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7日，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最沉重的湖北省武汉市订正了感染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累计确诊数字订正为50,333；确诊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计确诊死亡数字订正为3,869。
在武汉市的疫情爆发后，外界和民间一直有声音质疑疫情数字失实，不够公开透明。此番修订和增加疫情相关数字，难免会使这种声音有所高涨。尽管如此，武汉依然在全新调查之后公之于众，在中国观察人士眼中，说明于此事上，中国政府展现其尊重科学、专业态度。
中国评论者认为，此次新增的确诊和死亡病例，都是事后检测和统计得出的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目前，西方政客和社会舆论，存在一种强烈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瞒报”疫情数据。此番中国政府宣布修订疫情数据后，也似乎“印证”西方这种猜测。
但是，“瞒报”和“误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二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一些西方人眼中，“瞒报”是中共带有主观意愿甚至“恶意”的做法。
实际上，中国政府修订数据并非“瞒报”，而是一种更准确的修正——因为疫情爆发之初的检测统计相对紊乱，事后则能更加严肃、有序和准确。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所成立的“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组织市卫健、疾控、公安、民政、司法、统计等部门，线上对各个系统的病例进行比对、去重、补全，线下对发热门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疫社区等场所病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逐人排查核对，才得出了新的订正版数据。而且，相关人员在这方面进行无中生有的增加编造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将承受巨大的风险与代价，因此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过，事后统计数据与原先统计数据不一致，说明之前的统计不够准确，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确诊与死亡病例都有增多，其中核增死亡病例1,290例，增幅约有50%，可见在这方面偏差更大。当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新冠病毒的巨大危害性，也反映出武汉市最早面对这种未知而危险的病毒时的混乱程度。
武汉市通报总结了前后统计数据不一的四个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后三个分别是关于医院忙于救治、收治机构未有及时对接整体统计系统、部分病例登记不全。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的通报承认存在“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的现象，但是未必出于有意的瞒报。客观来说，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等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疫情蔓延全球后可以发现，防控不及时和紊乱是很多国家在遭受疫情冲击之初由于不同原因而出现的普遍性问题。武汉市作为第一个直面新冠疫情的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出现了恐慌效应，当局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一方面需要被追责，另一方面也需要明白其中的治理困局。
不论如何，从未知到已知，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得知这种病毒的危险性之后，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中国在2月份一系列行动，无异于改换了一套全新的应对方案，包括中央协调、举国动员、集中收治、全面防控、公开数据等等，还更换了湖北省与武汉市“一把手”的人选。其中“封城”的做法一度引起巨大争议，但是实践结果证明，中国有效地扭转了疫情，很大程度上应该就归功于这套“组合拳”。
现今中国国内疫情几乎已经平息下来。曾经是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武汉市，累计确诊50,333例里，截至目前已经仅剩129例确诊患者。武汉市累计治愈46,335例，约占累计确诊病例的92%。这座城市遭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最终数字，应该与之相关不多。可以说，武汉市当地疫情正在收尾，正处在完全消除新冠病毒的最后阶段。
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控制疫情，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对每一个病例的统计、检测、收治与管控。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会是疫情反弹和爆发的新原点，必须精确到个位数。为此，中国提出了“应收尽收”的方针，扩大了检测面与收治范围，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应收尽收”，社会中还有可流动的感染者，是无法控制住这场疫情，武汉也不会敢于冒险“解封”的。在这种情况下，统计的精确性就显得极端重要。
新冠疫情带给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对该疫情的应对和治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之时，中国选择对相关数字进行全新核实与统计，并且将其精确到个位数公开出来，是相关工作人员敬业、专业的表现，更是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的负责，以及对真相和历史的尊重。如果国家治理者仍然不能形成这样的觉悟，肯定还将遭受新冠疫情给予的更多教训。
北京时间4月17日，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最沉重的湖北省武汉市订正了感染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累计确诊数字订正为50,333；确诊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计确诊死亡数字订正为3,869。
在武汉市的疫情爆发后，外界和民间一直有声音质疑疫情数字失实，不够公开透明。此番修订和增加疫情相关数字，难免会使这种声音有所高涨。尽管如此，武汉依然在全新调查之后公之于众，在中国观察人士眼中，说明于此事上，中国政府展现其尊重科学、专业态度。
中国评论者认为，此次新增的确诊和死亡病例，都是事后检测和统计得出的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目前，西方政客和社会舆论，存在一种强烈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瞒报”疫情数据。此番中国政府宣布修订疫情数据后，也似乎“印证”西方这种猜测。
但是，“瞒报”和“误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二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一些西方人眼中，“瞒报”是中共带有主观意愿甚至“恶意”的做法。
实际上，中国政府修订数据并非“瞒报”，而是一种更准确的修正——因为疫情爆发之初的检测统计相对紊乱，事后则能更加严肃、有序和准确。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所成立的“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组织市卫健、疾控、公安、民政、司法、统计等部门，线上对各个系统的病例进行比对、去重、补全，线下对发热门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疫社区等场所病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逐人排查核对，才得出了新的订正版数据。而且，相关人员在这方面进行无中生有的增加编造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将承受巨大的风险与代价，因此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过，事后统计数据与原先统计数据不一致，说明之前的统计不够准确，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确诊与死亡病例都有增多，其中核增死亡病例1,290例，增幅约有50%，可见在这方面偏差更大。当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新冠病毒的巨大危害性，也反映出武汉市最早面对这种未知而危险的病毒时的混乱程度。
武汉市通报总结了前后统计数据不一的四个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后三个分别是关于医院忙于救治、收治机构未有及时对接整体统计系统、部分病例登记不全。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的通报承认存在“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的现象，但是未必出于有意的瞒报。客观来说，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等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疫情蔓延全球后可以发现，防控不及时和紊乱是很多国家在遭受疫情冲击之初由于不同原因而出现的普遍性问题。武汉市作为第一个直面新冠疫情的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出现了恐慌效应，当局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一方面需要被追责，另一方面也需要明白其中的治理困局。
不论如何，从未知到已知，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得知这种病毒的危险性之后，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中国在2月份一系列行动，无异于改换了一套全新的应对方案，包括中央协调、举国动员、集中收治、全面防控、公开数据等等，还更换了湖北省与武汉市“一把手”的人选。其中“封城”的做法一度引起巨大争议，但是实践结果证明，中国有效地扭转了疫情，很大程度上应该就归功于这套“组合拳”。
现今中国国内疫情几乎已经平息下来。曾经是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武汉市，累计确诊50,333例里，截至目前已经仅剩129例确诊患者。武汉市累计治愈46,335例，约占累计确诊病例的92%。这座城市遭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最终数字，应该与之相关不多。可以说，武汉市当地疫情正在收尾，正处在完全消除新冠病毒的最后阶段。
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控制疫情，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对每一个病例的统计、检测、收治与管控。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会是疫情反弹和爆发的新原点，必须精确到个位数。为此，中国提出了“应收尽收”的方针，扩大了检测面与收治范围，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应收尽收”，社会中还有可流动的感染者，是无法控制住这场疫情，武汉也不会敢于冒险“解封”的。在这种情况下，统计的精确性就显得极端重要。
新冠疫情带给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对该疫情的应对和治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之时，中国选择对相关数字进行全新核实与统计，并且将其精确到个位数公开出来，是相关工作人员敬业、专业的表现，更是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的负责，以及对真相和历史的尊重。如果国家治理者仍然不能形成这样的觉悟，肯定还将遭受新冠疫情给予的更多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