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德国《时代》周刊资深驻华记者杨希璠在国庆阅兵之前的一篇特稿。标题是“夏竹”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文章试译如下（有删节）：
四十多年来，我外公睡觉时经常做这样一个噩梦：诺大一个讲台，前面站满了发出愤怒吼声的人群。他跪在一块碎玻璃板上，头上插着块木牌，群众的喊杀声在他耳边响起：“反革命分子彭方聪低头认罪！”
那时候，他不断遭受各种侮辱和殴打，多次忍饥挨饿。如果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算，人生整整荒废了20多年。
如今，我外公已经85岁高龄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爱国主义情怀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九月中旬，中秋节，我回到湖南老家看望他。我姨妈准备的瓜果和糕点摆满了桌子，一如既往，大家围着55英寸的新平面电视机一起看电视，当时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落成典礼，以及为国庆阅兵举行的演练和彩排。镜头画面上闪过一辆辆崭新的坦克和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十月一日，全球瞩目的新中国七十周年阅兵就要到来了，外公看着电视，越来越兴奋：“快看，这就是我们伟大国家的新壮举！”
然而，每到谈及中国的各种话题时，我和外公总是说不到一块，争论不休。谈到香港发生的暴乱，他这样说：“这背后肯定有美国情报部门的黑手”；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他说“习主席平易近人，很有定力”；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时，他说：“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曲折，没什么大不了的”；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时，他说：“美国当然想要阻止中国崛起”。每当我问他，如何看新中国历史所走过的弯路时，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不是当事人，让它留给历史去判断，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一些历史事件的真正细节。”
作者xifan Yang 与外公
长时间以来，我很难理解外公的这种家国情怀。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明明遭受过各种迫害，为何他现在却如此坚定地支持中国模式以及现任政治体制？难道他忘了，他年轻时曾经质疑过高层决策者们的某些规划吗？
外公可以说是新中国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年仅15岁，当时他刚刚加入了第二野战军，成了一个小兵。作为刚刚被解放的农家子弟的孩子，他拿到了发给他的军大衣，上衣的衣摆拖拉着没过了他的膝盖。他的童年是在国共内战时期度过的，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吃过树皮和野生蜗牛。不过，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红小鬼”。
建国后，他在当地的一家体制内报社工作。五十年代末，他公开质疑过“大跃进”政策，被党组织划为“异见分子”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至今在他的党内档案中还可以找到这些记录。
事实上，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追寻外公早年的人生经历，而且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童年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父母移居到了南部德国生活，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批出国的中国留学生。1992年，我四岁的时候，妈妈把我也带去了德国，在此之前，我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江西萍乡。
今天的萍乡是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位于江西中部，相对中国其他省市，江西省依然较为贫穷，但萍乡在上世纪初的时候相当有名。因为矿产丰富，这里诞生了中国二十世纪第一批产业工人，而且毛泽东曾在此地发动过工人运动，当时萍乡绰号“中国的小莫斯科”，某种意义上来讲，萍乡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之一。
孩童时期的我懵懂无知。当妈妈带着我回国探亲的时候，和亲戚们的言语交流并不多，毕竟我们相隔8000多公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惊诧于国人富裕起来的速度，但貌似大家却依然讳言过去，好像无暇组织言语形容过去的几十年的巨变。
也只有外公时不时用他特有的语调向我谈起往事。当他诉说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时，他化身为一个叫“夏竹”的艺术家，擅长填词谱曲。当然他今天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夏竹”这个艺名公之于众，“只要这个世界还不懂我的歌，我就不会把自己埋进地壳”，诸如这种他亲自创作的歌曲屡屡在家庭聚会上拿出来唱，家庭成员们已经听得耳熟能详了。
