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3月5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与会的工作人员穿过天安门广场。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中国女权发展近三十个年头，妇女意识逐渐抬头。在这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屡屡喊话妇女回归家庭，振兴国家人口。一胎化走入历史后，当局是否还能继续"“控制" 女人肚皮？中国女性的家庭、职场与政治权利又走到哪了？
今年妇女节恰逢中国全国两会。由于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成长，不少年轻人选择不婚、不生，摊开委员提案，有不少涉及催生政策。例如，有委员提议对育儿家庭引进每周一天居家办公等弹性出勤政策，也有提案建议完善未婚女性冻卵制度、将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纳入医保、延长女性产假等。
上述提案与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强调女性回归家庭、结婚生子重要性的谈话相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对全国妇联发表谈话时曾呼吁，应 “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
不过，中国女权运动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首次到北京举办开始，至今已发展近三十年。目前，中国育龄女性自我意识、教育水平双双提高，政府还管得动她们的肚皮吗？
中国女性自主权抬头"回归家庭"口号难奏效
曾见证九五世妇会的中国“资深”女权活动家冯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妇女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包括生育自主性，一直都是国家想掌控的。
“生育一胎也是国家的掌控，在生育一胎之前，国家也曾经有过鼓励生育的政策，甚至把生育五胎、六胎的评为英雄母亲。” 冯媛说，所以在中国，女性生育功能从来都不是妇女能够充分自我掌控的，“从来都是一个战场”。
为控制人口成长，中国于1979年至2015年实施严苛的一胎化政策，多数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强迫堕胎事件时有所闻；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4亿多人。但随人口老化问题浮现，北京2016年改采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进一步加码至三孩。
不过，在中国女性自主意识抬头之下，冯媛认为，当局现在喊话要妇女回归家庭，希望她们结婚生子，很难完全奏效。她说：“（中国女性）现在的自主权肯定是比以前更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就是自愿的不婚，自愿不育的比例也在提升，这都是身体自主权的一个提升。”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讲师的社会学家徐舫也认为， 中国政府 “回归家庭” 口号难有显著效果，因为中国年轻女性会权衡，20年的人生黄金年龄段，是要牺牲自己梦想，做别人的妻子、保姆或孩子的母亲，还是投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徐舫表示，不少女性选择了后者。她说：“很多大学刚毕业，觉得一路走来都受到各种肯定的女生，她肯定就想，我想要把我的职业做好，我只有这个二十年，这个是我知道该怎么做的。然后这个婚姻、孩子啊，这个太复杂了。”
一份2021年10月针对中国18到26岁“Z世代”进行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显示，受访女性中，多达43.92%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较男性多出19.29%。其中，不想结婚的主因为“不想生孩子”，占比68.83%。调查也发现，年轻人对婚姻迟疑原因包括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现代生活时空挤压、“宁缺勿滥”的择偶观、婚育高成本，以及“母职惩罚”等。
图为经过深圳街头涂鸦的几名妇女。一份2021年10月针对中国18到26岁 “Z世代” 进行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显示，受访女性中，多达43.92%表示 “不结婚” 和 “不确定会不会结婚” ，较男性多出19.29%。（路透社图片）
不过，冯媛强调，国家政策和法律在中国还是有很强的 “导向性”，还是可能透过影响家庭、强化家庭传统观念发挥一些效应。她解释：“特别是女性的家庭成员，包括丈夫、丈夫家人、自己父母、自己家人的压力，这些都是一种有政府政策的加持，有政府鼓励政策的加持，都会对女性造成更多的压力。”
冯媛也提到，过去 “女性能顶半边天” 与现在的 “回归家庭” 非必然对立，因为政府是想两个都做，要女性担起职场和家庭双重责任。“其实简单的说，政府既希望妇女能够参与更多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希望妇女能够生育。”
中国年轻女性不愿生归究男女不够平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6年开放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生率不升反降，从当年的13.57%降至去年的6.39%，连续7年下跌。为刺激生育，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纷纷出台二孩、三孩家庭育儿补贴，分每月、每年或一次性发放，每月发放金额约介于300至1200人民币之间。
但冯媛认为，发放津贴这种 “小恩小惠” 对催生帮助不大，因为更多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不婚或不生，除想主宰自己人生与身体外，生育成本仍不平等地落在女性身上是另一主因。
冯媛表示，不论是怀孕分娩，还是家庭的育儿分工、无酬照料与劳动，都更多是落在女性身上。“从这些角度来说，当然很多女性觉得这个（生育）是影响自己个人的发展，包括个人事业发展、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其次也有经济上的压力。”
