口前排起长龙，因为来验血的人太多，连采血的试管都不够用了。
医生手忙脚乱，来不及填写化验单，索性把验血者的姓名、GPT指数写在一张大纸上，张榜公布……
这一幕幕，医生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静安寺某医院的沈医生回忆：“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唐家湾某医院的邵医生也心有余悸：“这种情况我从来没碰到过。”
华山医院检验科的王医生表示：“为了钱，我们谁也不会这样拼命干！”
青年Daily
将在04月19日 16:00 直播
预约
4月19日我们和冯唐聊聊天
视频号
医院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上海卫生局，卫生局再汇报给卫生防疫站，最后传达到副市长、市长耳朵里……
上海市紧急召开会议，做了几项决定。
一，全市禁止销售毛蚶
二，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控制感染规模。
在上海全市的10多万医务人员中，有6万多人第一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医院开设了“毛蚶门诊”，为病号开启快速通道。
除了这些公共地点，上海还设置了328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隔离治疗。
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康复，还可以减少新发病例。
但这不等于说医疗系统就放弃了这些病人。医生、护士组成了一支支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检查。
医院极力内扩，将普通病房、休息室、值班室，甚至浴室、走廊、自行车棚等地腾出来，作为临时肝炎病房；人手不够，那就各个科室的医生披挂上阵，前来支援。
上海的大中型企业，想方设法腾出仓库、礼堂、会议场所，改造成隔离所，将甲肝员工就地隔离。
当时正好赶上中小学放寒假，一些学校的教室也改成了临时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也被“征用”为临时病房了。
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
就这样你一房、我一室，上海共增加了1.25万个隔离点，11.8万张床位。
要知道，那是1988年，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发达，沟通也不如今天这么顺畅。
但电视、报纸等媒体，一再加快脚步，每天播报甲肝数据，让信息透明，让居民心里有数。
为了更快更好地普及知识，多家电视台和报纸都开通了专栏，制作电视节目，印发防疫指南手册。
指导患者如何在家自愈，自我监督病情。
当时，全国听闻上海有“大病”后，一片恐慌，生怕和上海人有什么接触，在各个场合都出现了对上海人的歧视。
对此，媒体即使辟谣，进行科普，掐断混乱的苗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发起了驰援上海的行动。
湖北黄石市药材公司拉来了整整16辆卡车的药材；
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往上海；
苏州长征制药厂把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到上海……
3月，上海毒潮正式退散，而且没有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因疫情死亡的只有31人，全部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这场甲肝的爆发，让上海成为了中国首个“防疫样本城市”。
上海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没有完全切断与疫情高发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
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在防治中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值得被记录。
疫情也给上海带来了几个永久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人们意识到了生吃毛蚶的巨大风险，饮食卫生习惯改进了。
其次就是这次淬炼让上海应对传染病的组织和预警机制更完善。
34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相比，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也大不同。
相同的是，都出现了医疗挤兑，一开始都掉以轻心，没有在最开始就控制住。
不同的是，当时的上海在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的对策，没有影响到民生问题。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超级都市化的大城市，流动人口更多，与国际往来更密切，外加奥密克戎比甲肝更容易传播。在面对深不可测的疾病时，显然慌了手脚。
眼下，上海又进入了最难熬的阶段，
也许重温这段历史，能给人一些启发，吸收一些有益的经验。
上海的疫情，从最早出现小区被封控隔离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个月了。
面对每天两万的新增确诊，大家越来越迷茫。
可以说，这波新冠危机，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
今天一张图在朋友圈疯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志愿者队伍中，
这位老者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80多岁的谢丽娟老人。但很快经过核实，这名老者并非是谢丽娟副市长。
谢丽娟是谁？
为何上海人民会突然想起她？
下面这张谢丽娟的照片，勾起了无数上海人民的一段往事回忆。
1988年谢丽娟副市长与当时的朱市长
谁又记得，35年前的上海，也经历了一次大考验？
1988年，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了甲肝。
但是，短短两个月，病情就褪去了。
以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上海怎么做到的？
又能给今天什么启示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教科书般的抗疫历史。
而这场混乱的源头，是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毛蚶。
1987年的秋天，一搜挖泥船在江苏启东江段疏通水段时，意外发现了一条长20公里、深3米的“海鲜超级宝库”——毛蚶聚集带。
这个消息一出，上海人乐坏了。
他们喜欢吃海鲜，醉虾、醉蟹、毛蚶是他们餐桌的常客，特别是毛蚶。
当时，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每年都吃毛蚶，因为便宜，肉质肥美，类似于现在咱们吃小龙虾。
这次启东毛蚶大丰收，卖价更是跌到史上最低，吸引了许多食客的光顾。
于是，江苏渔民们聚集在一起，大手脚地挖毛蚶，通过陆运水运，日夜不断地运往上海。
据统计，当时上海约有230万人都食用过启东毛蚶，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为了图鲜嫩的口感，上海人喜欢生吃毛蚶，或者用开水汆一下就吃。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这批毛蚶比较特殊，生活的水域靠近长江入海口；
沿岸产生的污水，工业废水、人畜排泄物，都排入了长江。