外公在家庭聚餐上高歌一曲
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一个习惯，拿着笔记本沉思琢磨如何作词谱曲，一有灵感就写下来。那个年代，我外公的这种艺术家气质当然看起来有些好笑，但却也让我感到莫名的伤感，他多次说要举办一个家庭独奏演唱会，当然也只是开开玩笑。我觉得，也许这就是外公在那个年代唯一所能依靠的精神食粮了。
1949年冬天，我外公随着第二野战军继续南进，行程一千多公里继续追剿残余的国民党军势力。之后他入了党，并在1955年进入解放军炮兵学院学习。不过，不久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外公被定性为“思想意志不坚定”，被下放到了基层劳动，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女儿——就是我外婆。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婚庆宴席上只有50公斤的蜜桔，一些喜糖和几瓶小米烧酒。外公后来在当地的一家报社当编辑，这份工作当时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当时的领导姓黄，是一个胖胖的刚从农业部门调来的业务骨干，思想守旧，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在1958“大跃进”运动中外公被停职检查的文档中，我查到有如下记录：
“彭方聪恶毒攻击市内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认为最多只能完成既定任务的33.4%，并且在没有得到上级审核同意的情况下就做成新闻发布了。彭同志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记者，革命意志消极，公开认为‘大跃进’的口号喊得太响，不合实际；另外他还侮辱上级是个‘半文盲’， 说黄同志养猪的水平比搞文字的水平高，应该调回农业部。”
在现存的不少纸质档案中，我查到了当时外公被审讯调查的诸多资料，陈述他的犯下的各种“小资产阶级”问题。不久，他被勒令“再教育劳动改造”，去了离家50公里以外的一个荒山上，每天的工作是负责砍柴和运送一些猪皮上山。在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他不得不捉麻雀打田鼠，喂养嗷嗷待哺刚出生的舅舅。我外婆随着外公一同上了山，在60年代初8月份的某一天，饱受酷热和饥饿折磨的外公，诞生了“夏竹”这个笔名。
在1967年的一份个人自述中，我查到有如下字句：“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歌名叫戴眼镜的农民，这个‘绰号’是当地的老百姓送给我的……时光荏苒，我夜以继日地写歌，有时候写到半夜才结束……妻子嘲笑我的二胡拉的就跟破嗓子公鸡嚎叫一般，我梦想能永远写下去，这个想法像个大毒草一样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一份题头是“人民反对彭方聪”的档案摆在我面前，记录的是文革期间外公的一些“罪行”，如“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对群众的关爱”等等。
在1966到1968年，他频繁被拉去批斗，外婆始终站在爱人身边，没有与他划清界限。外公常说，是外婆和“夏竹”帮助他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外公Fangcong Peng
1979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三年之后，他被允许返回家乡。最近几年，我反复拉着他重游那个让那受尽折磨的山头，那个海拔1600米的山上的劳改营早已被改造成了休闲疗养院。
1980年代，外公被调去统战部。他当时工作的那个部门职责之一就是外宣，向国外传播中国故事。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部门的工作作风相当活泼有干劲，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联系紧密。而他则主要负责联系散居在海外的华侨回国探亲。
我很庆幸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中，自由思考的理念和对国家的忠诚可以融为一体，在餐桌上我们可以就不同的政治观点发生争论，我体会到一个家庭的组织形态很多时候可以看做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比如我外公和姨妈秉承务实的经济富裕政策，而最近几年的中国崛起，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经常被打上“很有出息”的标签，因为我们生活在富裕的西方国家。这种羡慕和嫉妒的情绪渐渐转化为了对当下生活的满足。
2009年我回国探亲时，外公笑着说：“怎么样？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早就超过你们了。”他口中的“我们”说的是中国，“你们”指的是德国。
“我曾经荒废了20多年，但党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40年。”外公这样说。
几天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按响了外公家的门铃，他们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铜制五星奖章，上面还绣着“70”这个数字，纹底是彩色祥云。十月一日是新中国七十周年大庆，像外公这样能被党和政府授予这种勋章的老兵，也许全国也不过才几千人。
