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Michael Ho Wai Lee/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Article InformationAuthor,李雨梦Role,BBC中文记者
香港出生的黄丽文在小学五年级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40多岁的黄丽文对BBC说，对于离开，她是不太情愿，也不太理解父母当时的初衷。
随后，她在加拿大一路升学并在当地工作了数年。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她决定回流，只身返回香港。
“心里想着（自己）可能一、两年就会回去加拿大。”，她说，只是自己没料到竟然一待就是16年。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她无奈地再次离开，不同的是，这次是经过深思熟虑。
有鉴于国安法会为香港社会带来的改变，以及可能会为她带来的风险，黄丽文说，她可能难以再回去香港，也不想去冒这个险。 她说，五年后回望， “我到现在还很想念（香港）的。”
有学者分析，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数年移民是基于对当时不确定性的担忧，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后来回流是不少人的选择；而过去五年的这波移民潮，更多是《国安法》下政治环境大变，人们为了避险而作出的决定。
“97移民潮”
1980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之后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立1997年香港主权会移交中国。由于对香港前途及未来的不确定，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少移民的讨论及准备。这期间，中国北京又爆发了“六四”事件，在这背景下，触发香港大规模的移民潮。
根据香港政府估算，1987年至1996年间，约有50万人移居外地，占当时人口的8%。
随着主权移交前后，移民人数亦开始逐渐回落。 据香港保安局数据，1994年之后移居海外人数持续下跌。
移民潮过后，获得了外国公民身份和居留权的香港移民，看到当时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经济起飞、而主权移交后社会亦未见有太大变化，故不少人选择返回香港定居。大约在2000年前后，形成了一股“回流潮”。
香港政府2003年发布的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称：“实际回流人数虽然并不清楚，但肯定相当可观。”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出现新一轮移民潮，至今约有30万人移居海外。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共批出约17.9万宗申BNO签证申请，有约16.3万人已抵埠。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刚上任的时候，曾称不会用“移民潮”字眼去谈论港人移民的现象，又称各人离港的背景和原因并不相同。
图像来源，黃麗文
黄丽文在小学五年级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
黄丽文记得，当时年纪小小的她，并不理解家人移民的决定。
“那时候，我是觉得‘六四 ’发生在中国而已，为什么在香港都要这么害怕呢？ 爸爸那时候就说，因为回归，迟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不想跟朋友同学分开，故年幼的她并不想离开，“但那时候是没有决定权的，就是爸爸妈妈说移民，那就移了，那就过来了。”
黄丽文说，那时候同学前来机场送机的画面，仍然在脑海中，不舍的感受涌现，她与送别的同学一起抱着哭了起来，“真的哭得要死”。在现已拆卸的香港启德机场送别，是那个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她说，当年网络还未兴起，能够通讯的方式并不多，要维系彼此之间的情感只能靠着书信，“长途电话也很贵……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很离别的感觉。”
在启德机场送别，是80、90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随着90年代愈来愈多香港人移民，她在加拿大也有着愈来愈多与她有着同样背景、来自香港的同学，“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学校就变了，有七、八成学生都是香港人，我们（在校园）是说广东话的。”
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的中文电台工作数年，后来遇到事业上的瓶颈，听到别人谈及香港的机会较多，“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回去试一下呢？”
萌生这个想法后一个月内她就辞了职。黄丽文2004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那时候，她身边也有不少中学同学回去香港发展，“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香港是一个实验，他们会觉得应该好像工作假期一样，你回去一年，也会回来（加拿大）的。”
在加拿大的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工作数年。
任职公关行业的黄丽文说，当时选择留在香港， 因为那里一直不断在变化的环境，让她感到自己一直在学习新的事物；而如果继续留在加拿大，她自身也不会有任何转变与成长，“唯有在香港才有那个很极速的成长。”
