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晓兰 编辑|毛翊君 我是谁？ “我是谁？是孩子，是朋友，是同学，是学生，是芸芸众生。我有多重身份，我有不同责任，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不过我没有怎么在意我是谁，我只是来人世间玩的。” ——广西某县中一女生 在PEER空间，想要倾诉的学生太多了，可聊天时间有限，研究员黄婷想到，干脆让他们写出来。她抛出30个主题，关于自己、家庭、学校、未来。“我是谁”——简单的三个字，排在最前面。大部分人都犯了难：性格？感兴趣的东西？黄婷发现，好像很多人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真的太难了”，有个高二男生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只能问同学，我是怎样的人？得到“聪明有天赋”的反馈，他惊呆了，觉得感动。他成绩倒数，被班主任称为“班级毒瘤”，室友的家长也对他不满，说他带坏其他同学。 他有次在网吧玩英雄联盟，抽着烟，突然问黄婷，“姐姐，你有没有觉得我是个烂崽啊？”黄婷认识他时，他刚被要求停课一周，只能回家，不得出入学校。他觉得是作为“毒瘤”被班主任针对了，自己前一周根本没带手机。 后来，在广西的这所县中里，大约有30个学生尝试参加写作活动，只有一半人打卡完了所有话题。要考试，不知道怎么写，发现“了解自己”这件事没想象中有趣……这些造成他们半途而废。 回忆起来，黄婷觉得“我是谁”这个话题对学生太宽泛了，他们对自我的了解非常不全面，依赖外界的评价，又被成绩武断地框定，面目模糊。有16岁的女孩就说，自己是个“无限大的透明的东西”，被家庭、学校涂上层层染料。 ●某县中的学生。讲述者供图 黄婷还问过很多学生，你觉得你是不是“小镇做题家”？很多人直接否认，理由让她意外：“做题不牛逼，成绩不太好”——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当做题家，非常羡慕这个人群。“烂崽”就说，“要是（做题家）就好了，现在上个大学都这么难。” 三位研究员在他们最终的调研报告里写道：在成绩的衡量下，学生也在一次次的区别对待中，内化了外在的评价体系，进行制度性自我放弃。有个混不吝的男生成绩较差，自嘲的话常挂在嘴边：“学习学个屁，老子以后就他妈上工厂拧螺丝。”同学大笑，给他起外号“三和大神”。他倒是很开心，跟陌生人见面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三和大神”。 一个性少数男孩给自己贴上“渣男”的标签，他高一谈了个女朋友，很快分手了，当时他对同性好友有感觉。但在学校的氛围里，有同学会说“同性恋真恶心”，他还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周围没人可以倾诉。感到压抑时，他尝试过抽烟，但太呛了，没学会。 男孩高考完，眼见自己的哥哥被催婚，喜欢的好友也被准备彩礼，感到了年龄焦虑。这些学生家长按照“社会时钟”生活，也对下一代抱持常规生活的期待——18岁高中毕业，去打工或读大学，22岁毕业后工作、结婚。县中之后，他们的轨道被指向能获取安稳生活的职业。 研究员马啸想在他所在的湖南县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没料到这么难。学校不支持，也不反对。几个研究员都观察到，在县中，未来是不被描述的，一切都等高考后再说，其他都是空想。 他站在高一高二班级的讲台上宣讲，觉得学生看自己“就像看马戏团表演”。全校来了近百人，上了6节课，只剩下一半学生。他给大家做性格和职业倾向测试，测出园艺师、插画、土木工程等职业和专业，学生不太懂是什么。 ●马啸办的职业生涯活动。讲述者供图 无论是县城公务员，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家庭，父母大多向研究者表达，希望孩子将来进体制，当老师、医生等。有做木匠的家长感叹，这些工作“天一亮就有钱”，可以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很多学生也听从意见。 三位研究员共深入接触了90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相信，“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考不好是自己不够努力，能力差。一个二次元女孩爱看动漫和耽美小说，也喜欢美剧、汉服、烹饪、唱歌，最后这些爱好在升学、应试面前都要退让，但她仍然认为高考作为人才选拔制度，高于个人对生活的自由选择。 