外公双手接过奖章戴上的那一刻，也算是对他80多年复杂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是德国《时代》周刊资深驻华记者杨希璠在国庆阅兵之前的一篇特稿。标题是“夏竹”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文章试译如下（有删节）：
四十多年来，我外公睡觉时经常做这样一个噩梦：诺大一个讲台，前面站满了发出愤怒吼声的人群。他跪在一块碎玻璃板上，头上插着块木牌，群众的喊杀声在他耳边响起：“反革命分子彭方聪低头认罪！”
那时候，他不断遭受各种侮辱和殴打，多次忍饥挨饿。如果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算，人生整整荒废了20多年。
如今，我外公已经85岁高龄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爱国主义情怀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九月中旬，中秋节，我回到湖南老家看望他。我姨妈准备的瓜果和糕点摆满了桌子，一如既往，大家围着55英寸的新平面电视机一起看电视，当时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落成典礼，以及为国庆阅兵举行的演练和彩排。镜头画面上闪过一辆辆崭新的坦克和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十月一日，全球瞩目的新中国七十周年阅兵就要到来了，外公看着电视，越来越兴奋：“快看，这就是我们伟大国家的新壮举！”
然而，每到谈及中国的各种话题时，我和外公总是说不到一块，争论不休。谈到香港发生的暴乱，他这样说：“这背后肯定有美国情报部门的黑手”；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他说“习主席平易近人，很有定力”；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时，他说：“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曲折，没什么大不了的”；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时，他说：“美国当然想要阻止中国崛起”。每当我问他，如何看新中国历史所走过的弯路时，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不是当事人，让它留给历史去判断，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一些历史事件的真正细节。”
作者xifan Yang 与外公
长时间以来，我很难理解外公的这种家国情怀。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明明遭受过各种迫害，为何他现在却如此坚定地支持中国模式以及现任政治体制？难道他忘了，他年轻时曾经质疑过高层决策者们的某些规划吗？
外公可以说是新中国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年仅15岁，当时他刚刚加入了第二野战军，成了一个小兵。作为刚刚被解放的农家子弟的孩子，他拿到了发给他的军大衣，上衣的衣摆拖拉着没过了他的膝盖。他的童年是在国共内战时期度过的，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吃过树皮和野生蜗牛。不过，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红小鬼”。
建国后，他在当地的一家体制内报社工作。五十年代末，他公开质疑过“大跃进”政策，被党组织划为“异见分子”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至今在他的党内档案中还可以找到这些记录。
事实上，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追寻外公早年的人生经历，而且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童年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父母移居到了南部德国生活，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批出国的中国留学生。1992年，我四岁的时候，妈妈把我也带去了德国，在此之前，我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江西萍乡。
今天的萍乡是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位于江西中部，相对中国其他省市，江西省依然较为贫穷，但萍乡在上世纪初的时候相当有名。因为矿产丰富，这里诞生了中国二十世纪第一批产业工人，而且毛泽东曾在此地发动过工人运动，当时萍乡绰号“中国的小莫斯科”，某种意义上来讲，萍乡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之一。
孩童时期的我懵懂无知。当妈妈带着我回国探亲的时候，和亲戚们的言语交流并不多，毕竟我们相隔8000多公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惊诧于国人富裕起来的速度，但貌似大家却依然讳言过去，好像无暇组织言语形容过去的几十年的巨变。
也只有外公时不时用他特有的语调向我谈起往事。当他诉说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时，他化身为一个叫“夏竹”的艺术家，擅长填词谱曲。当然他今天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夏竹”这个艺名公之于众，“只要这个世界还不懂我的歌，我就不会把自己埋进地壳”，诸如这种他亲自创作的歌曲屡屡在家庭聚会上拿出来唱，家庭成员们已经听得耳熟能详了。
