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6岁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因射杀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的CEO，受到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狂热追捧。就在今年7月，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有相关统计显示，针对美国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遭绑架案；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遭谋杀(未遂)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有分析指出，美国社会的政治暴力日益严重且趋于年轻化，青年的政治卷入度甚至发展到，“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那么，美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何走向如此极端的境地？ 本文指出，美国青年的政治宗派主义日益浓重，然而，他们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 政治宗派主义如此强大，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曾经，美国人依据信仰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依据政治考虑信仰归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当下，美国青年信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但其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或许可化约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例如，美国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吊诡姿态：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 本文指出，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有宏观和微观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要归咎于美国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学生受之影响，认为要“打破一切不平等的边界”“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 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挥舞长枪，在人群中高喊：“忏悔吧……下地狱……XX必遭诅咒……XX必胜！”这是在伊朗或阿富汗？不，这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某次政治集会上。4年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Z世代”（95后）投票率飙升至53%，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大选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值得注意的是，65%的“Z世代”投票者选择了民主党，不是因为认同拜登，而是因为厌恶特朗普。2022年中期选举，“Z世代浪潮”汹涌而至，再度遏止了“红色浪潮”的出现。“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 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年轻人的宗派主义色彩何以如此浓重？美国的有组织宗教在新世纪之后迅速衰落，信徒比例已从199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不足50%，千禧一代（80后）和Z世代信徒比例仅占世代人口的三成。因此，这种宗派主义并不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政治。政治取代了过去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意义。党派政治被祭上神坛，“讲政治”成为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政治冲突的发生也与政策分歧越来越不相干。年轻人甚至会调整政策偏好，来配合自己的党派身份。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政治就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安非他命。对反对派的厌恶与仇恨所激发出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对本派的热爱与认同。 ▍什么是政治宗派主义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情感温度表”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对本派的情感相对稳定，约在70~75度之间（0度最冷，100 度最温暖），对反对派的情感则从之前的48度降为目前的20度。这一急速的“情感降级”也体现在美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中：为打击敌手，以高调姿态投身选举，组建各类党派性社会组织，因政治导致的网络暴力与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仇恨犯罪与暗杀活动不断。观察者发现，美国年轻人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这种新表现被称为“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 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政治极化”，它将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视为心理上的厌恶与敌对，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情感极化”，它将对方视为非我族类与道德上的“恶人”，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不喜欢或不信任；政治宗派主义也不同于“部落主义”，它坚持信仰和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性，而非亲属关系及家庭纽带。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一、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二、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三、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对立派别双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即政治上的损失/失败或将威胁个人生存，因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政治宗派主义而分立的美国青年大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事实或许要复杂得多。皮尤研究中心的观察发现，分立的青年世代更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中间。在政治光谱自左而右的分布中，民主派青年主要集中于左偏中的“局外者左派”与极左的“进步左翼”；保守派青年则集中于右偏中的“暧昧右翼”；中间派中青年群体亦占半壁江山。研究者认为，貌似最不两极化的中间派/局外者左派/暧昧右翼青年或许并不是最温和的群体，相反，他们恰恰是对两派立场最不满意、最不认同，也是最不支持民主政体的群体。政治宗派主义中的政治身份可以与党派身份相符，也可以是无党派。 （一）政治宗派主义的表现 政治宗派主义按照政治身份重新划分了整个生活世界。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生活中，政治宗派主义都收获了大量“信众”。 例如在政治生活中，青年群体以反对对手为由参与各级各类选举活动，2010年以来青年政治组织更是在全美遍地开花。被视为左翼版“茶党”的“正义民主派”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进步青年网络，涵盖“进步数据”投票组织、“新共识”智库、“日出运动”气候行动组织、“我们共同的梦想”移民权益组织、“动力”进步团体孵化组织等。“正义民主派”还培育出了最受美国青年网民欢迎的千禧一代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与Z世代议员麦克斯韦·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并积极推动左翼民粹主义立法。