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娃，补贴28万？”“生孩买房0首付？”
早已落户广州的湖北人易元发出了惊叹：“感觉很心动！”
1989年出生在湖北小城的易元，家里从小就供她上外国语学校，还请外教做英语启蒙。因此，成为母亲后，她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重金砸在女儿的教育上。
在易元的印象中，湖北人一直比较重视教育，毕竟“特产就是黄冈密卷”。在这种内卷之下，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高昂。她移居岭南后才发现，和自己同辈的独生女，在别的省份并不常见。
而湖北天门，这座户籍人口160万的县级市，2024年生育补贴政策实施首年即实现17%的出生率增幅。令人心动的补贴面前，不爱生娃的湖北人，似乎被打动了。
来源：智谷趋势
这种趋势，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体现。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实现了首次回升。这背后，是一系列生育支持和“红包”补贴开始发力。
2024年，《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印发，生育支持被一路升级为“一把手工程”，税收、住房、教育和职场权益，全方位发力。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便是各种形式的“补贴”。
但是，真金白银的刺激效应能维持多久？这届年轻人真的愿意生孩子了吗？暂时尚无定论。要想全面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仍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毕竟，生育是人生大事，关系到一个个家庭具体而微的生活感受，关系到最少三个人的未来规划，这些有血有肉的事实，远比简单的数据增长要复杂得多。
政策在发力
2025年开年，一个“重大消息”出现。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紧随其后，贵州、甘肃、广西也陆续公布人口数据，出生人口数量、人口出生率均有回升。
这些摆头向上的折线，似乎为全国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忧虑加剧的困局撕开了一道口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来自一个GDP长期排名靠后的县级市——湖北天门。2024年，天门出生7217人，出生人口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同比增加17%，直接领跑目前所有已知省市数据。
这一“逆转”式的变化背后，被广泛认为是当地政府推出的“真金白银”激励政策起效了：在天门，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获得9.63万元和16.51万元补贴，叠加购房优惠后，三孩家庭最高可享28.51万元补助。当然，补贴不是一次性拿完，而且房补只能用于买房。
天门市鼓励生育政策补助明细表
高额补贴政策，确实直击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核心痛点之一——经济压力。
任泽平、梁建章等学者组建的人口智库机构“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中国家庭养育0-17岁孩子的平均成本达53.8万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甚至超100万元。
而天门市通过一次性生育奖励、按月育儿补贴、纳税专项附加扣除、产假延长至158天、配偶陪产假15天等政策，显著降低了家庭生育的即时负担。当地居民算过一笔账：一套90平方米的房产首付约10万元，三孩家庭仅购房补贴即可覆盖首付成本。
据报道，天门市已经投入了3900多万元用于鼓励生育的奖励。
全国范围内，类似政策也在铺开。四川攀枝花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每月500元育儿补贴；深圳、宜昌等地则通过现金补贴、教育费用减免等方式减轻家庭负担；浙江舟山推出免费社区“宝宝屋”托管服务。
四川攀枝花市为生育二孩以上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凡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各地都在探索生育支持政策，然而从全国性层面分析，这类政策相对较少，因此需要逐步从地方探索的经验中分析，看看能否推行到全国。”
考虑到生育前后过程中的种种变量，若将2024年的生育率回升视为“转折点”，或许过于乐观。
杨凡对南风窗分析认为，无论生育率降低或者升高，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回升的出生人口数据背后，除了积极的生育政策以外，例如疫情导致的集中延迟生育、中国家长对龙年的生肖偏好等，也是重要原因。
母亲的抉择
政策向好，但具体到微观层面，一户家庭，一对夫妻，一个女性，在决定是否生育时，真的会将羡煞旁人的“补贴”作为前置因素进行考量吗？答案是复杂的。
笼统地讲，在生育选择上，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生育考量的面向可能全然不同。直接的经济补贴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显然更大，发达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可能更看重产假、托育政策等。更细致的层面，生育也是个人化的选择。
来自某一线城市的新手孕妈郑青，夫妻双方都是大城市本地人，考虑生育时，在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太多担忧，最头疼的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
