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众瞩目下诞生 “你是......自己想要再生一个吗？”刘平低头看病例，谨慎发问。 坐在对面的女人点头。她是刘平的老患者，已有两次剖宫产经历，年纪也不小了，生孩子风险大，刘平并不建议她再怀孕。 但女人态度坚决，说自己喜欢小孩，上次做试管婴儿，移植的两个胚胎只留存了一个，她希望能再来一次。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 张丽珠 刘平是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创始人之一，30多年来，见证了无数试管婴儿的诞生。1988年，她跟随导师张丽珠的研究小组，共同参与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生产。 那是1988年3月10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聚满了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几乎全北京的媒体都来了。他们希望第一时间记录到那历史性的瞬间。 郑桂珍（右） 手术台上的女人叫郑桂珍，38岁，结婚近20年，都没能自然怀孕。从广播里，她听到北医三院在做试管婴儿的生殖实验，拉上丈夫，坐火车从甘肃礼县盐关镇来了北京。 这趟冒险的旅程从开端就是忐忑的。郑桂珍晕车反应严重，三天的车程，如同出入鬼门关。到了站又发现，北京好大，不像老家，走走就能到医院去。她站在火车站问了好久，才遇到好心人指路。好在，之后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1988年3月10日8点56分，手术室传来婴儿的啼哭，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顺利降生了。 女婴体重3900克，身长52cm，非常健康。开心的郑桂珍为女儿取名“郑萌珠”，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光，而有萌芽寓意的“萌”字，也包含对中国试管婴儿技术的期许。 郑萌珠诞生的过程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雪片一样的信涌了进来，大量想尽办法仍求子未果的家庭，在信中诉说他们的苦痛。 渐渐，信件开始回不过来，登门拜访的不孕不育家庭多了起来。 为新生命“闯关” 刘平、张丽珠和郑萌珠 对于愿意接受试管实验的患者，刘平心怀感激。 1983年，刘平师从中国著名妇产科医学专家张丽珠，做生殖内分泌相关临床疾病的诊治和研究。 1984年，张丽珠教授开始进行试管婴儿的研究。 实验伊始苦难重重。一两个月，才能等到一个知情同意的病人，还不一定能在合适的时间取到卵。 他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研究小组整日挤在张丽珠办公室对面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那原是其他科室的资料室。 做实验的仪器和器皿极度匮乏，本该是一次性用品的取卵针，不得不重复使用，用得钝了，还要拿到钟表匠那里去磨。买不到实验所需的培养液，他们也只能摸索着自己配置。需要给病人移植的时候，十几平米的小屋子就更局促了，他们还要再搭一张移植手术床。 第一次体外受精成功，小组集体欢呼。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将胚胎移植回病人体内这一步，他们数次尝试，总是失败。 由于没有恒温箱，取卵后，他们需要把试管放进装有热水的保温罐，从北医教学楼5楼跑到1楼，再穿过操场送到实验室。大家猜测，这个过程，也可能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 必须要进一步改善条件了。他们向医院申请，把原来用于接转分机的电话室，改装成了生殖中心。50平米的房间分出一间小小的实验室，一间手术室。 刘平记得，手术室能进去3个人，实验室最多进去2个人。但这已经是当时尽可能专业化设计的环境了。 国内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诞生后，他们仍在那间50平米的试管婴儿室工作，直到2003年，生殖中心才搬进一栋3层小楼。 环境逐渐优化，试管婴儿的技术也平稳提升。2019年，通过辅助生殖实现生育的人口接近3%。而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辅助生殖技术也遇到新的瓶颈。 过去，不孕不育症的缘由大多都很清晰，比如，女性输卵管堵塞，男性生精障碍。但当代，刘平接触的不孕不育患者，很多是不明原因不孕，无法明确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也许和人体胚胎发育的潜力有关，也可能和一些罕见的遗传因素有关。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希望组建多孩家庭的需求越来越常见。刘平见到有一部分试管婴儿患者，过去通过试管婴儿生了第一胎，政策放开后，她们希望能利用存放在胚胎库的胚胎，再次生育。 “试管婴儿这个技术成熟以前，他们甚至就只能面对这辈子没有孩子了。积极地去利用这个技术让自己实现愿望，那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有什么不同？——科技含量高点 刘平认为，她所见到的不孕患者并非仅代表自己，或夫妻两个人而来。有的患者，是被整个家族两三代人催促着来的。 