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5月7日，距离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超过一月，中美政府各自宣布将派代表在瑞士举行会谈。
几乎整整七年前（2018年5月3日和4日），中美进行了第一轮贸易谈判，一些事情似乎并未改变：两国依然是特朗普和习近平执政，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对关税情有独钟；另一些事情似乎让世界局势今非昔比：俄乌战争挑战了战后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MAGA倾向“背刺”盟友，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经济受伤不轻，但中国制造2025总体上取得成功。
深入这次会谈的细节，中方的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他将于5月9日-12日访问瑞士；美方代表是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他们也将在本周前往瑞士。再有双方的关税规模远高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2018年）的贸易谈判，当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现在则高达145%。
“这些会谈是个好兆头，”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漫长而曲折过程的开始，因为双边经济纠纷不仅仅关乎关税，还包括中国的经济失衡、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议题的紧张局面。“任何暗示局势缓和的举措都属积极，但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难以摆脱当前困境。”
不过也正是七年前，当时中方负责谈判的刘鹤在一次发言中说，“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对比七年前，梳理两次谈判的异同之处，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瞭解当前的事态。
图像加注文字，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中）现在负责美国的关税事务。
人选变化：鸽与鹰
比较显著的是双方的人选变化，中方仍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但任职的人从刘鹤变为何立峰。
刘鹤长期在中央任职，扮演“智囊”的角色，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刘鹤曾参与制定多份中国经济长期规划，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国家主席起草经济讲稿。中共十九大上，刘鹤跻身政治局委员，一个从未在地方政府任职的官员位列“党的领导人”，并任副总理，掌握经济领域实权，这样的升迁轨迹颇为罕见。
刘鹤最终在多轮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后，在白宫和特朗普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后因为疫情等原因，这份协议“几乎没有履行”。
二十大卸任后，刘鹤不再任实际职务，但还发挥作用。2023年7月，时任美国财长耶伦访华，见完李强和何立峰，还与已经退休的刘鹤见面，当时《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后，仍参加中国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他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对北京而言极为有价值。
但就在一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七名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刘鹤之子刘天然因涉嫌贪腐被中国政府调查。
此次，站在台前的则是风格颇为不同的何立峰。他此前任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在中共二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委员行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棒刘鹤成为下一任“经济沙皇”，分管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
与刘鹤这个“三朝元老”不同，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铁杆“老部下”，在习近平1985年空降厦门时，两人即成为过从甚密的同事。而且他在福建的三个城市主政，然后北上天津，再入中央，任职发改委，履历丰富。国际媒体普遍对他的评论是，他的“忠诚度”和“执行力”让中国经济从市场化向国家主导的转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方一边，参与者的职务依然是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七年前是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七年后是贝森特和格里尔。
不同的是，七年前对话关税的主要声音来自于属于“鹰派”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在里根时代成功限制了对美出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也成功主导了对华谈判；相比之下，当时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则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华尔街的“全球主义者”和对华“鸽派”，他的声量则小得多。
此次，财长贝森特成为对华谈判的核心人物，在“解放日”关税发布一周后，白宫突然改变方向，暂停大部分国家的关税。当时站在镜头前的就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他当时称，“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坚持到这一刻”，在新闻发布会上，明显缺席的是另外两位负责向美国人民传达特朗普关税信息的人：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财长贝森特在暂缓关税的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接到了大量来自商界领袖的电话，并先后于周末和特朗普作出决定的那天早上，分别在“空军一号”上和椭圆办公室内与特朗普进行了交谈。
