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推动核扩散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如果自由秩序崩溃，不扩散制度也将随之瓦解。届时，那些急于获取核武器的大国将成为美国新抛弃的孤儿，它们不再相信美国的安全保障，甚至可能害怕美国的胁迫。
这一切都不确定，尤其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会放弃其前任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联盟。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如果前盟友重新考虑他们基于美国持续保护做出的某些选择，也不足为奇。现在预测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长期以来阻止核扩散的心理障碍可能已经消失了。
作者：吉迪恩·罗斯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迅速瓦解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似乎并未考虑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明显后果——例如引发新一轮核扩散，而这一次的扩散者不是恐怖分子或无赖，而是美国曾经的盟友。将外交政策的时间拨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并不能消除我们今天面临的生存威胁：即核专业知识和相对廉价、易用的核技术的广泛传播。
不扩散制度阻止了核武器的广泛获取，这是各国自愿采取的协调一致自我约束行为。各国之所以遵守这一制度，是因为它们认为有这一制度比没有这一制度更安全。但它们之所以感到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制度依附于一个由普遍友好的美国力量监管的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破坏的就是这种由包括北约等机构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组成的网络。
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曾提出著名的论点，即当涉及核武器扩散时，“更多可能更好”——因为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景将持久地稳定所有国际竞争。世界可能即将验证他的假设。由于扩散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总是各国即将跨过核门槛的时期，除非特朗普政府改变路线，否则未来几年很可能以核危机为特征。
高卢过虑？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决策者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从20世纪上半叶吸取的教训很简单：纯粹出于粗浅的短期私利采取行动，会导致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和互相推诿的安全政策，进而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侵略性独裁政权的崛起，最终导致全球大屠杀。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华盛顿决定转而采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明智行动，将国际政治视为一项团队运动。这意味着要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团队成员能够毫无顾虑地共同成长。
从一开始，这种秩序就建立在非凡的美国实力之上，这种实力是代表整个团队而非美国单独部署的。这既不是老套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玩世不恭的新帝国主义，而是对现代世界的理解，即经济和安全需要超越国家层面来处理。美国决策者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正和博弈，参与者可以共同成长，而不是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在朋友之间，安全可以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利益。
因此，华盛顿没有像以往其他主导大国那样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剥削其他国家，而是选择启动其盟友的经济并支持其国防，在更大的霍布斯国际体系中创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洛克式合作区。
作为终极战争工具，核武器对秩序的维护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似乎可以获得战略自主权和强制力，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则会成为牺牲品。不出所料，许多国家都考虑过获取核武器——每当出现新的军事技术时，这种情况总是会发生。
但大规模扩散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一个粗略的解决方案，从而得以避免。美国将通过威慑来对抗其核武敌人，同时利用其核武库保护其朋友和自身，从而避免他们拥有独立的核计划。1970年，《核不扩散条约》（NPT）确定了这些安排。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得以保留自己的核武库，使威慑得以继续发挥作用，而其他签约国则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权利。这个交易是有道理的，并且自那以后基本维持了下来，只有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后来加入了核俱乐部。
如果自由秩序崩溃，不扩散制度也将随之瓦解。
核领域的大部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超级大国身上，其次则是朝鲜（2006年成为核国家）、伊拉克（寻求建立核武库）和伊朗（目前正处于门槛）。然而，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经常被忽视的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值得更多关注。英国于1941年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核武器计划，两年后将其并入曼哈顿计划。战后，华盛顿停止合作，伦敦决定独自继续推进，并于1952年成功试爆第一枚炸弹。与此同时，法国于1954年启动秘密军事核计划，1958年将其公开，并于1960年成功试爆第一枚武器。