她跟研究员说，“我们高中在学的这些，是在帮助国家筛选需要的东西。我们不能太自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就像是一河床的沙，只有捞上来了才知道是钻石、石头、还是沙子。” 抑郁“特权” “有时总会记起原生家庭的痛，痛的（得）死去活来。就像今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少点阻力会不会好一些，回想自己的艺考生涯总感觉是命运在为我呜咽。但是又感觉自己真的很无能为力，哪怕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也可能会承受不住……” ——广西某县中患抑郁症的高五男生 学生在县中这个小社会里，成绩近乎直接影响着一切，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成绩差不被老师重视，但成绩好也会成“讨嫌鬼”。有男孩是男生中的第一名，但搞卫生时同学不跟他一起，在宿舍里用撑衣杆会被指指点点。有尖子生人缘很好，但没有朋友，跟同学交流就像商务会谈，别人都在附和他。 一个成绩好的女生，因为好友突然跟她关系闹僵，感到困惑又痛苦。她跟老师和家长倾诉，反被说：你就是闲的，要是好好学习的话，哪有时间烦心？ 同学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怕讲出心事会被泄露秘密，于是走向PEER空间来倾诉。这里类似大教室和图书室，有乐器、课外书，也能看电影，除了长期志愿者，还有短暂停留的研究员。 ●某县中PEER空间里的书架。讲述者供图 起初，研究员们苦恼怎么跟学生交流，如何回应，黄婷还因为沟通问题收到过学生的差评：有学生问她问题时，她不喜欢直接给出答案，反倒问学生怎么想的。这被理解为傲慢——心里有答案却不明说，让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中。后来，他们发现，学生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建议，只是想倾诉，而且长久形成的观念也无法被改变。 马啸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跟他说自己患抑郁症，有人躺着什么也干不了，有人自残、试图自杀。周围人大多不了解抑郁是什么，有家长觉得孩子精神不正常，怕被人知道丢脸，自己带去省会城市就医，疗程没结束，说是药三分毒，不让孩子吃了，没想到反应更严重。 一次，马啸所在的学校发生了跳楼事件。由于手机被没收，一位高一男生在教学楼轻生，但中途后悔，被救了回来。第二天，男生就收到了退学的通知。他后桌的同学告诉马啸，男孩独自留守该县，在学校也没什么朋友，手机被没收，“几乎是毁了他的世界”。 学校开除男孩的理由是“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快，各班设置了心理委员和安全委员。“挺恐怖的，让同学去检举同学。”马啸说，这些人发现哪个同学不太对劲，赶紧告诉老师，老师就把那名学生送去心理咨询。 研究员们震惊之余，想不到办法介入。对待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领导出于管理的角度，不想出事。但全校三千多人，只有一两位专职的心理老师。 同在湖南，研究员王旻若对另一个男生印象深刻。那是副校长的儿子，人称“少爷”，他玩乐队，作为贝斯手在酒吧、企业表演，不爱说话。一次晚自习，男生到了PEER空间，问王旻若怎么看待自残，获得平和的回应后，给她看自己的手腕，好几道疤，肉红色的。 男生确诊了抑郁症，但没说原因和更具体的事情。后来，王旻若得知他留级一年，重新读了高一。 ●某县中教室内。讲述者供图 三位研究员都发现，学生排斥在学校心理咨询。在这些县中，心理问题被污名化，而心理老师也是“上级”，甚至会跟班主任和家长汇报情况。而且，如果你是优等生，感到压抑想去和心理老师交流的话，反而会被取消资格。 他们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这样，班主任给心理老师打电话，说他不用来了，只要成绩好。在老师看来，省下时间去学习，成绩还能更好，成绩好了就没烦恼，不需要心理支持。后来，这个学生再也没出现在咨询室。 另一个案例来自黄婷所在的广西县中。她接触到一个21岁还在读高中的男孩，性少数群体，一直穿彩虹袜。他跟黄婷说，上高中后自己被性侵和霸凌过，此后接连确诊抑郁症、冠心病和脑梗，陆续地休学又复学。但在班里，他算成绩好的，有次考了班级第一，“很多老师询问我的情况，想不到我居然有这么严重的病，但也纷纷为我点赞”。 后来，有校领导私下叮嘱黄婷：“你少和他玩，精神不正常，小心他伤害你。” 