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纳克的政治悲剧
他的失败带有悲剧色彩。在选举惨败的最终羞辱之前，他已经遭受了一系列其他挫折。作为第一位棕色人种总理，他仍然不得不忍受不断的低劣种族主义嘲讽。
事实上，苏纳克是从未真正成为首相的首相。他讲述和重复的政治故事，与其说是普遍的政治事实，不如说是更具体的个人小说。一个曾经是赢家的人变成了输家，因为他对帮助他取得成功的体制的理解过于狭隘。一个有抱负的人执着地追逐最终权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距离越近，幻象越淡。
作者：Nesrine Malik
内罗毕工业南区B区矗立着一所独具历史意义的学校——高速公路中学，这正是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父亲的母校。该校创办于1962年，恰逢肯尼亚独立前一年，当时学生中既有白人、亚裔，也有肯尼亚黑人。
在苏纳克成为首相几天后，校长向肯尼亚媒体表示：“他的成功表明，只要有决心和专注，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能成就伟业。苏纳克成为英国首相的例子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种庆祝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更源于后殖民时代的深刻体验，成功在于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努力超越”是公路学校的校训，被工整地绘制在墙上的一条蓝色缎带上，格外醒目。
上周，当内罗毕发生暴力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时，我站在这座略显风化的建筑外，仿佛看到了两代人的奋斗历程。苏纳克在唐宁街的最后日子，或许正是这种旅程的终点，也让我们对英国及其保守派政治家有了更深的理解。
苏纳克的政治背景可能看起来扑朔迷离，动机不甚明确，但他最好的理解方式是作为后殖民、后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流动性是成功的总和。这种成功不仅靠“决心和专注”，更通过与建制及其机构的紧密联系来实现。
在苏纳克父亲那个时代，英国官员将从南亚迁至东非的印度人视为二等公民，却计划将肯尼亚打造成“印度人的美国”，让中产阶级的印度人作为中间人，帮助英国人引领非洲人走向“文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洲独立后，东非的印度裔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来到英国，他们的后代如今在保守党内占据重要席位，如苏埃拉·布拉弗曼、普里蒂·帕特尔和苏纳克本人。
2023年3月，在非法移民法案公布后，苏纳克向媒体发表讲话。摄影：Leon Neal/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这些孩子的上升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和相对容易进入英国，而不是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国家。在保守党的神话中，努力工作总是有回报的，他们不会承认这些孩子只是一个小窗口的受益者，而这个窗口在1968年迅速关闭，当时《英联邦移民法》将英国公民身份限制为在英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他们父母作为企业主和白领专业人士的职业对子女的前景有一定影响，但这一点却得不到承认。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普里蒂·帕特尔讲述的游乐场谩骂事件，被用来证明他们有权定义英国歧视的规模和性质——而从未被用来表明可能阻碍他人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结果就是基于省略的鼓舞人心的政治叙事。苏纳克唯一听起来真诚的时候是当他谈到他对英国让他走到这一步的感激之情，以及他相信自己代表了英国的基本特质。从表面上看，他的背景并不具有经济或政治特权，但权力中心似乎欢迎他并培育他的梦想。他喜欢回忆小时候帮助母亲做预算。撒切尔是他的政治英雄。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因社会快速流动和资产积累而形成政治理念的人。
作为首相，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会议室里拉出来安抚工厂车间的人。即使他放弃金融行业而投身政治，也可以看作是追求向上发展，而不是降级。国家是终极商业，而管理国家则是终极高管职位，应该授予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就像他的英雄一样，睡得最少、干得最多。政治不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似乎总是感到沮丧：你付出的不一定总能得到回报。
当您看到苏纳克机械地对待选民、对媒体态度恶劣或在选举辩论中冷嘲热讽时，您总会问自己：“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似乎都不是他喜欢的，也不是他的强项。他就像是被从会议室拖出来安抚工厂车间的人，尽管他只想告诉工人回去工作，却只能咬紧牙关。