黄丽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她坦言起初并没有留意太多香港的政治与时事，直到2011年儿子出生，不久之后政府拟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引起了之后一连串的“反国教”行动。 黄丽文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出来参与游行示威，“那一刻是真的让我觉得政治离我们很近了，就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所以我就出去游行。”
后来，她的公关公司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响应过罢工的号召；也在2020年曾经担任过香港商人周小龙参选立法会时候的竞选公关。
周小龙曾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宣扬“港独”。 由于担任了他的公关，公司的其他客户“开始很不舒服，”也觉得她走得“太前”。
在国安法于6月30日实施的那一天，黄丽文正在负责周小龙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位于荃湾愉景新城的童装店Chickeeduck分店，将会移走摆放于店内的“民主女神像”。
她对于这样的香港开始感到陌生，也没有想过香港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另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黄丽文公司的经营也变得更为困难，考虑过后，她决定结束这一盘生意，并且于2020年底离开香港。
“买一个保险”
早年随父母移民纽西兰（新西兰）又“回流”的李先生，在2021年带着妻子和子女重回纽西兰生活。 他说，当时父母移民决定，让他能够有多一个选择，路也能走得比其他人容易及平顺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感激的。”
“六四”事件发生三年后，读中三的李先生随家人移民到纽西兰。
今年47岁的李先生接受BBC访问时表示，当时父母没有特别向他交代移民的原因，但他已经有在留意社会时事，或多或少也理解为什么父母想要离开香港。 对于父母的抉择，现在回看，李先生说，知道那是为他着想的决定，为他留下一条退路。
李先生的父母是透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过去纽西兰，有别于《香港国安法》之后，西方国家推出“救生艇计划”予港人申请，在九七前那一波的移民潮里，不少香港人都是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方式移居海外。
而目前最多港人透过BNO签证移民、并且曾经殖民统治香港的英国，于1990年代推出俗称“居英权计划”的英国国籍甄选计划，让五万名合资格港人及家属透过计划登记成为英国公民。
加拿大卑诗大学社工系教授殷妙仲接受BBC访问时指，当年这些直接获得英籍的香港人，有很多人都未必移居到英国生活。
加拿大国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黄智斌告诉BBC，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移民潮中，大部分移民离开香港主要是对于未来有着不确定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买一个未来，那个心态比较多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拿了护照后，（移民国）条件不太好就会回去。”
“买一个保险”是那一代移民的人常挂在口边的话。
同是47岁的杨先生是在1995年、16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在当地读完大学之后，有鉴于加拿大当地的工作机会不多，大约2002年的时候，他自己一人回到香港寻找工作。
看到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那时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也让他对于“回流”香港这件事增添多了一份信心，“好像真的有一个（跟大陆）不同的制度。”
那时候，身边不少曾经移民离开的同学，又或者是在加拿大认识的香港同学，都选择回流香港，让他们能够再次于香港见面与聚旧。 后来，杨先生的家人也陆续返回香港。
在回到香港之后，不久之后就遇上了SARS疫情，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杨先生都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香港生活。 直到成家立室，有了小朋友之后，他有思考过是否需要再次“回流”加拿大，让下一代在一个较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
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二次回流”的迹象。
自前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上台后，发生了反国教运动、免费电视牌照争议、码头工人罢工等事情，随后2014年雨伞运动的爆发，开始让他感到不太舒服，“整个气氛都开始改变了。”
杨先生坦言感受很差，“有心痛的感觉。” 过去关注社会时事的他，也曾经就着一些社会议题走出来游行发声，直到空间遂渐压缩，他开始思考再次移民的事情。
在BNO签证仍未推出的时候，杨先生曾经跟太太商量过是否重新回去加拿大生活，但他在那边已经没有亲人，换言之“再回流”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展。 后来太太的家人也透露有着移民的打算，当BNO签证公布之后，他们一家与太太的家人2022年便一起申请移民到英国。
杨先生说，他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需要再次离开香港。相对于上一次的移民，他认为当时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也未知道未来会如何改变，但这一次，他是因为改变而离开，也对于要再次离开感到伤感。
“二次回流”的现象
这些在1997年前移民到其他国家，随后“回流”香港工作，近年再从香港出走，“回流”到当初移民目的地国家的现象，又被称为是“二次（双向）回流”。
除了社会环境的因素外，也有一些人是选择回到外国退休。