微光 “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学校，把它亲切地称之为监狱，但是我们也在过机智的监狱生活，会为自己创造开心一点的监狱环境。比如太冷了，我们就带一床被子过来窝着（学校要求学生在教室午休）。然后准备一个小箱子，里面全部都装着零食，小奶茶、小饼干，下课就分一分，关系不好的我就不和你玩，关系好就玩。” ——湖南某县中一个二次元女孩 聊起学校生活，大多数学生常常说“无聊”。近年来“县中塌陷”，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降，这些高中为保证升学率，纷纷效仿“衡水模式”。学生每天6：30- 22：00上课，一个月放1天或2天的月假，其余每周仅放一个下午，有学校的高三学生仅放两个小时。 起初，三位研究员对调研有些迷茫，每天线上开会讨论：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什么？最想传达什么？随着了解深入，问题有了答案——在主流的评价体系和生活方式之下，学生不被规范和驯化的生命力。 ●某县中一角。讲述者供图 黄婷是贵州人，在城市长大，高中在全市最好高中的实验班，大学是国内Top10的名校。她一直以为自己的高中是快乐的，和同学们共同奋斗，父母包办一切，连内衣裤都不用洗。直到这天，她走进一位县中女生的家，才发现自己的高中过得太真空了。 那是自建房里的某个租房，推开门，客厅仿佛是直播间，堆满了装洗发水的箱子，没有沙发和电视，床也是上下铺。女孩一个人住，爸妈离婚了，妈妈放弃直播到外地打工。但女孩每周末都回来，躺一躺，做做饭，放松一下。她带着黄婷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洗衣服。 黄昏时，两人上楼顶晾衣服。夕阳洒下橙黄色的光，天蓝色的碎花床单微微飘荡，整个县城的景色尽收眼底。两人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掏出手机拍照片。 但黄婷清楚，这个女孩是县中里的少数，她自主意识强，不要求成绩多高。这一点点县中里的微光，多数时候还是在与被吞噬做对抗。 研究员王旻若所在的县中，一个女孩在学校独来独往，看起来很腼腆，在QQ空间里却是话痨。因为看玄幻小说，她梦想成为少年作家，处女作是个逃婚的大小姐去开当铺的玄幻、言情故事。现实中，她是高中里的后进生。作文要写议论文，她也无法发挥。还没上高二，她就没时间读书了。 看闲书是不被鼓励甚至禁止的。有老师不让学生到PEER空间看书，怕耽误看教科书。老师们跟研究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帮我好好调查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有一次，王旻若看到一位尖子班的班主任突击检查课外书，没收了四大摞，愤慨地发朋友圈：“今天的一切都在颠覆我的三观，被表象所迷惑，可笑至极。”被收的书有耽美小说、杂志、心理学书籍，也有散文，还有《红楼梦》——按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学生是要整本阅读的。 ●某尖子班班主任在“收书行动”后发的朋友圈。图源报告 在被监控的紧张生活里，社团形同虚设，体育课自己玩，很多时候手机是唯一的娱乐载体，但不被允许带进学校。学生们将它藏进鞋子、牛奶箱，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用尽办法偷玩，打游戏，聊QQ，刷短视频。有人认真地看着“自主学习作业本”，扒开封皮，才发现是本网络小说。 谈恋爱也要躲藏。王旻若看到，学校管理条例明白地写着“严禁学生谈恋爱”。校园里监控无处不在，除了PEER空间——有学生认为这里是高压生活里的庇护所。也曾有班主任冲进这里，想抓住偷偷恋爱的学生。小情侣们再次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熟练地走向监控的死角，比如走廊的角落、操场观景台侧边、科技楼大厅的柱子边。 有男生被小圈子戏称为“毒舌小gay”，因为走读晚自习后能拿到手机，他每晚刷几个小时的帅哥、肌肉男视频，玩抖音3年，给10.4万个视频点了红心。在报告里，他对暗恋的叙述最为坦诚。 他两次爱上直男，主动出击，都失败了。但他仍单恋着同学小P，常倾诉对他的思念。有一阵，他把看到小P作为每天的必需品。“他明明知道我喜欢他，我看他的时候他还会回看我，就盯着我，搞得我每天胡思乱想。感觉他是在喜欢我，但感觉又不可能。”他询问研究员该怎么办。 他要青春无悔，搞点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他上网订做了小P的头像，印了对方七八十张照片，定制的笔、手环也刻上心上人的名字。