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国集团大使和欧盟表达了“严重关切”后，泽连斯基迅速做出让步，宣布已提交一份“非常平衡”的新法律草案，将恢复乌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独立性。
在此之前，乌克兰民众已经举行了数天的集会抗议。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出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然而这些都没有使泽连斯基退缩，直到欧盟瞪眼。
本文就将关注乌克兰近期针对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SAP）的一系列行动，揭示这背后泽连斯基借“清除俄罗斯影响”之名集中权力的伎俩，以及其中牵扯的政治与利益纠葛。
12414号法律
2025年6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鲁斯兰·克拉夫琴科为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在7月下旬一项重要法律签署前几天，提出了自己关于执法人员处理经济案件的方案。
接着，7月22日，泽连斯基签署了第12414号法律。这份法律文件意味着反腐败机构将归属乌克兰总检察长管理。泽连斯基说，推动这个法律是为了让反腐官员工作更简单，并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第二天（7月23日）上午，泽连斯基组织克拉夫琴科和执法及反腐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他要求反腐机构和检察机构“一起工作”，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也参加了会议。马柳克负责执行泽连斯基关于NABU和SAP的政策。他把泽连斯基接管反腐机构称为“清洗”，并认为这是好事。他说乌克兰安全局员工会“继续清除任何地方的敌人”。他还用所谓“法治国家”的借口来强调行动合理性：“我们生活在法治国家。我们有根本大法：《宪法》。宪法规定，我国只有一名总检察长。所以，不能有两个机构做同样的事。”
在马柳克领导下，乌克兰安全局（SBU）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全国，并抓捕重要罪犯，包括腐败的议员、副部长和法院院长。这实际上意味着，现在乌克兰安全局和其他机构可以插手NABU和SAP的所有调查行动。
马柳克是泽连斯基的“忠犬”，是泽连斯基意志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更是他揽收权力的工具。由于泽连斯基在上台之初，作为政治素人，其权力根基并不稳固。当时乌克兰国内政治派系林立，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他既缺乏深厚的政治资源积累，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筹各方力量，许多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常常受到制约。
而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他权力格局发生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他借由战时状态下的紧急动员机制，以“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部威胁”为名义，一步步收紧权力，实现了从分散到相对“集权”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需要马柳克这样的角色为其效力。马柳克不仅能精准打击那些对其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扫清权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还能及时消除舆论场中对他不利的声音和影响，确保他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少受干扰。
例如，泽连斯基过去是一名演员，这对他现在的执政有一些不利影响（很多人攻击他是一个不懂政治外交的政坛素人）。但马柳克能够决定甚至消除这种不利影响。按马柳克自己的说法，泽连斯基“只需要通过法律和宪法下命令就行”。
另外，如果马柳克的力量不够，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基里尔·布达诺夫会帮助他控制NABU和SAP。布达诺夫说，面对共同的困难，乌克兰需要“展现共同的智慧和责任”。
原先，泽连斯基领导的反腐官员将在两周内制定好“法律打击”总体计划。接下来，安全部队和反腐机构的人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之后他们会努力加强当局的权威，“真正维护乌克兰社会的利益”。因此，所谓的“反腐机构由检察机构领导”，实际上只是泽连斯基用来揽收权力的借口。当然，泽连斯基肯定不方便将实话讲出来，毫不意外地，他给反腐机构扣上了“通俄”的罪名。
