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隆重推出“中国之治”，新华社欢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迈向“中国之治”的更高境界。
《人民日报》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执政第二年就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目前都设计出哪些成型的东西？
“中国之治”涉及许多“坚持”和“完善”，其本质到底是法治、党治还是人治？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明显不同于西方政治文明，中国之治会不会触发中西方对抗？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中国之治”挂羊头卖狗肉，满是自相矛盾之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现在中共提出所谓“中国之治”，意思是，经过70年来的创造性探索，现在终于已经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国家制度、道路，包括新的一套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提出了一套和西方不一样的所谓的“中国方案”。
我们看官方对“中国之治”的解说，最强调的无非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官方这些说法和其过去一直以来的风格一致，非常空洞、语义混乱、含糊不清，还充满自相矛盾。其实有不少东西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谈“中国之治”，最强调一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但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定义，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你看普天之下政党多如牛毛，恐怕找不出哪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更不无产阶级、更不工人阶级的。所以共产党这名字本身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另外，强调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原本的概念包括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后来有人从这个立场上后退，但至少也还有福利国家的涵义，高税收、高福利。
尽管现在西方所谈的社会主义概念也不见得是高福利，但至少还是有以下这些理念，比如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劳工利益，注重福利制度，强调减小贫富差距，等等。从这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最不社会主义的，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中共当局也不如不关心劳工利益，等等。所以单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国之治”都充满了自相矛盾，其字面和实际完全不一致。
“中国之治”有与西方模式及普世价值分庭抗体之义
胡平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共其实无非是根据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财大就气粗，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东西，这时候他提出所谓的“中国之治”，实际上有和西方模式、普世价值分庭抗礼的姿态，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架势。就这点而言，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中国有“三权”之分，但党权高于一切权；无舆论自由，党权不受监督与批评
胡平表示，按理说，“中国之治”的本质是该是法治，但实际上的“中国之治”恰恰是法治的反面。因为法治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但中国的政府恰恰不受任何限制。
尽管在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在中国也有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的划分，但有宪法而没宪政，有三个部门的划分但没有三权分立，因为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党，党领导一切，党控制一切，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法治。
而比三权分立更重要的就是舆论、言论的自由。舆论就是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一个政府管得再宽，有一件事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管的，就是对你的批评和监督。如果对你的批评和监督都要你来管，那就谈不上是批评和监督了。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但没有三权分立，不但没有宪政，连批评监督，也就是言论自由都是被严格限制的。尤其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方面走得更远。
“中国之治”实为被强化的专制
所以单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今天的中国——尽管当局把法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当局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和法制背道而驰，“中国之治”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专制，而且是种非常强化的专制。
实现民主不该是个无限期的过程，而且我们至今连过程都没体验到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表示，实现民主确实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个无限期的过程。从上世纪初结束王朝时代以来，大家一直期盼民主，为什么民主总没能实现？你不能无限期地只享受所谓实现民主的过程。
“新华微评”中讲到这么一段，说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点，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话倒是说得很好，但到底在说谁呢？是不是说自己呢？还是说领导？
章立凡表示，搞不清这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里边还说“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就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但总之，这套东西我们至今没能体验到。你说有个过程，我也希望能有个过程来实现民主，但我们现在连这个过程都没能体验到，我们现在连选票都没有，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70年都还没有享受到。
“中国之治”这个用词预热已久
章立凡介绍说，“中国之治”这个词其实已经预热很久了。2016年就有一本书叫《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是巴西作家写的。其中译本在2017年10月出版，中文版书名首先用到了“中国之治”，虽然其英文书名中并没有这个词。
后来到2018年又出现这个词，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要论”里，题目是“‘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写的。最近在四中全会开会前媒体又在预热“中国之治”，但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你有没有什么真东西。
王岐山与福山对话时实际已经否定法治的存在
章立凡认为，现在把民主作为一个过程提出来，也就是告诉民众你们要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就如胡平先生提到的，国民党就曾提出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以前宪政一直没有实现，1946年确实搞了宪法，但内战马上开始了。而其长期的训政，也成了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理由，说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所以我们要推翻它。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现在这个理由到了中共自己这儿就不成立了，就成了我就是有权领导你们，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你们不能赶走我这么好的一个仆人。我为你们辛辛苦苦服务70年，你们怎么能赶我走呢？这是他现在要坚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王岐山和福山（Fukuyama）的对话。福山访问中国时，他问，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且司法独立。
王岐山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党、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意思是说，宪法实际上就是一张纸。
法治三个必备要素，中国无一具备
章立凡指出，要从法治概念上讲，起码有几个要素是不能排除的。一个是民意授权，你应该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人一票用普选选出来的政府。
第二，要有权力制衡，得是约束权力的一种体制，这个你有吗？也没有。
第三，要司法独立。现在中国司法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怎么独立？既然现在这三个要素都没能达到，你有什么理由说你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化的？是一个法治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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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链接：习近平的“中国之治”：法治、党治还是人治？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隆重推出“中国之治”，新华社欢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迈向“中国之治”的更高境界。
