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火葬场外身穿孝服的亲属手捧逝去亲人的遗像。（2022年12月23日）
编者按：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正处在巨大、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与生命、人道灾难中。
过去三周来，当局一反三年来不惜代价对新冠疫情严防死守的所谓“动态清零”对策，骤然变为对疫情不闻不问不作为的态度，导致新冠病毒大面积扩散。由于政府不肯如实发布相关信息，最近甚至干脆取消了对相关状况的通报，人们难以了解目前中国疫情的实情。
惟据不同方面的估计，过去大约二十天里，中国全国可能有数千万乃至高达二亿多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据了解，感染者的发病症状较之国外最近一年多来的感染症状一般来说都更为严重；从间接信息源可知，大批老年感染者死亡。因这次危机来得陡然、阔大、汹涌、险恶，民间称之为“疫情海啸”。
面对这等凶险疫情的民众，却难以得到公共卫生资源的支持。反而，他们缺医少药，重病者往往求医无门。甚至死者也难以安息，往往要等候多日，要亲属去找关系、花大钱，才能火化。前三年耗费民脂民膏大量建造的方舱医院，这个时候不起任何作用。自从新冠疫情2019年12月自武汉发源以来，三年来中国在应对疫情的疫苗、药物、医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似乎不升反降。三年来种种源自官方的信息误导，则不降反升。所有这些，都加重了病者的苦痛，增加了全社会的患病死亡率，也造成了全国民众的普遍恐慌。
人们在杭州一家药店排队购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2022年12月19日）
恐慌的同时是深深的困惑。为什么当局在这个时候在疫情应对上来了这么一个急转弯？为什么此前声嘶力竭进行“动态清零”的各级政府这时纷纷“躺平”？为什么当局一面宣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面任由民众面对疫情的扩散自生自灭、甚至干扰民众的自救救人？
因为难以索解，所以人们看到和听到种种分析、猜测、乃至谣言和阴谋论。当局在中共二十大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再次不惜代价促进经济发展了吗？这代价难道首先就是通过疫情大扩散来付出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当局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而有意让疫情去消灭高龄人口吗？当局是在和针对“清零”政策的“白纸抗议”赌气而放弃“清零”并对疫情不作为吗？还是要借助疫情的扩散来防止更多的街头聚集和抗议，从而压下“白纸革命”的势头？
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都是，也许还有更多的解释。面对一个以“黑箱操作”为特点的政府，面对那些权力大到可以“任性”的掌权者，理性和逻辑往往无能，因为理性和逻辑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黑箱”却不让人们了解起码的事实，“任性”则可以无视无数大众所遵从的逻辑。不是吗？人们甚至无法知道中国今天的疫情扩散状况，也无法要求当局对民众的苦难做出具有基本人性的回应。
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在中国，政府可以如铜墙铁壁，对民众的要求一概回应以铁拳般的镇压——这是人们早就了解到的了。现在，我们看到，政府还可以“躺平”，还可以如一堵棉花墙或一口镪水锅，不管民众如何要求，到那里都是浪花不起、无影无踪。
岂止于此？稍早些时候，我在评论中共的近期政治发展时，曾经指出其“控制能力加强，治理能力减弱”的问题。这一观察，也可以说概括乃至预言了中国当局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当中共这套体系要采取严防死守的战略时，由于其强大的控制能力，似乎总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一旦不靠严防死守了，则不管是回归常态治理，更不要说还面对危机状态，当局的能力和作为就总是极为低劣了。
不过，根据这次“疫情海啸”的最新情况，我现在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原因很简单：中共当局在这次“疫情海啸”中的恶劣表现，并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能力”问题，决定你做事情是否能做好。
可是，十二月以来的中共当局，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缓解疫情，来帮助民众。反过来，它为疫情的泛滥而开道、鼓吹、推波助澜，它对民众的需求——这里首先是求医问药的需求，而不是任何政治性的需求，则无视、限制、甚至百般刁难与阻挠。可以说，如果中国民众能够不受政府干涉地自发展开面对疫情扩散的自救行动，情况也会比过去三周来的这种状况要好得多。比如说，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医药厂家必定设法研制并增加供应应对疫情的有效药物。可是，在当局的那样一种“治理”下，中国却缺少这样的社会自发机制。
这里我想提出“负治理”这个说法来概括上述情况。我们知道，政府的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内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所谓“治理”，就是实现这样的职责。治理得好，叫“善政”；用恶劣的手段来达成治理的目的，叫“恶政”。过去三年，“清零”那一套可以说是“恶政”的一种标本。现在呢，手段依然恶劣，但甚至放弃了提供公共秩序与公共物品。
面对“疫情海啸”，已经不是治理得好不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去不去实行“治理”的问题，而是：由于它那套系统的一系列作为，削弱了中国社会面对疫情的公共秩序，更大大破坏了相关公共物品包括药品、医疗资源、医疗信息等等的供给，反过来阻碍了中国民众在这种危机中的自发自救能力。这种现象，我看只能称之为“负治理”。
实行“负治理”的地方，有政府不如没有政府；民众同样为“治理”付出成本，但得到的却是负数的收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负治理”机制呢？题目很大，这里难以展开，再找机会讨论吧。