乌克兰安全部队（受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指派）已经搜查了位于不同地区的NABU办公室。他们发现了一些据称“为俄罗斯工作”的调查员，这些人被指控了腐败、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叛国以及“被俄罗斯特工渗透”等罪名。其中一名员工的父亲是俄罗斯公民，还被指控经营合资企业。但NABU表示，所有这些搜查都没有法院命令。
这一系列针对NABU和SAP的行动之所以变得活跃，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乌克兰副总理兼民族团结部部长、泽连斯基的“教父”阿列克谢·切尔尼绍夫。
之前，NABU调查人员已经对切尔尼绍夫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滥用职权并为自己和别人收取巨额非法利益。反腐机构说，切尔尼绍夫、他的前秘书瓦西里·沃洛金、前顾问马克西姆·戈尔巴图克以及其他两人，一起非法低价获得一块土地，导致国家损失超过10亿格里夫纳。
尽管当地媒体报道说切尔尼绍夫全家在丑闻后离开了乌克兰，但在案件被曝光两周后，他据称结束了一次海外商务旅行回国。同时，该案的其他被告已经被捕，他们可以选择交钱保释（金额从2000万到1亿格里夫纳不等）或者直接被保释。
后来，NABU和SAP的调查人员要求没收切尔尼绍夫1.2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并要求解除他乌克兰高等反腐败法院法官的职位。6月27日，法院只同意了保释请求。调查人员提起了上诉，听证会原定在8月7日举行。另外，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坚持要求没收切尔尼绍夫的护照，限制他在基辅地区活动，并给他戴上电子追踪手环。
切尔尼绍夫于2019年10月起进入乌克兰的国家权力体系。不到一年时间，切尔尼绍夫就上任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随后在2022年秋季，切尔尼绍夫被调往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gaz）。自2024年12月起，他一直任乌克兰副总理。
此人的升迁之路堪称传奇，他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火速升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乌克兰政界和新闻界是“公开的秘密”。切尔尼绍夫与泽连斯基私交甚密，还与乌克兰第一家庭有裙带关系：据说他有一个孩子的“教母”就是乌克兰第一夫人叶莲娜·泽连斯卡娅。切尔尼绍夫也因此被传闻是泽连斯基的“教父”。而不管“教父”的称号是否属实，切尔尼绍夫与泽连斯基的亲密关系早已在小圈子里为众人所知。
泽连斯基与乌总检察长、执法机构与反腐机构的负责人等举行会议。 泽连斯基X账号
泽连斯基核心圈的“腐败游戏”
乌克兰反腐败机构与泽连斯基核心圈子的斗争，是本次事件的核心轴线。总的来说，反腐活动人士和机构这次“踢到了铁板”，也就是盯上了泽连斯基的核心亲信圈子。而泽连斯基无法原谅他们的这些行为。
事实上，乌克兰最高级别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泽连斯基的核心亲信。除了提到的切尔尼绍夫之外，这份“腐败名单”中至少还有一名议员、一名反垄断委员会主席、一名前部长、一名前军事委员。他们都是泽连斯基总统任期内进行“犯罪资本积累”的白手套，也是泽连斯基的执政根基。
当然，这些人的腐败问题并不是虚假的。乌克兰的反腐败机构早就盯上了这些人，这也成为了泽连斯基试图拆解反腐败体系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腐败问题是泽连斯基和反腐败机构权力斗争的关键“人质”。
其中，切尔内绍夫作为乌克兰副总理，即便不是腐败行为最猖獗的官员，也绝对是乌克兰近年来曝光的腐败官员中级别最高的。
时间回溯至2022年，当时切尔内绍夫还只是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但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他手中：他只需把基辅附近的肥沃土地交给“合适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义务在那里建造住宅楼并将部分公寓上交国家。而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丰厚奖励：这些大楼里的八套公寓。这些公寓实际价值1500万卢布，他却仅花费90万格里夫纳就收入囊中。按规定，他将面临8至12年的监禁，但迄今为止，法院甚至没有解除他的职务，他仍然继续在政府任职。
不过，相较于三次被送往审前拘留所的鲍里索夫，他的上司、前国防部长阿列克谢·雷兹尼科夫仍然逍遥法外。
2023年，雷兹尼科夫因卷入备受瞩目的腐败丑闻失去职位，其中一起案件是涉嫌高价购买鸡蛋赚取差价。国防部采购一颗鸡蛋要花17格里夫纳（约31.7卢布），而当时的市场价格仅为7格里夫纳（约13卢布）。除了鸡蛋，他们还高价收购土豆（每公斤22格里夫纳，市场价8-9格里夫纳）、鸡腿（每公斤120格里夫纳，市场价80格里夫纳）等物资。考虑到军队物资价值高达数十亿格里夫纳，从这样的采购中牟利能带来丰厚利润。