小P也成了他学习的动力，他在桌上挂了牌子——“上课多听一分钟，小P给你当老公”“上课别睡觉，小P陪你笑”。他说，有几节课很困的时候，瞄到牌子顿时清醒。还是要靠男人督促自己啊！ ●“毒舌小gay”和女性好友倾诉对小P的单恋（上、下为他的字）。图源报告 广西县中的“烂崽”也谈恋爱，但在他的说法里，是因为无聊，就跟他抽烟和去网吧一样。看准一个女生对他有意思，他就去表白，在一起了时时刻刻黏在一起，课间10分钟找她聊天，晚自习后送她回宿舍，周末继续黏在一起，直到没有话讲。他想，分手就分嘛。 他所在的广西县中，学校严禁带手机入校。如果偷带被抓住，学生的公开处罚记录便会升级一个档次。学校还引进了“教官”，退伍士兵化身高配版“宿管”，检查宿舍，观看监控，维持治安，要求学生起床叠被子，晚上按点睡觉，不能抽烟、在宿舍吃东西，各项都要评分。 学生有5次犯错机会，“烂崽”已经用完3次了。到了高三，班主任再次警告他，要是考不进班级前10，就可以回家上学了。男孩清楚，“这样就不用把我算进高考人数了，不用拉低升学率”。 路径依赖 “回老家我的要求都能满足——有房子住，不需要努力奋斗房子……老师难道不轻松吗？上课那么多时间摸鱼，说一句‘同学们进行自习，我知道你们会’，然后我就去搞别的。反正我的数学也是自学的。” ——湖南某县中一名男学霸 研究员发现，走进PEER空间的学生，聊起的大多是人际交往问题，或是青春期心事。如果研究员主动问起，喜欢做什么，之后想做什么时，学生常常无法给出成型的答案。 那高考的意义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一个男生说起听来的一句话，“学数学确实不能帮助你买菜，但是数学学得好，可以决定你在哪里买菜”。 高考后，那个二次元女孩报了师范，打算毕业后留省内当老师。在跟她接触的研究员王旻若看来，这是疫情后的热门选项，对于县中学生而言，也是路径依赖和现实考量。女孩自己就觉得，老师是铁饭碗，还有寒暑假。此外，她希望自己能有力量，让之后的学生“不要过上我现在的这种学习生活，能快乐一点”。 她原本想去上海，发展自己小众的爱好，但担心考不上当地好的师范院校。她将目标改为省内某211，结果高考后，父母以有亲戚照应为由，又将她留在了本市某综合性大学。 同校的一个男学霸如愿去了上海，读免费师范生。那里宿舍大，能放得下电子琴，他可以专心搞音乐。他是反“内卷”实践者，高中时就看不惯为了几分疯狂压榨时间的第一梯队学霸。作为“聪明人”，他以后也要回到本县当老师，觉得不用奋斗，就能满足生活需求，“（当）老师难道不轻松吗？上课那么多时间摸鱼……” 马啸说，其实这些学生并不都是一心要实现阶级跨越，一定要向上流动的心态更属于中产，县城的家长想法很朴素，“孩子比他们好点就行”。未来不去大城市，有些人是因为担心难以融入。 ●某县中一教室。讲述者供图 研究员们感叹，学生都挺实际，最后都是“拿分数换学校”。王旻若看到，一方面，学生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他们在网上关注现实，搜索二本的就业率，不断调整目标，甚至提前打算读研。 王旻若在宁波读高中时，常逛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馆，可以请老师辅导，用手机上网课。她一度很纠结，要不要告知学生们外面的世界，和他们深入探讨高考公平和意义。她不敢鼓励他们去反抗，学生当下求学信念坚定，太清醒反倒痛苦。 几个研究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商量后放弃了。马啸也曾摇摆过。当学校甚至学生都自我PUA——说除了学习，其他是玩物丧志时，他只能告诉学生，不是的，爱好也是正经事。“我没资格劝他们要自由探索，坚持自己，爱好是建立在生活特权上的。” 他曾统计过，在他调研的湖南西南部某县，2010-2020年，每年大约仅有20%的当地学生能进入县一中。高考后，加上教育质量较差的二中，全县不足9%的学生能考取本科。马啸不知道，学生们的出路是什么。 “他们的选择，和在高中说的都完全不一样”。黄婷说，有女生为了以后回家找工作方便，报了动物医学，去了才发现是养猪。有人后来给黄婷打电话抱怨，不知道自己在大学该做什么。有人报复性娱乐，挂了好几科。现在，他们不得不开始“找自己”。 困惑自己是“烂崽”的男生之前想不了那么远，反复计算自己的分数，觉得不用太高，能上二本就行。他小时候有射箭天赋，但爸爸不让他当运动员，后来他想学编辑出版，“一直都在看小说嘛，自己又写不出来，就去当个编辑咯”。 去年高三毕业时，他没能如愿上二本，成绩离分数线差了6分。他十分纠结，不想去大专院校，文科大专学不到东西，就业也根本没有竞争力。他也抗拒复读，“复读不一定受得了”。但最后，他还是回去了，再过一年他讨厌的无聊的高中生活。