一些贸易政策老手表示，即使特朗普团队成员大致上支持其经济议程，贝森特在关税问题上的中心角色突显白宫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美国从全面全球贸易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贸易代表格里尔则显得存在感不强。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担任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首席幕僚，并参与了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这一轮关税战中，他较为出名的一幕是，4月9日，格里尔正在国会就关税问题作证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关税暂停，格里尔在听证会现场承认自己也是刚刚得知，此举被国会议员大肆批评。
图像加注文字，山东青岛的集装箱港口
地点变化：从北京、华盛顿到瑞士
此次谈判选择瑞士，而不是中美任何一国。上次谈判，莱特希泽等美国代表先抵达中国进行谈判，两周后，刘鹤等中国代表赴美再谈，并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暂缓征收关税。十多天后，双方再在中国会谈。一个月谈了三次，但停战局面仅仅维持半个月，双方又开始升级。
此后双方的接触层级，降级为副部长级，战火重燃，直至2018年底习近平和特朗普在阿根廷的G20会场见面，开啓2019年第二轮密集的会谈，但地点依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轮换。
这一次，特朗普在实施关税后，中美互加关税到了极高的程度。专家将这场较量比喻为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胆小鬼游戏”（Game of chicken），双方试图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悄然寻求互利的结果——也就是让贸易战降级。
“我预期双方会来来回回，因为华盛顿与北京都不希望被看成先让步的一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庄嘉颖（Ja Ian Chong）此前向BBC表示。
“但整体而言，贸易战降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双方有共同的动机。”
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学者宋文笛（Wen-Ti Sung）则用另一种方式说明：“就像两辆赛车迎面而去，看谁先转弯就被视为较弱的一方。而这一刻，双方都不想显得软弱。”
率承认自己啓动关税谈判的领导人，可能被视为在谈判中妥协。
“谁显得更绝望，谁就在谈判中丧失筹码，”宋文笛说，“双方都希望塑造对方才是更急于谈判的那个。”
如果把会谈地点选在中立的瑞士似乎能规避上述问题。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经过最近几周为争取更有利贸易谈判地位的频繁较量，美国和中国终于确认将于本周开始贸易谈判。
目前尚不清楚哪国政府拥有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局势看似有些僵持，双方似乎都略微软化立场以便开始对话，所以谈判将在瑞士这样一个中立地带举行，而非在美国或中国境内。
马志昂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表现出愿意坐上谈判桌的姿态，直到四月美国的对等关税出台后，才看到中国态度转硬，但中国从未关闭过谈判之门。“在我们看来，关键的行动方在美国一侧，任何缓和大概率需要由美国方面率先推动。”
图像加注文字，全球各地的买家在中国义乌选购小商品，但一些主做北美市场的企业叫苦不迭。
关税压力变化：从20%到145%
七年前的谈判，经历了多次“不欢而散”，好不容易因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而又回转的余地，同时又出现“孟晚舟”事件，让双方谈判继续推后。
这场围绕着关税的较量，从2018年5月3日开始第一次谈判，到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持续了一年半以上，但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关税虽然不断增加，但整体税率在20%左右徘徊。
但这一次，中美之间大部分商品关税达到145%，部分甚至达到245%，对于出口商而言，这个级别的税率是“无法交易”的状态。
对美国而言，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浮现，多家美国零售巨头的CEO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议，直接警告其关税政策将导致供应链中断，“两周后美国消费者将看到空空如也的货架”，“价格也会被迫上涨”。此番警告促使特朗普随后对关税表态有所缓和。
另一重压力来自债券市场，新的关税实施后，美国国债的利率在亚洲夜间交易时段升至5%，这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如果发行新债券也必须设定更高的利率否则将无人购买，这将大幅推高美国财政的压力。而中国作为美债的第二大持有国（第一是日本），甚至并未抛售美债，否则这一压力将加剧。
对中国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正在积极重建消费者信心和糜烂的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经济，还将在今年夏秋之际，迎来数以千万级的毕业生，如果经济不景气，他们的就业将变得岌岌可危。
即便在这样的压力下，专家们仍对达成协议不乐观。
宋林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达成某种“大交易”仍然非常困难。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似乎是美国取消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鉴于战略竞争考量，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
宋林预计，随着谈判进行，关税可能会回落至最初的“解放日”关税水平，约为60%，与特朗普最初竞选时的计划一致，虽然仍然会阻挡很多贸易，但这一水平也能让进口商以较小的痛苦购买那些无法替代的产品。而且如果关税降级成功实施，这将略微改善中国的经济前景。
马志昂称，适当降低关税率虽是良好开端，却无法修复美中关系中的深层不信任，也无法消除人们对美国今后出于任何经济或安全理由随时再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担忧。
他认为，要达成一项持久稳固的贸易协议，从根本上杜绝关税争端死灰复燃，目前看依然希望渺茫，因为双方在经济关系结构性问题上相距甚远，比如北京不会接受对其国内经济政策进行有约束力的改革承诺，也不会去除现行产业政策或改变货币管理方式。“我们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已见识过这一幕。”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5月7日，距离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超过一月，中美政府各自宣布将派代表在瑞士举行会谈。
