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分析：习近平迅速告诉公务员可以喝酒避免对经济产生影响，和疫情期间相比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本文刊发于日经新闻，作者是资深编辑兼评论员中泽克二，他曾在中国担任驻京记者及中国分社社长共七年，并于2014年获得Vaughn-Ueda国际新闻奖。
在遭遇强烈公众批评后，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被迫对针对党政官员的“禁酒令”进行微调。
通过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三家官方媒体，中共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作出略微调整并加以公开。
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是因为外界批评“禁酒令”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习近平政权选择优先考虑疲软的经济，也是中南海政治气氛略有变化的最新迹象。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习近平刚刚升任中共总书记不久，他就为党员干部出台了一份行为守则，称为“八项规定”。这项被称作“八项规定”或“八项决策”的守则，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回到今年，“禁酒风波”的起点是3月12日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这个小组隶属中共中央设立。
会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贯彻“八项规定”的教育整顿，并宣布这场运动将持续至7月。
这场整顿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确：结束时间恰好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的中共高层与退休元老非正式聚会之前。
这场北戴河会议即将在8月举行。
习近平政权一直在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方式，中央党建领导小组正是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个小组负责一项旨在强化习近平政权权威的教育运动。
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五、习近平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蔡奇，现任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他在2024年春季接替习近平担任这一职务。
蔡奇还主管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共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管理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与日常事务。
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七的李希担任党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希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党的最高反腐机构，在习近平主导、已持续近13年的反腐运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李希同样是习近平的亲信。
2012年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倡节俭，但并未明令禁止党员和官员饮酒。那么为何如今却被视为“变相禁酒令”呢？
今年3月底，在这场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运动刚启动不久，河南省就曝出一起违反相关规定的事件。五名公务员饮用了四瓶白酒（一种无色、高酒精度的中国烈酒），其中一人因急性酒精中毒死亡。
此后在4月和5月，不同地区又接连发生多起公务员因在与公职相关宴席上饮酒过量而死亡的事件。
这类频发的死亡事件，显然违背了这场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教育运动的宗旨，可能让习近平难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5月中旬发布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这一版本是在2013年习近平执政初期、作为2012年党风建设规定的后续措施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强化。
新规警告全国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在公务接待中不得铺张浪费，不得食用高档菜肴、饮酒、吸烟。公务员普遍将这一警告视为“变相禁酒”。
一些地方单位对此反应过度，甚至禁止干部在私人场合聚餐，包括周末，只要有饮酒可能就一律禁止。
在极端情况下，一些餐厅内甚至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便一旦公务员前来消费，便可将其上报相关部门。
还有一起案例中，一名公务员因被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人员，请吃了一碗便宜的面条而受到处分。
实际上，公务员如今仿佛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连外出就餐都成问题。因此，全国许多公务员为了避免受罚，纷纷避开餐馆。这直接导致酒类销售出现极端下滑。
这一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修订，是出于对习近平意愿的考量，但并未充分评估对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众的不满随即爆发，因为这一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消费。
随着民怨积聚，一些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呼吁重新审视“禁酒”措施。于是，习近平当局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进行了微调。随后的政策调整通过三大官方媒体渠道发布。
6月17日，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展现了政策的调整方向。评论标题强调，并非所有吃喝行为都被禁止，真正被禁止的是在公务活动中大吃大喝、饮酒、吸烟。
文章还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对规定的过度执行。
6月19日，新华社也发布了评论文章，详细说明了政策的调整内容；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网络版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报道。
新华社的评论标题强调，应避免在整治违规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求是》的标题则指出，“正常”饮食并不在禁止之列。
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当局无视经济合理性，实施了异常漫长的封控措施。这些过度防疫措施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官方媒体却保持沉默。直到2022年底，习近平当局才正式终结严苛的清零政策。然而彼时经济已受到严重打击，无法通过简单手段迅速恢复。
与当初拖延结束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形成对比，这次针对“禁酒令”的误读与过度执行，习近平当局反应迅速，及时踩了刹车。
这一举动显示，习近平政权似乎决定将恢复国内消费置于保全面子的考虑之上。
化解“禁酒风波”的时机，也显然是有意安排在6月底召开的最新政治局会议之前。
在6月30日的会议上，高层官员决定建立一套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中央党建领导小组便属于这一类机构。
这一决策轻微撼动了习近平长期一手掌控权力的决策体系的根基。
当初的清零政策是在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推出的，在那次大会上，习近平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毫无疑问，从那时起，习近平政权所处的政治环境，虽然变化有限，但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