面对指控，雷兹尼科夫试图辩解称是供应商的“技术失误”，但检验机构证实了高价购蛋的事实。起初他试图通过“严肃”副手和负责采购的人员来减少此事的负面影响，但最终还是被迫辞职。
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基里连科的腐败行为也备受关注。21世纪初，他曾在检察院任职，泽连斯基掌权后亲自邀请他担任基辅附近相关区域的政府负责人，之后又派他去打击垄断。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正是在这段任职期间，基里连科及其家人开始购置房产，他在首都基辅和外喀尔巴阡州的豪宅总价值高达7000万格里夫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寓、乡村别墅和豪车登记在他岳母和岳父名下，他的岳父声称这些资产是他和妻子靠卖树莓赚的钱买下的。
目前，反腐败机构仍在努力将基里连科绳之以法，甚至申请将其拘留，但他最终被保释，此案仍在审理中，而他依旧在反垄断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平静工作。
最高拉达议员同样深陷腐败泥潭。“人民公仆党”议员伊琳娜·阿拉维尔迪耶娃（2023年嫁给尼古拉耶夫州议会议员尤里·科尔米什金后随夫姓，即科尔梅什金娜）就是其中之一，去年10月她涉嫌非法敛财。
46岁的科尔梅什金娜对昂贵的礼物来者不拒，例如她曾收受2000万格里夫纳的资金和价值31万格里夫纳的手表，还多次在拉达会议上佩戴价值7万格里夫纳的伊夫圣罗兰手袋等品牌配饰。
调查显示，她的官方收入略高于200万格里夫纳，这无法解释她为何在2021-2022年购置了价值远超这一数额的资产。不过，此事对她没有造成任何实质影响，最高拉达的“人民公仆”党领袖大卫·阿拉卡米亚和尼古拉耶夫州行政长官尼古拉·金保释了她，她也没有因此辞去议员职务。
乌克兰地方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是腐败官员的典型代表。在这个领域的等级制度中，职位越高，受贿金额就越高。前敖德萨军事委员叶夫根尼·鲍里索夫就是这一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最初，鲍里索夫因非法敛财1.88亿格里夫纳被起诉，后来反腐机构调查发现，这位丑闻缠身的军事委员在西班牙拥有多处资产：在度假胜地马贝拉有一套857平方米的公寓，价值400万欧元；还有一间223.9平方米的办公室，价值51万欧元。
这些资产中，公寓正式登记在他母亲名下，办公室登记在他妻子名下，但这种转移财产的伎俩并未奏效：根据反腐败法院判决，这套公寓及他的其他财产已被移交给资产搜查与管理局临时管理，他的“车队”（他拥有的价值290万格里夫纳的奔驰EQV、840万格里夫纳的奔驰G63AMG、300万格里夫纳的丰田陆地巡洋舰200）也被采取了同样措施。
不仅如此，鲍里索夫还三次被敖德萨军事委员会逮捕：第一次被关进审前拘留中心后，他很快以近4000万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释，却因试图逃避调查再次被拘留，随后他又以1200万格里夫纳保释，却再次被拘留；此外，他还为自己虚构了一份“非战斗伤病赔偿金”，成功转移16.5万格里夫纳到自己名下。即便他和家人掌管着数百万美元外汇，他也没放过这样“小赚一笔”的机会。
显然，一篇文章无法列出所有乌克兰“窃国大盗”，且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抓到泽连斯基本人的贪污现行，司法和调查机关也不敢对其提起任何刑事诉讼，但关于他在英国有“宫殿别墅”、在意大利有别墅、妻子在纽约珠宝店挥霍百万以及贪污西方援助的传言从未间断过。即便这些都是没什么根据的传言，也应认识到“无风不起浪”。无论如何，有一点显而易见：泽连斯基掩盖、指挥甚至部分组织了这样的腐败体系，所有所谓的反贿赂斗争最终都成了空话，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反而成了乌克兰那些利欲熏心者的“真正淘金宝地”。
以上所有腐败事实的曝光，都与那些在外部独立于当局的机构——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专门反腐败检察院（SAP）、最高反腐败法院（VAS）以及独立反腐败预防局（NAPK）有关。它们的职权划分清晰，形成了一整套反腐败体系。
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是在彼得·波罗申科担任总统期间建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和欧盟（有单独的专项预算），并且不隶属于乌克兰任何机构，包括总统。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其中一位机构负责人（斯滕尼克先生）因涉嫌腐败（虽然与如今乌克兰军方官员和部长们的所作所为相比只是小事，但终究是腐败）而被以有损名誉的理由解职。
7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社交平台X上发出明确警告：“限制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会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美国不仅建立了负责核查潜在腐败分子的机构（独立反腐败预防局）、负责反腐败调查和侦查的机构（国家反腐败局），还建立了最高反腐败法院，欧盟更是将反腐败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是否放松签证政策相联系起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反腐败体系应当独立进行司法调查并对腐败分子作出判决，因为他们不信任乌克兰本地的法律体系，他们知道乌克兰的整个司法系统本身就是相当腐败的地方。