文|罗晓兰
编辑|毛翊君
我是谁？
“我是谁？是孩子，是朋友，是同学，是学生，是芸芸众生。我有多重身份，我有不同责任，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不过我没有怎么在意我是谁，我只是来人世间玩的。”
——广西某县中一女生
在PEER空间，想要倾诉的学生太多了，可聊天时间有限，研究员黄婷想到，干脆让他们写出来。她抛出30个主题，关于自己、家庭、学校、未来。“我是谁”——简单的三个字，排在最前面。大部分人都犯了难：性格？感兴趣的东西？黄婷发现，好像很多人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真的太难了”，有个高二男生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只能问同学，我是怎样的人？得到“聪明有天赋”的反馈，他惊呆了，觉得感动。他成绩倒数，被班主任称为“班级毒瘤”，室友的家长也对他不满，说他带坏其他同学。
他有次在网吧玩英雄联盟，抽着烟，突然问黄婷，“姐姐，你有没有觉得我是个烂崽啊？”黄婷认识他时，他刚被要求停课一周，只能回家，不得出入学校。他觉得是作为“毒瘤”被班主任针对了，自己前一周根本没带手机。
后来，在广西的这所县中里，大约有30个学生尝试参加写作活动，只有一半人打卡完了所有话题。要考试，不知道怎么写，发现“了解自己”这件事没想象中有趣……这些造成他们半途而废。
回忆起来，黄婷觉得“我是谁”这个话题对学生太宽泛了，他们对自我的了解非常不全面，依赖外界的评价，又被成绩武断地框定，面目模糊。有16岁的女孩就说，自己是个“无限大的透明的东西”，被家庭、学校涂上层层染料。
●某县中的学生。讲述者供图
黄婷还问过很多学生，你觉得你是不是“小镇做题家”？很多人直接否认，理由让她意外：“做题不牛逼，成绩不太好”——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当做题家，非常羡慕这个人群。“烂崽”就说，“要是（做题家）就好了，现在上个大学都这么难。”
三位研究员在他们最终的调研报告里写道：在成绩的衡量下，学生也在一次次的区别对待中，内化了外在的评价体系，进行制度性自我放弃。有个混不吝的男生成绩较差，自嘲的话常挂在嘴边：“学习学个屁，老子以后就他妈上工厂拧螺丝。”同学大笑，给他起外号“三和大神”。他倒是很开心，跟陌生人见面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三和大神”。
一个性少数男孩给自己贴上“渣男”的标签，他高一谈了个女朋友，很快分手了，当时他对同性好友有感觉。但在学校的氛围里，有同学会说“同性恋真恶心”，他还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周围没人可以倾诉。感到压抑时，他尝试过抽烟，但太呛了，没学会。
男孩高考完，眼见自己的哥哥被催婚，喜欢的好友也被准备彩礼，感到了年龄焦虑。这些学生家长按照“社会时钟”生活，也对下一代抱持常规生活的期待——18岁高中毕业，去打工或读大学，22岁毕业后工作、结婚。县中之后，他们的轨道被指向能获取安稳生活的职业。
研究员马啸想在他所在的湖南县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没料到这么难。学校不支持，也不反对。几个研究员都观察到，在县中，未来是不被描述的，一切都等高考后再说，其他都是空想。
他站在高一高二班级的讲台上宣讲，觉得学生看自己“就像看马戏团表演”。全校来了近百人，上了6节课，只剩下一半学生。他给大家做性格和职业倾向测试，测出园艺师、插画、土木工程等职业和专业，学生不太懂是什么。
●马啸办的职业生涯活动。讲述者供图
无论是县城公务员，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家庭，父母大多向研究者表达，希望孩子将来进体制，当老师、医生等。有做木匠的家长感叹，这些工作“天一亮就有钱”，可以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很多学生也听从意见。
三位研究员共深入接触了90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相信，“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考不好是自己不够努力，能力差。一个二次元女孩爱看动漫和耽美小说，也喜欢美剧、汉服、烹饪、唱歌，最后这些爱好在升学、应试面前都要退让，但她仍然认为高考作为人才选拔制度，高于个人对生活的自由选择。
