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结束的当天，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撰写文章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听党的话了。
哈罗德·蒂博写道，中国一年一度的重大政治生活周于3月11日星期一结束，但是，三十多年来每年在人大年度会议结束时都会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与媒体直接交流的总理记者会今年却被取消了。除此之外，同一天，橡皮图章作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法律修正案，明确澄清了政府的运作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
对四十一年来和经济开放之初以来指引政府工作的法律所做出的修正案规定，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其作用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它必须“坚决维护”中共的权威。修正案还提到了指导其工作的意识形态原则，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另外，尽管修正案也提到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来加强透明度。
哈罗德·蒂博表示，刚刚通过的法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中国各机构的运作，但是，在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后，它强化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党的地位被加强，做决定的是党，国家只是来执行。2023年3月，当时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李强在他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务院的作用是“落实”中央委员会做出的“重要决策”。欧盟安全研究院亚洲事务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表示：“随着该修正案的通过，党高于国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党负责做决定，国家机构只负责执行”。这样，李强的地位将远不如他的前任那么突出。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说，“很显然，每个人都知道最高权力属于共产党，但是，习近平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白纸黑字地澄清这一点。”
“国家变成了次要的参与者”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热罗姆·多永(Jérôme Doyon)解释说，“共产党成了主要的参与者，国家成了次要的参与者，各部委成了会议桌上的初级伙伴，特别是当习近平本人位居中心时，更是这样。”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已经有党支部的存在，现在，则是鼓励中小企业建立党支部。规定是，如果企业员工中有三名以上的党员，这些党员就可以要求建立党支部。比起政府机构来，这些党支部更是“习近平思想”的直接中继站。因此，2月底，全国的9千800万名党员和超过500万个党支部接到指示：每年要至少一次“平静地坐在一起，阅读（习近平理论的）原文，学习原文”，以便研究如何落实到他们的具体工作中。
哈罗德·蒂博写道，在经济显现疲软之际，权力的集中和意识形态非常“红色”的聚焦，有助于让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但这对开放是不利的。因此，2月28日，李强会见美国商会时保证说，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的大门将更大”。但就在前一天，当局修改了国家机密法，增加了“工作机密”，“如果泄露工作机密，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香港新国安法
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的另一个例证是，香港当局于3月8日星期五提出了一项新的安全法，并打算尽快实施。香港领导人在参加全国人大后从北京赶回来推动了这一法案。
不过，在这种持续收紧的氛围中，还是有一些声音敢于质疑可能会产生的反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贾庆国就质疑说，对学者在有关跨境旅行、参加国际会议、与外国外交官会面以及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上所作出的限制，是否会影响“向海外正确呈现中国愿景”的能力。
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结束的当天，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撰写文章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听党的话了。
哈罗德·蒂博写道，中国一年一度的重大政治生活周于3月11日星期一结束，但是，三十多年来每年在人大年度会议结束时都会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与媒体直接交流的总理记者会今年却被取消了。除此之外，同一天，橡皮图章作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法律修正案，明确澄清了政府的运作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
对四十一年来和经济开放之初以来指引政府工作的法律所做出的修正案规定，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其作用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它必须“坚决维护”中共的权威。修正案还提到了指导其工作的意识形态原则，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另外，尽管修正案也提到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来加强透明度。
哈罗德·蒂博表示，刚刚通过的法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中国各机构的运作，但是，在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后，它强化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党的地位被加强，做决定的是党，国家只是来执行。2023年3月，当时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李强在他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务院的作用是“落实”中央委员会做出的“重要决策”。欧盟安全研究院亚洲事务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表示：“随着该修正案的通过，党高于国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党负责做决定，国家机构只负责执行”。这样，李强的地位将远不如他的前任那么突出。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说，“很显然，每个人都知道最高权力属于共产党，但是，习近平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白纸黑字地澄清这一点。”
“国家变成了次要的参与者”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热罗姆·多永(Jérôme Doyon)解释说，“共产党成了主要的参与者，国家成了次要的参与者，各部委成了会议桌上的初级伙伴，特别是当习近平本人位居中心时，更是这样。”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已经有党支部的存在，现在，则是鼓励中小企业建立党支部。规定是，如果企业员工中有三名以上的党员，这些党员就可以要求建立党支部。比起政府机构来，这些党支部更是“习近平思想”的直接中继站。因此，2月底，全国的9千800万名党员和超过500万个党支部接到指示：每年要至少一次“平静地坐在一起，阅读（习近平理论的）原文，学习原文”，以便研究如何落实到他们的具体工作中。
哈罗德·蒂博写道，在经济显现疲软之际，权力的集中和意识形态非常“红色”的聚焦，有助于让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但这对开放是不利的。因此，2月28日，李强会见美国商会时保证说，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的大门将更大”。但就在前一天，当局修改了国家机密法，增加了“工作机密”，“如果泄露工作机密，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香港新国安法
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的另一个例证是，香港当局于3月8日星期五提出了一项新的安全法，并打算尽快实施。香港领导人在参加全国人大后从北京赶回来推动了这一法案。
不过，在这种持续收紧的氛围中，还是有一些声音敢于质疑可能会产生的反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贾庆国就质疑说，对学者在有关跨境旅行、参加国际会议、与外国外交官会面以及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上所作出的限制，是否会影响“向海外正确呈现中国愿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