《人民日报》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执政第二年就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目前都设计出哪些成型的东西？
“中国之治”涉及许多“坚持”和“完善”，其本质到底是法治、党治还是人治？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明显不同于西方政治文明，中国之治会不会触发中西方对抗？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中国之治”挂羊头卖狗肉，满是自相矛盾之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现在中共提出所谓“中国之治”，意思是，经过70年来的创造性探索，现在终于已经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国家制度、道路，包括新的一套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提出了一套和西方不一样的所谓的“中国方案”。
我们看官方对“中国之治”的解说，最强调的无非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官方这些说法和其过去一直以来的风格一致，非常空洞、语义混乱、含糊不清，还充满自相矛盾。其实有不少东西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谈“中国之治”，最强调一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但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定义，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你看普天之下政党多如牛毛，恐怕找不出哪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更不无产阶级、更不工人阶级的。所以共产党这名字本身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另外，强调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原本的概念包括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后来有人从这个立场上后退，但至少也还有福利国家的涵义，高税收、高福利。
尽管现在西方所谈的社会主义概念也不见得是高福利，但至少还是有以下这些理念，比如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劳工利益，注重福利制度，强调减小贫富差距，等等。从这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最不社会主义的，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中共当局也不如不关心劳工利益，等等。所以单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国之治”都充满了自相矛盾，其字面和实际完全不一致。
“中国之治”有与西方模式及普世价值分庭抗体之义
胡平指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共其实无非是根据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财大就气粗，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东西，这时候他提出所谓的“中国之治”，实际上有和西方模式、普世价值分庭抗礼的姿态，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架势。就这点而言，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中国有“三权”之分，但党权高于一切权；无舆论自由，党权不受监督与批评
胡平表示，按理说，“中国之治”的本质是该是法治，但实际上的“中国之治”恰恰是法治的反面。因为法治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但中国的政府恰恰不受任何限制。
尽管在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在中国也有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的划分，但有宪法而没宪政，有三个部门的划分但没有三权分立，因为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党，党领导一切，党控制一切，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法治。
而比三权分立更重要的就是舆论、言论的自由。舆论就是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一个政府管得再宽，有一件事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管的，就是对你的批评和监督。如果对你的批评和监督都要你来管，那就谈不上是批评和监督了。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但没有三权分立，不但没有宪政，连批评监督，也就是言论自由都是被严格限制的。尤其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方面走得更远。
“中国之治”实为被强化的专制
所以单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今天的中国——尽管当局把法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当局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和法制背道而驰，“中国之治”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专制，而且是种非常强化的专制。
实现民主不该是个无限期的过程，而且我们至今连过程都没体验到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表示，实现民主确实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个无限期的过程。从上世纪初结束王朝时代以来，大家一直期盼民主，为什么民主总没能实现？你不能无限期地只享受所谓实现民主的过程。
“新华微评”中讲到这么一段，说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点，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话倒是说得很好，但到底在说谁呢？是不是说自己呢？还是说领导？
章立凡表示，搞不清这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里边还说“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就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但总之，这套东西我们至今没能体验到。你说有个过程，我也希望能有个过程来实现民主，但我们现在连这个过程都没能体验到，我们现在连选票都没有，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70年都还没有享受到。
“中国之治”这个用词预热已久
章立凡介绍说，“中国之治”这个词其实已经预热很久了。2016年就有一本书叫《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是巴西作家写的。其中译本在2017年10月出版，中文版书名首先用到了“中国之治”，虽然其英文书名中并没有这个词。
后来到2018年又出现这个词，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要论”里，题目是“‘中国之治’的制度逻辑”，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写的。最近在四中全会开会前媒体又在预热“中国之治”，但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你有没有什么真东西。
王岐山与福山对话时实际已经否定法治的存在
章立凡认为，现在把民主作为一个过程提出来，也就是告诉民众你们要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就如胡平先生提到的，国民党就曾提出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以前宪政一直没有实现，1946年确实搞了宪法，但内战马上开始了。而其长期的训政，也成了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理由，说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所以我们要推翻它。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现在这个理由到了中共自己这儿就不成立了，就成了我就是有权领导你们，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你们不能赶走我这么好的一个仆人。我为你们辛辛苦苦服务70年，你们怎么能赶我走呢？这是他现在要坚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王岐山和福山（Fukuyama）的对话。福山访问中国时，他问，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且司法独立。
王岐山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党、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意思是说，宪法实际上就是一张纸。
法治三个必备要素，中国无一具备
章立凡指出，要从法治概念上讲，起码有几个要素是不能排除的。一个是民意授权，你应该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人一票用普选选出来的政府。
第二，要有权力制衡，得是约束权力的一种体制，这个你有吗？也没有。
第三，要司法独立。现在中国司法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怎么独立？既然现在这三个要素都没能达到，你有什么理由说你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化的？是一个法治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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