她跟研究员说，“我们高中在学的这些，是在帮助国家筛选需要的东西。我们不能太自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就像是一河床的沙，只有捞上来了才知道是钻石、石头、还是沙子。”
抑郁“特权”
“有时总会记起原生家庭的痛，痛的（得）死去活来。就像今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少点阻力会不会好一些，回想自己的艺考生涯总感觉是命运在为我呜咽。但是又感觉自己真的很无能为力，哪怕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也可能会承受不住……”
——广西某县中患抑郁症的高五男生
学生在县中这个小社会里，成绩近乎直接影响着一切，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成绩差不被老师重视，但成绩好也会成“讨嫌鬼”。有男孩是男生中的第一名，但搞卫生时同学不跟他一起，在宿舍里用撑衣杆会被指指点点。有尖子生人缘很好，但没有朋友，跟同学交流就像商务会谈，别人都在附和他。
一个成绩好的女生，因为好友突然跟她关系闹僵，感到困惑又痛苦。她跟老师和家长倾诉，反被说：你就是闲的，要是好好学习的话，哪有时间烦心？
同学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怕讲出心事会被泄露秘密，于是走向PEER空间来倾诉。这里类似大教室和图书室，有乐器、课外书，也能看电影，除了长期志愿者，还有短暂停留的研究员。
●某县中PEER空间里的书架。讲述者供图
起初，研究员们苦恼怎么跟学生交流，如何回应，黄婷还因为沟通问题收到过学生的差评：有学生问她问题时，她不喜欢直接给出答案，反倒问学生怎么想的。这被理解为傲慢——心里有答案却不明说，让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中。后来，他们发现，学生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建议，只是想倾诉，而且长久形成的观念也无法被改变。
马啸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跟他说自己患抑郁症，有人躺着什么也干不了，有人自残、试图自杀。周围人大多不了解抑郁是什么，有家长觉得孩子精神不正常，怕被人知道丢脸，自己带去省会城市就医，疗程没结束，说是药三分毒，不让孩子吃了，没想到反应更严重。
一次，马啸所在的学校发生了跳楼事件。由于手机被没收，一位高一男生在教学楼轻生，但中途后悔，被救了回来。第二天，男生就收到了退学的通知。他后桌的同学告诉马啸，男孩独自留守该县，在学校也没什么朋友，手机被没收，“几乎是毁了他的世界”。
学校开除男孩的理由是“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快，各班设置了心理委员和安全委员。“挺恐怖的，让同学去检举同学。”马啸说，这些人发现哪个同学不太对劲，赶紧告诉老师，老师就把那名学生送去心理咨询。
研究员们震惊之余，想不到办法介入。对待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领导出于管理的角度，不想出事。但全校三千多人，只有一两位专职的心理老师。
同在湖南，研究员王旻若对另一个男生印象深刻。那是副校长的儿子，人称“少爷”，他玩乐队，作为贝斯手在酒吧、企业表演，不爱说话。一次晚自习，男生到了PEER空间，问王旻若怎么看待自残，获得平和的回应后，给她看自己的手腕，好几道疤，肉红色的。
男生确诊了抑郁症，但没说原因和更具体的事情。后来，王旻若得知他留级一年，重新读了高一。
●某县中教室内。讲述者供图
三位研究员都发现，学生排斥在学校心理咨询。在这些县中，心理问题被污名化，而心理老师也是“上级”，甚至会跟班主任和家长汇报情况。而且，如果你是优等生，感到压抑想去和心理老师交流的话，反而会被取消资格。
他们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这样，班主任给心理老师打电话，说他不用来了，只要成绩好。在老师看来，省下时间去学习，成绩还能更好，成绩好了就没烦恼，不需要心理支持。后来，这个学生再也没出现在咨询室。
另一个案例来自黄婷所在的广西县中。她接触到一个21岁还在读高中的男孩，性少数群体，一直穿彩虹袜。他跟黄婷说，上高中后自己被性侵和霸凌过，此后接连确诊抑郁症、冠心病和脑梗，陆续地休学又复学。但在班里，他算成绩好的，有次考了班级第一，“很多老师询问我的情况，想不到我居然有这么严重的病，但也纷纷为我点赞”。
后来，有校领导私下叮嘱黄婷：“你少和他玩，精神不正常，小心他伤害你。”
微光