既然法国已经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为什么还要发展核武器呢？因为法国总统戴高乐不相信华盛顿能够履行其安全保证。他认为，延伸威慑是虚假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巴黎别无选择，只能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正如他在1963年所说，“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但美国核力量并不一定会立即应对欧洲和法国的所有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决定）装备一支我们独有的原子力量。”法国人称之为“打击力量”。
几代人以来，大多数非法国分析家都嘲笑这种推理，认为这反映了高卢人的过度骄傲或偏执，而不是冷静的战略逻辑。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周后，这先见之明，现在没人敢再嘲笑了。
对俄的爱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核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超级大国对抗的可能性似乎已经不大，而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来自前苏联核材料和专业知识向其他国家或次国家集团的扩散。如何控制“松散的核武器”成为当务之急，1991年《纳恩-卢格合作减少威胁法案》所确立的计划解决了这一问题。驻扎在现已独立的乌克兰的苏联核武库残余引发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
其他国家向基辅施压，要求其将所有这些残余武器归还莫斯科，并承诺这样做不会给基辅带来任何损失。基辅没有太多反抗的能力，于是同意了，这一举措被写入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保障。
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例如，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3年《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乌克兰最终需要对抗俄罗斯的复仇主义，而保持核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不麻烦的方法。他写道：“乌克兰无法用常规武器抵御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有意义的安全保证。“乌克兰的核武器是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唯一可靠威慑力量。”但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忧超过了对未来战争的担忧，因此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最终只拥有一支纯粹的常规军队。
二十年来，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2014年，由于对乌克兰日益转向西方的做法感到愤怒，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给基辅一个教训。他在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讲俄语的省份煽动分离主义运动，然后派俄罗斯军队“协助”他们，迅速占领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
低级别的冲突和毫无结果的谈判持续了多年，直到2022年，普京发动了全面入侵，旨在征服该国其他地区，要么将其重新并入俄罗斯本土，要么将其变成一个殖民地，由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政府统治。
鉴于交战双方规模和实力悬殊，很少有人认为乌克兰能够抵挡俄罗斯的猛烈进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意识到基辅不会很快陷落时，美国和欧洲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时间推移，一场运动战逐渐演变为阵地战和消耗战，俄罗斯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大部分地区，而乌克兰则坚守库尔斯克附近的俄罗斯领土。
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仍然致力于支持基辅继续战斗，但普京愿意将该国所有大量资源投入这场平衡战，这使他逐渐占据优势。随后特朗普重返白宫。在竞选连任时，他曾宣称打算在一天内结束战争，但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做到。自他上任以来，其政府计划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似乎只是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要求：割让领土、军事上示弱、更换政府以及重新转向东方。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政府亲莫斯科的倾向究竟会走到哪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围绕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划时代转变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政府在沟通方面前后不一。但最近几周发生的变化足以表明，美国此前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承诺已不再完全可信。
与戴高乐一样，米尔斯海默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延伸威慑是假的，依赖它的人是傻瓜。对于许多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走法国的路，通过发展自己的打击力量来保护自己？
下一个是？
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寻求保护的国家可以采取的一条途径就是从另一个提供者那里获得延伸威慑的资源。例如，即将上任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表示，他将与英国和法国讨论是否将核保护扩展到德国；北约其他成员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对此持开放态度；一个真正的欧洲威慑力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发展，有助于在后美国时代稳定欧洲安全。但华盛顿的背叛将使人们对未来所有延伸威慑安排产生怀疑，表明这些安排是可以抛弃的，而不是可靠的。过去，伦敦不相信华盛顿会保护它，巴黎也不相信华盛顿或伦敦。那么，其他国家现在为什么要相信伦敦和巴黎呢？毕竟：骗我两次，就太可耻了。