上海一家火葬场外身穿孝服的亲属手捧逝去亲人的遗像。（2022年12月23日）
编者按：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正处在巨大、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与生命、人道灾难中。
过去三周来，当局一反三年来不惜代价对新冠疫情严防死守的所谓“动态清零”对策，骤然变为对疫情不闻不问不作为的态度，导致新冠病毒大面积扩散。由于政府不肯如实发布相关信息，最近甚至干脆取消了对相关状况的通报，人们难以了解目前中国疫情的实情。
惟据不同方面的估计，过去大约二十天里，中国全国可能有数千万乃至高达二亿多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据了解，感染者的发病症状较之国外最近一年多来的感染症状一般来说都更为严重；从间接信息源可知，大批老年感染者死亡。因这次危机来得陡然、阔大、汹涌、险恶，民间称之为“疫情海啸”。
面对这等凶险疫情的民众，却难以得到公共卫生资源的支持。反而，他们缺医少药，重病者往往求医无门。甚至死者也难以安息，往往要等候多日，要亲属去找关系、花大钱，才能火化。前三年耗费民脂民膏大量建造的方舱医院，这个时候不起任何作用。自从新冠疫情2019年12月自武汉发源以来，三年来中国在应对疫情的疫苗、药物、医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似乎不升反降。三年来种种源自官方的信息误导，则不降反升。所有这些，都加重了病者的苦痛，增加了全社会的患病死亡率，也造成了全国民众的普遍恐慌。
人们在杭州一家药店排队购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2022年12月19日）
恐慌的同时是深深的困惑。为什么当局在这个时候在疫情应对上来了这么一个急转弯？为什么此前声嘶力竭进行“动态清零”的各级政府这时纷纷“躺平”？为什么当局一面宣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面任由民众面对疫情的扩散自生自灭、甚至干扰民众的自救救人？
因为难以索解，所以人们看到和听到种种分析、猜测、乃至谣言和阴谋论。当局在中共二十大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再次不惜代价促进经济发展了吗？这代价难道首先就是通过疫情大扩散来付出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当局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而有意让疫情去消灭高龄人口吗？当局是在和针对“清零”政策的“白纸抗议”赌气而放弃“清零”并对疫情不作为吗？还是要借助疫情的扩散来防止更多的街头聚集和抗议，从而压下“白纸革命”的势头？
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都是，也许还有更多的解释。面对一个以“黑箱操作”为特点的政府，面对那些权力大到可以“任性”的掌权者，理性和逻辑往往无能，因为理性和逻辑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黑箱”却不让人们了解起码的事实，“任性”则可以无视无数大众所遵从的逻辑。不是吗？人们甚至无法知道中国今天的疫情扩散状况，也无法要求当局对民众的苦难做出具有基本人性的回应。
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在中国，政府可以如铜墙铁壁，对民众的要求一概回应以铁拳般的镇压——这是人们早就了解到的了。现在，我们看到，政府还可以“躺平”，还可以如一堵棉花墙或一口镪水锅，不管民众如何要求，到那里都是浪花不起、无影无踪。
岂止于此？稍早些时候，我在评论中共的近期政治发展时，曾经指出其“控制能力加强，治理能力减弱”的问题。这一观察，也可以说概括乃至预言了中国当局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当中共这套体系要采取严防死守的战略时，由于其强大的控制能力，似乎总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一旦不靠严防死守了，则不管是回归常态治理，更不要说还面对危机状态，当局的能力和作为就总是极为低劣了。
不过，根据这次“疫情海啸”的最新情况，我现在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原因很简单：中共当局在这次“疫情海啸”中的恶劣表现，并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能力”问题，决定你做事情是否能做好。
可是，十二月以来的中共当局，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缓解疫情，来帮助民众。反过来，它为疫情的泛滥而开道、鼓吹、推波助澜，它对民众的需求——这里首先是求医问药的需求，而不是任何政治性的需求，则无视、限制、甚至百般刁难与阻挠。可以说，如果中国民众能够不受政府干涉地自发展开面对疫情扩散的自救行动，情况也会比过去三周来的这种状况要好得多。比如说，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医药厂家必定设法研制并增加供应应对疫情的有效药物。可是，在当局的那样一种“治理”下，中国却缺少这样的社会自发机制。
这里我想提出“负治理”这个说法来概括上述情况。我们知道，政府的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内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所谓“治理”，就是实现这样的职责。治理得好，叫“善政”；用恶劣的手段来达成治理的目的，叫“恶政”。过去三年，“清零”那一套可以说是“恶政”的一种标本。现在呢，手段依然恶劣，但甚至放弃了提供公共秩序与公共物品。
面对“疫情海啸”，已经不是治理得好不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去不去实行“治理”的问题，而是：由于它那套系统的一系列作为，削弱了中国社会面对疫情的公共秩序，更大大破坏了相关公共物品包括药品、医疗资源、医疗信息等等的供给，反过来阻碍了中国民众在这种危机中的自发自救能力。这种现象，我看只能称之为“负治理”。
实行“负治理”的地方，有政府不如没有政府；民众同样为“治理”付出成本，但得到的却是负数的收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负治理”机制呢？题目很大，这里难以展开，再找机会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