而在保守派一边，除以激进著称的“骄傲男孩”“布加洛男孩”“爱国者阵线”“爱国者祈祷”之外，更有“美国转折点”等受传统保守势力支持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新人的发展与培育工作。这些青年组织正是“为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的最为生动的现实形态，基于政治身份的“敌我划分”观念成为美国青年交往行为的“新常态”。 如果说上述政治宗派化尚且遵循了民主程序，那么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则是赤裸裸的反民主表现。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遭绑架案件；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谋杀（未遂）案件、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件，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此外，还有千禧一代激进右翼政治家所罗门·佩纳（Solomon Pena）在众议院竞选中败落后，直接雇用枪手刺杀当选民主党官员的案件。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中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是轰动全球，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反讽。可悲的是，政治宗派化的当局者，为防止对方获得控制权，往往对本派的反民主行为视而不见。2020年大选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为了推进本派的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是合理的。美国人越来越坚信，“邪恶的”反对派是“国家威胁”，为了阻止对方获胜，某些公然的暴力以及对政治对手的伤害是合理的。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宗派化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2020年，一名Z世代建筑工人因政治观点不和刺死了支持特朗普的老板；2023年，一名Z世代的特朗普支持者因怀疑邻居加入民主党而将其射杀。相对于暴力活动，生活情感中政治宗派化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在过去，相同的宗教信仰是促成恋爱结婚的关键性因素，在今天，相同的政治身份才是婚姻成功的前提。党派混合型家庭不仅充斥着矛盾，还对个人投票率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年轻人的友谊关系也受到严重侵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数据显示，因政治观点冲突而中止友谊关系的极端自由派青年占到45%，为保守派的两倍之多。 不仅如此，政治宗派化还上升为某种具有高度仪式感的生活方式，与年轻人的休闲活动、消费、审美趣味和个人道德紧密捆绑在一起。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拿铁自由主义”与“猎鸟保守主义”，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游戏、音乐和世界。以极右翼青年群体为例，虽然意识形态水火不容，但他们可通过内部文化（包括阴谋论），以向壁虚造的方式发明出惊人的凝聚力。他们构建起一个松散的多媒体网络，有自己的大学——“普拉格大学”（Prager University），以规避实体大学的左倾思潮；有自己的游戏——“黑命飞溅”（Black Lives Splatter） ，鼓励玩家驾驶车辆冲入虚拟的“黑命贵”游行示威者人群；有自己的语言——自称为Kek（以一种宗教戏仿的方式表示对佩佩蛙的崇拜），而称对手为SJW （字面含义为“社会正义战士”，实为讽刺）；有自己的理论——“匿名者Q”（QAnon），相信世界被邪教所统治，民主党就是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即便内容与逻辑并不连贯，但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依然吸引着年轻追随者。这些并非右翼所独有。美国自由派的“觉醒运动”（Woke）同样充斥着强烈的宗派色彩。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称该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由学术界“神职人员”如千禧一代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以及政界“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牧师阶层”带领着一大批“上帝选民”，致力于根除生活中的各类不公不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派不惜牺牲言论的自由与批判性对待种族理论的自由。自由派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变得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心灵脆弱、锱铢必较。 （二）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特征一，政治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在传统的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是次要的，但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恰恰是最首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认为，意识形态、宗教、种族身份等被整合并重构为某种“巨型身份”，这一身份几乎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名词所完全垄断。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基于政治身份的两极分化”。这种政治性的分裂使得孤立的交战双方对于不断变化的处境或真正的国家问题反应迟钝。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政治宗派主义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对于今天的福音派教徒而言，敌人不再是世俗的美国，而是他们的基督徒同胞。他们宗教信仰一致，但信念不同。曾经，他们在信仰的背景下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在政治的背景下考虑信仰归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信教比例严重下滑的情况下，白人福音派教徒的数量仍逆势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开始自认为是福音派教徒，无论他们是否去过教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因政治身份而改变自己宗教、阶级甚至性取向的情况不在少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经不共戴天，但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同样可以荣辱与共。例如，自由派内部伯尼·桑德斯的饭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与哈里斯的饭圈“KHIVE”，前者多为“厌女的种族主义者”，后者多为“女权的反种族主义者”，双方曾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哈里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完全违反了直觉！我们想赢！” 特征二，敌对的道德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两种敌对的方式。一是基于认知的敌对，二是基于情绪的敌对。前者持续的时间更久长，烈度较低；后者持续的时间较短，烈度更高。当前美国政治宗派主义更接近于某种认知僵化之后的情绪敌对。它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标，也不涉及党派忠诚。研究者发现，当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看了同一个政治示威的短视频后，他们竟站在同一立场上谴责抗议者过于暴力。原因在于：自由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保守派反堕胎大游行，而保守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自由派性少数群体大游行。政治宗派双方均高估了对手和自己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派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耻辱感与认知傲慢构成了其敌对情绪的一体两面。