外公在家庭聚餐上高歌一曲
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一个习惯，拿着笔记本沉思琢磨如何作词谱曲，一有灵感就写下来。那个年代，我外公的这种艺术家气质当然看起来有些好笑，但却也让我感到莫名的伤感，他多次说要举办一个家庭独奏演唱会，当然也只是开开玩笑。我觉得，也许这就是外公在那个年代唯一所能依靠的精神食粮了。
1949年冬天，我外公随着第二野战军继续南进，行程一千多公里继续追剿残余的国民党军势力。之后他入了党，并在1955年进入解放军炮兵学院学习。不过，不久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外公被定性为“思想意志不坚定”，被下放到了基层劳动，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女儿——就是我外婆。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婚庆宴席上只有50公斤的蜜桔，一些喜糖和几瓶小米烧酒。外公后来在当地的一家报社当编辑，这份工作当时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当时的领导姓黄，是一个胖胖的刚从农业部门调来的业务骨干，思想守旧，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在1958“大跃进”运动中外公被停职检查的文档中，我查到有如下记录：
“彭方聪恶毒攻击市内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认为最多只能完成既定任务的33.4%，并且在没有得到上级审核同意的情况下就做成新闻发布了。彭同志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记者，革命意志消极，公开认为‘大跃进’的口号喊得太响，不合实际；另外他还侮辱上级是个‘半文盲’， 说黄同志养猪的水平比搞文字的水平高，应该调回农业部。”
在现存的不少纸质档案中，我查到了当时外公被审讯调查的诸多资料，陈述他的犯下的各种“小资产阶级”问题。不久，他被勒令“再教育劳动改造”，去了离家50公里以外的一个荒山上，每天的工作是负责砍柴和运送一些猪皮上山。在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他不得不捉麻雀打田鼠，喂养嗷嗷待哺刚出生的舅舅。我外婆随着外公一同上了山，在60年代初8月份的某一天，饱受酷热和饥饿折磨的外公，诞生了“夏竹”这个笔名。
在1967年的一份个人自述中，我查到有如下字句：“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歌名叫戴眼镜的农民，这个‘绰号’是当地的老百姓送给我的……时光荏苒，我夜以继日地写歌，有时候写到半夜才结束……妻子嘲笑我的二胡拉的就跟破嗓子公鸡嚎叫一般，我梦想能永远写下去，这个想法像个大毒草一样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一份题头是“人民反对彭方聪”的档案摆在我面前，记录的是文革期间外公的一些“罪行”，如“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对群众的关爱”等等。
在1966到1968年，他频繁被拉去批斗，外婆始终站在爱人身边，没有与他划清界限。外公常说，是外婆和“夏竹”帮助他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外公Fangcong Peng
1979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三年之后，他被允许返回家乡。最近几年，我反复拉着他重游那个让那受尽折磨的山头，那个海拔1600米的山上的劳改营早已被改造成了休闲疗养院。
1980年代，外公被调去统战部。他当时工作的那个部门职责之一就是外宣，向国外传播中国故事。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部门的工作作风相当活泼有干劲，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联系紧密。而他则主要负责联系散居在海外的华侨回国探亲。
我很庆幸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中，自由思考的理念和对国家的忠诚可以融为一体，在餐桌上我们可以就不同的政治观点发生争论，我体会到一个家庭的组织形态很多时候可以看做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比如我外公和姨妈秉承务实的经济富裕政策，而最近几年的中国崛起，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经常被打上“很有出息”的标签，因为我们生活在富裕的西方国家。这种羡慕和嫉妒的情绪渐渐转化为了对当下生活的满足。
2009年我回国探亲时，外公笑着说：“怎么样？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早就超过你们了。”他口中的“我们”说的是中国，“你们”指的是德国。
“我曾经荒废了20多年，但党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40年。”外公这样说。
几天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按响了外公家的门铃，他们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铜制五星奖章，上面还绣着“70”这个数字，纹底是彩色祥云。十月一日是新中国七十周年大庆，像外公这样能被党和政府授予这种勋章的老兵，也许全国也不过才几千人。
外公双手接过奖章戴上的那一刻，也算是对他80多年复杂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