因此，他的失败带有悲剧色彩。在选举惨败的最终羞辱之前，他已经遭受了一系列其他挫折。作为第一位棕色人种总理，他仍然不得不忍受不断的低劣种族主义嘲讽。“小里希”，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学生”，他的瘦小裤子一直被人关注，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问题”，因为他的其他方面“都显得渺小、不真实、不合身、虚假且错误”。他还被指责是不爱国“小里希”，因为提前离开了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或者改革派竞选活动中，他被一名游说者公开称为“该死的[P-word]”。
然而，对于多年来保守党政策和言论在政治疏离、经济边缘化以及助长改革党等党派发展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方面创造的有利环境，苏纳克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被自己的经济意识形态所蒙蔽，深陷文化战争的泥潭，并拥护最恶劣的政策——例如卢旺达计划，将其作为自己的中心事业。他这样做时，带着冷酷、霸道的热情，对他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是什么并不重要，即便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会给他人带来灾难。
苏纳克固执己见，未能认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是特定主观经历的结果。这种经历是在殖民地中心地带形成的，得益于行动自由、身体健康、良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跳板以及更有利于金融投机和投资银行家的经济环境，而非教师、护士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境遇。
在鲍里斯·约翰逊和利兹·特拉斯之后，苏纳克无法收拾残局，因为他本身就是残局的一部分；他无法理解或承认国家深层次的不平等、保守党内部的腐败，以及那些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少回报的意识形态信仰。承认这个模式已经崩溃，就是承认他不是这个模式的代言人，而是这个模式的反面教材。
于是他紧咬嘴唇，无情地冲向虚空，他的政治讣告甚至在他生前就已经写好了。没有人会为他哀悼。不会再有人含泪叹息“如果……就好了”，就像一些保守党选民所说的那样，他们仍然希望约翰逊能够表现出一些谦逊，度过“派对门”事件。由于保守党议员和党员在脱欧战争中节节败退，苏纳克可能因挽救保守党的任务过于艰巨而被人们铭记。但事实是，他所领导的政党和国家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这位政治家从内罗毕校长眼中看来的下级官员的胜利中汲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
苏纳克的政治悲剧
他的失败带有悲剧色彩。在选举惨败的最终羞辱之前，他已经遭受了一系列其他挫折。作为第一位棕色人种总理，他仍然不得不忍受不断的低劣种族主义嘲讽。
事实上，苏纳克是从未真正成为首相的首相。他讲述和重复的政治故事，与其说是普遍的政治事实，不如说是更具体的个人小说。一个曾经是赢家的人变成了输家，因为他对帮助他取得成功的体制的理解过于狭隘。一个有抱负的人执着地追逐最终权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距离越近，幻象越淡。
作者：Nesrine Malik
内罗毕工业南区B区矗立着一所独具历史意义的学校——高速公路中学，这正是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父亲的母校。该校创办于1962年，恰逢肯尼亚独立前一年，当时学生中既有白人、亚裔，也有肯尼亚黑人。
在苏纳克成为首相几天后，校长向肯尼亚媒体表示：“他的成功表明，只要有决心和专注，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能成就伟业。苏纳克成为英国首相的例子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种庆祝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更源于后殖民时代的深刻体验，成功在于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努力超越”是公路学校的校训，被工整地绘制在墙上的一条蓝色缎带上，格外醒目。
上周，当内罗毕发生暴力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时，我站在这座略显风化的建筑外，仿佛看到了两代人的奋斗历程。苏纳克在唐宁街的最后日子，或许正是这种旅程的终点，也让我们对英国及其保守派政治家有了更深的理解。
苏纳克的政治背景可能看起来扑朔迷离，动机不甚明确，但他最好的理解方式是作为后殖民、后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流动性是成功的总和。这种成功不仅靠“决心和专注”，更通过与建制及其机构的紧密联系来实现。
在苏纳克父亲那个时代，英国官员将从南亚迁至东非的印度人视为二等公民，却计划将肯尼亚打造成“印度人的美国”，让中产阶级的印度人作为中间人，帮助英国人引领非洲人走向“文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洲独立后，东非的印度裔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来到英国，他们的后代如今在保守党内占据重要席位，如苏埃拉·布拉弗曼、普里蒂·帕特尔和苏纳克本人。