可以说，这些反腐败机构本身就是西方借反腐败名义，用于排斥异己、控制基辅当局的工具。而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连斯基，都曾多次试图（或明或暗地）将这些由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反腐败机构收归己有，只是目前均未成功。
之所以说是“目前”，是因为美国和欧盟还在以各种形式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援助。因为美国和欧盟真正关心的，并非乌克兰的腐败本身，而是他们提供给乌克兰的援助是否会被侵吞，即便被侵吞，也不要像上述人物那样明目张胆。要是他们能收敛一点，或许我们至今都不会知道他们的腐败丑闻。
在波罗申科时期，隶属于总检察长（当时是尤里·卢岑科）的当局侦查机构，在国家反腐败局对面租了一套公寓，专门用来监视这些反腐败人士。
而现在，当这些反腐败机构和活动人士“得罪”了泽连斯基家族身边的亲信——比如有贪污行为的切尔尼绍夫先生后，他们就遭到了“重炮打击”。有人在没有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对国家反腐败局进行了搜查（按照乌克兰法律，国内任何机构，无论是法院还是普通检察院，都无权签发这样的搜查令）。
如今，泽连斯基更是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剥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核心力量：国家反腐败局和反腐败检察院（也就是调查和检察部门）的权力。最高拉达（要知道，它是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可以操控的）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泽连斯基也立即签署了该法案。这表明基辅当局与反腐败体系的权力斗争进入了关键阶段。现在，原本独立的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院隶属于乌克兰总检察院，而在乌克兰的权力体系中，这意味着它们将完全隶属于泽连斯基。
乌克兰的反腐败斗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斯滕尼克被解职，就是因为当局的侦探们在他办公室的鱼缸里安装了窃听器）。
不过，就像在彼得·波罗申科时期一样，这个反腐败体系本身其实并未对泽连斯基本人构成威胁。因为即便是独立的反腐败人员，也有一个禁忌——不能触碰国家领导人以及西方公民。但泽连斯基的“钱袋子”突然引起了特朗普团队的关注，也就是说，有关腐败的证据已经从乌克兰传到了美国，而美国正是资助和控制乌克兰反腐败体系的国家之一。
或许在西方支持下建立的反腐败体系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打击腐败，但这里存在一个巧妙的漏洞：许多腐败案件根本无法实际到达最高反腐败法院。因为在案件尚未提交至该独立的最高反腐败法院之前，乌克兰任何一家法院都可以做出将看守所中的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决定。而高层腐败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这也解释了为何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鲍里索夫数次被关押，法院却将他保释，而国家反腐败局随即又以发现新案件为由将其逮捕，试图将这个腐败分子的案件最终送入审判阶段。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三次。在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院被打压之后，能否成功将案件送上法庭审判，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爆发了要求恢复反腐败体系的抗议活动。在美欧的明确施压以及媒体持续报道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下，泽连斯基已宣布将恢复反腐机构的独立性。这更像是在外部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笔者敢断言，泽连斯基不会轻易放弃掌控反腐败机构的野心，他必然会寻找其他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削弱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只要其维护自身及亲信利益、权威的需求没有改变，削弱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行动就不会真正停止。