至于本次两会委员提案是否会对催生有帮助？冯媛认为，这些提案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女性某些呼声，却没看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缺乏一个对女性友善、性别平等的全面综合社会架构。她说，若无相关建设与政策出台，“给女性弹性上班，或者给女性一点冻卵机会，我觉得第一对性别不平等没有实质上改变，第二也对催生效果不明显”。
冯媛表示，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凡是性别平等做得好的国家，不管公共、社会还是家庭领域，生育率相对来说比较高，例如北欧国家。她建议当局，应出台真正生育友好、性别平等政策，包括让男性强制性休育儿假。
长年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徐舫呼应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青壮年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养育责任，“父母然后再加上自己，如果再有两个小孩，那就是两个人要拖八个人，个人就是被掏空了嘛” 。
徐舫表示，唯有真正减轻年轻女性在家庭内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希望她们一定要付出的职责，才可能兼顾职场与家庭。她说：“你没有这个社会政策的支持，给她们现金，只是一下就用完了的。”
图为一名手中抓着红包的婴儿。中国政府从过去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路透社图片）
强制堕胎变强制生育？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催生口号与措施多为鼓励性质。但目前旅居纽约的中国独立媒体《女权之声》创始人吕频向本台表示，其实不少人在担心和观望政策是否会变成强制性。但她认为，要采取强制性生育措施比较难，因为中国政府的强项是 “让大家不做什么”，不是“要让大家做什么”。
另外，吕频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结束还没有多久，若政府转向非常明确鼓励生育，“这其实跟计划生育背道而驰，等于要承认这个非常重要国策的错误。对政府来说，这个转向不是特别（容易），因为有一个公信力的代价” 。
其次，吕频指出，要增加生育，政府其实还有很多鼓励方法可以用，目前仅在局部地方试验，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对优生学的讲究。
吕频解释，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不允许素质不高、不符合规范的孩子诞生在世上，堕胎率才会居高不下。“所以但凡有一点不健康，或者你这个孩子不是在符合规范的异性恋家庭、正式婚姻里面出生的话，这国家和社会都是主张堕胎的...政府可能不容易放弃这一点。”
中国媒体2015年曾引述一名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指出，中国每年有统计的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人次多达1300万，重复流产率高达55.9%，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报道指出，育龄妇女流产率最低为西欧，平均为11‰，美国波动在20‰-30‰，而中国高达62‰。
022年11月28日，在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纪念活动中，一名妇女手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的新冠封控政策。（路透社图片）
女性能顶半边天？政治"天花板"难突破
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提倡 “女性能顶半边天”。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2022年中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43.2%。虽还不到 “半边天”，至少差不算太远。
但若将目光转到政治界，中国女性参与比例几乎砍半，如果是资深领导阶层，女性面孔更是寥寥无几。
据中国妇女报统计，去年选出2977名第14届中国人大代表，其中妇女代表790名，占比26.54%，较上届微幅上升1.64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委员方面则选出2169人，其中487人为女性，占比22.45%。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过去13届人大妇女代表比例介于12%至24.9%之间，女政协委员比例则落在6.7%至20.4%间。
位于中国共产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委员会内，女性占比更低。2022年10月中共第20次代表大会产生376名委员与候补委员，其中仅33人为女性，比例约9%。被视为中共权力核心的24名政治局委员与7名政治局常委中，更是无一女性，打破过去20年来至少有一名女政治局委员的不成文传统。
吕频向本台分析，中国政治核心圈排除女性，是个男性同盟，其父权与威权的性质相互映射。她认为，就算是先前少数曾进入这个联盟的女性，如前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或孙春兰， “她们跟广大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是延伸兄弟们所做的事情”。
徐舫则指出，在以前中国政治权力较分散状态下，女性参与其实蛮多， “但是权力越来越集中以后，在那个金字塔的尖端，女性就会很少”。
徐舫表示，这个现象不仅导致中国数千年来缺乏正面女性政治典范，由一群男性主导制订的生育政策，也难以符合女性真实需求。她说：“这些男人，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不做家务的，没有育儿经验，心态上也不会考虑到女性真的需求是怎么样。所以，我不觉得生育率会上去。”
冯媛指出，依据目前状况，中国女性参政比例应逐步提升至少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量，在1995年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上，中国政府也有做这样的承诺”。
