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种叙事，可是在没有社会支持、甚至连基本药物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从病人到医务工作者，他们该怎么守护自己的健康？
在北京某医院发热门诊外排队的患者，摄于周日。北京呼吁人们如果没有症状或只有轻症，不要拨打120急救电话。
上个月，我忙着通过网店给家乡亲人买万一隔离到方舱需要的保温睡袋；这个月国内突然大范围放松疫情防控规定后，我又改成为老人远程买感冒退烧药。在朋友圈里，北京、成都、长沙的朋友陆续晒出抗原测试“两道杠”或者人满为患的医院，他们告诉我，去医院排队不是因为害怕病情恶化，而是因为现在只有医院有药。几位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要求医护人员取消休假，甚至在阳性后继续工作。
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但一边是慌乱无序的民众，另一边是继续用身体和职业精神硬扛的医护人员，这种乱象仿佛是疫情元年再现。中国最近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种叙事，可是在没有社会支持、甚至连基本药物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从病人到医务工作者，他们该怎么守护自己的健康？
时报采访的一位北京居民说，她发了三天烧，药买不着，打120总是占线，她也无法通过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可想而知会有多么无助。现在多地医院急诊大排长龙可能与缺少药品——尤其是儿科退烧药断货有关。在小红书上，我看到大量家长在分享各家医院的门诊轮候时间和购药攻略：有家长说天津某三甲医院药房的儿科退烧药已断货；有家长一夜没睡，在北京某医院排了十小时队花了100块钱停车费，买到了一瓶退烧药；还有家长观察说，有些送进急诊的孩子是因为服用了过量退烧药导致体温过低。一种一开始就确认发烧是主要症状之一的病症，在经过了三年后，公众还没有获得应对发烧的正确知识，没有保证足够的药物供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三年来，中国官媒一直向公众传达新冠病毒会导致严重疾病和死亡的信息，污名化其他国家的防疫模式，为大范围封控和大规模集中隔离提供理由，也试图凸显出习近平所说的“东升西降”：美国被斥为“最大的抗疫失败国”，日本被称为“躺平”导致“灾害级别”疫情，只有中国的抗疫成效体现出“制度优势”。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的专家和媒体口风大转，11月初还在称新冠后遗症困扰西方国家，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没有明确后遗症报告，90%是无症状感染和轻症。
一部分人因此开始痛斥此前抗议中国严格封控政策的年轻人，在微博上有人说，“希望那些举过A4纸的年轻人，可以给这个春节前去世的大陆老人偿命。”也有些人曾经觉得感染了也最多就相当于一场感冒，结果自己或者家人持续发烧后立刻慌了阵脚，于是一起去发热门诊扎堆。
人们对是否打疫苗、“阳了”之后如何治疗感到无所适从。中国年龄最大的人口当中仍有40%未接种加强针，许多家庭至今仍对老年亲属接种疫苗的安全性犹豫不决。卫生专家警告称，当前推进的疫苗接种运动可能为时已晚。最近社交媒体兴起了一波科普热，介绍如何服用退烧药，可是常用的退烧药在许多地方已经售罄。之前中国对购买退烧、止咳药进行严格管控，这也导致很多人家里毫无储备。
人们也无从得知真实的感染情况、重症率和死亡人数。中国官方通报的感染病例数已经显著低于人们的观察，眼下也没有鼓励人们上报阳性的机制，连抗原试剂盒都不够，所以大家只能依靠“身边统计学”。一位在北京的记者朋友说，她供职的单位阳了四分之三，她存着的几盒药现在按粒配给，接济同事和邻居。一位在成都的大学老师说，由于学校感染者众，网课出勤率不足40%，她自己正上着课感觉不对劲，温度计一量，她对同学们宣布：“我应该也‘阳’了。”
我记得在美国经历了几轮疫情暴发时，有几个便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评估风险，比如本地各医院新冠患者的ICU使用率、本郡新发病例数，外加孩子所在学校的阳性病例追踪，可是这些数据在中国目前似乎都是不可得或者不可信的。没有明确的数字，人们无从判断社区感染水平，也就没法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帮助“压平曲线”；流行病学家无法据此建模，医院也就不可能根据预计的疫情潮汐配置病床。
