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多次向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和准军事组织提供支持。它还向许多使用国家恐怖主义作为镇压工具的威权政权提供了援助。[1][2]
美国对非国家恐怖分子的支持，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一直很突出。[1]从1981到1991年，美国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叛乱分子提供了武器、培训以及广泛的财政和后勤支持，这些叛乱分子在与尼加拉瓜政府的斗争中使用了恐怖战术。[3]美国还多次向古巴流亡者中的恐怖分子提供培训、武器和资金，如奥兰多·博世和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4]
从1960年代末持续到1980年代初的意大利社会政治动荡时期被称为“铅色年代”。期间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准军事组织均掀起过恐怖主义浪潮，其中右翼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得到了美国支持的一种紧张战略[7][8][9]。
贾纳德里奥·马莱蒂将军在1971至1975年担任意大利军事情报局反情报部门的指挥官。他说，他在威尼斯地区的部下发现了一个右翼恐怖分子小组，该小组获得了德国提供的军用炸药，并宣称美国情报部门于1970年代在意大利煽动和教唆右翼恐怖主义。[10]
据意大利法官圭多·萨尔维尼的调查，参与了紧张战略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凤凰、国家先锋队、新秩序”（La Fenice, Avanguardia nazionale, Ordine nuovo），就是“秘密军队”（clandestine armed forces）的“部队”（troops），由部分“与中情局有关的国家机构”（state apparatus related to the CIA）进行指导。[10]
丰塔纳广场爆炸案是1969年12月12日16:37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当时一枚炸弹在位于米兰丰塔纳广场的国家农业银行总部爆炸，造成17人死亡、88人受伤。同日下午，在罗马和米兰又有三枚炸弹被引爆，此外还发现了一枚未被引爆的。[12]
1998年，米兰法官圭多·萨尔维尼以政治和军事间谍罪起诉美国海军军官大卫·卡雷特（David Carrett），指控他参与了丰塔纳广场爆炸案等。萨尔维尼还对另外两人展开了调查：一人叫塞尔吉奥·米内托（Sergio Minetto），是美国-北约情报网的意大利官员；另一人是“正义合作者”（collaboratore di giustizia）卡洛·迪吉利奥（Uncle Otto[奥托叔叔]），他曾在六七十年代担任中情局驻意大利东北部协调员。《共和国报》报道称，中情局驻米兰人员卡洛·罗基（Carlo Rocchi）于1995年在寻找有关格拉迪奥行动的情报时被发现。
资料照片: 2024年6月4日纪念中国天安门广场镇压香港35周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窗户内点燃蜡烛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改变了许多六四参与者的人生轨迹，他们当年的诉求，包括民主、反腐、解除报禁党禁等，35年来都证明是全球的主流价值，但中共除拒绝赋权给人民外，还持续打压六四一代，就连当年在外地举布条声援者都被打成黑户。
三位还在中国境内的六四受害者告诉美国之音，那场学运的黑白如此分明，但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竟用了35年还走不出独裁统治。
1989年6月4日，Ken、Brave和Sugar虽未在当天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行列，但他们还是因为声援那场学运而遭到秋后算帐。(为保护当事人安危，三位受访者的全名和部分细节酌情保留。)
不过，他们说，35年来，他们仍坚信当年的理想，不曾因付出生活坎坷的代价而后悔过。
Ken因声援六四疑似遭注销户口
来自山东的Ken当时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大三生，他说，从1989年4月悼念猝死的胡耀邦起，他就非常关注北京的学潮，但因家境清寒，他无力进京、成为广场上的一员，直至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于5月19日当晚宣布北京实施戒严后，他和群情激愤的同学们拿出早就准备的大型横幅、标语上街游行，但途中被系党委书记拦下。拿着横幅一端、走在游行前列的他疑似因此被盯上，酿下被秘密退学和注销户口的命运。
Ken说，学校当时以4门课程不及格为由，于1989年10月10日对他做出秘密退学的决定。但据他出示的成绩单，只有1科不及格，根本未达退学标准，学校至今也未正式核发退学决定书给他。
直到1997年前，Ken都留在学校陈情，但最终仍无法拿到学历证明，导致他后来就业的困难。
更让他诧异的是，2015年他向法院起诉公安局拒绝换发身分证给他时，才意外发现，他当年设籍在大学的户口早于1994年5月就被秘密注销，一张手写的注销证据出自当年阻挡学生游行的系党委书记之手，且法院以超过20年的追诉期为由，不受理他的案件。另外，公安至今仍以无证件为由，拒为他重新登记户口。沦为黑户的他不得不怀疑“这是秋后算帐的一种报复陷害行为”。