是否生育是个人权利，刘平觉得，如果要选择生育，千万不能是因为任何人的建议。生孩子是大事，她担心急于求孕的患者心理准备不足。 即便能大概率地解决无法自然生育的问题，在生殖中心，求孕女性的情绪，也多半是焦灼和期许参半的。很多人会因为害怕不能给亲人传递好消息而担忧，觉得自己对不起家庭。 同为女人，刘平心疼这些女性。她建议患者避免跟太多人交流此事，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生，别人并不能提供太多帮助，反而容易造成心理压力。 她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忙做心理建设，“成功了，告诉他们，没成功，也别告诉他们你经历了什么。来自各方的建议特别多，这个过程会不断地给你增加压力，让你躺着别动，吃这个喝那个，弄得生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郑萌珠童年旧照 尽管现在，试管婴儿已从特别小众，演变为被高度理解，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将自己的孕育过程告诉孩子是有压力的。 作为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难免会承受偏见带来的压力。母亲郑桂珍从小镇来到北京做手术时，家里的老乡并不知情。郑萌珠一直在北京待到满月，医院才派人把她送回了老家。和母亲郑桂珍一样，还是小婴儿的她也要坐上三天的火车，回到甘肃礼县。 消息很快便传遍小镇，所有人都不明白试管婴儿是什么概念，虽然父母尽可能地保护，仍难掩人们对她的好奇。 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出生轰动了中国，甚至轰动世界，而在郑萌珠看来，自己只是，“很正常的长的了”，跟别的小孩没什么不同。现在，33岁的郑萌珠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做档案工作。 “一只鸟飞出去，它也有个巢，家庭对一个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刘平觉得，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同时也要保持平常心。 郑萌珠10岁时，曾受邀回到医院，和当初辅助生产的医务人员欢聚。当天，刘平把女儿也带到了医院。小女孩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在人群里跑来跑去，被媒体拍到了。晚上回家发现，女儿跟郑萌珠一起上了电视。 刘平问女儿，你觉得自己跟萌珠姐姐有什么不同吗？ 女儿先是懵懵懂懂地说，没有不同。随后，她又补充：“妈妈，我想到了，她的科技含量高点。”（来源：腾讯新闻）
在万众瞩目下诞生
“你是......自己想要再生一个吗？”刘平低头看病例，谨慎发问。
坐在对面的女人点头。她是刘平的老患者，已有两次剖宫产经历，年纪也不小了，生孩子风险大，刘平并不建议她再怀孕。
但女人态度坚决，说自己喜欢小孩，上次做试管婴儿，移植的两个胚胎只留存了一个，她希望能再来一次。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 张丽珠
刘平是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创始人之一，30多年来，见证了无数试管婴儿的诞生。1988年，她跟随导师张丽珠的研究小组，共同参与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生产。
那是1988年3月10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聚满了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几乎全北京的媒体都来了。他们希望第一时间记录到那历史性的瞬间。
郑桂珍（右）
手术台上的女人叫郑桂珍，38岁，结婚近20年，都没能自然怀孕。从广播里，她听到北医三院在做试管婴儿的生殖实验，拉上丈夫，坐火车从甘肃礼县盐关镇来了北京。
这趟冒险的旅程从开端就是忐忑的。郑桂珍晕车反应严重，三天的车程，如同出入鬼门关。到了站又发现，北京好大，不像老家，走走就能到医院去。她站在火车站问了好久，才遇到好心人指路。好在，之后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1988年3月10日8点56分，手术室传来婴儿的啼哭，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顺利降生了。
女婴体重3900克，身长52cm，非常健康。开心的郑桂珍为女儿取名“郑萌珠”，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光，而有萌芽寓意的“萌”字，也包含对中国试管婴儿技术的期许。
郑萌珠诞生的过程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雪片一样的信涌了进来，大量想尽办法仍求子未果的家庭，在信中诉说他们的苦痛。
渐渐，信件开始回不过来，登门拜访的不孕不育家庭多了起来。
为新生命“闯关”
刘平、张丽珠和郑萌珠
对于愿意接受试管实验的患者，刘平心怀感激。
1983年，刘平师从中国著名妇产科医学专家张丽珠，做生殖内分泌相关临床疾病的诊治和研究。
1984年，张丽珠教授开始进行试管婴儿的研究。
实验伊始苦难重重。一两个月，才能等到一个知情同意的病人，还不一定能在合适的时间取到卵。