自由派青年的耻辱感源于传统价值观颠覆与新价值观重塑过程中的落差，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智识之上的认知傲慢来应对自己的软弱，以批判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赢得社会承认；而保守派青年的耻辱感则源于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能为力，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反智情绪的认知傲慢，强调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仅停留在情绪与认知敌对阶段，并不一定会激发行动主义或引发暴力。政治宗派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敌对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对手非人化。2021年，超过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约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认为反对派“不是人”，其行为“就像动物一样”。二是愿意承担风险和损失，为自身行为“道德赋能”。敌我双方被化约为不义者与正义者、叛国者与爱国者，2024年大选被化约为 “检察官和重罪犯”之间的较量。在将敌对“道德化”的过程中，人自身则完成了“去道德化”的过程——将对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无负担地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伤害对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开暴力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对手死有余辜。 特征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美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正义运动。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正义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约略可以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来表达。任意一场有关社会正义的新运动，都唤起了年轻人清晰的直觉——他们确信有人未得到他所应得的（分配不正义），或者有人成为不公正过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义）。社会正义成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正义观的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也出现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体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气候变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老一辈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于自由派的立场。例如，“青年福音派气候行动组织”（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于动员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J. D.万斯自我标榜为“后自由主义右派”，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作用，协助建立一个以社会保守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这与老一辈保守派强调小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正义似乎成为政治宗派双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这一新宗教不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还继续挖掘和生发新的词汇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觉醒运动中充斥的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外，社会正义还要求青年人摆脱一切具有压迫性的东西。首先是语言的压迫。为消除日常用语对部分群体的“暴力压迫及伤害”，布兰迪斯大学发布“压迫性语言清单”；马萨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亲”“父亲”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长”。无论是保守派青年所说的“人们太容易被别人的话冒犯”，还是自由派青年所说的“人们的言论冒犯了他人”，“言语的冒犯”均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资本主义信仰当中，由“大祭司”银行负责管理唯一的圣礼——信贷。因此，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流行模板”。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轻一代的政治宗派主义者正抓紧社会正义的新十字架，努力确保旧秩序不被对方的进步民粹主义或者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义崛起的原因 宏观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导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调、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观而言，当前政治精英越来越喜欢用带有道德色彩的个人化语言攻击对手，公众所理解的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比实际差异严重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义的导火索。比如，以节制著称的拜登也开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语言捍卫美国政治制度。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罕见地连续三次使用宗教语词——“神圣土地”、“神圣火焰”和“神圣命题”——以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及对反对派的愤怒之情。伴随着国内政治威胁与政治暴力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世代，对这类“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无反感与抗拒之意，反而因时而进、因势谋动。这类政治话语经由社交媒体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将愈发浓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进步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建国初联邦派思想中已显露端倪。在进步主义看来，“边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当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方式向外发力，消除国家的“边界”时，进步主义也试图借助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方式向内发力，消除自然的“边界”。进步主义优先关注国内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肤色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致力于改善不利者的落后地位。其最新规划之一，就是以医学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边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扩展自由的边界。同时，借助社会正义运动的方式将这种进步主义扩张合理化、合法化。