2023年3月，在非法移民法案公布后，苏纳克向媒体发表讲话。摄影：Leon Neal/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这些孩子的上升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和相对容易进入英国，而不是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国家。在保守党的神话中，努力工作总是有回报的，他们不会承认这些孩子只是一个小窗口的受益者，而这个窗口在1968年迅速关闭，当时《英联邦移民法》将英国公民身份限制为在英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他们父母作为企业主和白领专业人士的职业对子女的前景有一定影响，但这一点却得不到承认。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普里蒂·帕特尔讲述的游乐场谩骂事件，被用来证明他们有权定义英国歧视的规模和性质——而从未被用来表明可能阻碍他人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结果就是基于省略的鼓舞人心的政治叙事。苏纳克唯一听起来真诚的时候是当他谈到他对英国让他走到这一步的感激之情，以及他相信自己代表了英国的基本特质。从表面上看，他的背景并不具有经济或政治特权，但权力中心似乎欢迎他并培育他的梦想。他喜欢回忆小时候帮助母亲做预算。撒切尔是他的政治英雄。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因社会快速流动和资产积累而形成政治理念的人。
作为首相，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会议室里拉出来安抚工厂车间的人。即使他放弃金融行业而投身政治，也可以看作是追求向上发展，而不是降级。国家是终极商业，而管理国家则是终极高管职位，应该授予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就像他的英雄一样，睡得最少、干得最多。政治不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似乎总是感到沮丧：你付出的不一定总能得到回报。
当您看到苏纳克机械地对待选民、对媒体态度恶劣或在选举辩论中冷嘲热讽时，您总会问自己：“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似乎都不是他喜欢的，也不是他的强项。他就像是被从会议室拖出来安抚工厂车间的人，尽管他只想告诉工人回去工作，却只能咬紧牙关。
因此，他的失败带有悲剧色彩。在选举惨败的最终羞辱之前，他已经遭受了一系列其他挫折。作为第一位棕色人种总理，他仍然不得不忍受不断的低劣种族主义嘲讽。“小里希”，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学生”，他的瘦小裤子一直被人关注，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问题”，因为他的其他方面“都显得渺小、不真实、不合身、虚假且错误”。他还被指责是不爱国“小里希”，因为提前离开了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或者改革派竞选活动中，他被一名游说者公开称为“该死的[P-word]”。
然而，对于多年来保守党政策和言论在政治疏离、经济边缘化以及助长改革党等党派发展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方面创造的有利环境，苏纳克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被自己的经济意识形态所蒙蔽，深陷文化战争的泥潭，并拥护最恶劣的政策——例如卢旺达计划，将其作为自己的中心事业。他这样做时，带着冷酷、霸道的热情，对他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是什么并不重要，即便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会给他人带来灾难。
苏纳克固执己见，未能认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是特定主观经历的结果。这种经历是在殖民地中心地带形成的，得益于行动自由、身体健康、良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跳板以及更有利于金融投机和投资银行家的经济环境，而非教师、护士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境遇。
在鲍里斯·约翰逊和利兹·特拉斯之后，苏纳克无法收拾残局，因为他本身就是残局的一部分；他无法理解或承认国家深层次的不平等、保守党内部的腐败，以及那些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少回报的意识形态信仰。承认这个模式已经崩溃，就是承认他不是这个模式的代言人，而是这个模式的反面教材。
于是他紧咬嘴唇，无情地冲向虚空，他的政治讣告甚至在他生前就已经写好了。没有人会为他哀悼。不会再有人含泪叹息“如果……就好了”，就像一些保守党选民所说的那样，他们仍然希望约翰逊能够表现出一些谦逊，度过“派对门”事件。由于保守党议员和党员在脱欧战争中节节败退，苏纳克可能因挽救保守党的任务过于艰巨而被人们铭记。但事实是，他所领导的政党和国家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这位政治家从内罗毕校长眼中看来的下级官员的胜利中汲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
事实上，苏纳克是从未真正成为首相的首相。他讲述和重复的政治故事，与其说是普遍的政治事实，不如说是更具体的个人小说。一个曾经是赢家的人变成了输家，因为他对帮助他取得成功的体制的理解过于狭隘。一个有抱负的人执着地追逐最终权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距离越近，幻象越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