资深传媒人及时事评论员黎则奋是在1990年与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他形容在“六四”事件之后，当时香港社会的忧虑情绪涌现，身边不少人都在准备移民。黎则奋告诉BBC，他们一家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决定移民到加拿大，“主要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和大气候。”
当时，他们一家选择以“太空人”的方式移民，当时40岁的黎则奋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赚钱，而太太及儿子则留在加拿大。 那些年间，他大概一年会飞往加拿大一、两次探望家人。
那一波的移民潮， 不少家庭也选择了这种分隔两地的方式。在获得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后，黎则奋的家人也于1994年回到了香港。
黎则奋已于2018年回到加拿大退休
早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黎则奋已于2018年回到加拿大退休。
对黎则奋来说，自从妻儿回流到香港之后，尽管因工作关系，与香港社会时事有紧密接触，见证着香港这一路以来的转变，但他没有想过会再次重回加拿大。只是妻子的家人定居在加拿大，在她希望与家人团聚的背景下，最终也搬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生活。
相比起其他人，黎则奋也在访问中坦言，自己的选择跟香港的政治环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连。 他说，这些年间，也认识了一些退休之后回流到加拿大的港人，“都是60多岁的那群人。”
殷妙仲说，有一些人是在“回流”香港生活工作，退休之后又重回加拿大，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许“香港不是退休的好环境”。
殷妙仲曾经就加拿大的“二次回流”现象进行过研究，他表示，这个情况在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之后，看到有开始增加的趋势，但由于没有实际对于流“二次回流”人数的统计，故目前难以得知有多少人重新回到加拿大生活。
他说，这些“二次回流”港人当中，很多都是过去的移民二代，在完成学业后回港工作，在有了小朋友之后，很多人选择回到加拿大，让下一代在当地接受教育。他表示，尽管这些港人没有直接明确将回流与政治环境挂勾，但也会认为香港的教育情况不太理想。
黄智斌说，在2019年社会运动及国安法生效之后，他观察到有更加多香港人回到加拿大。 而在这些再次回流到加拿大的香港人中，不少人都会积极参与当地的港人组织，并且协助透过“救生艇计划”新移民到加拿大的港人融入当地社会。
他说，相比起新一批的移民，尤其是仍在申请等候永久居留权、未获得公民身份的港人，在未明确的情况之下，或会选择“回流”香港；但那些返回加拿大的港人本身拥有加拿大的国籍，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基本上也不打算再返回香港。
图像加注文字，回到加拿大后，黄丽文（右三）有推动一系列的港人活动，也协助港人新移民融入当地。
图像来源，Michael Ho Wai Lee/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Article InformationAuthor,李雨梦Role,BBC中文记者
香港出生的黄丽文在小学五年级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40多岁的黄丽文对BBC说，对于离开，她是不太情愿，也不太理解父母当时的初衷。
随后，她在加拿大一路升学并在当地工作了数年。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她决定回流，只身返回香港。
“心里想着（自己）可能一、两年就会回去加拿大。”，她说，只是自己没料到竟然一待就是16年。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她无奈地再次离开，不同的是，这次是经过深思熟虑。
有鉴于国安法会为香港社会带来的改变，以及可能会为她带来的风险，黄丽文说，她可能难以再回去香港，也不想去冒这个险。 她说，五年后回望， “我到现在还很想念（香港）的。”
有学者分析，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数年移民是基于对当时不确定性的担忧，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后来回流是不少人的选择；而过去五年的这波移民潮，更多是《国安法》下政治环境大变，人们为了避险而作出的决定。
“97移民潮”
1980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之后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立1997年香港主权会移交中国。由于对香港前途及未来的不确定，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少移民的讨论及准备。这期间，中国北京又爆发了“六四”事件，在这背景下，触发香港大规模的移民潮。
根据香港政府估算，1987年至1996年间，约有50万人移居外地，占当时人口的8%。
随着主权移交前后，移民人数亦开始逐渐回落。 据香港保安局数据，1994年之后移居海外人数持续下跌。
移民潮过后，获得了外国公民身份和居留权的香港移民，看到当时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经济起飞、而主权移交后社会亦未见有太大变化，故不少人选择返回香港定居。大约在2000年前后，形成了一股“回流潮”。
香港政府2003年发布的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称：“实际回流人数虽然并不清楚，但肯定相当可观。”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出现新一轮移民潮，至今约有30万人移居海外。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共批出约17.9万宗申BNO签证申请，有约16.3万人已抵埠。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刚上任的时候，曾称不会用“移民潮”字眼去谈论港人移民的现象，又称各人离港的背景和原因并不相同。