虽然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罗伯特·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觉醒”；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则呼吁“秩序党”从“进步党”手中夺取政治和文化控制权——但他们都相信，进步主义是当代青年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 进步主义将“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发展成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义信条，通过支持K-12教育体系中的“批判种族理论”（CRT）与“行动公民运动”（Action Civics），进步主义与美国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紧密关系。“批判种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和制度之中”，受该理论影响的学生很容易认可“白人都是压迫者，黑人都是受压迫者，对此我们不应该宽容”这样的看法：学生们会很喜欢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汉密尔顿和黑人扮演的杰斐逊；非裔小美人鱼与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尝试”；学生们为自己的开国总统不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推倒奴隶主华盛顿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诉求。观察者认为，这一进步环境中充斥着自我审查、对公开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带有17世纪异端迫害的味道”。孩子们过早陷入某种“由反思得来的痛苦”中，为气候变化与生物灭绝而痛苦，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这种痛苦与耻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会正义运动沦为“道德激情竞技场”最根本的心理驱动力。 尤其当“行动公民运动”成为美国学生公民教育课的“平替”之后，青年一代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激进化势头愈演愈烈。“行动公民运动”主张，学生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例如：让小学生通过抗议来支持枪支管制、让中学生通过游说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学生行动无可非议，但他们在行动中一味追求“结果平等”，将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视为体制性偏见的证据，甚至把同道中人也当作敌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不但很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该运动评估为“很行动，但并不公民”，很是贴切。行动主义教育也让美国K-12 教育体系过早陷入了政治化的泥潭：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批判种族理论”禁令，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天即推翻该项禁令；2021年以来，18个州对学校教授种族与性别内容进行相关法律限制，得克萨斯州甚至以法律形式禁止学生与民选官员互动。“为国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领域的国家发展之争给青年世代政治宗派化埋下隐患。 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挖掘一切隐蔽的公正诉求，拥抱“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最终却陷在“结果平等”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年轻人不因相同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而团结一致，却因同仇敌忾而彼此抱团取暖。当青年政治宗派的一方将另一方视为对自己价值观与生存的威胁，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哪怕破坏民主程序，也一定要阻挠反对派获得权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规避法治、缩减公民自由或权利皆为正当。可以想见，作为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世代，千禧一代与Z世代或将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并在不久的将来，带领美国奔赴一个未知的后自由主义时代。
近日，26岁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因射杀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的CEO，受到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狂热追捧。就在今年7月，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有相关统计显示，针对美国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遭绑架案；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遭谋杀(未遂)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有分析指出，美国社会的政治暴力日益严重且趋于年轻化，青年的政治卷入度甚至发展到，“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那么，美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何走向如此极端的境地？
本文指出，美国青年的政治宗派主义日益浓重，然而，他们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
政治宗派主义如此强大，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曾经，美国人依据信仰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依据政治考虑信仰归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当下，美国青年信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但其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或许可化约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例如，美国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吊诡姿态：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
本文指出，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有宏观和微观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要归咎于美国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学生受之影响，认为要“打破一切不平等的边界”“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
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挥舞长枪，在人群中高喊：“忏悔吧……下地狱……XX必遭诅咒……XX必胜！”这是在伊朗或阿富汗？不，这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某次政治集会上。4年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Z世代”（95后）投票率飙升至53%，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大选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值得注意的是，65%的“Z世代”投票者选择了民主党，不是因为认同拜登，而是因为厌恶特朗普。2022年中期选举，“Z世代浪潮”汹涌而至，再度遏止了“红色浪潮”的出现。“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
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年轻人的宗派主义色彩何以如此浓重？美国的有组织宗教在新世纪之后迅速衰落，信徒比例已从199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不足50%，千禧一代（80后）和Z世代信徒比例仅占世代人口的三成。因此，这种宗派主义并不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政治。政治取代了过去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意义。党派政治被祭上神坛，“讲政治”成为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政治冲突的发生也与政策分歧越来越不相干。年轻人甚至会调整政策偏好，来配合自己的党派身份。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政治就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安非他命。对反对派的厌恶与仇恨所激发出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对本派的热爱与认同。
