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的农民工。(2023年2月6日)
台北 — 中国颁布“清退令”后，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及18岁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使得许多超龄劳工都被迫在城市边缘“趴活”、打零工谋生。他们的辛酸遭遇近日经中国媒体揭露后，引发舆论哗然，更让各界忧心的是，据统计，未来10年内，有近8千万名中国农民工将在缺乏社会与医疗保障的窘境下，迈入花甲之年。
中媒《财经杂志》4月12日的报道揭露出北京日结工劳务市场的惨况：两名50多岁的男人，为了一份日薪人民币100元的清洁工作，在北京顺义街头抢破头，但一旁67岁的男子因为超龄，根本连抢工作的资格都没有。
该报道指出，每天清晨四点就来“趴活儿”(意指等待招工)的农民工中，不乏年满60岁的长者，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早自2019年就陆续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筑工地雇用60岁以上的工人，逼得他们这些年只能靠打零工维生，但竞争者众，一连几天都没揽上活也是常有的事。
农民工和打日结零工的人聚集在北京郊区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2022年4月20日)
“超龄打工人”窘境：谋生无门
既然工作难找，超龄农民工们为何不退休返乡?
65岁的白粮春工告诉上海媒体《澎湃》，他自90年代就为了家计走进工地，积蓄不多，女儿也要养三个小孩，让他根本不敢肖想退休。
另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区招工点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78岁都有。据《澎湃》报道，有人说“做到死就回家”，另一人则接话“做到老了，就不干了”，并同时仰头两眼一闭，代表“长眠”的动作。
除了媒体关注，“超龄打工人”也是近一周来的微博关注词。其实早自3月份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接连祭出建筑业“清退令”后，这群长期遭忽视的农民工就又重新跃入大众的视野。
据《工人日报》3月18日报导，从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荆州等地方政府都发文称，要“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亦即，基于安全因素要停止雇用60岁以上、体力跟注意力都相对衰退的超龄工人，以免发生意外。
此规虽立意良善，但劳雇双方却都很头痛。对雇主而言，许多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肯接建筑工地危险的体力活，因此，一禁用高龄工人，就难招到工。
农民工的处境也难，因为多数需要操作机器、具备技术的工作都已将高龄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岁就是天花板，年过60更没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后，各地经济复苏疲弱，连年轻人都难找到工作，因此，建筑工地的体力活，自然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
超龄农民工退而不休 凸显中国经济难题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
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处境。他说，高龄农民工的困境是中国所有农民工的缩影。
他表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但现在即便是餐饮服务员或外卖小哥，也同样面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跌的困境，更遑论缺乏相关技术，又遭年龄歧视的中老年人。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欢庆脱贫成果，但贫困仍然存在。现今中国最贫困的人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国政府总体上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极端的部分就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身上。”
走出农田进车间 农民工撑起“世界工厂”
超龄农民工多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以“剩余劳动力”身份离开农村，找寻机会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农民户籍从事非农业工作，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人们虽常以“农民工进城”来形容他们，但他们不过是走进工厂、工地或是栖身城市的社会最底层。
当中国以世界工厂之姿崛起时，农民工即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农民工的雇用人数常代表某产业或某间工厂的规模大小。
罗谷认为，农民工的困境在于他们离乡背井，却不曾摆脱中国户籍政策下身为“农村户”的命运。相较城市户口，他们的社会及医疗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压力下，忙碌一生，即便到了退休年限，养老积蓄也单薄。
北京远郊区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的一些农民工和打零工的人趴到了活儿。(2022年4月20日)
未来10年 8千万农民工年逾六旬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3亿人，其中50岁以上近8千万人，占比为27.3%，换言之，未来10年内，这8千万农民工将迈入花甲之年。
对此，中国官方于2月17日颁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了“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另外，人社部等五部门于2022年1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也要求，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还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服务。
中国官方虽认知到了问题，却未提出任何具体作为，直到近期超龄打工人的困境再度引发关注。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广杰4月11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上海虽于2019年就明令60岁以上男性和55岁以上女性不准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同时也颁布配套，许可超龄工人从事如工地门卫、食堂及保洁等辅助工作。
胡广杰强调，上海计划打造共享型“一张床”宿舍等措施，也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铺床位，以更低价格服务有需求的高龄务工人员。
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依照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未来应对农民工问题，恐怕还是会搬出如供销总社、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等倾向的社会主义作法。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供销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饭比较便宜吗？当下的救急就是让农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吃到饭。另外就是，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他们做？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农民工只要不暴动，我觉得，他(们)的优先次序永远是在后面，中国的习惯就是城市优先。”
就业难 广东推“30万青年下乡”
王国臣指出，工作难找的不仅高龄农民工，官方公布的2月份外来人口失业率达5.9%，已创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来的新高。随著美中交恶，外资又陆续撤出中国，中国就业问题恐持续加剧。
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广东省四月初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动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差距。
不过，方案一出即引发网络热议，许多网民批评，官方重回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老路子。
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奕琦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奕琦认为，中国自“十三五”时期以来即大力推动城镇化，但也因此掏空了农村的人口与经济活力，如今又要让青年世代重返农村，尽管大方向正确，但若未做好配套，“地方创生”的效果恐有限。
庄奕琦告诉美国之音: “它(中国)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有什么引力来让这些年轻人回家呢？这个跟你城镇化(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的。”
无论是“超龄打工人”还是求职的农村年轻人，就业难在中国已是常态。
对此，美国学者罗谷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持续加剧农村与城镇人口间的财富不平等，这将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的隐忧，也是中国经济模式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的农民工。(2023年2月6日)
台北 — 中国颁布“清退令”后，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及18岁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使得许多超龄劳工都被迫在城市边缘“趴活”、打零工谋生。他们的辛酸遭遇近日经中国媒体揭露后，引发舆论哗然，更让各界忧心的是，据统计，未来10年内，有近8千万名中国农民工将在缺乏社会与医疗保障的窘境下，迈入花甲之年。
中媒《财经杂志》4月12日的报道揭露出北京日结工劳务市场的惨况：两名50多岁的男人，为了一份日薪人民币100元的清洁工作，在北京顺义街头抢破头，但一旁67岁的男子因为超龄，根本连抢工作的资格都没有。
该报道指出，每天清晨四点就来“趴活儿”(意指等待招工)的农民工中，不乏年满60岁的长者，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早自2019年就陆续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筑工地雇用60岁以上的工人，逼得他们这些年只能靠打零工维生，但竞争者众，一连几天都没揽上活也是常有的事。
农民工和打日结零工的人聚集在北京郊区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2022年4月20日)
“超龄打工人”窘境：谋生无门
既然工作难找，超龄农民工们为何不退休返乡?