图像来源，黃麗文
黄丽文在小学五年级那年，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
黄丽文记得，当时年纪小小的她，并不理解家人移民的决定。
“那时候，我是觉得‘六四 ’发生在中国而已，为什么在香港都要这么害怕呢？ 爸爸那时候就说，因为回归，迟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不想跟朋友同学分开，故年幼的她并不想离开，“但那时候是没有决定权的，就是爸爸妈妈说移民，那就移了，那就过来了。”
黄丽文说，那时候同学前来机场送机的画面，仍然在脑海中，不舍的感受涌现，她与送别的同学一起抱着哭了起来，“真的哭得要死”。在现已拆卸的香港启德机场送别，是那个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她说，当年网络还未兴起，能够通讯的方式并不多，要维系彼此之间的情感只能靠着书信，“长途电话也很贵……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很离别的感觉。”
在启德机场送别，是80、90年代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随着90年代愈来愈多香港人移民，她在加拿大也有着愈来愈多与她有着同样背景、来自香港的同学，“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学校就变了，有七、八成学生都是香港人，我们（在校园）是说广东话的。”
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的中文电台工作数年，后来遇到事业上的瓶颈，听到别人谈及香港的机会较多，“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回去试一下呢？”
萌生这个想法后一个月内她就辞了职。黄丽文2004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那时候，她身边也有不少中学同学回去香港发展，“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香港是一个实验，他们会觉得应该好像工作假期一样，你回去一年，也会回来（加拿大）的。”
图像来源，黃麗文
在加拿大的大学毕业之后，黄丽文曾经在当地工作数年。
任职公关行业的黄丽文说，当时选择留在香港， 因为那里一直不断在变化的环境，让她感到自己一直在学习新的事物；而如果继续留在加拿大，她自身也不会有任何转变与成长，“唯有在香港才有那个很极速的成长。”
黄丽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她坦言起初并没有留意太多香港的政治与时事，直到2011年儿子出生，不久之后政府拟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引起了之后一连串的“反国教”行动。 黄丽文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出来参与游行示威，“那一刻是真的让我觉得政治离我们很近了，就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所以我就出去游行。”
后来，她的公关公司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响应过罢工的号召；也在2020年曾经担任过香港商人周小龙参选立法会时候的竞选公关。
周小龙曾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宣扬“港独”。 由于担任了他的公关，公司的其他客户“开始很不舒服，”也觉得她走得“太前”。
在国安法于6月30日实施的那一天，黄丽文正在负责周小龙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位于荃湾愉景新城的童装店Chickeeduck分店，将会移走摆放于店内的“民主女神像”。
她对于这样的香港开始感到陌生，也没有想过香港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另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黄丽文公司的经营也变得更为困难，考虑过后，她决定结束这一盘生意，并且于2020年底离开香港。
“买一个保险”
早年随父母移民纽西兰（新西兰）又“回流”的李先生，在2021年带着妻子和子女重回纽西兰生活。 他说，当时父母移民决定，让他能够有多一个选择，路也能走得比其他人容易及平顺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感激的。”
“六四”事件发生三年后，读中三的李先生随家人移民到纽西兰。
今年47岁的李先生接受BBC访问时表示，当时父母没有特别向他交代移民的原因，但他已经有在留意社会时事，或多或少也理解为什么父母想要离开香港。 对于父母的抉择，现在回看，李先生说，知道那是为他着想的决定，为他留下一条退路。
李先生的父母是透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过去纽西兰，有别于《香港国安法》之后，西方国家推出“救生艇计划”予港人申请，在九七前那一波的移民潮里，不少香港人都是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方式移居海外。
而目前最多港人透过BNO签证移民、并且曾经殖民统治香港的英国，于1990年代推出俗称“居英权计划”的英国国籍甄选计划，让五万名合资格港人及家属透过计划登记成为英国公民。
加拿大卑诗大学社工系教授殷妙仲接受BBC访问时指，当年这些直接获得英籍的香港人，有很多人都未必移居到英国生活。
加拿大国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黄智斌告诉BBC，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移民潮中，大部分移民离开香港主要是对于未来有着不确定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买一个未来，那个心态比较多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拿了护照后，（移民国）条件不太好就会回去。”