在七国集团大使和欧盟表达了“严重关切”后，泽连斯基迅速做出让步，宣布已提交一份“非常平衡”的新法律草案，将恢复乌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独立性。
在此之前，乌克兰民众已经举行了数天的集会抗议。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出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然而这些都没有使泽连斯基退缩，直到欧盟瞪眼。
本文就将关注乌克兰近期针对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SAP）的一系列行动，揭示这背后泽连斯基借“清除俄罗斯影响”之名集中权力的伎俩，以及其中牵扯的政治与利益纠葛。
12414号法律
2025年6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鲁斯兰·克拉夫琴科为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在7月下旬一项重要法律签署前几天，提出了自己关于执法人员处理经济案件的方案。
接着，7月22日，泽连斯基签署了第12414号法律。这份法律文件意味着反腐败机构将归属乌克兰总检察长管理。泽连斯基说，推动这个法律是为了让反腐官员工作更简单，并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第二天（7月23日）上午，泽连斯基组织克拉夫琴科和执法及反腐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他要求反腐机构和检察机构“一起工作”，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也参加了会议。马柳克负责执行泽连斯基关于NABU和SAP的政策。他把泽连斯基接管反腐机构称为“清洗”，并认为这是好事。他说乌克兰安全局员工会“继续清除任何地方的敌人”。他还用所谓“法治国家”的借口来强调行动合理性：“我们生活在法治国家。我们有根本大法：《宪法》。宪法规定，我国只有一名总检察长。所以，不能有两个机构做同样的事。”
在马柳克领导下，乌克兰安全局（SBU）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全国，并抓捕重要罪犯，包括腐败的议员、副部长和法院院长。这实际上意味着，现在乌克兰安全局和其他机构可以插手NABU和SAP的所有调查行动。
马柳克是泽连斯基的“忠犬”，是泽连斯基意志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更是他揽收权力的工具。由于泽连斯基在上台之初，作为政治素人，其权力根基并不稳固。当时乌克兰国内政治派系林立，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他既缺乏深厚的政治资源积累，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筹各方力量，许多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常常受到制约。
而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他权力格局发生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他借由战时状态下的紧急动员机制，以“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部威胁”为名义，一步步收紧权力，实现了从分散到相对“集权”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需要马柳克这样的角色为其效力。马柳克不仅能精准打击那些对其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扫清权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还能及时消除舆论场中对他不利的声音和影响，确保他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少受干扰。
例如，泽连斯基过去是一名演员，这对他现在的执政有一些不利影响（很多人攻击他是一个不懂政治外交的政坛素人）。但马柳克能够决定甚至消除这种不利影响。按马柳克自己的说法，泽连斯基“只需要通过法律和宪法下命令就行”。
另外，如果马柳克的力量不够，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基里尔·布达诺夫会帮助他控制NABU和SAP。布达诺夫说，面对共同的困难，乌克兰需要“展现共同的智慧和责任”。
原先，泽连斯基领导的反腐官员将在两周内制定好“法律打击”总体计划。接下来，安全部队和反腐机构的人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之后他们会努力加强当局的权威，“真正维护乌克兰社会的利益”。因此，所谓的“反腐机构由检察机构领导”，实际上只是泽连斯基用来揽收权力的借口。当然，泽连斯基肯定不方便将实话讲出来，毫不意外地，他给反腐机构扣上了“通俄”的罪名。