▍什么是政治宗派主义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情感温度表”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对本派的情感相对稳定，约在70~75度之间（0度最冷，100 度最温暖），对反对派的情感则从之前的48度降为目前的20度。这一急速的“情感降级”也体现在美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中：为打击敌手，以高调姿态投身选举，组建各类党派性社会组织，因政治导致的网络暴力与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仇恨犯罪与暗杀活动不断。观察者发现，美国年轻人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这种新表现被称为“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
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政治极化”，它将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视为心理上的厌恶与敌对，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情感极化”，它将对方视为非我族类与道德上的“恶人”，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不喜欢或不信任；政治宗派主义也不同于“部落主义”，它坚持信仰和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性，而非亲属关系及家庭纽带。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一、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二、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三、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对立派别双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即政治上的损失/失败或将威胁个人生存，因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政治宗派主义而分立的美国青年大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事实或许要复杂得多。皮尤研究中心的观察发现，分立的青年世代更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中间。在政治光谱自左而右的分布中，民主派青年主要集中于左偏中的“局外者左派”与极左的“进步左翼”；保守派青年则集中于右偏中的“暧昧右翼”；中间派中青年群体亦占半壁江山。研究者认为，貌似最不两极化的中间派/局外者左派/暧昧右翼青年或许并不是最温和的群体，相反，他们恰恰是对两派立场最不满意、最不认同，也是最不支持民主政体的群体。政治宗派主义中的政治身份可以与党派身份相符，也可以是无党派。
（一）政治宗派主义的表现
政治宗派主义按照政治身份重新划分了整个生活世界。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生活中，政治宗派主义都收获了大量“信众”。
例如在政治生活中，青年群体以反对对手为由参与各级各类选举活动，2010年以来青年政治组织更是在全美遍地开花。被视为左翼版“茶党”的“正义民主派”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进步青年网络，涵盖“进步数据”投票组织、“新共识”智库、“日出运动”气候行动组织、“我们共同的梦想”移民权益组织、“动力”进步团体孵化组织等。“正义民主派”还培育出了最受美国青年网民欢迎的千禧一代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与Z世代议员麦克斯韦·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并积极推动左翼民粹主义立法。而在保守派一边，除以激进著称的“骄傲男孩”“布加洛男孩”“爱国者阵线”“爱国者祈祷”之外，更有“美国转折点”等受传统保守势力支持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新人的发展与培育工作。这些青年组织正是“为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的最为生动的现实形态，基于政治身份的“敌我划分”观念成为美国青年交往行为的“新常态”。
如果说上述政治宗派化尚且遵循了民主程序，那么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则是赤裸裸的反民主表现。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遭绑架案件；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谋杀（未遂）案件、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件，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此外，还有千禧一代激进右翼政治家所罗门·佩纳（Solomon Pena）在众议院竞选中败落后，直接雇用枪手刺杀当选民主党官员的案件。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中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是轰动全球，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反讽。可悲的是，政治宗派化的当局者，为防止对方获得控制权，往往对本派的反民主行为视而不见。2020年大选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为了推进本派的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是合理的。美国人越来越坚信，“邪恶的”反对派是“国家威胁”，为了阻止对方获胜，某些公然的暴力以及对政治对手的伤害是合理的。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宗派化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2020年，一名Z世代建筑工人因政治观点不和刺死了支持特朗普的老板；2023年，一名Z世代的特朗普支持者因怀疑邻居加入民主党而将其射杀。相对于暴力活动，生活情感中政治宗派化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在过去，相同的宗教信仰是促成恋爱结婚的关键性因素，在今天，相同的政治身份才是婚姻成功的前提。党派混合型家庭不仅充斥着矛盾，还对个人投票率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年轻人的友谊关系也受到严重侵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数据显示，因政治观点冲突而中止友谊关系的极端自由派青年占到45%，为保守派的两倍之多。
不仅如此，政治宗派化还上升为某种具有高度仪式感的生活方式，与年轻人的休闲活动、消费、审美趣味和个人道德紧密捆绑在一起。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拿铁自由主义”与“猎鸟保守主义”，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游戏、音乐和世界。以极右翼青年群体为例，虽然意识形态水火不容，但他们可通过内部文化（包括阴谋论），以向壁虚造的方式发明出惊人的凝聚力。他们构建起一个松散的多媒体网络，有自己的大学——“普拉格大学”（Prager University），以规避实体大学的左倾思潮；有自己的游戏——“黑命飞溅”（Black Lives Splatter） ，鼓励玩家驾驶车辆冲入虚拟的“黑命贵”游行示威者人群；有自己的语言——自称为Kek（以一种宗教戏仿的方式表示对佩佩蛙的崇拜），而称对手为SJW （字面含义为“社会正义战士”，实为讽刺）；有自己的理论——“匿名者Q”（QAnon），相信世界被邪教所统治，民主党就是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即便内容与逻辑并不连贯，但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依然吸引着年轻追随者。这些并非右翼所独有。美国自由派的“觉醒运动”（Woke）同样充斥着强烈的宗派色彩。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称该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由学术界“神职人员”如千禧一代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以及政界“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牧师阶层”带领着一大批“上帝选民”，致力于根除生活中的各类不公不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派不惜牺牲言论的自由与批判性对待种族理论的自由。自由派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变得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心灵脆弱、锱铢必较。