他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研究小组整日挤在张丽珠办公室对面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那原是其他科室的资料室。
做实验的仪器和器皿极度匮乏，本该是一次性用品的取卵针，不得不重复使用，用得钝了，还要拿到钟表匠那里去磨。买不到实验所需的培养液，他们也只能摸索着自己配置。需要给病人移植的时候，十几平米的小屋子就更局促了，他们还要再搭一张移植手术床。
第一次体外受精成功，小组集体欢呼。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将胚胎移植回病人体内这一步，他们数次尝试，总是失败。
由于没有恒温箱，取卵后，他们需要把试管放进装有热水的保温罐，从北医教学楼5楼跑到1楼，再穿过操场送到实验室。大家猜测，这个过程，也可能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
必须要进一步改善条件了。他们向医院申请，把原来用于接转分机的电话室，改装成了生殖中心。50平米的房间分出一间小小的实验室，一间手术室。
刘平记得，手术室能进去3个人，实验室最多进去2个人。但这已经是当时尽可能专业化设计的环境了。
国内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诞生后，他们仍在那间50平米的试管婴儿室工作，直到2003年，生殖中心才搬进一栋3层小楼。
环境逐渐优化，试管婴儿的技术也平稳提升。2019年，通过辅助生殖实现生育的人口接近3%。而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辅助生殖技术也遇到新的瓶颈。
过去，不孕不育症的缘由大多都很清晰，比如，女性输卵管堵塞，男性生精障碍。但当代，刘平接触的不孕不育患者，很多是不明原因不孕，无法明确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也许和人体胚胎发育的潜力有关，也可能和一些罕见的遗传因素有关。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希望组建多孩家庭的需求越来越常见。刘平见到有一部分试管婴儿患者，过去通过试管婴儿生了第一胎，政策放开后，她们希望能利用存放在胚胎库的胚胎，再次生育。
“试管婴儿这个技术成熟以前，他们甚至就只能面对这辈子没有孩子了。积极地去利用这个技术让自己实现愿望，那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有什么不同？——科技含量高点
刘平认为，她所见到的不孕患者并非仅代表自己，或夫妻两个人而来。有的患者，是被整个家族两三代人催促着来的。
是否生育是个人权利，刘平觉得，如果要选择生育，千万不能是因为任何人的建议。生孩子是大事，她担心急于求孕的患者心理准备不足。
即便能大概率地解决无法自然生育的问题，在生殖中心，求孕女性的情绪，也多半是焦灼和期许参半的。很多人会因为害怕不能给亲人传递好消息而担忧，觉得自己对不起家庭。
同为女人，刘平心疼这些女性。她建议患者避免跟太多人交流此事，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生，别人并不能提供太多帮助，反而容易造成心理压力。
她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忙做心理建设，“成功了，告诉他们，没成功，也别告诉他们你经历了什么。来自各方的建议特别多，这个过程会不断地给你增加压力，让你躺着别动，吃这个喝那个，弄得生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郑萌珠童年旧照
尽管现在，试管婴儿已从特别小众，演变为被高度理解，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将自己的孕育过程告诉孩子是有压力的。
作为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难免会承受偏见带来的压力。母亲郑桂珍从小镇来到北京做手术时，家里的老乡并不知情。郑萌珠一直在北京待到满月，医院才派人把她送回了老家。和母亲郑桂珍一样，还是小婴儿的她也要坐上三天的火车，回到甘肃礼县。
消息很快便传遍小镇，所有人都不明白试管婴儿是什么概念，虽然父母尽可能地保护，仍难掩人们对她的好奇。
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出生轰动了中国，甚至轰动世界，而在郑萌珠看来，自己只是，“很正常的长的了”，跟别的小孩没什么不同。现在，33岁的郑萌珠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做档案工作。
“一只鸟飞出去，它也有个巢，家庭对一个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刘平觉得，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同时也要保持平常心。
郑萌珠10岁时，曾受邀回到医院，和当初辅助生产的医务人员欢聚。当天，刘平把女儿也带到了医院。小女孩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在人群里跑来跑去，被媒体拍到了。晚上回家发现，女儿跟郑萌珠一起上了电视。
刘平问女儿，你觉得自己跟萌珠姐姐有什么不同吗？
女儿先是懵懵懂懂地说，没有不同。随后，她又补充：“妈妈，我想到了，她的科技含量高点。”（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