人们不知道医疗系统能不能抵挡得住疫情海啸。在“放开”后，中国卫健委密集出台了一批关于分级诊疗分流病人的文件，希望通过在基层医院开放发热门诊的方式避免让病人涌向大医院。但我接触的多位医生和医疗专业媒体记者告诉我，中国从2009年就开始推进分级诊疗，但直到现在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还是没有改变，只要有条件，居民们还是想去本地最好的医院，在疫情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又怎么可能改变？结果便是如时报观察的那样，北京市民在发热门诊外排几小时队等待看病。发烧的病人在寒风中等待固然煎熬，医护人员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中国一家专业健康媒体报道，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护感染数从个位数飙升至近千人，很多医院因此只能不断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带病工作。
对于辉瑞新冠特效药开放网售的新闻，人们更是既失望又愤怒。有消息称，某互联网医院开始预售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每盒售价高达2980元。为什么一种在各国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采购和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会卖这么贵？如果远程诊疗就能开药、有钱就能买，这种药又会不会被黄牛垄断？虽然相关平台已经将药品撤架，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中国的这一波疫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当疫情向医疗资源不足的中小城市和乡镇蔓延时，情况又会如何？中国政府从全面管制每个人的生活出行，一夜间变成要求每个人在大流行中自力更生。在社会和社区支持缺位的情况下，难道中国人真需要凭借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素质、科学素养、人脉和经济实力，迎接一场风暴？
你或者家人最近阳了吗？你们去了医院吗？最近的疫情有没有影响你们治疗其他疾病？如果疫情还没有进入你所在的地方，你现在做了什么准备吗？
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种叙事，可是在没有社会支持、甚至连基本药物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从病人到医务工作者，他们该怎么守护自己的健康？
在北京某医院发热门诊外排队的患者，摄于周日。北京呼吁人们如果没有症状或只有轻症，不要拨打120急救电话。
上个月，我忙着通过网店给家乡亲人买万一隔离到方舱需要的保温睡袋；这个月国内突然大范围放松疫情防控规定后，我又改成为老人远程买感冒退烧药。在朋友圈里，北京、成都、长沙的朋友陆续晒出抗原测试“两道杠”或者人满为患的医院，他们告诉我，去医院排队不是因为害怕病情恶化，而是因为现在只有医院有药。几位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要求医护人员取消休假，甚至在阳性后继续工作。
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但一边是慌乱无序的民众，另一边是继续用身体和职业精神硬扛的医护人员，这种乱象仿佛是疫情元年再现。中国最近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种叙事，可是在没有社会支持、甚至连基本药物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从病人到医务工作者，他们该怎么守护自己的健康？
时报采访的一位北京居民说，她发了三天烧，药买不着，打120总是占线，她也无法通过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可想而知会有多么无助。现在多地医院急诊大排长龙可能与缺少药品——尤其是儿科退烧药断货有关。在小红书上，我看到大量家长在分享各家医院的门诊轮候时间和购药攻略：有家长说天津某三甲医院药房的儿科退烧药已断货；有家长一夜没睡，在北京某医院排了十小时队花了100块钱停车费，买到了一瓶退烧药；还有家长观察说，有些送进急诊的孩子是因为服用了过量退烧药导致体温过低。一种一开始就确认发烧是主要症状之一的病症，在经过了三年后，公众还没有获得应对发烧的正确知识，没有保证足够的药物供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三年来，中国官媒一直向公众传达新冠病毒会导致严重疾病和死亡的信息，污名化其他国家的防疫模式，为大范围封控和大规模集中隔离提供理由，也试图凸显出习近平所说的“东升西降”：美国被斥为“最大的抗疫失败国”，日本被称为“躺平”导致“灾害级别”疫情，只有中国的抗疫成效体现出“制度优势”。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的专家和媒体口风大转，11月初还在称新冠后遗症困扰西方国家，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没有明确后遗症报告，90%是无症状感染和轻症。