因此，一些国家可能会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以确保万无一失。虽然现在已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出现这种结果，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意味着需要掌握大量核专业知识、大量裂变材料以及制造高端武器的能力。这需要持续数年努力，耗费数百亿美元。但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以色列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核武器计划，并得到了法国的大量帮助。据信，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研制出了第一枚炸弹，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又增加了数百枚。与此同时，在看到其死敌印度发展核武器后，巴基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秘密实施核计划。在得到邻国和朝鲜的大量援助后，伊斯兰堡于1998年成功进行了武器试验。
如果首尔走向核武化，东京很可能会效仿。
日本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发展潜在核能力而非全面核能力——这是一种“地下室炸弹”，在必要时可以迅速组装成武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京承诺不拥有、不生产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国土。但它也拥有先进的民用核能计划、大量分离钚储备和强大的本土国防工业。如果愿意接受国内外随之而来的争议，任何日本政府都可以在几个月内迈出核武化的最后一步。
那么下一个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谁呢？最明显的候选者是乌克兰，它显然受到了强大的核武邻国的威胁。然而，一旦这些努力开始进行，这些邻国很可能在它们完成之前就发动攻击：试图获得安全很容易导致预防性战争和国家毁灭。如果伊朗试图跨越武器化的最后门槛，在确保威慑力之前引发美国或以色列的攻击，那么伊朗可能面临同样的危险。
如果秩序继续遭到破坏，韩国可能会成为这一波核扩散浪潮中的第一个新核国家。韩国于1975年加入《不扩散条约》，但它可以随意退出，并可能得出结论，认为需要独立的核能力来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韩国官员已经开始讨论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采取任何脱离接触的行动，这种讨论肯定会加剧。如果首尔走向核武化，东京很可能会效仿。最终，澳大利亚可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重启其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的核武器计划。
在欧洲，一些波兰将军一直在公开考虑摆脱对法国和英国的依赖，获得自己的核力量。3月7日，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波兰议会发表讲话时似乎支持这一想法。他说：“波兰必须寻求最现代化的可能性，包括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购买最传统的常规武器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官员肯定私下讨论过核化问题。（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拥有独立的核计划。）
特朗普如何推动核扩散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如果自由秩序崩溃，不扩散制度也将随之瓦解。届时，那些急于获取核武器的大国将成为美国新抛弃的孤儿，它们不再相信美国的安全保障，甚至可能害怕美国的胁迫。
这一切都不确定，尤其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会放弃其前任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联盟。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如果前盟友重新考虑他们基于美国持续保护做出的某些选择，也不足为奇。现在预测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长期以来阻止核扩散的心理障碍可能已经消失了。
作者：吉迪恩·罗斯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迅速瓦解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似乎并未考虑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明显后果——例如引发新一轮核扩散，而这一次的扩散者不是恐怖分子或无赖，而是美国曾经的盟友。将外交政策的时间拨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并不能消除我们今天面临的生存威胁：即核专业知识和相对廉价、易用的核技术的广泛传播。
不扩散制度阻止了核武器的广泛获取，这是各国自愿采取的协调一致自我约束行为。各国之所以遵守这一制度，是因为它们认为有这一制度比没有这一制度更安全。但它们之所以感到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制度依附于一个由普遍友好的美国力量监管的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破坏的就是这种由包括北约等机构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组成的网络。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如果自由秩序崩溃，不扩散制度也将随之瓦解。届时，那些急于获取核武器的大国将成为美国新抛弃的孤儿，它们不再相信美国的安全保障，甚至可能害怕美国的胁迫。
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曾提出著名的论点，即当涉及核武器扩散时，“更多可能更好”——因为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景将持久地稳定所有国际竞争。世界可能即将验证他的假设。由于扩散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总是各国即将跨过核门槛的时期，除非特朗普政府改变路线，否则未来几年很可能以核危机为特征。
高卢过虑？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决策者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从20世纪上半叶吸取的教训很简单：纯粹出于粗浅的短期私利采取行动，会导致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和互相推诿的安全政策，进而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侵略性独裁政权的崛起，最终导致全球大屠杀。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华盛顿决定转而采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明智行动，将国际政治视为一项团队运动。这意味着要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团队成员能够毫无顾虑地共同成长。