日经分析：习近平迅速告诉公务员可以喝酒避免对经济产生影响，和疫情期间相比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本文刊发于日经新闻，作者是资深编辑兼评论员中泽克二，他曾在中国担任驻京记者及中国分社社长共七年，并于2014年获得Vaughn-Ueda国际新闻奖。
在遭遇强烈公众批评后，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被迫对针对党政官员的“禁酒令”进行微调。
通过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三家官方媒体，中共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作出略微调整并加以公开。
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是因为外界批评“禁酒令”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习近平政权选择优先考虑疲软的经济，也是中南海政治气氛略有变化的最新迹象。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习近平刚刚升任中共总书记不久，他就为党员干部出台了一份行为守则，称为“八项规定”。这项被称作“八项规定”或“八项决策”的守则，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回到今年，“禁酒风波”的起点是3月12日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这个小组隶属中共中央设立。
会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贯彻“八项规定”的教育整顿，并宣布这场运动将持续至7月。
这场整顿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确：结束时间恰好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的中共高层与退休元老非正式聚会之前。
这场北戴河会议即将在8月举行。
习近平政权一直在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方式，中央党建领导小组正是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个小组负责一项旨在强化习近平政权权威的教育运动。
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五、习近平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蔡奇，现任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他在2024年春季接替习近平担任这一职务。
蔡奇还主管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共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管理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与日常事务。
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七的李希担任党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希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党的最高反腐机构，在习近平主导、已持续近13年的反腐运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李希同样是习近平的亲信。
2012年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倡节俭，但并未明令禁止党员和官员饮酒。那么为何如今却被视为“变相禁酒令”呢？
今年3月底，在这场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运动刚启动不久，河南省就曝出一起违反相关规定的事件。五名公务员饮用了四瓶白酒（一种无色、高酒精度的中国烈酒），其中一人因急性酒精中毒死亡。
此后在4月和5月，不同地区又接连发生多起公务员因在与公职相关宴席上饮酒过量而死亡的事件。
这类频发的死亡事件，显然违背了这场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教育运动的宗旨，可能让习近平难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5月中旬发布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这一版本是在2013年习近平执政初期、作为2012年党风建设规定的后续措施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强化。
新规警告全国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在公务接待中不得铺张浪费，不得食用高档菜肴、饮酒、吸烟。公务员普遍将这一警告视为“变相禁酒”。
一些地方单位对此反应过度，甚至禁止干部在私人场合聚餐，包括周末，只要有饮酒可能就一律禁止。
在极端情况下，一些餐厅内甚至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便一旦公务员前来消费，便可将其上报相关部门。
还有一起案例中，一名公务员因被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人员，请吃了一碗便宜的面条而受到处分。
实际上，公务员如今仿佛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连外出就餐都成问题。因此，全国许多公务员为了避免受罚，纷纷避开餐馆。这直接导致酒类销售出现极端下滑。
这一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修订，是出于对习近平意愿的考量，但并未充分评估对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众的不满随即爆发，因为这一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消费。
随着民怨积聚，一些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呼吁重新审视“禁酒”措施。于是，习近平当局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进行了微调。随后的政策调整通过三大官方媒体渠道发布。
6月17日，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展现了政策的调整方向。评论标题强调，并非所有吃喝行为都被禁止，真正被禁止的是在公务活动中大吃大喝、饮酒、吸烟。
文章还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对规定的过度执行。
6月19日，新华社也发布了评论文章，详细说明了政策的调整内容；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网络版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报道。
新华社的评论标题强调，应避免在整治违规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求是》的标题则指出，“正常”饮食并不在禁止之列。
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当局无视经济合理性，实施了异常漫长的封控措施。这些过度防疫措施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官方媒体却保持沉默。直到2022年底，习近平当局才正式终结严苛的清零政策。然而彼时经济已受到严重打击，无法通过简单手段迅速恢复。
与当初拖延结束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形成对比，这次针对“禁酒令”的误读与过度执行，习近平当局反应迅速，及时踩了刹车。
这一举动显示，习近平政权似乎决定将恢复国内消费置于保全面子的考虑之上。
化解“禁酒风波”的时机，也显然是有意安排在6月底召开的最新政治局会议之前。
在6月30日的会议上，高层官员决定建立一套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中央党建领导小组便属于这一类机构。
这一决策轻微撼动了习近平长期一手掌控权力的决策体系的根基。
当初的清零政策是在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推出的，在那次大会上，习近平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毫无疑问，从那时起，习近平政权所处的政治环境，虽然变化有限，但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