《产后调理院》剧照
在广州，已经养育了一个女儿的易元，在是否生二胎的问题上，主要考虑的是未来的收入结构是否稳健，以及孩子父亲能否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共同承担养育责任。
回到湖北天门，新手母亲刘苓告诉记者，自己在备孕前，其实并不了解生育政策，只是家里人提前做了一些经济上的准备。一年多前，刘苓还在深圳务工，考虑到家里的催促，以及自己也想安定下来，于是回到了家乡天门。相亲、结婚、怀孕，都是在一年时间里，顺其自然发生的。
她今年就要满30岁了，正好处在“黄金生育年龄”的末班车。孩子是早产，比较顺利，没有剖腹产。因为打了无痛，生产时的痛苦还算能忍受。回忆起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刘苓只有一个感觉：“神奇。”
在产房里，护士把这个小不点儿抱给她时，初为人母的刘苓惊讶极了：“我居然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娃娃出来，而且还会叫（喊）。”
由于刘苓是一胎生育，且是无业保胎，而目前的政策则偏向以二胎、三胎为主的“增量优先”策略。因此，刘苓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现金补贴或产假补贴。由于她的孩子是早产，生产后还有十余天住院费用，也主要由新农合报销，账单是两万出头，报销后自费花了7000多。
当然，医保报销方面，产妇产后漏尿、腹直肌分离等损伤，80%医院未将其纳入产后康复医保（目前仅少数城市试点），这意味着大部分身体代价仍由女性独自消化。
刘苓的堂兄则恰好赶上了政策，在去年年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一次性补贴了2000元，之后每个月还能领800元，直到小孩三周岁。不过，补贴主要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他们主要还是靠家里原有的财富积累，以及长辈在实际育儿过程中的帮扶和支持。
天门市二胎、三胎生育补贴政策
但是，由于结婚前就购置了房产，堂兄一家并未选择使用购房补贴。实际上，县城房产的“刚需”正在疲软，此时的“补贴”，更像是对房地产的“救市”行为。对于小家庭而言，尽管购房成本大降，但在子女刚出生时就购入多套，并不具备性价比。
对于生育政策中尚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杨凡则在采访中提到，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从2021年正式提出，到现在仅有两三年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完善。
杨凡认为，“一下子从一孩就铺开来，财政压力是不能承受的”，需要先从二孩三孩入手，把制度建立起来，然后慢慢地再提高水平、提高家庭的覆盖面，甚至提高对儿童的支持年龄的覆盖面。
在政策没有覆盖到的另一面，以刘苓家庭为代表的四代同堂育儿模式，正在成为非制度性的育儿“安全垫”，比如祖辈承担夜间轮值（每两天交替照看婴儿），丈夫全程参与产检，形成“责任共担但不越界”的协作网络。
刘苓提到，“家人带娃让我能喘口气”。在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的产后初期，刘苓的婆婆还会每到黄昏就立刻打开客厅的灯，预防刘苓的“胡思乱想”。这种类似的细节，让刘苓备受安慰。
全家协同一起带娃的模式成为育儿“安全垫” /《82年的金智英》剧照
不过，刘苓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因为，“先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系统性工程
在刘苓看来，结婚生子是追求平凡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她仍然希望，自己可以不只是作为母亲的标签而存在，以后还能和朋友一起开个小店、做点生意。
比她小两岁的未婚青年陈其，尽管有稳定的情感关系，但至今还没有考虑结婚，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无法从职场中抽出身来。往往夜晚十点，她才能离开工位，加之银行业层层克扣的工资，也让她觉得无法支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庭。
尽管法律对育儿假和产假有明确规定，但陈其的一位同事，每天都不敢提前两小时回家，害怕自己因真正使用了“育儿假”，而遭遇职场上的隐性不公，如绩效被扣分。
经济学博士刘倩等人曾撰写《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其中提到，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往往不会变化，但女性的收入会下降。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这一现象被广泛称为“生育惩罚”，指的是母亲从生育到退休所产生的收入损失。以北京为例，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我，到点下班》截图
能否重返职场，也是女性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生育率普遍低下的欧洲，法国曾以高生育率而著称，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20年前，一项统计显示，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而在全球生育垫底的韩国，据韩联社报道的2018年的数据，女性生育后职业中断者高达81%，有接近65%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后无法重拾原有工作的困境，这大大降低了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推动教育观念转变的当下，中国不少城市创新地提出了“妈妈岗”的设置，其特点是工作时间灵活、管理模式弹性，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然而，在实操过程中，“妈妈岗”被用人单位简单地理解为客服、工厂普工、销售员、家政服务等门槛较低的职位。