“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学校，把它亲切地称之为监狱，但是我们也在过机智的监狱生活，会为自己创造开心一点的监狱环境。比如太冷了，我们就带一床被子过来窝着（学校要求学生在教室午休）。然后准备一个小箱子，里面全部都装着零食，小奶茶、小饼干，下课就分一分，关系不好的我就不和你玩，关系好就玩。”
——湖南某县中一个二次元女孩
聊起学校生活，大多数学生常常说“无聊”。近年来“县中塌陷”，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降，这些高中为保证升学率，纷纷效仿“衡水模式”。学生每天6：30- 22：00上课，一个月放1天或2天的月假，其余每周仅放一个下午，有学校的高三学生仅放两个小时。
起初，三位研究员对调研有些迷茫，每天线上开会讨论：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什么？最想传达什么？随着了解深入，问题有了答案——在主流的评价体系和生活方式之下，学生不被规范和驯化的生命力。
●某县中一角。讲述者供图
黄婷是贵州人，在城市长大，高中在全市最好高中的实验班，大学是国内Top10的名校。她一直以为自己的高中是快乐的，和同学们共同奋斗，父母包办一切，连内衣裤都不用洗。直到这天，她走进一位县中女生的家，才发现自己的高中过得太真空了。
那是自建房里的某个租房，推开门，客厅仿佛是直播间，堆满了装洗发水的箱子，没有沙发和电视，床也是上下铺。女孩一个人住，爸妈离婚了，妈妈放弃直播到外地打工。但女孩每周末都回来，躺一躺，做做饭，放松一下。她带着黄婷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洗衣服。
黄昏时，两人上楼顶晾衣服。夕阳洒下橙黄色的光，天蓝色的碎花床单微微飘荡，整个县城的景色尽收眼底。两人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掏出手机拍照片。
但黄婷清楚，这个女孩是县中里的少数，她自主意识强，不要求成绩多高。这一点点县中里的微光，多数时候还是在与被吞噬做对抗。
研究员王旻若所在的县中，一个女孩在学校独来独往，看起来很腼腆，在QQ空间里却是话痨。因为看玄幻小说，她梦想成为少年作家，处女作是个逃婚的大小姐去开当铺的玄幻、言情故事。现实中，她是高中里的后进生。作文要写议论文，她也无法发挥。还没上高二，她就没时间读书了。
看闲书是不被鼓励甚至禁止的。有老师不让学生到PEER空间看书，怕耽误看教科书。老师们跟研究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帮我好好调查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有一次，王旻若看到一位尖子班的班主任突击检查课外书，没收了四大摞，愤慨地发朋友圈：“今天的一切都在颠覆我的三观，被表象所迷惑，可笑至极。”被收的书有耽美小说、杂志、心理学书籍，也有散文，还有《红楼梦》——按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学生是要整本阅读的。
●某尖子班班主任在“收书行动”后发的朋友圈。图源报告
在被监控的紧张生活里，社团形同虚设，体育课自己玩，很多时候手机是唯一的娱乐载体，但不被允许带进学校。学生们将它藏进鞋子、牛奶箱，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用尽办法偷玩，打游戏，聊QQ，刷短视频。有人认真地看着“自主学习作业本”，扒开封皮，才发现是本网络小说。
谈恋爱也要躲藏。王旻若看到，学校管理条例明白地写着“严禁学生谈恋爱”。校园里监控无处不在，除了PEER空间——有学生认为这里是高压生活里的庇护所。也曾有班主任冲进这里，想抓住偷偷恋爱的学生。小情侣们再次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熟练地走向监控的死角，比如走廊的角落、操场观景台侧边、科技楼大厅的柱子边。
有男生被小圈子戏称为“毒舌小gay”，因为走读晚自习后能拿到手机，他每晚刷几个小时的帅哥、肌肉男视频，玩抖音3年，给10.4万个视频点了红心。在报告里，他对暗恋的叙述最为坦诚。
他两次爱上直男，主动出击，都失败了。但他仍单恋着同学小P，常倾诉对他的思念。有一阵，他把看到小P作为每天的必需品。“他明明知道我喜欢他，我看他的时候他还会回看我，就盯着我，搞得我每天胡思乱想。感觉他是在喜欢我，但感觉又不可能。”他询问研究员该怎么办。
他要青春无悔，搞点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他上网订做了小P的头像，印了对方七八十张照片，定制的笔、手环也刻上心上人的名字。小P也成了他学习的动力，他在桌上挂了牌子——“上课多听一分钟，小P给你当老公”“上课别睡觉，小P陪你笑”。他说，有几节课很困的时候，瞄到牌子顿时清醒。还是要靠男人督促自己啊！
