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外界针对中国走向的评估和猜测也越来越多。
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外界针对中国走向的评估和猜测也越来越多。近日，多位海外异议人士和学者齐聚一堂，以《中国是否到了历史节点：习政权加速崩解的可能与后果》为题召开了一场网络研讨会。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9月17日），中国似乎一如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两天前刚刚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中国的消费和生产价格指数虽稍有好转，但房地产业依然没有起色，新房价格、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都进一步下滑。外媒透露出的消息是，外界对这些数据依然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失踪多日的两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这也让外界对如黑箱般的中国高层人事质疑声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连续在周六、周日两天，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场事前未公布的会谈。外界认为，这是为不久之后拜登与习近平会面做铺垫，对于紧张的美中关系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台海形势依旧不平静，中国军机除了在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前十天左右暂停了绕台行动，近日又开始频繁出现在台海上空并越过台海中线。尤其是周日这一天，台湾的国防部侦测到当天总共有103架次的中国军机在台海上空活动，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
近来，这种种的事件与消息似乎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越来越担忧，而且这种担忧正延伸到各个层面。
身在纽约的华裔律师高光俊在周日的这场研讨会上说，“大概今天的中国是自‘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也就是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一种状况。”)
三十多年前，高光俊在北京因参加政治组织和天安门学运而遭到警方的追捕，后侥幸逃到美国。这两年，高光俊在纽约接触到很多“走线”（从南美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中国民众。他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与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些逃到美国来的人，相当一部分不完全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会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拖家带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逃到美国？相当多的人会说，在中国很闷、很压抑。”
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危机感是与会人士普遍的感受。作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先声的电视片《河殇》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最主要的感受是，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局失去了分析的能力，“习政权出了大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力量在这个政治台面出现，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分析中国的现状。”
苏晓康分析说，习近平政权现在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失能，“他好像经济问题也处理不了了，青年人失业率也不公布了；政治上的问题是，外长和防长都失踪了，这两个长在政权里面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火箭军出事了。”
参与讨论会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王瑞琴也大致同意苏晓康有关习近平政权失能的说法。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她所熟悉的北京体制内官员现在大多都躺平了，“整个班子现在是空转。比如中央有文件，上午发过来，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下去了，但是多一点我也不做。所以，就是招商政策也好或是其他政策也好，大家都流于形式，因为我做得多，出错的概率就大；我不做，出错的概率就低。”
多做点事
王瑞琴是本次研讨会的牵头人。作为关注中国事务的民间网络平台“光传媒”的创办人，王瑞琴介绍说，本次研讨会就是为了试图给中国当下的局势找到出路，“中共现在的形势风雨飘摇，我在大陆的朋友现在也都是坐等出事，等出什么事呢？他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在海外能做一些事。”
她认为，中国国内官场中有不少人是反感现状、希望继续改革开放的，“就是厅局级、甚至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分析他们的成长期。他们的成长实际上都是在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一片欣欣向荣，所以这些人不可能不改革、不开放。”
但她并没有指出，这些体制内官员在面对目前中国的局势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讨论会上则表达了他的焦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我们， 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促进当今中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胡平所说的“我们”，主要是指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议群体。他说，过去很多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变化起到过启蒙和推动作用，但现在似乎正在失去原有的重要性：“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把民运作为一种考虑因素了。似乎没人想过民运会再次爆发，造成冲击，就像八十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另外，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没有一个乐观的估计。”
身在加拿大的异议人士、作家盛雪则说，她目前正在参与推动满洲复国运动，最近正在考虑在海外成立议会：“同样的做法有西藏流亡政府，它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样板；香港的流亡者也在建立香港的流亡议会；包括维吾尔人，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在尝试建立流亡政府。”
她还提到，现在还有针对中国网络防火墙的“拆墙运动”，公布中共“恶人榜”，以及海外律师成立的“公民法庭”。但她认为，在所有这些民主行动中，独立运动可能是最为有效的：“能够给中共专制暴政形成更直接的冲击、让它更快崩解的，就是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地区、民族的复国运动。”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则分析说，习近平政权似乎是在走向穷途末路，但这种状态是否会导致中国加快宪政转型的步伐，他表示怀疑。他援引美国学者的分析说：“就是不管这些专制国家如何混蛋，把经济搞得如何糟糕，把世界上多少国家得罪光，只要有一条，就是能够有效镇压政治反对派，就能巩固政权。”
冯崇义认为，现在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反对派运动，但这反而会削弱反对的力量：“不同力量都在做动作，其实在内部反而把力量分解了，有时候是互相抵消的。”
他认为，要通过民主运动来推翻中共政权必须有一个能够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就像去年的白纸运动就是有一个公共话题，影响到所有人；现在经济接近崩溃，它也是一个可以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这样就可以汇集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力量，共同形成合力，去推翻这个政权。”
但冯崇义指出，现在大家感到有些悲观的是，不管是认知上还是组织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大联合。
