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1日，香港海边展示的当地艺术家Kacey Wong为纪念中国人权活动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而创作的钢椅雕塑《我没有敌人》。
本周三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逝世五周年。近几年，有组织、有规模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几乎绝迹。那么，刘晓波生前倡导的公民社会与宪政如今还有迹可循吗？
“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2008年10月，刘晓波对香港电台谈到了他在中国从事人权工作的初心，以及对这条崎岖之路的坚守。
两个月后，他就在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公开发表前夕被刑事拘留，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他就是这份宣言的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
2018年7月13日，香港纪念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纪念碑前堆满了鲜花。 （美联社）
友人：刘霞身体还好 仍比较“孤立”
刘晓波在2017年保外就医期间因患肝癌去世。他长期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在2018年才总算获准出国，随后定居德国柏林。过去几年来，刘霞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与刘霞保持着联系的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周二对本台表示，刘霞出于种种原因，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自我孤立的状态，但身体状况应该还好，不过不愿接受采访。
“她可能选择保持一个跟别人不大接触的状态，但我知道她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她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应该也不成问题。”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联社资料图）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廖天琪正在从柏林赶往伦敦的路上。她周三将在伦敦的一座教堂主持刘晓波逝世五周年悼念活动。
2005年，刘晓波出版了《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谈到了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网络维权、体制内异见的兴起等现象。在那以后，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等零零星星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全面收紧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从“709大抓捕”到新疆再教育营，从香港《国安法》到新冠疫情，评论多认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在中国已成一纸空文。
公民社会已死？
在刘晓波逝世后的五年间，中国几乎已经看不到有组织、有规模的维权运动。各地的访民、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的日常行动受到越发严密的监控，他们“抱团取暖”更是难上加难。
就在2019年底，十多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还因在厦门聚会，被警方骚扰、传唤、羁押、甚至逮捕，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狱中的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常玮平等人。
刘晓波在被捕前不久还对香港电台说，在中国这样的“独裁社会”，无论一个人经商，做记者，还是当老师，都要付出包括“说假话”在内的很多代价，而他本人要付出的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我坚持我的信念，我坚持说真话，坚持批评这个独裁制度，坚持为‘六四’的公正评价，为那些亡灵、在天之灵讨回历史公道......。”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华盛顿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近日就在本台发表了题为《不要遗忘刘晓波》的评论文章。他写道，刘晓波代表的是过去三十年间，公民社会在国家暴力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那股力量。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社会展开了“碾压式”打击，让很多人对于民间的反抗力量失去了希望。但王丹强调，刘晓波的奋斗历程告诉人们，即便在“六四”事件后最黑暗的时期，在中国，反抗的火苗从来没有熄灭过。
《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昝爱宗对记者说，近些年来，他明显感觉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急剧收缩，这与刘晓波的人生信仰背道而驰。
“一个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法治，比如说司法独立，这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当局声称人人有言论自由，却没有司法独立来保障言论自由，那怎么会有公民社会呢？”
有迹象表明，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已经波及到了“维权二代”。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周一就发文说，他们的六岁女儿今年应该上小学了，但当她按照北京市密云区教委的要求给孩子办好了城区入学手续后，却在就近学校报名时被拒收。记者周二多次致电原珊珊，但一直无人接听。刘晓波对公民社会的追求，像原珊珊一样的中国公民们，还在挣扎奋斗着。
2018年12月11日，香港海边展示的当地艺术家Kacey Wong为纪念中国人权活动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而创作的钢椅雕塑《我没有敌人》。
本周三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逝世五周年。近几年，有组织、有规模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几乎绝迹。那么，刘晓波生前倡导的公民社会与宪政如今还有迹可循吗？
“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2008年10月，刘晓波对香港电台谈到了他在中国从事人权工作的初心，以及对这条崎岖之路的坚守。
两个月后，他就在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公开发表前夕被刑事拘留，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他就是这份宣言的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
2018年7月13日，香港纪念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纪念碑前堆满了鲜花。 （美联社）
友人：刘霞身体还好 仍比较“孤立”
刘晓波在2017年保外就医期间因患肝癌去世。他长期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在2018年才总算获准出国，随后定居德国柏林。过去几年来，刘霞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与刘霞保持着联系的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周二对本台表示，刘霞出于种种原因，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自我孤立的状态，但身体状况应该还好，不过不愿接受采访。
“她可能选择保持一个跟别人不大接触的状态，但我知道她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她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应该也不成问题。”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联社资料图）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廖天琪正在从柏林赶往伦敦的路上。她周三将在伦敦的一座教堂主持刘晓波逝世五周年悼念活动。
2005年，刘晓波出版了《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谈到了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网络维权、体制内异见的兴起等现象。在那以后，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等零零星星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全面收紧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从“709大抓捕”到新疆再教育营，从香港《国安法》到新冠疫情，评论多认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在中国已成一纸空文。
公民社会已死？
在刘晓波逝世后的五年间，中国几乎已经看不到有组织、有规模的维权运动。各地的访民、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的日常行动受到越发严密的监控，他们“抱团取暖”更是难上加难。
就在2019年底，十多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还因在厦门聚会，被警方骚扰、传唤、羁押、甚至逮捕，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狱中的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常玮平等人。
刘晓波在被捕前不久还对香港电台说，在中国这样的“独裁社会”，无论一个人经商，做记者，还是当老师，都要付出包括“说假话”在内的很多代价，而他本人要付出的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我坚持我的信念，我坚持说真话，坚持批评这个独裁制度，坚持为‘六四’的公正评价，为那些亡灵、在天之灵讨回历史公道......。”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华盛顿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近日就在本台发表了题为《不要遗忘刘晓波》的评论文章。他写道，刘晓波代表的是过去三十年间，公民社会在国家暴力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那股力量。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社会展开了“碾压式”打击，让很多人对于民间的反抗力量失去了希望。但王丹强调，刘晓波的奋斗历程告诉人们，即便在“六四”事件后最黑暗的时期，在中国，反抗的火苗从来没有熄灭过。
《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昝爱宗对记者说，近些年来，他明显感觉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急剧收缩，这与刘晓波的人生信仰背道而驰。
“一个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法治，比如说司法独立，这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当局声称人人有言论自由，却没有司法独立来保障言论自由，那怎么会有公民社会呢？”
有迹象表明，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已经波及到了“维权二代”。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周一就发文说，他们的六岁女儿今年应该上小学了，但当她按照北京市密云区教委的要求给孩子办好了城区入学手续后，却在就近学校报名时被拒收。记者周二多次致电原珊珊，但一直无人接听。刘晓波对公民社会的追求，像原珊珊一样的中国公民们，还在挣扎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