一部分人因此开始痛斥此前抗议中国严格封控政策的年轻人，在微博上有人说，“希望那些举过A4纸的年轻人，可以给这个春节前去世的大陆老人偿命。”也有些人曾经觉得感染了也最多就相当于一场感冒，结果自己或者家人持续发烧后立刻慌了阵脚，于是一起去发热门诊扎堆。
人们对是否打疫苗、“阳了”之后如何治疗感到无所适从。中国年龄最大的人口当中仍有40%未接种加强针，许多家庭至今仍对老年亲属接种疫苗的安全性犹豫不决。卫生专家警告称，当前推进的疫苗接种运动可能为时已晚。最近社交媒体兴起了一波科普热，介绍如何服用退烧药，可是常用的退烧药在许多地方已经售罄。之前中国对购买退烧、止咳药进行严格管控，这也导致很多人家里毫无储备。
人们也无从得知真实的感染情况、重症率和死亡人数。中国官方通报的感染病例数已经显著低于人们的观察，眼下也没有鼓励人们上报阳性的机制，连抗原试剂盒都不够，所以大家只能依靠“身边统计学”。一位在北京的记者朋友说，她供职的单位阳了四分之三，她存着的几盒药现在按粒配给，接济同事和邻居。一位在成都的大学老师说，由于学校感染者众，网课出勤率不足40%，她自己正上着课感觉不对劲，温度计一量，她对同学们宣布：“我应该也‘阳’了。”
我记得在美国经历了几轮疫情暴发时，有几个便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评估风险，比如本地各医院新冠患者的ICU使用率、本郡新发病例数，外加孩子所在学校的阳性病例追踪，可是这些数据在中国目前似乎都是不可得或者不可信的。没有明确的数字，人们无从判断社区感染水平，也就没法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帮助“压平曲线”；流行病学家无法据此建模，医院也就不可能根据预计的疫情潮汐配置病床。
人们不知道医疗系统能不能抵挡得住疫情海啸。在“放开”后，中国卫健委密集出台了一批关于分级诊疗分流病人的文件，希望通过在基层医院开放发热门诊的方式避免让病人涌向大医院。但我接触的多位医生和医疗专业媒体记者告诉我，中国从2009年就开始推进分级诊疗，但直到现在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还是没有改变，只要有条件，居民们还是想去本地最好的医院，在疫情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又怎么可能改变？结果便是如时报观察的那样，北京市民在发热门诊外排几小时队等待看病。发烧的病人在寒风中等待固然煎熬，医护人员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中国一家专业健康媒体报道，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护感染数从个位数飙升至近千人，很多医院因此只能不断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带病工作。
对于辉瑞新冠特效药开放网售的新闻，人们更是既失望又愤怒。有消息称，某互联网医院开始预售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每盒售价高达2980元。为什么一种在各国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采购和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会卖这么贵？如果远程诊疗就能开药、有钱就能买，这种药又会不会被黄牛垄断？虽然相关平台已经将药品撤架，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中国的这一波疫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当疫情向医疗资源不足的中小城市和乡镇蔓延时，情况又会如何？中国政府从全面管制每个人的生活出行，一夜间变成要求每个人在大流行中自力更生。在社会和社区支持缺位的情况下，难道中国人真需要凭借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素质、科学素养、人脉和经济实力，迎接一场风暴？
你或者家人最近阳了吗？你们去了医院吗？最近的疫情有没有影响你们治疗其他疾病？如果疫情还没有进入你所在的地方，你现在做了什么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