如何破解职场上的隐性歧视，杨凡认为，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府而言，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员工的）用工成本不能完全由企业承担，例如有的地方会有社保返还机制，有的地方生育友好的企业会有表彰机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如何让高等教育女性群体受益于实际政策，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优化空间。即便如天门市为教师、医务人员提供职称评定优先政策，可能难以完全消除职场晋升的隐性壁垒。
天门市的高补贴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一味砸钱，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如何在财政可持续性与政策吸引力间寻找平衡点，也是县域试验的关键命题。
杨凡提到，生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仅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
“我们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一项针对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群体的调查。从意愿角度来看，完全不想生孩子的人比例并不高，很多人是无奈之举。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现实因素困扰，例如成本问题、无人照顾的问题，以及对孩子的教育焦虑等，更多地是在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原因，如果能针对这些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状况会好很多。”
《亲爱的小孩》剧照
长期来看，人口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联合国预测，到2054年中国人口将降至12.15亿，本世纪末更可能“腰斩”至6.33亿。而育娲人口研究显示，育龄妇女数量正在以年均400万的速度减少，预计2030年主力育龄群体规模将比2022年缩减17.4%。
面对这一趋势，唯有通过持续的政策迭代与社会协同，才能真正让生育从“国家任务”转化为“个人选择”。
毕竟，生育意愿的复苏，本质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社会公平与未来信心的漫长博弈。
（除杨凡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
“3个娃，补贴28万？”“生孩买房0首付？”
早已落户广州的湖北人易元发出了惊叹：“感觉很心动！”
1989年出生在湖北小城的易元，家里从小就供她上外国语学校，还请外教做英语启蒙。因此，成为母亲后，她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重金砸在女儿的教育上。
在易元的印象中，湖北人一直比较重视教育，毕竟“特产就是黄冈密卷”。在这种内卷之下，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高昂。她移居岭南后才发现，和自己同辈的独生女，在别的省份并不常见。
而湖北天门，这座户籍人口160万的县级市，2024年生育补贴政策实施首年即实现17%的出生率增幅。令人心动的补贴面前，不爱生娃的湖北人，似乎被打动了。
来源：智谷趋势
这种趋势，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体现。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实现了首次回升。这背后，是一系列生育支持和“红包”补贴开始发力。
2024年，《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印发，生育支持被一路升级为“一把手工程”，税收、住房、教育和职场权益，全方位发力。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便是各种形式的“补贴”。
但是，真金白银的刺激效应能维持多久？这届年轻人真的愿意生孩子了吗？暂时尚无定论。要想全面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仍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毕竟，生育是人生大事，关系到一个个家庭具体而微的生活感受，关系到最少三个人的未来规划，这些有血有肉的事实，远比简单的数据增长要复杂得多。
政策在发力
2025年开年，一个“重大消息”出现。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紧随其后，贵州、甘肃、广西也陆续公布人口数据，出生人口数量、人口出生率均有回升。
这些摆头向上的折线，似乎为全国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忧虑加剧的困局撕开了一道口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来自一个GDP长期排名靠后的县级市——湖北天门。2024年，天门出生7217人，出生人口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同比增加17%，直接领跑目前所有已知省市数据。
这一“逆转”式的变化背后，被广泛认为是当地政府推出的“真金白银”激励政策起效了：在天门，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获得9.63万元和16.51万元补贴，叠加购房优惠后，三孩家庭最高可享28.51万元补助。当然，补贴不是一次性拿完，而且房补只能用于买房。