反家暴法上路8年女性在家更安全了吗？
冯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女权发声，早年积极投入 “反家暴立法” 倡议活动，努力十多年，2016年3月才等到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上路。
谈到反家暴法上路8年后有何成效，冯媛向本台表示，该法肯定有实质性帮助，反家暴也有一定的进展， 但程度仍远远不够。她解释：“大多数的责任机构并没有把反家暴纳入他们常规工作重点当中，也没有把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纳入日常工作。这让这些责任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求助者需求的回应相当的不够。”
由冯媛共同发起的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今年 2月底就反家暴法施行8周年发布监测报告。根据报告，截至去年8月，全国法院共发出1.5万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中2022年人民法院签发量较2021年上升34%。但每年平均不足2000份，仍与中国巨大人口总量、家庭暴力的发生状况和报警情况、告诫书情况等相比反差太大。
冯媛指出，中国目前家暴最多案例还是身体暴力为多，而身体暴力常伴随一些精神上的暴力、语言上的辱骂或经济上的控制或剥削。至于常受家暴族群，她说： “还是夫妻暴力比较多一些，也有亲子暴力。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包括对成年的女性，就是因为她没有结婚，或者她是性少数。”
冯媛呼吁当局，应把反家暴列为对公安、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民政与教育部门等十几个国家机构的具体要求，把反家暴工作纳入工作总结评估、人员能力提升和工作考核，“这是一个很重要、实实在在的一点” 。
展望下一个十年
那么，下一个十年，她们最希望看到中国女权有什么样的进展？吕频表示，现在大部份人谈的都是女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她越来越意识到，公民政治权利比什么都重要。
吕频说：“现在中国女性不允许为自己争取权利，就是说让女性决定什么权利对她们来说是重要的，以及让她们决定可以用什么方法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她认为，中国女权现在之所以被打压，就是因为女性不被允许去定义、追求自己的权利。
冯媛则希望在生育政策方面，国家能建立普惠托幼政策，建立男性强制性休育儿假政策，并将生育保险纳入全民医疗保险，“这样的话来说，才能够开始去改善妇女在生育当中承担的极不平等的这种责任和压力。”
此外，冯媛也希望能看到妇女身体自主权有更多的提升。她说：“身体自主权反映出很多指标，包括流动的权利，包括我不要生育的权利，也包括享受安全和满意性生活，但是拒绝性骚扰、拒绝性侵、拒绝家暴的这些权利。”
她强调，这个提升需要一些社会条件，包括更多妇女参与决策和立法、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具有更多性别平等的意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3月5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与会的工作人员穿过天安门广场。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中国女权发展近三十个年头，妇女意识逐渐抬头。在这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屡屡喊话妇女回归家庭，振兴国家人口。一胎化走入历史后，当局是否还能继续"“控制" 女人肚皮？中国女性的家庭、职场与政治权利又走到哪了？
今年妇女节恰逢中国全国两会。由于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成长，不少年轻人选择不婚、不生，摊开委员提案，有不少涉及催生政策。例如，有委员提议对育儿家庭引进每周一天居家办公等弹性出勤政策，也有提案建议完善未婚女性冻卵制度、将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纳入医保、延长女性产假等。
上述提案与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强调女性回归家庭、结婚生子重要性的谈话相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对全国妇联发表谈话时曾呼吁，应 “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
不过，中国女权运动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首次到北京举办开始，至今已发展近三十年。目前，中国育龄女性自我意识、教育水平双双提高，政府还管得动她们的肚皮吗？
中国女性自主权抬头"回归家庭"口号难奏效
曾见证九五世妇会的中国“资深”女权活动家冯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妇女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包括生育自主性，一直都是国家想掌控的。
“生育一胎也是国家的掌控，在生育一胎之前，国家也曾经有过鼓励生育的政策，甚至把生育五胎、六胎的评为英雄母亲。” 冯媛说，所以在中国，女性生育功能从来都不是妇女能够充分自我掌控的，“从来都是一个战场”。
为控制人口成长，中国于1979年至2015年实施严苛的一胎化政策，多数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强迫堕胎事件时有所闻；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4亿多人。但随人口老化问题浮现，北京2016年改采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进一步加码至三孩。