“买一个保险”是那一代移民的人常挂在口边的话。
同是47岁的杨先生是在1995年、16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在当地读完大学之后，有鉴于加拿大当地的工作机会不多，大约2002年的时候，他自己一人回到香港寻找工作。
看到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那时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也让他对于“回流”香港这件事增添多了一份信心，“好像真的有一个（跟大陆）不同的制度。”
那时候，身边不少曾经移民离开的同学，又或者是在加拿大认识的香港同学，都选择回流香港，让他们能够再次于香港见面与聚旧。 后来，杨先生的家人也陆续返回香港。
在回到香港之后，不久之后就遇上了SARS疫情，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杨先生都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香港生活。 直到成家立室，有了小朋友之后，他有思考过是否需要再次“回流”加拿大，让下一代在一个较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
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二次回流”的迹象。
自前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上台后，发生了反国教运动、免费电视牌照争议、码头工人罢工等事情，随后2014年雨伞运动的爆发，开始让他感到不太舒服，“整个气氛都开始改变了。”
杨先生坦言感受很差，“有心痛的感觉。” 过去关注社会时事的他，也曾经就着一些社会议题走出来游行发声，直到空间遂渐压缩，他开始思考再次移民的事情。
在BNO签证仍未推出的时候，杨先生曾经跟太太商量过是否重新回去加拿大生活，但他在那边已经没有亲人，换言之“再回流”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展。 后来太太的家人也透露有着移民的打算，当BNO签证公布之后，他们一家与太太的家人2022年便一起申请移民到英国。
杨先生说，他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需要再次离开香港。相对于上一次的移民，他认为当时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也未知道未来会如何改变，但这一次，他是因为改变而离开，也对于要再次离开感到伤感。
“二次回流”的现象
这些在1997年前移民到其他国家，随后“回流”香港工作，近年再从香港出走，“回流”到当初移民目的地国家的现象，又被称为是“二次（双向）回流”。
除了社会环境的因素外，也有一些人是选择回到外国退休。
资深传媒人及时事评论员黎则奋是在1990年与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他形容在“六四”事件之后，当时香港社会的忧虑情绪涌现，身边不少人都在准备移民。黎则奋告诉BBC，他们一家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决定移民到加拿大，“主要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和大气候。”
当时，他们一家选择以“太空人”的方式移民，当时40岁的黎则奋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赚钱，而太太及儿子则留在加拿大。 那些年间，他大概一年会飞往加拿大一、两次探望家人。
那一波的移民潮， 不少家庭也选择了这种分隔两地的方式。在获得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后，黎则奋的家人也于1994年回到了香港。
黎则奋已于2018年回到加拿大退休
早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黎则奋已于2018年回到加拿大退休。
对黎则奋来说，自从妻儿回流到香港之后，尽管因工作关系，与香港社会时事有紧密接触，见证着香港这一路以来的转变，但他没有想过会再次重回加拿大。只是妻子的家人定居在加拿大，在她希望与家人团聚的背景下，最终也搬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生活。
相比起其他人，黎则奋也在访问中坦言，自己的选择跟香港的政治环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连。 他说，这些年间，也认识了一些退休之后回流到加拿大的港人，“都是60多岁的那群人。”
殷妙仲说，有一些人是在“回流”香港生活工作，退休之后又重回加拿大，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许“香港不是退休的好环境”。
殷妙仲曾经就加拿大的“二次回流”现象进行过研究，他表示，这个情况在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之后，看到有开始增加的趋势，但由于没有实际对于流“二次回流”人数的统计，故目前难以得知有多少人重新回到加拿大生活。
他说，这些“二次回流”港人当中，很多都是过去的移民二代，在完成学业后回港工作，在有了小朋友之后，很多人选择回到加拿大，让下一代在当地接受教育。他表示，尽管这些港人没有直接明确将回流与政治环境挂勾，但也会认为香港的教育情况不太理想。
黄智斌说，在2019年社会运动及国安法生效之后，他观察到有更加多香港人回到加拿大。 而在这些再次回流到加拿大的香港人中，不少人都会积极参与当地的港人组织，并且协助透过“救生艇计划”新移民到加拿大的港人融入当地社会。
他说，相比起新一批的移民，尤其是仍在申请等候永久居留权、未获得公民身份的港人，在未明确的情况之下，或会选择“回流”香港；但那些返回加拿大的港人本身拥有加拿大的国籍，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基本上也不打算再返回香港。
图像来源，黃麗文
图像加注文字，回到加拿大后，黄丽文（右三）有推动一系列的港人活动，也协助港人新移民融入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