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结束了在酒店为期14天的隔离，接受了三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我终于能安心和家人团聚。
德国政府规定检测试剂只免费给有接触史的人检测，这让许多疑似新冠的病患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患病。如果担心，可以花150欧元自行购买检测套装检测。
这种情况下，身边一个人的咳嗽，都会引起周围人极大恐慌。
回国准备：口罩戴不戴？
在德国读书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一个月，我便订好了2月下旬回国的机票。从那时起，每一天都期盼着和家人团聚，见一见在国内各地的朋友。谁知，一切计划都被这场疫情打乱。
1月下旬国内疫情暴发，我每天刷着新闻，看着上涨的人数，感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德国买些口罩，寄给国内的家人。
由于许多华人采购口罩寄回国内，我们当地的药店口罩全部断货，店员告诉我，短期内都没办法补货。我在亚马逊上订购了N95和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但迟迟不发货。幸运的是，酒精和消毒液还可以买到，我买了一些准备回国时带给家人朋友。
没想到，这些防疫用品居然自己先用上了。1月28日，德国发现了首例确诊患者，不久，多个往来中国的航班被取消了，我的航班也在其中。
由于每天关注国内新闻，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之强，我减少了出门次数，但仍旧觉得只有回家才安心，和家人商讨后，重新订了三月回国的机票。
接下来的一个月，虽然德国确诊病例数逐渐增长，但人们对病毒并未重视。2月底，德国最大的科隆狂欢节如期举行，超过一万人参与了狂欢节游行，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几个中国人参加了狂欢节，并拍视频晒出了当时人挤人的盛况。
疫情发生后，没有人戴口罩。德国人普遍认为，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只有患病的人才需要佩戴口罩。虽然无人佩戴，但在2月的德国，药店里也仍旧买不到口罩，价格也一直在涨，直至2月底意大利疫情暴发，亚马逊上口罩的价格已经翻了十倍。
德国媒体的宣传，让许多当地人不但不重视疫情的严重性，反而对于戴口罩的亚洲人都产生了歧视心理。我一个越南同学的父母在当地开亚洲餐厅，由于部分欧洲人对亚洲人的歧视，餐厅的生意也变差了许多。
回国前，虽然德国已经有上百病例，但人们的生活如常。周五的超市里，仍然有许多外国人携家带口去采购，学校的餐厅也仍旧在午餐时坐满了人，意大利病例的增加并没有让德国乃至其他欧盟国家的人引起重视。
法兰克福火车站人来人往，没有人戴口罩
见到同胞：我终于不是异类了
终于到了回国的日子。提前一天准备好各种防护用品，当地时间3月10日6点，我早早地出了门，坐火车去法兰克福机场。为避免路上被感染，我戴好护目镜、N95口罩，并用围巾和帽子把头包裹得严严实实，防止被歧视。尽管如此，还是会收到一些惊讶的目光。
法兰克福火车站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人们亲吻拥抱一如往常。
直至抵达机场航站楼，准备办理登机手续，看到长长的中国人队伍，大家都戴着口罩有序排队，也尽量和周围人保持距离，我想：终于，我不是异类了。
托运行李排队时，一位工作人员举着二维码叫我们扫描，在微信小程序里填写出境信息申报。
在微信小程序填写出境信息申报
在托运行李处测量了一次体温，接着出境边检，测体温，再排队过安检。到登机口，工作人员用额温枪再次给我们测量了体温。三次体温检测无碍后，才可以登机，踏上回祖国的路。
因为选择了国内的航空公司，所以飞机上大部分乘客都是中国人，几乎所有人都戴了口罩，有一家外国人全家也佩戴了口罩。近十个小时的航程，北京时间3月11日早上7点，飞机终于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到机场以后，因为飞机要整体消毒，所有人被通知在原座位等待，空姐给我们一一测量体温。一个小时之后，一部分被叫到名字的旅客先下机检疫，空姐告知我们，他们是来自疫情较重的地区。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按座位顺序下飞机。
穿过到达大厅，在路的尽头，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引导大家扫描二维码，填写电子入境申报，之后，大家拿着生成的健康码，中国人和外国人被分成了两条队伍。在检疫的大厅里，黑色隔断把整个空间分成了若干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坐着穿好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我们依次一对一地坐进格子里，检查体温，并填写纸质版的入境申报信息。和我沟通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男性，知道我从德国回来，问我德国戴口罩的人多不多。由于需要接触一些外国人，他还问我怎么用英文问别人来自哪个省份，像是在和一位亲切的大哥哥聊天一样，旅途中十几个小时的疲劳和紧绷的心情也在这时得到了缓解。
检疫完毕，带着健康码，再通过一次边检，顺利出关。从降落到取行李，大约用了三个小时。因为座位号比较靠前，出发地也相对安全，我等待的时间没有很久。飞机上几百人，一切有序而高效地进行。
之后这段国内转机的行程，我更能明显感受到国内防疫的严格认真，不同于法兰克福飞上海的拥挤程度，整架飞机上乘客不到三十个人，人们都隔着坐。到达长春以后，由于在回国前一周，父母已经将我回国的信息上报给社区，一出机场，我便直接被工作人员用120救护车拉回到我老家的宾馆隔离。