65岁的白粮春工告诉上海媒体《澎湃》，他自90年代就为了家计走进工地，积蓄不多，女儿也要养三个小孩，让他根本不敢肖想退休。
另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区招工点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78岁都有。据《澎湃》报道，有人说“做到死就回家”，另一人则接话“做到老了，就不干了”，并同时仰头两眼一闭，代表“长眠”的动作。
除了媒体关注，“超龄打工人”也是近一周来的微博关注词。其实早自3月份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接连祭出建筑业“清退令”后，这群长期遭忽视的农民工就又重新跃入大众的视野。
据《工人日报》3月18日报导，从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荆州等地方政府都发文称，要“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亦即，基于安全因素要停止雇用60岁以上、体力跟注意力都相对衰退的超龄工人，以免发生意外。
此规虽立意良善，但劳雇双方却都很头痛。对雇主而言，许多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肯接建筑工地危险的体力活，因此，一禁用高龄工人，就难招到工。
农民工的处境也难，因为多数需要操作机器、具备技术的工作都已将高龄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岁就是天花板，年过60更没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后，各地经济复苏疲弱，连年轻人都难找到工作，因此，建筑工地的体力活，自然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
超龄农民工退而不休 凸显中国经济难题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
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处境。他说，高龄农民工的困境是中国所有农民工的缩影。
他表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但现在即便是餐饮服务员或外卖小哥，也同样面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跌的困境，更遑论缺乏相关技术，又遭年龄歧视的中老年人。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欢庆脱贫成果，但贫困仍然存在。现今中国最贫困的人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国政府总体上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极端的部分就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身上。”
走出农田进车间 农民工撑起“世界工厂”
超龄农民工多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以“剩余劳动力”身份离开农村，找寻机会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农民户籍从事非农业工作，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人们虽常以“农民工进城”来形容他们，但他们不过是走进工厂、工地或是栖身城市的社会最底层。
当中国以世界工厂之姿崛起时，农民工即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农民工的雇用人数常代表某产业或某间工厂的规模大小。
罗谷认为，农民工的困境在于他们离乡背井，却不曾摆脱中国户籍政策下身为“农村户”的命运。相较城市户口，他们的社会及医疗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压力下，忙碌一生，即便到了退休年限，养老积蓄也单薄。
北京远郊区的一条街道上等着“趴活儿”的一些农民工和打零工的人趴到了活儿。(2022年4月20日)
未来10年 8千万农民工年逾六旬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3亿人，其中50岁以上近8千万人，占比为27.3%，换言之，未来10年内，这8千万农民工将迈入花甲之年。
对此，中国官方于2月17日颁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了“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另外，人社部等五部门于2022年1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也要求，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还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服务。
中国官方虽认知到了问题，却未提出任何具体作为，直到近期超龄打工人的困境再度引发关注。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广杰4月11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上海虽于2019年就明令60岁以上男性和55岁以上女性不准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同时也颁布配套，许可超龄工人从事如工地门卫、食堂及保洁等辅助工作。
胡广杰强调，上海计划打造共享型“一张床”宿舍等措施，也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铺床位，以更低价格服务有需求的高龄务工人员。
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依照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未来应对农民工问题，恐怕还是会搬出如供销总社、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等倾向的社会主义作法。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供销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饭比较便宜吗？当下的救急就是让农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吃到饭。另外就是，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他们做？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农民工只要不暴动，我觉得，他(们)的优先次序永远是在后面，中国的习惯就是城市优先。”
就业难 广东推“30万青年下乡”
王国臣指出，工作难找的不仅高龄农民工，官方公布的2月份外来人口失业率达5.9%，已创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来的新高。随著美中交恶，外资又陆续撤出中国，中国就业问题恐持续加剧。
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广东省四月初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动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差距。
不过，方案一出即引发网络热议，许多网民批评，官方重回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老路子。
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奕琦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奕琦认为，中国自“十三五”时期以来即大力推动城镇化，但也因此掏空了农村的人口与经济活力，如今又要让青年世代重返农村，尽管大方向正确，但若未做好配套，“地方创生”的效果恐有限。
庄奕琦告诉美国之音: “它(中国)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有什么引力来让这些年轻人回家呢？这个跟你城镇化(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的。”
无论是“超龄打工人”还是求职的农村年轻人，就业难在中国已是常态。
对此，美国学者罗谷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持续加剧农村与城镇人口间的财富不平等，这将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的隐忧，也是中国经济模式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