乌克兰安全部队（受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指派）已经搜查了位于不同地区的NABU办公室。他们发现了一些据称“为俄罗斯工作”的调查员，这些人被指控了腐败、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叛国以及“被俄罗斯特工渗透”等罪名。其中一名员工的父亲是俄罗斯公民，还被指控经营合资企业。但NABU表示，所有这些搜查都没有法院命令。
这一系列针对NABU和SAP的行动之所以变得活跃，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乌克兰副总理兼民族团结部部长、泽连斯基的“教父”阿列克谢·切尔尼绍夫。
之前，NABU调查人员已经对切尔尼绍夫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滥用职权并为自己和别人收取巨额非法利益。反腐机构说，切尔尼绍夫、他的前秘书瓦西里·沃洛金、前顾问马克西姆·戈尔巴图克以及其他两人，一起非法低价获得一块土地，导致国家损失超过10亿格里夫纳。
尽管当地媒体报道说切尔尼绍夫全家在丑闻后离开了乌克兰，但在案件被曝光两周后，他据称结束了一次海外商务旅行回国。同时，该案的其他被告已经被捕，他们可以选择交钱保释（金额从2000万到1亿格里夫纳不等）或者直接被保释。
后来，NABU和SAP的调查人员要求没收切尔尼绍夫1.2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并要求解除他乌克兰高等反腐败法院法官的职位。6月27日，法院只同意了保释请求。调查人员提起了上诉，听证会原定在8月7日举行。另外，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坚持要求没收切尔尼绍夫的护照，限制他在基辅地区活动，并给他戴上电子追踪手环。
切尔尼绍夫于2019年10月起进入乌克兰的国家权力体系。不到一年时间，切尔尼绍夫就上任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随后在2022年秋季，切尔尼绍夫被调往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gaz）。自2024年12月起，他一直任乌克兰副总理。
此人的升迁之路堪称传奇，他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火速升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乌克兰政界和新闻界是“公开的秘密”。切尔尼绍夫与泽连斯基私交甚密，还与乌克兰第一家庭有裙带关系：据说他有一个孩子的“教母”就是乌克兰第一夫人叶莲娜·泽连斯卡娅。切尔尼绍夫也因此被传闻是泽连斯基的“教父”。而不管“教父”的称号是否属实，切尔尼绍夫与泽连斯基的亲密关系早已在小圈子里为众人所知。
泽连斯基与乌总检察长、执法机构与反腐机构的负责人等举行会议。 泽连斯基X账号
泽连斯基核心圈的“腐败游戏”
乌克兰反腐败机构与泽连斯基核心圈子的斗争，是本次事件的核心轴线。总的来说，反腐活动人士和机构这次“踢到了铁板”，也就是盯上了泽连斯基的核心亲信圈子。而泽连斯基无法原谅他们的这些行为。
事实上，乌克兰最高级别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泽连斯基的核心亲信。除了提到的切尔尼绍夫之外，这份“腐败名单”中至少还有一名议员、一名反垄断委员会主席、一名前部长、一名前军事委员。他们都是泽连斯基总统任期内进行“犯罪资本积累”的白手套，也是泽连斯基的执政根基。
当然，这些人的腐败问题并不是虚假的。乌克兰的反腐败机构早就盯上了这些人，这也成为了泽连斯基试图拆解反腐败体系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腐败问题是泽连斯基和反腐败机构权力斗争的关键“人质”。
其中，切尔内绍夫作为乌克兰副总理，即便不是腐败行为最猖獗的官员，也绝对是乌克兰近年来曝光的腐败官员中级别最高的。
时间回溯至2022年，当时切尔内绍夫还只是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但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他手中：他只需把基辅附近的肥沃土地交给“合适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义务在那里建造住宅楼并将部分公寓上交国家。而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丰厚奖励：这些大楼里的八套公寓。这些公寓实际价值1500万卢布，他却仅花费90万格里夫纳就收入囊中。按规定，他将面临8至12年的监禁，但迄今为止，法院甚至没有解除他的职务，他仍然继续在政府任职。
不过，相较于三次被送往审前拘留所的鲍里索夫，他的上司、前国防部长阿列克谢·雷兹尼科夫仍然逍遥法外。
2023年，雷兹尼科夫因卷入备受瞩目的腐败丑闻失去职位，其中一起案件是涉嫌高价购买鸡蛋赚取差价。国防部采购一颗鸡蛋要花17格里夫纳（约31.7卢布），而当时的市场价格仅为7格里夫纳（约13卢布）。除了鸡蛋，他们还高价收购土豆（每公斤22格里夫纳，市场价8-9格里夫纳）、鸡腿（每公斤120格里夫纳，市场价80格里夫纳）等物资。考虑到军队物资价值高达数十亿格里夫纳，从这样的采购中牟利能带来丰厚利润。
面对指控，雷兹尼科夫试图辩解称是供应商的“技术失误”，但检验机构证实了高价购蛋的事实。起初他试图通过“严肃”副手和负责采购的人员来减少此事的负面影响，但最终还是被迫辞职。
