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了一个新加坡工作时的有趣细节， “很多新加坡人说 ‘3’ 这个数字时，他们发音是tree，和树木的发音一样。每次开会说到数字时，我会说‘three’，底下就有员工偷笑。”因为在一些本地员工看来，只有说成 tree ，才能真正变成其中一员（ one of you）。“你在一个小群体里，没有改成一样的发音，你说的不是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那就不正确。”
Chris 在新加坡也认识了一些本地华人朋友，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吃烧烤，开派对。“但是他们不会从内心真正接受你，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其他场合，都是如此。”现在她定居美国，所在的地方虽然华人很少，认识的都是白人等其他人种，“但是他们就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非常真诚地相处，愿意了解我的国家和文化，了解我的语言。”
Chris 的这个观点，在新加坡创业的Fay（化名 ）也表示认同。她来自中国北京，在新加坡定居，主要业务是帮助中国等地的出海企业，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落地。“我们现在的规划，孩子八年级的时候，送他去美国。等孩子去读书之后，我跟我老公可能会回到香港（地区）去。”
“我们搬去加州了，以后回来新加坡，就是出差了。”在翡翠山的一家餐厅，阿华对我说。他（化名）是我多年的挚友，在新加坡待了 8 年，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科技金融公司，在当地雇佣了多名员工，业务遍及全球，年流水过百亿。一切顺利，但是他决定离开了。一、为什么要离开？
“新加坡人对于引进外来人口的做法，有着强烈的反感，但政府几乎是在无计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李光耀观天下》
新加坡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地理位置优势，精通英文中文的人才储备，法治制度完善，尊重知识产权，政府清廉高效，城市整洁安全，尊重市场经济，全球发达国家里较低的税收政策。这一切都吸引着富豪和中产们， 2024 年《私人财富移民报告》显示，净资产超过 100万美元的富翁，移民目的地，前三名分别是阿联酋6700人，美国3800人，新加坡3500人。
但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离开的人也在增加。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NPTD)2024 年9月24日发布的《2024年人口简报》指出，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逐步增加，从2022年的18万5800人，2023年的20万5200人，2024年21万5300人。
“在新加坡，本地人边界感很强，大家仅是业务往来，基本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新移民的圈子比较小。但这都不重要，最关键是小孩教育，我们逐渐感受到，地理导致的狭隘性。”阿华在多个国家有分公司，他每一年都会不同国家出差和旅行，他的感受是，“在所有小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长大的人，很多人会比较狭隘。比如新加坡、以色列等。”
周轶君说，“地理知识的匮乏，会导致世界观的狭隘。”王兴在饭否里，也同样发表过类似观点。
Chris 原来在一家中国著名的美股上市公司工作，后来在一家金融公司担任管理层。在中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都工作和生活过。她在新加坡工作了三年，然后去了加拿大，最后定居美国。
公司是政治的镜像。就像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提过，“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一致的表达方式，来筛选自己的同类。
她说了一个新加坡工作时的有趣细节， “很多新加坡人说 ‘3’ 这个数字时，他们发音是tree，和树木的发音一样。每次开会说到数字时，我会说‘three’，底下就有员工偷笑。”因为在一些本地员工看来，只有说成 tree ，才能真正变成其中一员（ one of you）。“你在一个小群体里，没有改成一样的发音，你说的不是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那就不正确。”
在新加坡的职场上，外来的职员或新移民的天花板很明显，“当地人不愿意接受其他地方的人带来的新鲜想法，尤其是中国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Chris 在新加坡也认识了一些本地华人朋友，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吃烧烤，开派对。“但是他们不会从内心真正接受你，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其他场合，都是如此。”现在她定居美国，所在的地方虽然华人很少，认识的都是白人等其他人种，“但是他们就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非常真诚地相处，愿意了解我的国家和文化，了解我的语言。”
Chris 的这个观点，在新加坡创业的Fay（化名 ）也表示认同。她来自中国北京，在新加坡定居，主要业务是帮助中国等地的出海企业，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落地。“我们现在的规划，孩子八年级的时候，送他去美国。等孩子去读书之后，我跟我老公可能会回到香港（地区）去。”
“第一是气候，我是北京人，不是很适应这边的气候。这边很喜欢下雨，一到了雨季，出门很麻烦，很耽误事情，特别影响心情。第二，我有一些业务，是跟文化和艺术相关的。虽然政府这几年一直非常努力发展文化事业，但比较发展得比较好的可能还是大众娱乐，比如说像演唱会什么的。但涉及到展览，或话剧演出等，选择非常有限。”
除了这些，Fay觉得新加坡确实找不出什么大的毛病，但是 “我觉得新加坡特别像一个相亲对象。什么条件都挺好的，但我就是对他不来电。”“我觉得新加坡人没有什么身份认同，他会有一个政治上的身份认同，或者是说国籍上的认同，但没有一个文化上面的身份认同。新加坡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各族的法定节日和文化活动，但是各个种族之间是不会互通的，各自玩各自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有一点自嗨。”
对于美国，李光耀的评价是“美国是一个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一些新加坡人在美国深造后，也会留在那，这就是我为什么倾向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
新加坡街头
二、双面新加坡