不过，在中国女性自主意识抬头之下，冯媛认为，当局现在喊话要妇女回归家庭，希望她们结婚生子，很难完全奏效。她说：“（中国女性）现在的自主权肯定是比以前更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就是自愿的不婚，自愿不育的比例也在提升，这都是身体自主权的一个提升。”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讲师的社会学家徐舫也认为， 中国政府 “回归家庭” 口号难有显著效果，因为中国年轻女性会权衡，20年的人生黄金年龄段，是要牺牲自己梦想，做别人的妻子、保姆或孩子的母亲，还是投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徐舫表示，不少女性选择了后者。她说：“很多大学刚毕业，觉得一路走来都受到各种肯定的女生，她肯定就想，我想要把我的职业做好，我只有这个二十年，这个是我知道该怎么做的。然后这个婚姻、孩子啊，这个太复杂了。”
一份2021年10月针对中国18到26岁“Z世代”进行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显示，受访女性中，多达43.92%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较男性多出19.29%。其中，不想结婚的主因为“不想生孩子”，占比68.83%。调查也发现，年轻人对婚姻迟疑原因包括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现代生活时空挤压、“宁缺勿滥”的择偶观、婚育高成本，以及“母职惩罚”等。
图为经过深圳街头涂鸦的几名妇女。一份2021年10月针对中国18到26岁 “Z世代” 进行的《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显示，受访女性中，多达43.92%表示 “不结婚” 和 “不确定会不会结婚” ，较男性多出19.29%。（路透社图片）
不过，冯媛强调，国家政策和法律在中国还是有很强的 “导向性”，还是可能透过影响家庭、强化家庭传统观念发挥一些效应。她解释：“特别是女性的家庭成员，包括丈夫、丈夫家人、自己父母、自己家人的压力，这些都是一种有政府政策的加持，有政府鼓励政策的加持，都会对女性造成更多的压力。”
冯媛也提到，过去 “女性能顶半边天” 与现在的 “回归家庭” 非必然对立，因为政府是想两个都做，要女性担起职场和家庭双重责任。“其实简单的说，政府既希望妇女能够参与更多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希望妇女能够生育。”
中国年轻女性不愿生归究男女不够平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6年开放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生率不升反降，从当年的13.57%降至去年的6.39%，连续7年下跌。为刺激生育，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纷纷出台二孩、三孩家庭育儿补贴，分每月、每年或一次性发放，每月发放金额约介于300至1200人民币之间。
但冯媛认为，发放津贴这种 “小恩小惠” 对催生帮助不大，因为更多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不婚或不生，除想主宰自己人生与身体外，生育成本仍不平等地落在女性身上是另一主因。
冯媛表示，不论是怀孕分娩，还是家庭的育儿分工、无酬照料与劳动，都更多是落在女性身上。“从这些角度来说，当然很多女性觉得这个（生育）是影响自己个人的发展，包括个人事业发展、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其次也有经济上的压力。”
至于本次两会委员提案是否会对催生有帮助？冯媛认为，这些提案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女性某些呼声，却没看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缺乏一个对女性友善、性别平等的全面综合社会架构。她说，若无相关建设与政策出台，“给女性弹性上班，或者给女性一点冻卵机会，我觉得第一对性别不平等没有实质上改变，第二也对催生效果不明显”。
冯媛表示，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凡是性别平等做得好的国家，不管公共、社会还是家庭领域，生育率相对来说比较高，例如北欧国家。她建议当局，应出台真正生育友好、性别平等政策，包括让男性强制性休育儿假。
长年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徐舫呼应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青壮年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养育责任，“父母然后再加上自己，如果再有两个小孩，那就是两个人要拖八个人，个人就是被掏空了嘛” 。
徐舫表示，唯有真正减轻年轻女性在家庭内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希望她们一定要付出的职责，才可能兼顾职场与家庭。她说：“你没有这个社会政策的支持，给她们现金，只是一下就用完了的。”
图为一名手中抓着红包的婴儿。中国政府从过去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路透社图片）
强制堕胎变强制生育？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催生口号与措施多为鼓励性质。但目前旅居纽约的中国独立媒体《女权之声》创始人吕频向本台表示，其实不少人在担心和观望政策是否会变成强制性。但她认为，要采取强制性生育措施比较难，因为中国政府的强项是 “让大家不做什么”，不是“要让大家做什么”。
另外，吕频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结束还没有多久，若政府转向非常明确鼓励生育，“这其实跟计划生育背道而驰，等于要承认这个非常重要国策的错误。对政府来说，这个转向不是特别（容易），因为有一个公信力的代价” 。
其次，吕频指出，要增加生育，政府其实还有很多鼓励方法可以用，目前仅在局部地方试验，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对优生学的讲究。
吕频解释，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不允许素质不高、不符合规范的孩子诞生在世上，堕胎率才会居高不下。“所以但凡有一点不健康，或者你这个孩子不是在符合规范的异性恋家庭、正式婚姻里面出生的话，这国家和社会都是主张堕胎的...政府可能不容易放弃这一点。”
中国媒体2015年曾引述一名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指出，中国每年有统计的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人次多达1300万，重复流产率高达55.9%，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报道指出，育龄妇女流产率最低为西欧，平均为11‰，美国波动在20‰-30‰，而中国高达62‰。