从一开始，这种秩序就建立在非凡的美国实力之上，这种实力是代表整个团队而非美国单独部署的。这既不是老套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玩世不恭的新帝国主义，而是对现代世界的理解，即经济和安全需要超越国家层面来处理。美国决策者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正和博弈，参与者可以共同成长，而不是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在朋友之间，安全可以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利益。
因此，华盛顿没有像以往其他主导大国那样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剥削其他国家，而是选择启动其盟友的经济并支持其国防，在更大的霍布斯国际体系中创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洛克式合作区。
作为终极战争工具，核武器对秩序的维护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似乎可以获得战略自主权和强制力，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则会成为牺牲品。不出所料，许多国家都考虑过获取核武器——每当出现新的军事技术时，这种情况总是会发生。
但大规模扩散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一个粗略的解决方案，从而得以避免。美国将通过威慑来对抗其核武敌人，同时利用其核武库保护其朋友和自身，从而避免他们拥有独立的核计划。1970年，《核不扩散条约》（NPT）确定了这些安排。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得以保留自己的核武库，使威慑得以继续发挥作用，而其他签约国则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权利。这个交易是有道理的，并且自那以后基本维持了下来，只有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后来加入了核俱乐部。
如果自由秩序崩溃，不扩散制度也将随之瓦解。
核领域的大部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超级大国身上，其次则是朝鲜（2006年成为核国家）、伊拉克（寻求建立核武库）和伊朗（目前正处于门槛）。然而，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经常被忽视的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值得更多关注。英国于1941年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核武器计划，两年后将其并入曼哈顿计划。战后，华盛顿停止合作，伦敦决定独自继续推进，并于1952年成功试爆第一枚炸弹。与此同时，法国于1954年启动秘密军事核计划，1958年将其公开，并于1960年成功试爆第一枚武器。
既然法国已经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为什么还要发展核武器呢？因为法国总统戴高乐不相信华盛顿能够履行其安全保证。他认为，延伸威慑是虚假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巴黎别无选择，只能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正如他在1963年所说，“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但美国核力量并不一定会立即应对欧洲和法国的所有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决定）装备一支我们独有的原子力量。”法国人称之为“打击力量”。
几代人以来，大多数非法国分析家都嘲笑这种推理，认为这反映了高卢人的过度骄傲或偏执，而不是冷静的战略逻辑。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周后，这先见之明，现在没人敢再嘲笑了。
对俄的爱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核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超级大国对抗的可能性似乎已经不大，而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来自前苏联核材料和专业知识向其他国家或次国家集团的扩散。如何控制“松散的核武器”成为当务之急，1991年《纳恩-卢格合作减少威胁法案》所确立的计划解决了这一问题。驻扎在现已独立的乌克兰的苏联核武库残余引发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
其他国家向基辅施压，要求其将所有这些残余武器归还莫斯科，并承诺这样做不会给基辅带来任何损失。基辅没有太多反抗的能力，于是同意了，这一举措被写入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保障。
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例如，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3年《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乌克兰最终需要对抗俄罗斯的复仇主义，而保持核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不麻烦的方法。他写道：“乌克兰无法用常规武器抵御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有意义的安全保证。“乌克兰的核武器是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唯一可靠威慑力量。”但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忧超过了对未来战争的担忧，因此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最终只拥有一支纯粹的常规军队。
二十年来，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2014年，由于对乌克兰日益转向西方的做法感到愤怒，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给基辅一个教训。他在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讲俄语的省份煽动分离主义运动，然后派俄罗斯军队“协助”他们，迅速占领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
低级别的冲突和毫无结果的谈判持续了多年，直到2022年，普京发动了全面入侵，旨在征服该国其他地区，要么将其重新并入俄罗斯本土，要么将其变成一个殖民地，由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政府统治。
鉴于交战双方规模和实力悬殊，很少有人认为乌克兰能够抵挡俄罗斯的猛烈进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意识到基辅不会很快陷落时，美国和欧洲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时间推移，一场运动战逐渐演变为阵地战和消耗战，俄罗斯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大部分地区，而乌克兰则坚守库尔斯克附近的俄罗斯领土。