“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带来的多元面貌，如果在学校，在工作场所，能把多元关系处理好，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促进思想交流。”--《李光耀观天下》
新加坡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在顶层的政府和精英人士，总是清醒并保持着一定开放态度。比如新加坡政府长期强调“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鼓励学生从小学习多语种、了解国际事务。新加坡整个国家的财富，大部分是在海外，而非在国内。
哪怕是在哈萨克斯坦这种非热门国家，我在当地，也能亲身感受到新加坡的存在。新加坡盛裕集团主导的当地G4城市建设项目，负责阿拉木图卫星城开发。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由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PSA）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合作，提升物流效率，连接欧洲与亚洲市场，强化哈萨克斯坦作为区域物流枢纽的地位。
但是大多数人的新加坡大众，心态并没有那么开放。
在 YouTube 上，一个标题为“50 万中国人移居新加坡？政府门户大开后，怎样改变狮城方方面面？”下有很多新加坡人留言。
“我身边很多国人跟我的看法一样。觉得新加坡已经有太多中国移民了，已经足够了！我们不希望新加坡会变成“坡县”。
“太多中国移民就会搞乱新加坡，这不是好事！！”
1965年8月9日，因为马来人和华人的种族冲突，马来西亚联邦宣布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新加坡被迫独立，李光耀因此流下眼泪：“这是我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新加坡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喝水都要靠马来西亚供给。英国撤军，国内消费下降 16%。所以从建国那一天开始，谨慎和不安全感的基因，就写入了新加坡整个国家和国民血脉里。小国由于地缘环境的脆弱性，比如新加坡四面被马来西亚和海洋包围、以色列长期面临周边冲突，居民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这可能影响心理结构。
Nira Liberman 和 Yaacov Trope 提出过一个理论——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研究表明，地理和空间上的距离，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具体或抽象思考方式，从而影响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在空间受限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可能更倾向于具体思维，关注眼前事务，较少接触抽象或遥远的概念。换言之，思维方式会比较狭隘。
而另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空间小会促使人们形成更强烈的边界意识（boundary consciousness），对“国家外”的世界格外敏感或防御。这种防御可能导致了外界觉得新加坡人“冷漠”。
在 Chris 看来，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新加坡是多种文化组合，但并不相融，彼此隔阂。和美国人交往，虽然有边界感，但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后，能真正交心，深入的交流，坦诚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三、楚门的世界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美国《财富》杂志记者Louis Kraar，在1974 年 7 月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新加坡，一个像公司一样运作的国家》，这篇文章在2015 年李光耀逝世时，二次发表，以纪念这位伟人的功绩。“新加坡通过充分利用其微薄的资源和运用一些非凡的治国之道，实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很像一家公司。政府首先追求效率，冷酷地衡量每一项举措，从学校课程到外交关系，都与成本效益相悖。”既然要追求高效，那就得目标统一，步伐一致，防止散漫无章，无效损耗。这就必然要对大众进行强有力约束。
印度裔新加坡人约西·拉贾（Jothie Rajah），是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并担任美国律师基金会（ABF）研究教授。长期研究新加坡独特的法治模式及其政治治理逻辑。在她的著作《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里，她在 “易受影响的新加坡人”一章里提到：“政府所展开的论证认为，作为管理方的知识渊博的政府与易受影响的、沉默的公民，两者是差距悬殊的。在政府看来，新加坡人能力欠缺，因此他们需要根据政府权威，来行事并获得相应的保障。”
在她看来，“新加坡是一个二元化的国家。”一方面是政府保证法律的公正，保障市场化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是对公民进行各种管理甚至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对公民的言行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但同时，又对公民的福利进行强有力的保障。就像李光耀所说的那样，“究竟有哪一个欧洲城市，能（像新加坡这样）做到为全国超过八成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而且绝大多数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这种局面下，一方面是精英治理国家，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和策略，Louis Kraar写到，“（李光耀）总理每隔一两年就会抽出时间访问美国，在哈佛和耶鲁等大学悄悄地待上几周，从最优秀的人才那里汲取对新加坡有用的思想。除其他观念外，他还对美国产生了一些偏执的印象。尽管他是美国技术的崇拜者，但他对美国新的放纵、家庭关系的弱化以及劳动力纪律的松懈表示遗憾。”
另一方面是大众安分守己或墨守成规的生活。现在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在新加坡的生活，像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一样的。大部分人的生活，从出生、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死亡，就像游戏里的角色一样，全部被设计好了。工作日，从自己的组屋，坐地铁到公司，上班工作，下班回来之后，吃食阁，周末拖家带口去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吃东西。几十年如一日，下一代又是这样。不会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