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外界针对中国走向的评估和猜测也越来越多。
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外界针对中国走向的评估和猜测也越来越多。近日，多位海外异议人士和学者齐聚一堂，以《中国是否到了历史节点：习政权加速崩解的可能与后果》为题召开了一场网络研讨会。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9月17日），中国似乎一如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两天前刚刚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中国的消费和生产价格指数虽稍有好转，但房地产业依然没有起色，新房价格、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都进一步下滑。外媒透露出的消息是，外界对这些数据依然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失踪多日的两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这也让外界对如黑箱般的中国高层人事质疑声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连续在周六、周日两天，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场事前未公布的会谈。外界认为，这是为不久之后拜登与习近平会面做铺垫，对于紧张的美中关系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台海形势依旧不平静，中国军机除了在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前十天左右暂停了绕台行动，近日又开始频繁出现在台海上空并越过台海中线。尤其是周日这一天，台湾的国防部侦测到当天总共有103架次的中国军机在台海上空活动，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
近来，这种种的事件与消息似乎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越来越担忧，而且这种担忧正延伸到各个层面。
身在纽约的华裔律师高光俊在周日的这场研讨会上说，“大概今天的中国是自‘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也就是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一种状况。”)
三十多年前，高光俊在北京因参加政治组织和天安门学运而遭到警方的追捕，后侥幸逃到美国。这两年，高光俊在纽约接触到很多“走线”（从南美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中国民众。他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与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些逃到美国来的人，相当一部分不完全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会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拖家带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逃到美国？相当多的人会说，在中国很闷、很压抑。”
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危机感是与会人士普遍的感受。作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先声的电视片《河殇》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最主要的感受是，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局失去了分析的能力，“习政权出了大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力量在这个政治台面出现，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分析中国的现状。”
苏晓康分析说，习近平政权现在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失能，“他好像经济问题也处理不了了，青年人失业率也不公布了；政治上的问题是，外长和防长都失踪了，这两个长在政权里面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火箭军出事了。”
参与讨论会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王瑞琴也大致同意苏晓康有关习近平政权失能的说法。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她所熟悉的北京体制内官员现在大多都躺平了，“整个班子现在是空转。比如中央有文件，上午发过来，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下去了，但是多一点我也不做。所以，就是招商政策也好或是其他政策也好，大家都流于形式，因为我做得多，出错的概率就大；我不做，出错的概率就低。”
多做点事
王瑞琴是本次研讨会的牵头人。作为关注中国事务的民间网络平台“光传媒”的创办人，王瑞琴介绍说，本次研讨会就是为了试图给中国当下的局势找到出路，“中共现在的形势风雨飘摇，我在大陆的朋友现在也都是坐等出事，等出什么事呢？他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在海外能做一些事。”
她认为，中国国内官场中有不少人是反感现状、希望继续改革开放的，“就是厅局级、甚至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分析他们的成长期。他们的成长实际上都是在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一片欣欣向荣，所以这些人不可能不改革、不开放。”
但她并没有指出，这些体制内官员在面对目前中国的局势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讨论会上则表达了他的焦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我们， 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促进当今中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胡平所说的“我们”，主要是指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议群体。他说，过去很多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变化起到过启蒙和推动作用，但现在似乎正在失去原有的重要性：“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把民运作为一种考虑因素了。似乎没人想过民运会再次爆发，造成冲击，就像八十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另外，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没有一个乐观的估计。”
身在加拿大的异议人士、作家盛雪则说，她目前正在参与推动满洲复国运动，最近正在考虑在海外成立议会：“同样的做法有西藏流亡政府，它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样板；香港的流亡者也在建立香港的流亡议会；包括维吾尔人，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在尝试建立流亡政府。”
她还提到，现在还有针对中国网络防火墙的“拆墙运动”，公布中共“恶人榜”，以及海外律师成立的“公民法庭”。但她认为，在所有这些民主行动中，独立运动可能是最为有效的：“能够给中共专制暴政形成更直接的冲击、让它更快崩解的，就是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地区、民族的复国运动。”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则分析说，习近平政权似乎是在走向穷途末路，但这种状态是否会导致中国加快宪政转型的步伐，他表示怀疑。他援引美国学者的分析说：“就是不管这些专制国家如何混蛋，把经济搞得如何糟糕，把世界上多少国家得罪光，只要有一条，就是能够有效镇压政治反对派，就能巩固政权。”
冯崇义认为，现在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反对派运动，但这反而会削弱反对的力量：“不同力量都在做动作，其实在内部反而把力量分解了，有时候是互相抵消的。”
他认为，要通过民主运动来推翻中共政权必须有一个能够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就像去年的白纸运动就是有一个公共话题，影响到所有人；现在经济接近崩溃，它也是一个可以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这样就可以汇集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力量，共同形成合力，去推翻这个政权。”
但冯崇义指出，现在大家感到有些悲观的是，不管是认知上还是组织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