几乎整整七年前（2018年5月3日和4日），中美进行了第一轮贸易谈判，一些事情似乎并未改变：两国依然是特朗普和习近平执政，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对关税情有独钟；另一些事情似乎让世界局势今非昔比：俄乌战争挑战了战后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MAGA倾向“背刺”盟友，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经济受伤不轻，但中国制造2025总体上取得成功。
深入这次会谈的细节，中方的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他将于5月9日-12日访问瑞士；美方代表是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他们也将在本周前往瑞士。再有双方的关税规模远高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2018年）的贸易谈判，当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现在则高达145%。
“这些会谈是个好兆头，”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漫长而曲折过程的开始，因为双边经济纠纷不仅仅关乎关税，还包括中国的经济失衡、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议题的紧张局面。“任何暗示局势缓和的举措都属积极，但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难以摆脱当前困境。”
不过也正是七年前，当时中方负责谈判的刘鹤在一次发言中说，“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对比七年前，梳理两次谈判的异同之处，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瞭解当前的事态。
图像加注文字，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中）现在负责美国的关税事务。
人选变化：鸽与鹰
比较显著的是双方的人选变化，中方仍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但任职的人从刘鹤变为何立峰。
刘鹤长期在中央任职，扮演“智囊”的角色，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刘鹤曾参与制定多份中国经济长期规划，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国家主席起草经济讲稿。中共十九大上，刘鹤跻身政治局委员，一个从未在地方政府任职的官员位列“党的领导人”，并任副总理，掌握经济领域实权，这样的升迁轨迹颇为罕见。
刘鹤最终在多轮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后，在白宫和特朗普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后因为疫情等原因，这份协议“几乎没有履行”。
二十大卸任后，刘鹤不再任实际职务，但还发挥作用。2023年7月，时任美国财长耶伦访华，见完李强和何立峰，还与已经退休的刘鹤见面，当时《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后，仍参加中国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他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对北京而言极为有价值。
但就在一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七名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刘鹤之子刘天然因涉嫌贪腐被中国政府调查。
此次，站在台前的则是风格颇为不同的何立峰。他此前任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在中共二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委员行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棒刘鹤成为下一任“经济沙皇”，分管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
与刘鹤这个“三朝元老”不同，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铁杆“老部下”，在习近平1985年空降厦门时，两人即成为过从甚密的同事。而且他在福建的三个城市主政，然后北上天津，再入中央，任职发改委，履历丰富。国际媒体普遍对他的评论是，他的“忠诚度”和“执行力”让中国经济从市场化向国家主导的转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方一边，参与者的职务依然是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七年前是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七年后是贝森特和格里尔。
不同的是，七年前对话关税的主要声音来自于属于“鹰派”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在里根时代成功限制了对美出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也成功主导了对华谈判；相比之下，当时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则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华尔街的“全球主义者”和对华“鸽派”，他的声量则小得多。
此次，财长贝森特成为对华谈判的核心人物，在“解放日”关税发布一周后，白宫突然改变方向，暂停大部分国家的关税。当时站在镜头前的就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他当时称，“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坚持到这一刻”，在新闻发布会上，明显缺席的是另外两位负责向美国人民传达特朗普关税信息的人：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财长贝森特在暂缓关税的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接到了大量来自商界领袖的电话，并先后于周末和特朗普作出决定的那天早上，分别在“空军一号”上和椭圆办公室内与特朗普进行了交谈。