022年11月28日，在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纪念活动中，一名妇女手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的新冠封控政策。（路透社图片）
女性能顶半边天？政治"天花板"难突破
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提倡 “女性能顶半边天”。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2022年中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43.2%。虽还不到 “半边天”，至少差不算太远。
但若将目光转到政治界，中国女性参与比例几乎砍半，如果是资深领导阶层，女性面孔更是寥寥无几。
据中国妇女报统计，去年选出2977名第14届中国人大代表，其中妇女代表790名，占比26.54%，较上届微幅上升1.64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委员方面则选出2169人，其中487人为女性，占比22.45%。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过去13届人大妇女代表比例介于12%至24.9%之间，女政协委员比例则落在6.7%至20.4%间。
位于中国共产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委员会内，女性占比更低。2022年10月中共第20次代表大会产生376名委员与候补委员，其中仅33人为女性，比例约9%。被视为中共权力核心的24名政治局委员与7名政治局常委中，更是无一女性，打破过去20年来至少有一名女政治局委员的不成文传统。
吕频向本台分析，中国政治核心圈排除女性，是个男性同盟，其父权与威权的性质相互映射。她认为，就算是先前少数曾进入这个联盟的女性，如前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或孙春兰， “她们跟广大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是延伸兄弟们所做的事情”。
徐舫则指出，在以前中国政治权力较分散状态下，女性参与其实蛮多， “但是权力越来越集中以后，在那个金字塔的尖端，女性就会很少”。
徐舫表示，这个现象不仅导致中国数千年来缺乏正面女性政治典范，由一群男性主导制订的生育政策，也难以符合女性真实需求。她说：“这些男人，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不做家务的，没有育儿经验，心态上也不会考虑到女性真的需求是怎么样。所以，我不觉得生育率会上去。”
冯媛指出，依据目前状况，中国女性参政比例应逐步提升至少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量，在1995年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上，中国政府也有做这样的承诺”。
反家暴法上路8年女性在家更安全了吗？
冯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女权发声，早年积极投入 “反家暴立法” 倡议活动，努力十多年，2016年3月才等到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上路。
谈到反家暴法上路8年后有何成效，冯媛向本台表示，该法肯定有实质性帮助，反家暴也有一定的进展， 但程度仍远远不够。她解释：“大多数的责任机构并没有把反家暴纳入他们常规工作重点当中，也没有把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纳入日常工作。这让这些责任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求助者需求的回应相当的不够。”
由冯媛共同发起的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今年 2月底就反家暴法施行8周年发布监测报告。根据报告，截至去年8月，全国法院共发出1.5万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中2022年人民法院签发量较2021年上升34%。但每年平均不足2000份，仍与中国巨大人口总量、家庭暴力的发生状况和报警情况、告诫书情况等相比反差太大。
冯媛指出，中国目前家暴最多案例还是身体暴力为多，而身体暴力常伴随一些精神上的暴力、语言上的辱骂或经济上的控制或剥削。至于常受家暴族群，她说： “还是夫妻暴力比较多一些，也有亲子暴力。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包括对成年的女性，就是因为她没有结婚，或者她是性少数。”
冯媛呼吁当局，应把反家暴列为对公安、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民政与教育部门等十几个国家机构的具体要求，把反家暴工作纳入工作总结评估、人员能力提升和工作考核，“这是一个很重要、实实在在的一点” 。
展望下一个十年
那么，下一个十年，她们最希望看到中国女权有什么样的进展？吕频表示，现在大部份人谈的都是女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她越来越意识到，公民政治权利比什么都重要。
吕频说：“现在中国女性不允许为自己争取权利，就是说让女性决定什么权利对她们来说是重要的，以及让她们决定可以用什么方法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她认为，中国女权现在之所以被打压，就是因为女性不被允许去定义、追求自己的权利。
冯媛则希望在生育政策方面，国家能建立普惠托幼政策，建立男性强制性休育儿假政策，并将生育保险纳入全民医疗保险，“这样的话来说，才能够开始去改善妇女在生育当中承担的极不平等的这种责任和压力。”
此外，冯媛也希望能看到妇女身体自主权有更多的提升。她说：“身体自主权反映出很多指标，包括流动的权利，包括我不要生育的权利，也包括享受安全和满意性生活，但是拒绝性骚扰、拒绝性侵、拒绝家暴的这些权利。”
她强调，这个提升需要一些社会条件，包括更多妇女参与决策和立法、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具有更多性别平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