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基里连科的腐败行为也备受关注。21世纪初，他曾在检察院任职，泽连斯基掌权后亲自邀请他担任基辅附近相关区域的政府负责人，之后又派他去打击垄断。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正是在这段任职期间，基里连科及其家人开始购置房产，他在首都基辅和外喀尔巴阡州的豪宅总价值高达7000万格里夫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寓、乡村别墅和豪车登记在他岳母和岳父名下，他的岳父声称这些资产是他和妻子靠卖树莓赚的钱买下的。
目前，反腐败机构仍在努力将基里连科绳之以法，甚至申请将其拘留，但他最终被保释，此案仍在审理中，而他依旧在反垄断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平静工作。
最高拉达议员同样深陷腐败泥潭。“人民公仆党”议员伊琳娜·阿拉维尔迪耶娃（2023年嫁给尼古拉耶夫州议会议员尤里·科尔米什金后随夫姓，即科尔梅什金娜）就是其中之一，去年10月她涉嫌非法敛财。
46岁的科尔梅什金娜对昂贵的礼物来者不拒，例如她曾收受2000万格里夫纳的资金和价值31万格里夫纳的手表，还多次在拉达会议上佩戴价值7万格里夫纳的伊夫圣罗兰手袋等品牌配饰。
调查显示，她的官方收入略高于200万格里夫纳，这无法解释她为何在2021-2022年购置了价值远超这一数额的资产。不过，此事对她没有造成任何实质影响，最高拉达的“人民公仆”党领袖大卫·阿拉卡米亚和尼古拉耶夫州行政长官尼古拉·金保释了她，她也没有因此辞去议员职务。
乌克兰地方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是腐败官员的典型代表。在这个领域的等级制度中，职位越高，受贿金额就越高。前敖德萨军事委员叶夫根尼·鲍里索夫就是这一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最初，鲍里索夫因非法敛财1.88亿格里夫纳被起诉，后来反腐机构调查发现，这位丑闻缠身的军事委员在西班牙拥有多处资产：在度假胜地马贝拉有一套857平方米的公寓，价值400万欧元；还有一间223.9平方米的办公室，价值51万欧元。
这些资产中，公寓正式登记在他母亲名下，办公室登记在他妻子名下，但这种转移财产的伎俩并未奏效：根据反腐败法院判决，这套公寓及他的其他财产已被移交给资产搜查与管理局临时管理，他的“车队”（他拥有的价值290万格里夫纳的奔驰EQV、840万格里夫纳的奔驰G63AMG、300万格里夫纳的丰田陆地巡洋舰200）也被采取了同样措施。
不仅如此，鲍里索夫还三次被敖德萨军事委员会逮捕：第一次被关进审前拘留中心后，他很快以近4000万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释，却因试图逃避调查再次被拘留，随后他又以1200万格里夫纳保释，却再次被拘留；此外，他还为自己虚构了一份“非战斗伤病赔偿金”，成功转移16.5万格里夫纳到自己名下。即便他和家人掌管着数百万美元外汇，他也没放过这样“小赚一笔”的机会。
显然，一篇文章无法列出所有乌克兰“窃国大盗”，且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抓到泽连斯基本人的贪污现行，司法和调查机关也不敢对其提起任何刑事诉讼，但关于他在英国有“宫殿别墅”、在意大利有别墅、妻子在纽约珠宝店挥霍百万以及贪污西方援助的传言从未间断过。即便这些都是没什么根据的传言，也应认识到“无风不起浪”。无论如何，有一点显而易见：泽连斯基掩盖、指挥甚至部分组织了这样的腐败体系，所有所谓的反贿赂斗争最终都成了空话，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反而成了乌克兰那些利欲熏心者的“真正淘金宝地”。
以上所有腐败事实的曝光，都与那些在外部独立于当局的机构——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专门反腐败检察院（SAP）、最高反腐败法院（VAS）以及独立反腐败预防局（NAPK）有关。它们的职权划分清晰，形成了一整套反腐败体系。
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是在彼得·波罗申科担任总统期间建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和欧盟（有单独的专项预算），并且不隶属于乌克兰任何机构，包括总统。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其中一位机构负责人（斯滕尼克先生）因涉嫌腐败（虽然与如今乌克兰军方官员和部长们的所作所为相比只是小事，但终究是腐败）而被以有损名誉的理由解职。
7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社交平台X上发出明确警告：“限制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会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美国不仅建立了负责核查潜在腐败分子的机构（独立反腐败预防局）、负责反腐败调查和侦查的机构（国家反腐败局），还建立了最高反腐败法院，欧盟更是将反腐败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是否放松签证政策相联系起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反腐败体系应当独立进行司法调查并对腐败分子作出判决，因为他们不信任乌克兰本地的法律体系，他们知道乌克兰的整个司法系统本身就是相当腐败的地方。