一些贸易政策老手表示，即使特朗普团队成员大致上支持其经济议程，贝森特在关税问题上的中心角色突显白宫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美国从全面全球贸易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贸易代表格里尔则显得存在感不强。他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担任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首席幕僚，并参与了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这一轮关税战中，他较为出名的一幕是，4月9日，格里尔正在国会就关税问题作证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关税暂停，格里尔在听证会现场承认自己也是刚刚得知，此举被国会议员大肆批评。
图像加注文字，山东青岛的集装箱港口
地点变化：从北京、华盛顿到瑞士
此次谈判选择瑞士，而不是中美任何一国。上次谈判，莱特希泽等美国代表先抵达中国进行谈判，两周后，刘鹤等中国代表赴美再谈，并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暂缓征收关税。十多天后，双方再在中国会谈。一个月谈了三次，但停战局面仅仅维持半个月，双方又开始升级。
此后双方的接触层级，降级为副部长级，战火重燃，直至2018年底习近平和特朗普在阿根廷的G20会场见面，开啓2019年第二轮密集的会谈，但地点依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轮换。
这一次，特朗普在实施关税后，中美互加关税到了极高的程度。专家将这场较量比喻为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胆小鬼游戏”（Game of chicken），双方试图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悄然寻求互利的结果——也就是让贸易战降级。
“我预期双方会来来回回，因为华盛顿与北京都不希望被看成先让步的一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庄嘉颖（Ja Ian Chong）此前向BBC表示。
“但整体而言，贸易战降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双方有共同的动机。”
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学者宋文笛（Wen-Ti Sung）则用另一种方式说明：“就像两辆赛车迎面而去，看谁先转弯就被视为较弱的一方。而这一刻，双方都不想显得软弱。”
率承认自己啓动关税谈判的领导人，可能被视为在谈判中妥协。
“谁显得更绝望，谁就在谈判中丧失筹码，”宋文笛说，“双方都希望塑造对方才是更急于谈判的那个。”
如果把会谈地点选在中立的瑞士似乎能规避上述问题。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经过最近几周为争取更有利贸易谈判地位的频繁较量，美国和中国终于确认将于本周开始贸易谈判。
目前尚不清楚哪国政府拥有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局势看似有些僵持，双方似乎都略微软化立场以便开始对话，所以谈判将在瑞士这样一个中立地带举行，而非在美国或中国境内。
马志昂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表现出愿意坐上谈判桌的姿态，直到四月美国的对等关税出台后，才看到中国态度转硬，但中国从未关闭过谈判之门。“在我们看来，关键的行动方在美国一侧，任何缓和大概率需要由美国方面率先推动。”
图像加注文字，全球各地的买家在中国义乌选购小商品，但一些主做北美市场的企业叫苦不迭。
关税压力变化：从20%到145%
七年前的谈判，经历了多次“不欢而散”，好不容易因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而又回转的余地，同时又出现“孟晚舟”事件，让双方谈判继续推后。
这场围绕着关税的较量，从2018年5月3日开始第一次谈判，到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持续了一年半以上，但当时两国贸易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关税虽然不断增加，但整体税率在20%左右徘徊。
但这一次，中美之间大部分商品关税达到145%，部分甚至达到245%，对于出口商而言，这个级别的税率是“无法交易”的状态。
对美国而言，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浮现，多家美国零售巨头的CEO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议，直接警告其关税政策将导致供应链中断，“两周后美国消费者将看到空空如也的货架”，“价格也会被迫上涨”。此番警告促使特朗普随后对关税表态有所缓和。
另一重压力来自债券市场，新的关税实施后，美国国债的利率在亚洲夜间交易时段升至5%，这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如果发行新债券也必须设定更高的利率否则将无人购买，这将大幅推高美国财政的压力。而中国作为美债的第二大持有国（第一是日本），甚至并未抛售美债，否则这一压力将加剧。
对中国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正在积极重建消费者信心和糜烂的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经济，还将在今年夏秋之际，迎来数以千万级的毕业生，如果经济不景气，他们的就业将变得岌岌可危。
即便在这样的压力下，专家们仍对达成协议不乐观。
宋林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达成某种“大交易”仍然非常困难。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似乎是美国取消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鉴于战略竞争考量，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
宋林预计，随着谈判进行，关税可能会回落至最初的“解放日”关税水平，约为60%，与特朗普最初竞选时的计划一致，虽然仍然会阻挡很多贸易，但这一水平也能让进口商以较小的痛苦购买那些无法替代的产品。而且如果关税降级成功实施，这将略微改善中国的经济前景。
马志昂称，适当降低关税率虽是良好开端，却无法修复美中关系中的深层不信任，也无法消除人们对美国今后出于任何经济或安全理由随时再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担忧。
他认为，要达成一项持久稳固的贸易协议，从根本上杜绝关税争端死灰复燃，目前看依然希望渺茫，因为双方在经济关系结构性问题上相距甚远，比如北京不会接受对其国内经济政策进行有约束力的改革承诺，也不会去除现行产业政策或改变货币管理方式。“我们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已见识过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