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仍然致力于支持基辅继续战斗，但普京愿意将该国所有大量资源投入这场平衡战，这使他逐渐占据优势。随后特朗普重返白宫。在竞选连任时，他曾宣称打算在一天内结束战争，但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做到。自他上任以来，其政府计划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似乎只是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要求：割让领土、军事上示弱、更换政府以及重新转向东方。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政府亲莫斯科的倾向究竟会走到哪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围绕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划时代转变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政府在沟通方面前后不一。但最近几周发生的变化足以表明，美国此前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承诺已不再完全可信。
与戴高乐一样，米尔斯海默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延伸威慑是假的，依赖它的人是傻瓜。对于许多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走法国的路，通过发展自己的打击力量来保护自己？
下一个是？
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寻求保护的国家可以采取的一条途径就是从另一个提供者那里获得延伸威慑的资源。例如，即将上任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表示，他将与英国和法国讨论是否将核保护扩展到德国；北约其他成员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对此持开放态度；一个真正的欧洲威慑力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发展，有助于在后美国时代稳定欧洲安全。但华盛顿的背叛将使人们对未来所有延伸威慑安排产生怀疑，表明这些安排是可以抛弃的，而不是可靠的。过去，伦敦不相信华盛顿会保护它，巴黎也不相信华盛顿或伦敦。那么，其他国家现在为什么要相信伦敦和巴黎呢？毕竟：骗我两次，就太可耻了。
因此，一些国家可能会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以确保万无一失。虽然现在已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出现这种结果，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意味着需要掌握大量核专业知识、大量裂变材料以及制造高端武器的能力。这需要持续数年努力，耗费数百亿美元。但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以色列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核武器计划，并得到了法国的大量帮助。据信，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研制出了第一枚炸弹，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又增加了数百枚。与此同时，在看到其死敌印度发展核武器后，巴基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秘密实施核计划。在得到邻国和朝鲜的大量援助后，伊斯兰堡于1998年成功进行了武器试验。
如果首尔走向核武化，东京很可能会效仿。
日本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发展潜在核能力而非全面核能力——这是一种“地下室炸弹”，在必要时可以迅速组装成武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京承诺不拥有、不生产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国土。但它也拥有先进的民用核能计划、大量分离钚储备和强大的本土国防工业。如果愿意接受国内外随之而来的争议，任何日本政府都可以在几个月内迈出核武化的最后一步。
那么下一个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谁呢？最明显的候选者是乌克兰，它显然受到了强大的核武邻国的威胁。然而，一旦这些努力开始进行，这些邻国很可能在它们完成之前就发动攻击：试图获得安全很容易导致预防性战争和国家毁灭。如果伊朗试图跨越武器化的最后门槛，在确保威慑力之前引发美国或以色列的攻击，那么伊朗可能面临同样的危险。
如果秩序继续遭到破坏，韩国可能会成为这一波核扩散浪潮中的第一个新核国家。韩国于1975年加入《不扩散条约》，但它可以随意退出，并可能得出结论，认为需要独立的核能力来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韩国官员已经开始讨论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采取任何脱离接触的行动，这种讨论肯定会加剧。如果首尔走向核武化，东京很可能会效仿。最终，澳大利亚可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重启其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的核武器计划。
在欧洲，一些波兰将军一直在公开考虑摆脱对法国和英国的依赖，获得自己的核力量。3月7日，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波兰议会发表讲话时似乎支持这一想法。他说：“波兰必须寻求最现代化的可能性，包括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购买最传统的常规武器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官员肯定私下讨论过核化问题。（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拥有独立的核计划。）
这一切都不确定，尤其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会放弃其前任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联盟。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如果前盟友重新考虑他们基于美国持续保护做出的某些选择，也不足为奇。现在预测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长期以来阻止核扩散的心理障碍可能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