隔离房间里备好了医用外科口罩、水银温度计和相关宣传资料
隔离14天：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一段历经了32个小时的行程，跨越亚欧大陆，穿越七个时区，搭乘了出租车、火车、飞机和120急救车。测了超过7次体温，电子体温计测过额温、手腕温度，还有红外线测温。回想全程，都觉得是一次魔幻而难忘的经历。
回到酒店，我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医生在我的房间里备好了一个医用外科口罩、矿泉水和水银温度计。隔离人员与医护人员有统一的微信群，每天在群里登记两次体温，三餐都由医生护士送到房间门口。
我的房间外面是城市的主干道，回来当晚，看着熟悉的夜景，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变得分外冷清。亲眼看到国家采取的一切防疫措施，以及国内确诊人数逐渐降低，我越来越觉得，祖国真的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虽然在到达酒店那晚，见到父母却不能靠近，我忍不住眼眶湿润。但后来，爸爸连续两天都到酒店楼下来看我，隔着6层楼，一边在窗户外面摆手，一边打电话问我怎么样。又过了几天，不仅爸妈，我的外公外婆和表姐都来到酒店楼下看我，酒店仿佛变成了旅游景区一般，我既想哭又觉得好笑。
爸爸连续几天到酒店外看徐蔓宁
近期，德国疫情日趋严重。德国飞国内的机票，价格从原本的往返4000涨到了单程1万左右。碍于仍有考试，并考虑到回国时间短暂，且需要隔离14天，我身边许多同学都在纠结是否有必要买机票回国。3月13日，学校终于发了邮件决定推迟新学期的开学时间，从原本的4月6日延期到5月4日。
自从德国政府宣布关闭学校和幼儿园，人们仿佛终于意识到疫情的严重，超市的意大利面和厕纸都被买空。但Facebook上德国各地仍有自发组织的“corona party”活动，许多德国年轻人庆祝新冠病毒导致的学校停课和意外得来的假期。
3月16日以后，德国终于采取了关闭边境的措施，也下令限制人们出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电视上对全国人民讲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面临的最难的困境。”
按照计划，5月份我将回德国继续上学，无论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我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路上也会做好防护，回去自我隔离14天。
3月26日，德国确诊人数超过三万，我留守在德国的朋友已经尽量不再出门，他们说超市里几乎见不到中国人了，外国人仍然不戴口罩，可能现在也买不到了。
3月26日，结束了在酒店为期14天的隔离，接受了三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我终于能安心和家人团聚。
德国政府规定检测试剂只免费给有接触史的人检测，这让许多疑似新冠的病患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患病。如果担心，可以花150欧元自行购买检测套装检测。
这种情况下，身边一个人的咳嗽，都会引起周围人极大恐慌。
回国准备：口罩戴不戴？
在德国读书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一个月，我便订好了2月下旬回国的机票。从那时起，每一天都期盼着和家人团聚，见一见在国内各地的朋友。谁知，一切计划都被这场疫情打乱。
1月下旬国内疫情暴发，我每天刷着新闻，看着上涨的人数，感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德国买些口罩，寄给国内的家人。
由于许多华人采购口罩寄回国内，我们当地的药店口罩全部断货，店员告诉我，短期内都没办法补货。我在亚马逊上订购了N95和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但迟迟不发货。幸运的是，酒精和消毒液还可以买到，我买了一些准备回国时带给家人朋友。
没想到，这些防疫用品居然自己先用上了。1月28日，德国发现了首例确诊患者，不久，多个往来中国的航班被取消了，我的航班也在其中。
由于每天关注国内新闻，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之强，我减少了出门次数，但仍旧觉得只有回家才安心，和家人商讨后，重新订了三月回国的机票。
接下来的一个月，虽然德国确诊病例数逐渐增长，但人们对病毒并未重视。2月底，德国最大的科隆狂欢节如期举行，超过一万人参与了狂欢节游行，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几个中国人参加了狂欢节，并拍视频晒出了当时人挤人的盛况。
疫情发生后，没有人戴口罩。德国人普遍认为，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只有患病的人才需要佩戴口罩。虽然无人佩戴，但在2月的德国，药店里也仍旧买不到口罩，价格也一直在涨，直至2月底意大利疫情暴发，亚马逊上口罩的价格已经翻了十倍。
德国媒体的宣传，让许多当地人不但不重视疫情的严重性，反而对于戴口罩的亚洲人都产生了歧视心理。我一个越南同学的父母在当地开亚洲餐厅，由于部分欧洲人对亚洲人的歧视，餐厅的生意也变差了许多。
回国前，虽然德国已经有上百病例，但人们的生活如常。周五的超市里，仍然有许多外国人携家带口去采购，学校的餐厅也仍旧在午餐时坐满了人，意大利病例的增加并没有让德国乃至其他欧盟国家的人引起重视。
法兰克福火车站人来人往，没有人戴口罩
见到同胞：我终于不是异类了