天门市鼓励生育政策补助明细表
高额补贴政策，确实直击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核心痛点之一——经济压力。
任泽平、梁建章等学者组建的人口智库机构“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中国家庭养育0-17岁孩子的平均成本达53.8万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甚至超100万元。
而天门市通过一次性生育奖励、按月育儿补贴、纳税专项附加扣除、产假延长至158天、配偶陪产假15天等政策，显著降低了家庭生育的即时负担。当地居民算过一笔账：一套90平方米的房产首付约10万元，三孩家庭仅购房补贴即可覆盖首付成本。
据报道，天门市已经投入了3900多万元用于鼓励生育的奖励。
全国范围内，类似政策也在铺开。四川攀枝花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每月500元育儿补贴；深圳、宜昌等地则通过现金补贴、教育费用减免等方式减轻家庭负担；浙江舟山推出免费社区“宝宝屋”托管服务。
四川攀枝花市为生育二孩以上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凡告诉南风窗记者：“目前，各地都在探索生育支持政策，然而从全国性层面分析，这类政策相对较少，因此需要逐步从地方探索的经验中分析，看看能否推行到全国。”
考虑到生育前后过程中的种种变量，若将2024年的生育率回升视为“转折点”，或许过于乐观。
杨凡对南风窗分析认为，无论生育率降低或者升高，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回升的出生人口数据背后，除了积极的生育政策以外，例如疫情导致的集中延迟生育、中国家长对龙年的生肖偏好等，也是重要原因。
母亲的抉择
政策向好，但具体到微观层面，一户家庭，一对夫妻，一个女性，在决定是否生育时，真的会将羡煞旁人的“补贴”作为前置因素进行考量吗？答案是复杂的。
笼统地讲，在生育选择上，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生育考量的面向可能全然不同。直接的经济补贴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显然更大，发达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可能更看重产假、托育政策等。更细致的层面，生育也是个人化的选择。
来自某一线城市的新手孕妈郑青，夫妻双方都是大城市本地人，考虑生育时，在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太多担忧，最头疼的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
《产后调理院》剧照
在广州，已经养育了一个女儿的易元，在是否生二胎的问题上，主要考虑的是未来的收入结构是否稳健，以及孩子父亲能否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共同承担养育责任。
回到湖北天门，新手母亲刘苓告诉记者，自己在备孕前，其实并不了解生育政策，只是家里人提前做了一些经济上的准备。一年多前，刘苓还在深圳务工，考虑到家里的催促，以及自己也想安定下来，于是回到了家乡天门。相亲、结婚、怀孕，都是在一年时间里，顺其自然发生的。
她今年就要满30岁了，正好处在“黄金生育年龄”的末班车。孩子是早产，比较顺利，没有剖腹产。因为打了无痛，生产时的痛苦还算能忍受。回忆起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刘苓只有一个感觉：“神奇。”
在产房里，护士把这个小不点儿抱给她时，初为人母的刘苓惊讶极了：“我居然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娃娃出来，而且还会叫（喊）。”
由于刘苓是一胎生育，且是无业保胎，而目前的政策则偏向以二胎、三胎为主的“增量优先”策略。因此，刘苓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现金补贴或产假补贴。由于她的孩子是早产，生产后还有十余天住院费用，也主要由新农合报销，账单是两万出头，报销后自费花了7000多。
当然，医保报销方面，产妇产后漏尿、腹直肌分离等损伤，80%医院未将其纳入产后康复医保（目前仅少数城市试点），这意味着大部分身体代价仍由女性独自消化。
刘苓的堂兄则恰好赶上了政策，在去年年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一次性补贴了2000元，之后每个月还能领800元，直到小孩三周岁。不过，补贴主要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他们主要还是靠家里原有的财富积累，以及长辈在实际育儿过程中的帮扶和支持。
天门市二胎、三胎生育补贴政策
但是，由于结婚前就购置了房产，堂兄一家并未选择使用购房补贴。实际上，县城房产的“刚需”正在疲软，此时的“补贴”，更像是对房地产的“救市”行为。对于小家庭而言，尽管购房成本大降，但在子女刚出生时就购入多套，并不具备性价比。
对于生育政策中尚存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杨凡则在采访中提到，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从2021年正式提出，到现在仅有两三年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完善。
杨凡认为，“一下子从一孩就铺开来，财政压力是不能承受的”，需要先从二孩三孩入手，把制度建立起来，然后慢慢地再提高水平、提高家庭的覆盖面，甚至提高对儿童的支持年龄的覆盖面。
在政策没有覆盖到的另一面，以刘苓家庭为代表的四代同堂育儿模式，正在成为非制度性的育儿“安全垫”，比如祖辈承担夜间轮值（每两天交替照看婴儿），丈夫全程参与产检，形成“责任共担但不越界”的协作网络。