（二）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特征一，政治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在传统的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是次要的，但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恰恰是最首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认为，意识形态、宗教、种族身份等被整合并重构为某种“巨型身份”，这一身份几乎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名词所完全垄断。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基于政治身份的两极分化”。这种政治性的分裂使得孤立的交战双方对于不断变化的处境或真正的国家问题反应迟钝。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政治宗派主义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对于今天的福音派教徒而言，敌人不再是世俗的美国，而是他们的基督徒同胞。他们宗教信仰一致，但信念不同。曾经，他们在信仰的背景下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在政治的背景下考虑信仰归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信教比例严重下滑的情况下，白人福音派教徒的数量仍逆势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开始自认为是福音派教徒，无论他们是否去过教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因政治身份而改变自己宗教、阶级甚至性取向的情况不在少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经不共戴天，但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同样可以荣辱与共。例如，自由派内部伯尼·桑德斯的饭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与哈里斯的饭圈“KHIVE”，前者多为“厌女的种族主义者”，后者多为“女权的反种族主义者”，双方曾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哈里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完全违反了直觉！我们想赢！”
特征二，敌对的道德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两种敌对的方式。一是基于认知的敌对，二是基于情绪的敌对。前者持续的时间更久长，烈度较低；后者持续的时间较短，烈度更高。当前美国政治宗派主义更接近于某种认知僵化之后的情绪敌对。它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标，也不涉及党派忠诚。研究者发现，当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看了同一个政治示威的短视频后，他们竟站在同一立场上谴责抗议者过于暴力。原因在于：自由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保守派反堕胎大游行，而保守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自由派性少数群体大游行。政治宗派双方均高估了对手和自己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派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耻辱感与认知傲慢构成了其敌对情绪的一体两面。自由派青年的耻辱感源于传统价值观颠覆与新价值观重塑过程中的落差，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智识之上的认知傲慢来应对自己的软弱，以批判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赢得社会承认；而保守派青年的耻辱感则源于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能为力，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反智情绪的认知傲慢，强调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仅停留在情绪与认知敌对阶段，并不一定会激发行动主义或引发暴力。政治宗派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敌对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对手非人化。2021年，超过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约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认为反对派“不是人”，其行为“就像动物一样”。二是愿意承担风险和损失，为自身行为“道德赋能”。敌我双方被化约为不义者与正义者、叛国者与爱国者，2024年大选被化约为 “检察官和重罪犯”之间的较量。在将敌对“道德化”的过程中，人自身则完成了“去道德化”的过程——将对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无负担地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伤害对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开暴力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对手死有余辜。
特征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美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正义运动。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正义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约略可以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来表达。任意一场有关社会正义的新运动，都唤起了年轻人清晰的直觉——他们确信有人未得到他所应得的（分配不正义），或者有人成为不公正过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义）。社会正义成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正义观的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也出现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体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气候变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老一辈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于自由派的立场。例如，“青年福音派气候行动组织”（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于动员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J. D.万斯自我标榜为“后自由主义右派”，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作用，协助建立一个以社会保守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这与老一辈保守派强调小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正义似乎成为政治宗派双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这一新宗教不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还继续挖掘和生发新的词汇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觉醒运动中充斥的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外，社会正义还要求青年人摆脱一切具有压迫性的东西。首先是语言的压迫。为消除日常用语对部分群体的“暴力压迫及伤害”，布兰迪斯大学发布“压迫性语言清单”；马萨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亲”“父亲”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长”。无论是保守派青年所说的“人们太容易被别人的话冒犯”，还是自由派青年所说的“人们的言论冒犯了他人”，“言语的冒犯”均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资本主义信仰当中，由“大祭司”银行负责管理唯一的圣礼——信贷。因此，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流行模板”。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轻一代的政治宗派主义者正抓紧社会正义的新十字架，努力确保旧秩序不被对方的进步民粹主义或者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义崛起的原因