终于到了回国的日子。提前一天准备好各种防护用品，当地时间3月10日6点，我早早地出了门，坐火车去法兰克福机场。为避免路上被感染，我戴好护目镜、N95口罩，并用围巾和帽子把头包裹得严严实实，防止被歧视。尽管如此，还是会收到一些惊讶的目光。
法兰克福火车站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人们亲吻拥抱一如往常。
直至抵达机场航站楼，准备办理登机手续，看到长长的中国人队伍，大家都戴着口罩有序排队，也尽量和周围人保持距离，我想：终于，我不是异类了。
托运行李排队时，一位工作人员举着二维码叫我们扫描，在微信小程序里填写出境信息申报。
在微信小程序填写出境信息申报
在托运行李处测量了一次体温，接着出境边检，测体温，再排队过安检。到登机口，工作人员用额温枪再次给我们测量了体温。三次体温检测无碍后，才可以登机，踏上回祖国的路。
因为选择了国内的航空公司，所以飞机上大部分乘客都是中国人，几乎所有人都戴了口罩，有一家外国人全家也佩戴了口罩。近十个小时的航程，北京时间3月11日早上7点，飞机终于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到机场以后，因为飞机要整体消毒，所有人被通知在原座位等待，空姐给我们一一测量体温。一个小时之后，一部分被叫到名字的旅客先下机检疫，空姐告知我们，他们是来自疫情较重的地区。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按座位顺序下飞机。
穿过到达大厅，在路的尽头，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引导大家扫描二维码，填写电子入境申报，之后，大家拿着生成的健康码，中国人和外国人被分成了两条队伍。在检疫的大厅里，黑色隔断把整个空间分成了若干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坐着穿好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我们依次一对一地坐进格子里，检查体温，并填写纸质版的入境申报信息。和我沟通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男性，知道我从德国回来，问我德国戴口罩的人多不多。由于需要接触一些外国人，他还问我怎么用英文问别人来自哪个省份，像是在和一位亲切的大哥哥聊天一样，旅途中十几个小时的疲劳和紧绷的心情也在这时得到了缓解。
检疫完毕，带着健康码，再通过一次边检，顺利出关。从降落到取行李，大约用了三个小时。因为座位号比较靠前，出发地也相对安全，我等待的时间没有很久。飞机上几百人，一切有序而高效地进行。
之后这段国内转机的行程，我更能明显感受到国内防疫的严格认真，不同于法兰克福飞上海的拥挤程度，整架飞机上乘客不到三十个人，人们都隔着坐。到达长春以后，由于在回国前一周，父母已经将我回国的信息上报给社区，一出机场，我便直接被工作人员用120救护车拉回到我老家的宾馆隔离。
隔离房间里备好了医用外科口罩、水银温度计和相关宣传资料
隔离14天：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一段历经了32个小时的行程，跨越亚欧大陆，穿越七个时区，搭乘了出租车、火车、飞机和120急救车。测了超过7次体温，电子体温计测过额温、手腕温度，还有红外线测温。回想全程，都觉得是一次魔幻而难忘的经历。
回到酒店，我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医生在我的房间里备好了一个医用外科口罩、矿泉水和水银温度计。隔离人员与医护人员有统一的微信群，每天在群里登记两次体温，三餐都由医生护士送到房间门口。
我的房间外面是城市的主干道，回来当晚，看着熟悉的夜景，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变得分外冷清。亲眼看到国家采取的一切防疫措施，以及国内确诊人数逐渐降低，我越来越觉得，祖国真的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虽然在到达酒店那晚，见到父母却不能靠近，我忍不住眼眶湿润。但后来，爸爸连续两天都到酒店楼下来看我，隔着6层楼，一边在窗户外面摆手，一边打电话问我怎么样。又过了几天，不仅爸妈，我的外公外婆和表姐都来到酒店楼下看我，酒店仿佛变成了旅游景区一般，我既想哭又觉得好笑。
爸爸连续几天到酒店外看徐蔓宁
近期，德国疫情日趋严重。德国飞国内的机票，价格从原本的往返4000涨到了单程1万左右。碍于仍有考试，并考虑到回国时间短暂，且需要隔离14天，我身边许多同学都在纠结是否有必要买机票回国。3月13日，学校终于发了邮件决定推迟新学期的开学时间，从原本的4月6日延期到5月4日。
自从德国政府宣布关闭学校和幼儿园，人们仿佛终于意识到疫情的严重，超市的意大利面和厕纸都被买空。但Facebook上德国各地仍有自发组织的“corona party”活动，许多德国年轻人庆祝新冠病毒导致的学校停课和意外得来的假期。
3月16日以后，德国终于采取了关闭边境的措施，也下令限制人们出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电视上对全国人民讲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面临的最难的困境。”
按照计划，5月份我将回德国继续上学，无论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我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路上也会做好防护，回去自我隔离14天。
3月26日，德国确诊人数超过三万，我留守在德国的朋友已经尽量不再出门，他们说超市里几乎见不到中国人了，外国人仍然不戴口罩，可能现在也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