35年来，Ken说，他被“逼上绝路”， 犹如没有国籍的人，只能靠打零工过活，连银行开户、登记结婚、租房或搭飞机等所有需要身分证件的权利都被剥夺。
但回想过往遭遇，Ken口气中已无怨怼，反而讪笑称:“在这样一个所谓神圣、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里面，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事。”
虽付出代价，Ken至今仍坚定支持六四理念，也拒绝噤声。他说，当年学生的诉求根本未脱离官方对民主、科学和法治的宣传，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证明中共是“说一套、做一套”。
Ken也因异议身分，长年遭国保监视监听，甚至一度被围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手机信号也似乎几度遭拦截，让他只看得到来电显示，却无法接听或发话。
无惧因言获罪，Brave以文字记录六四
1968年出生的Brave是进京声援六四运动的百万名学生之一，他于1989年5月两度赴京，第一次赶上5·4大游行，跟着队伍光脚走了十多个小时，收到市民沿途送上冷饮、面包表示支持，深受感动。第二次是赶上520戒严，“悲壮地踩着戒严令”走进天安门广场并静坐48小时后才撤退。
虽然Brave没有亲历六四当日的北京屠杀，但他因“积极参与地区学运并筹组地下党……发表反动言论”之故，遭秋后算帐，于1991年被以煽动罪判刑两年。除遭原工作单位开除外，刑满出狱后还成为当地的监控人口，后来生活的艰苦也自不在话下。
但Brave说，他从不后悔，因为当年的中国洋溢在“一片向上的宽松”气氛中，学生投入学运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他也不后悔自己“六四不平反就不结婚”的戏言成真，但坦言自己的确太乐观，原以为一场“无可指责、正确”的运动在中国很快就会被平反，但35年过去了，平反遥遥无期。他虽幻想破灭，仍坚守信念，且无视打压，持续用文字记录六四。
Brave说:“对我来讲，89年这个事情(六四事件)就是黑和白，14亿的泱泱大国用了35年的时间，连黑和白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我觉得是不太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他说，中共35年来竭力抹去六四的记忆，收到一定的“洗脑”成效，让年轻人无从得知这段历史，但最终恐仍徒劳无功，因为他认为，历史的真相最终还是要被还原出来。更何况，当年全国参与运动的在校学生有几百万人、还有北京市民和工人阶层等，六四史实不可能完全被掩盖掉。
虽然中国已无发声的空间，但因言获罪的Brave说，他持续用文字记录六四，包括10年前出书刊行自己的六四经历或持续发表时事看法，也因此长期遭当地国保监控，轻者被带去喝茶谈话，重者关个几天，这两年更严重，被带到办案中心走一遍程序，验血验尿、衣服扒光，以达到当局对异议人士的威震效果。
他说，六四一代人虽已“润老病死”，但当年坚持的理想仍有价值，他也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持信心，因为他认为，中共打下的帝国已进入“耗尽能量的过程中”，一旦中共倒台，六四或有平反的一天。
35年来的遗憾:中国仍是独裁统治
因地利之便，当年在河北念书的Sugar从1989年5月起就多次进出北京或在石家庄当地声援六四学运。6月4日当天，他和多位同学本来还要进京，不过被学校拦下，虽然躲过当日的血腥屠杀，但两周后Sugar还是被以煽动罪名判处3年刑期。出狱后，他经历过一段打工自学的艰苦日子，所幸后来取得两个专业的工程师执照，生活才有着落。
虽锒铛入狱过，但Sugar不忘当年对民主等理想的坚持，也无惧当局的打压，持续支持政治异议人士的主张，包括签署已故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和声援维权人士秦永敏等行为，虽屡遭国宝训诫或短期监禁，但他就算有条件“润”出国，也坚持留在中国，只不过小孩出生后，Sugar必须付出离婚的代价，让小孩由前妻单独扶养，也跟着她姓，以免他的异议生活波及小孩。
Sugar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制度就这样，他们(中共)不倒台，(六四)永远不可能平反。很多人出去，我为什么不出去，总得有人坚守。”
他说，中共对六四一代的学生相对宽松，打压更重的多是北京工人。他认识的10多个工人中，多数遭重判，后来工作也受限、生活更是艰苦，现在至少15人已离世，仅剩少数两三人还是活历史。
Sugar说，35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对六四几乎一无所知，也被打压到根本毫无言论自由，“拿一张白纸就开始抓”，尤其网络筑起防火墙后，他连上个推特都得翻墙。因此他说，这35年以来的最大遗憾就是中国还是独裁统治。
Sugar说:“很遗憾，只能期待(中共)内部的瓦解，个人的力量有限，外部的力量也是有限。”
但他说，他很乐观，因为就他的观察，20多年来靠土地供养的中共“内部已经不行了，很多人躺平”，他还说，负责监控他的当地国保都是明白人，害怕中共倒台后被清算，已减少做恶，也和他处得相对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