毛蚶在沙子里埋着、在污水里泡着，牢牢地吸附住了细菌和病毒。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让毛蚶保持新鲜，运输者往往用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接着泼喂毛蚶……
果不其然，食客大快朵颐后，犯毛病了：急性腹泻，身体发热，面色发黄，连眼睛都泛着黄光。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感冒！
这引起了医生的警惕：痢疾也许是甲肝的先兆。
患者到医院抽血检查后，确定了：就是甲肝（HAV）。
像今天的新冠肺炎一样，甲肝病毒传染性也很强。
甲肝的潜伏期比较长，2到6周左右，一开始难以发现；但病人的排泄物已经含有了大量甲肝病毒，具有传染性，那些不吃毛蚶的人也会被传染。
外加当时的上海，卫生条件差，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更是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1988年1月，当上海人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时，甲肝大流行爆发了。
发病人数从每天几百人，到几千人。
到了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仅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内，确诊了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情况长达16天。
3个月内，甲肝感染了30万人。
这还只是发病的人数。调查数据显示，感染甲肝的人数大约为发病人数的4倍。
这意味着当时上海至少有120万人感染甲肝。
而1988年上海市人口有多少？也不过是1290万人左右。
肝炎门诊被突如其来的大量病患挤破了门。
而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病床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
即使都用上了，也远远不够。
为了看病，病患们拼了。
有的人天还还没亮就在医院门口排队，排着排着体力不支，晕过去了，被人两边架着，抬进医院。
有的人骑着自行车，自己带着折叠床和被，跑到医院，开口请求就四个字：立即住院。
化验室的窗口前排起长龙，因为来验血的人太多，连采血的试管都不够用了。
医生手忙脚乱，来不及填写化验单，索性把验血者的姓名、GPT指数写在一张大纸上，张榜公布……
这一幕幕，医生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静安寺某医院的沈医生回忆：“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唐家湾某医院的邵医生也心有余悸：“这种情况我从来没碰到过。”
华山医院检验科的王医生表示：“为了钱，我们谁也不会这样拼命干！”
青年Daily
将在04月19日 16:00 直播
预约
4月19日我们和冯唐聊聊天
视频号
医院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上海卫生局，卫生局再汇报给卫生防疫站，最后传达到副市长、市长耳朵里……
上海市紧急召开会议，做了几项决定。
一，全市禁止销售毛蚶
二，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控制感染规模。
在上海全市的10多万医务人员中，有6万多人第一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医院开设了“毛蚶门诊”，为病号开启快速通道。
除了这些公共地点，上海还设置了328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隔离治疗。
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康复，还可以减少新发病例。
但这不等于说医疗系统就放弃了这些病人。医生、护士组成了一支支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检查。
医院极力内扩，将普通病房、休息室、值班室，甚至浴室、走廊、自行车棚等地腾出来，作为临时肝炎病房；人手不够，那就各个科室的医生披挂上阵，前来支援。
上海的大中型企业，想方设法腾出仓库、礼堂、会议场所，改造成隔离所，将甲肝员工就地隔离。
当时正好赶上中小学放寒假，一些学校的教室也改成了临时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也被“征用”为临时病房了。
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
就这样你一房、我一室，上海共增加了1.25万个隔离点，11.8万张床位。
要知道，那是1988年，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发达，沟通也不如今天这么顺畅。
但电视、报纸等媒体，一再加快脚步，每天播报甲肝数据，让信息透明，让居民心里有数。
为了更快更好地普及知识，多家电视台和报纸都开通了专栏，制作电视节目，印发防疫指南手册。
指导患者如何在家自愈，自我监督病情。
当时，全国听闻上海有“大病”后，一片恐慌，生怕和上海人有什么接触，在各个场合都出现了对上海人的歧视。
对此，媒体即使辟谣，进行科普，掐断混乱的苗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发起了驰援上海的行动。
湖北黄石市药材公司拉来了整整16辆卡车的药材；
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往上海；
苏州长征制药厂把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到上海……
3月，上海毒潮正式退散，而且没有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因疫情死亡的只有31人，全部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这场甲肝的爆发，让上海成为了中国首个“防疫样本城市”。
上海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没有完全切断与疫情高发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
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在防治中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值得被记录。
疫情也给上海带来了几个永久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人们意识到了生吃毛蚶的巨大风险，饮食卫生习惯改进了。
其次就是这次淬炼让上海应对传染病的组织和预警机制更完善。
34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相比，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也大不同。
相同的是，都出现了医疗挤兑，一开始都掉以轻心，没有在最开始就控制住。
不同的是，当时的上海在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的对策，没有影响到民生问题。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超级都市化的大城市，流动人口更多，与国际往来更密切，外加奥密克戎比甲肝更容易传播。在面对深不可测的疾病时，显然慌了手脚。
眼下，上海又进入了最难熬的阶段，
也许重温这段历史，能给人一些启发，吸收一些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