刘苓提到，“家人带娃让我能喘口气”。在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的产后初期，刘苓的婆婆还会每到黄昏就立刻打开客厅的灯，预防刘苓的“胡思乱想”。这种类似的细节，让刘苓备受安慰。
全家协同一起带娃的模式成为育儿“安全垫” /《82年的金智英》剧照
不过，刘苓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因为，“先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系统性工程
在刘苓看来，结婚生子是追求平凡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她仍然希望，自己可以不只是作为母亲的标签而存在，以后还能和朋友一起开个小店、做点生意。
比她小两岁的未婚青年陈其，尽管有稳定的情感关系，但至今还没有考虑结婚，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无法从职场中抽出身来。往往夜晚十点，她才能离开工位，加之银行业层层克扣的工资，也让她觉得无法支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庭。
尽管法律对育儿假和产假有明确规定，但陈其的一位同事，每天都不敢提前两小时回家，害怕自己因真正使用了“育儿假”，而遭遇职场上的隐性不公，如绩效被扣分。
经济学博士刘倩等人曾撰写《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其中提到，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往往不会变化，但女性的收入会下降。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这一现象被广泛称为“生育惩罚”，指的是母亲从生育到退休所产生的收入损失。以北京为例，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我，到点下班》截图
能否重返职场，也是女性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在生育率普遍低下的欧洲，法国曾以高生育率而著称，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20年前，一项统计显示，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而在全球生育垫底的韩国，据韩联社报道的2018年的数据，女性生育后职业中断者高达81%，有接近65%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后无法重拾原有工作的困境，这大大降低了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推动教育观念转变的当下，中国不少城市创新地提出了“妈妈岗”的设置，其特点是工作时间灵活、管理模式弹性，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然而，在实操过程中，“妈妈岗”被用人单位简单地理解为客服、工厂普工、销售员、家政服务等门槛较低的职位。
如何破解职场上的隐性歧视，杨凡认为，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府而言，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员工的）用工成本不能完全由企业承担，例如有的地方会有社保返还机制，有的地方生育友好的企业会有表彰机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如何让高等教育女性群体受益于实际政策，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优化空间。即便如天门市为教师、医务人员提供职称评定优先政策，可能难以完全消除职场晋升的隐性壁垒。
天门市的高补贴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全国，一味砸钱，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如何在财政可持续性与政策吸引力间寻找平衡点，也是县域试验的关键命题。
杨凡提到，生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仅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
“我们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一项针对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群体的调查。从意愿角度来看，完全不想生孩子的人比例并不高，很多人是无奈之举。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现实因素困扰，例如成本问题、无人照顾的问题，以及对孩子的教育焦虑等，更多地是在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原因，如果能针对这些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状况会好很多。”
《亲爱的小孩》剧照
长期来看，人口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联合国预测，到2054年中国人口将降至12.15亿，本世纪末更可能“腰斩”至6.33亿。而育娲人口研究显示，育龄妇女数量正在以年均400万的速度减少，预计2030年主力育龄群体规模将比2022年缩减17.4%。
面对这一趋势，唯有通过持续的政策迭代与社会协同，才能真正让生育从“国家任务”转化为“个人选择”。
毕竟，生育意愿的复苏，本质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社会公平与未来信心的漫长博弈。
（除杨凡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