可以说，这些反腐败机构本身就是西方借反腐败名义，用于排斥异己、控制基辅当局的工具。而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连斯基，都曾多次试图（或明或暗地）将这些由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反腐败机构收归己有，只是目前均未成功。
之所以说是“目前”，是因为美国和欧盟还在以各种形式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援助。因为美国和欧盟真正关心的，并非乌克兰的腐败本身，而是他们提供给乌克兰的援助是否会被侵吞，即便被侵吞，也不要像上述人物那样明目张胆。要是他们能收敛一点，或许我们至今都不会知道他们的腐败丑闻。
在波罗申科时期，隶属于总检察长（当时是尤里·卢岑科）的当局侦查机构，在国家反腐败局对面租了一套公寓，专门用来监视这些反腐败人士。
而现在，当这些反腐败机构和活动人士“得罪”了泽连斯基家族身边的亲信——比如有贪污行为的切尔尼绍夫先生后，他们就遭到了“重炮打击”。有人在没有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对国家反腐败局进行了搜查（按照乌克兰法律，国内任何机构，无论是法院还是普通检察院，都无权签发这样的搜查令）。
如今，泽连斯基更是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剥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核心力量：国家反腐败局和反腐败检察院（也就是调查和检察部门）的权力。最高拉达（要知道，它是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可以操控的）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泽连斯基也立即签署了该法案。这表明基辅当局与反腐败体系的权力斗争进入了关键阶段。现在，原本独立的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院隶属于乌克兰总检察院，而在乌克兰的权力体系中，这意味着它们将完全隶属于泽连斯基。
乌克兰的反腐败斗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斯滕尼克被解职，就是因为当局的侦探们在他办公室的鱼缸里安装了窃听器）。
不过，就像在彼得·波罗申科时期一样，这个反腐败体系本身其实并未对泽连斯基本人构成威胁。因为即便是独立的反腐败人员，也有一个禁忌——不能触碰国家领导人以及西方公民。但泽连斯基的“钱袋子”突然引起了特朗普团队的关注，也就是说，有关腐败的证据已经从乌克兰传到了美国，而美国正是资助和控制乌克兰反腐败体系的国家之一。
或许在西方支持下建立的反腐败体系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打击腐败，但这里存在一个巧妙的漏洞：许多腐败案件根本无法实际到达最高反腐败法院。因为在案件尚未提交至该独立的最高反腐败法院之前，乌克兰任何一家法院都可以做出将看守所中的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决定。而高层腐败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这也解释了为何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鲍里索夫数次被关押，法院却将他保释，而国家反腐败局随即又以发现新案件为由将其逮捕，试图将这个腐败分子的案件最终送入审判阶段。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三次。在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院被打压之后，能否成功将案件送上法庭审判，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爆发了要求恢复反腐败体系的抗议活动。在美欧的明确施压以及媒体持续报道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下，泽连斯基已宣布将恢复反腐机构的独立性。这更像是在外部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笔者敢断言，泽连斯基不会轻易放弃掌控反腐败机构的野心，他必然会寻找其他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削弱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只要其维护自身及亲信利益、权威的需求没有改变，削弱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行动就不会真正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