宏观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导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调、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观而言，当前政治精英越来越喜欢用带有道德色彩的个人化语言攻击对手，公众所理解的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比实际差异严重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义的导火索。比如，以节制著称的拜登也开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语言捍卫美国政治制度。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罕见地连续三次使用宗教语词——“神圣土地”、“神圣火焰”和“神圣命题”——以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及对反对派的愤怒之情。伴随着国内政治威胁与政治暴力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世代，对这类“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无反感与抗拒之意，反而因时而进、因势谋动。这类政治话语经由社交媒体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将愈发浓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进步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建国初联邦派思想中已显露端倪。在进步主义看来，“边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当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方式向外发力，消除国家的“边界”时，进步主义也试图借助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方式向内发力，消除自然的“边界”。进步主义优先关注国内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肤色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致力于改善不利者的落后地位。其最新规划之一，就是以医学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边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扩展自由的边界。同时，借助社会正义运动的方式将这种进步主义扩张合理化、合法化。虽然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罗伯特·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觉醒”；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则呼吁“秩序党”从“进步党”手中夺取政治和文化控制权——但他们都相信，进步主义是当代青年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
进步主义将“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发展成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义信条，通过支持K-12教育体系中的“批判种族理论”（CRT）与“行动公民运动”（Action Civics），进步主义与美国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紧密关系。“批判种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和制度之中”，受该理论影响的学生很容易认可“白人都是压迫者，黑人都是受压迫者，对此我们不应该宽容”这样的看法：学生们会很喜欢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汉密尔顿和黑人扮演的杰斐逊；非裔小美人鱼与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尝试”；学生们为自己的开国总统不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推倒奴隶主华盛顿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诉求。观察者认为，这一进步环境中充斥着自我审查、对公开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带有17世纪异端迫害的味道”。孩子们过早陷入某种“由反思得来的痛苦”中，为气候变化与生物灭绝而痛苦，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这种痛苦与耻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会正义运动沦为“道德激情竞技场”最根本的心理驱动力。
尤其当“行动公民运动”成为美国学生公民教育课的“平替”之后，青年一代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激进化势头愈演愈烈。“行动公民运动”主张，学生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例如：让小学生通过抗议来支持枪支管制、让中学生通过游说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学生行动无可非议，但他们在行动中一味追求“结果平等”，将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视为体制性偏见的证据，甚至把同道中人也当作敌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不但很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该运动评估为“很行动，但并不公民”，很是贴切。行动主义教育也让美国K-12 教育体系过早陷入了政治化的泥潭：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批判种族理论”禁令，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天即推翻该项禁令；2021年以来，18个州对学校教授种族与性别内容进行相关法律限制，得克萨斯州甚至以法律形式禁止学生与民选官员互动。“为国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领域的国家发展之争给青年世代政治宗派化埋下隐患。
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挖掘一切隐蔽的公正诉求，拥抱“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最终却陷在“结果平等”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年轻人不因相同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而团结一致，却因同仇敌忾而彼此抱团取暖。当青年政治宗派的一方将另一方视为对自己价值观与生存的威胁，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哪怕破坏民主程序，也一定要阻挠反对派获得权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规避法治、缩减公民自由或权利皆为正当。可以想见，作为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世代，千禧一代与Z世代或将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并在不久的将来，带领美国奔赴一个未知的后自由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