●“毒舌小gay”和女性好友倾诉对小P的单恋（上、下为他的字）。图源报告
广西县中的“烂崽”也谈恋爱，但在他的说法里，是因为无聊，就跟他抽烟和去网吧一样。看准一个女生对他有意思，他就去表白，在一起了时时刻刻黏在一起，课间10分钟找她聊天，晚自习后送她回宿舍，周末继续黏在一起，直到没有话讲。他想，分手就分嘛。
他所在的广西县中，学校严禁带手机入校。如果偷带被抓住，学生的公开处罚记录便会升级一个档次。学校还引进了“教官”，退伍士兵化身高配版“宿管”，检查宿舍，观看监控，维持治安，要求学生起床叠被子，晚上按点睡觉，不能抽烟、在宿舍吃东西，各项都要评分。
学生有5次犯错机会，“烂崽”已经用完3次了。到了高三，班主任再次警告他，要是考不进班级前10，就可以回家上学了。男孩清楚，“这样就不用把我算进高考人数了，不用拉低升学率”。
路径依赖
“回老家我的要求都能满足——有房子住，不需要努力奋斗房子……老师难道不轻松吗？上课那么多时间摸鱼，说一句‘同学们进行自习，我知道你们会’，然后我就去搞别的。反正我的数学也是自学的。”
——湖南某县中一名男学霸
研究员发现，走进PEER空间的学生，聊起的大多是人际交往问题，或是青春期心事。如果研究员主动问起，喜欢做什么，之后想做什么时，学生常常无法给出成型的答案。
那高考的意义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一个男生说起听来的一句话，“学数学确实不能帮助你买菜，但是数学学得好，可以决定你在哪里买菜”。
高考后，那个二次元女孩报了师范，打算毕业后留省内当老师。在跟她接触的研究员王旻若看来，这是疫情后的热门选项，对于县中学生而言，也是路径依赖和现实考量。女孩自己就觉得，老师是铁饭碗，还有寒暑假。此外，她希望自己能有力量，让之后的学生“不要过上我现在的这种学习生活，能快乐一点”。
她原本想去上海，发展自己小众的爱好，但担心考不上当地好的师范院校。她将目标改为省内某211，结果高考后，父母以有亲戚照应为由，又将她留在了本市某综合性大学。
同校的一个男学霸如愿去了上海，读免费师范生。那里宿舍大，能放得下电子琴，他可以专心搞音乐。他是反“内卷”实践者，高中时就看不惯为了几分疯狂压榨时间的第一梯队学霸。作为“聪明人”，他以后也要回到本县当老师，觉得不用奋斗，就能满足生活需求，“（当）老师难道不轻松吗？上课那么多时间摸鱼……”
马啸说，其实这些学生并不都是一心要实现阶级跨越，一定要向上流动的心态更属于中产，县城的家长想法很朴素，“孩子比他们好点就行”。未来不去大城市，有些人是因为担心难以融入。
●某县中一教室。讲述者供图
研究员们感叹，学生都挺实际，最后都是“拿分数换学校”。王旻若看到，一方面，学生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他们在网上关注现实，搜索二本的就业率，不断调整目标，甚至提前打算读研。
王旻若在宁波读高中时，常逛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馆，可以请老师辅导，用手机上网课。她一度很纠结，要不要告知学生们外面的世界，和他们深入探讨高考公平和意义。她不敢鼓励他们去反抗，学生当下求学信念坚定，太清醒反倒痛苦。
几个研究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商量后放弃了。马啸也曾摇摆过。当学校甚至学生都自我PUA——说除了学习，其他是玩物丧志时，他只能告诉学生，不是的，爱好也是正经事。“我没资格劝他们要自由探索，坚持自己，爱好是建立在生活特权上的。”
他曾统计过，在他调研的湖南西南部某县，2010-2020年，每年大约仅有20%的当地学生能进入县一中。高考后，加上教育质量较差的二中，全县不足9%的学生能考取本科。马啸不知道，学生们的出路是什么。
“他们的选择，和在高中说的都完全不一样”。黄婷说，有女生为了以后回家找工作方便，报了动物医学，去了才发现是养猪。有人后来给黄婷打电话抱怨，不知道自己在大学该做什么。有人报复性娱乐，挂了好几科。现在，他们不得不开始“找自己”。
困惑自己是“烂崽”的男生之前想不了那么远，反复计算自己的分数，觉得不用太高，能上二本就行。他小时候有射箭天赋，但爸爸不让他当运动员，后来他想学编辑出版，“一直都在看小说嘛，自己又写不出来，就去当个编辑咯”。
去年高三毕业时，他没能如愿上二本，成绩离分数线差了6分。他十分纠结，不想去大专院校，文科大专学不到东西，就业也根本没有竞争力。他也抗拒复读，“复读不一定受得了”。但最后，他还是回去了，再过一年他讨厌的无聊的高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