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亲”，一个听上去有些不太让人舒服的词汇。 顾名思义，断绝/切断亲缘关系，这个动作的主动性非常明显，并非由亲缘关系双方均不作为情况下被动发生的，而是由亲缘关系中的某一方，以不联络、不拜访、不问候的长期行为，逐渐弱化、直到去除亲缘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断亲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甚至大逆不道的事，家和家族是在同一个维度下的定义，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附于家族而存在，无论事业还是婚姻，事无巨细，都在家族的体系内运行。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断亲，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是因为年轻人正在变得冷漠吗？还是因为丰富多彩的手机生活更加引人入胜？又或者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社交关系”有了更多新的想法？ 答案是非常复杂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现象正在成为趋势，其背后一定是时代背景、社会变革和文化反思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的概念已经发生改变 曾几何时，“家”的概念，在中西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国家，提到家，基本上就是指“夫妻二人，以及未成年子女”。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家人绝不仅仅限于“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在纵向上至少要延伸三代，在横向上又至少要扩展到父辈的兄弟姐妹，纵横交错着一张亲缘关系网络，每一个交集点上，都有一个很容易让“歪果仁”混淆的特定称谓：舅舅、舅妈、姨妈、姨夫、姑姑、姑妈、叔叔、婶婶，以及相对应的他们的父辈和晚辈，那些更加错综复杂的称谓。 在同辈亲缘关系中，堂兄、堂弟、堂妹、堂姐、表兄、表弟、表妹、表姐，这些也都要包含在中国人“家”的概念中。 当然，以上这些称谓，是建立在多子女家庭基础之上的。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多年之后，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之间，由兄弟姐妹关系所构建的二代、三代亲缘关系正在迅速缩减、弱化。 如今，比较主流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421，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我”。 这样的家庭结构延续下去，当“我”成为“祖父一代”时，亲缘关系就变得异常简单了。 但是，如果单纯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来解释“断亲”，是缺乏时代属性的。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独生子女涵盖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之后出生的大部分人群，直到00后。 直到几年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有了松动迹象，但新一代育龄人口对于生育多名子女的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热衷，可以想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家庭仍将是中国家庭的主流形态。 于是，中西方关于“家”的概念，也将逐渐趋同。 而对于“家”的认知改变，就是“断亲”现象的社会化基础。 多代同堂的格局已经打破 民国时期，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祁家四代人，共同居住在胡同的院子里。 上世纪90年代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小女儿居住在同一个单元楼里。 这样的家庭生活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房供给的充足，以及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独立性的需求日益增多，在物理意义上的多代共居被打破成多个独立的小家庭，即便父母家有足够的居所条件，很多青年夫妻依然愿意选择“另立门户”。 亲缘关系的物理空间属性是不容忽视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中，更容易促成亲缘关系的密度，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关系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剧，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后，与原乡的亲缘关系缺乏空间的纽带；另一方面是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住房出现了巨大的改善。 比如拆迁改造的演进过程中，加速了从“家族”到“家庭”的裂变，从而让亲缘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物理交流距离变得更远，潜移默化地为亲戚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一层看不见的墙。 手机的出现突破了亲缘社交的藩篱 前互联网时代，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具有极强的空间属性，逢年过节走亲戚，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互联网时代，亲缘关系在空间属性之外，有了更加便捷的互联网属性。 当智能手机出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亲缘关系的传统藩篱彻底被打破，微信家庭群、家族群成为了亲戚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在很多中国式家族微信群中，年轻人沉默是比较常见的状态，而父辈、祖父辈在频密的微信群聊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干涉（冒犯）到晚辈的个人生活状态——过问工作情况、过问婚恋状态、过问生育计划——这几项是最被年轻一代所排斥的亲缘交流。 于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到了需要拜访亲戚、维系亲缘关系的时刻，年轻人积郁很久的负面情绪，就成了对抗亲缘关系的出口。 “断亲”，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结语：构筑新型亲缘关系 需要时间与空间 “断亲”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形态改变的必然。 传统中国社会，“分家”则意味着家庭不睦，甚至被认为是家门不幸。在物质并不充盈的旧时代，家族化生活方式的好处是财权的统一，让家族成员的配给有了一定保障。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物质的充盈，让成年后的子女独立生活成为主流，这种独立既包括空间的独立，也包括财权的独立。而这两点恰恰是亲缘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构成。 上世纪中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点，其社会交往的熟人圈子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凡是“圈子”波纹涉及的成员都互相产生联系，并且推出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薄。 由是，传统社交以血缘和人情为核心圈层，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断亲”是对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差序格局的重大挑战。 这种挑战到底是好是坏，并不能在此下一个简单的结论，非此即彼的二元式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用于评判“断亲”现象。 一方面，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族关系是社会和谐、人丁兴旺的表征； 但在另一方面，着力于冒犯和干涉个人隐私的亲缘维系，又与今天崇尚自由、民主、独立思考的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主张格格不入，并不值得推崇与鼓励。 如何在亲缘与尊重之间寻找出一条更具合理性的通道，让亲缘得以维系的同时，又不会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负累，是值得所有人思考与尝试的课题。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当然不可能真正地断绝亲缘关系，那些来自父辈的亲情，仍将源源不断地在悠长岁月中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晚辈身上，所谓断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格化的情绪表达。 我相信，随着新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与成熟，以及重构之后的中国新型家庭关系的稳固，亲缘关系仍有着很强的连接必要与可能性。 毕竟，这种生理性的连接，并不像明显偏向物质化状态的社会性连接一样，说断，就能断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国家，那些深藏于每一个国人身体之内的基因，对于家庭观念的认可，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总会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显露出来。 只要我们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认知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家族化的亲缘关系就不会轻易消失。当今天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断亲”的年轻人，终于成为像他们父辈一样成熟的中年人之后，他们一定也会理解这个道理。 彼时，他们在与有着或近或远血缘关系的晚辈进行亲缘交往的过程中，对于基础社交礼仪的认知，也许会有本质的提升。 毕竟，他们曾经经历过那种冒犯。当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式的共生家庭氛围和状态，估计是一去不复返了。
“断亲”，一个听上去有些不太让人舒服的词汇。
顾名思义，断绝/切断亲缘关系，这个动作的主动性非常明显，并非由亲缘关系双方均不作为情况下被动发生的，而是由亲缘关系中的某一方，以不联络、不拜访、不问候的长期行为，逐渐弱化、直到去除亲缘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断亲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甚至大逆不道的事，家和家族是在同一个维度下的定义，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附于家族而存在，无论事业还是婚姻，事无巨细，都在家族的体系内运行。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断亲，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是因为年轻人正在变得冷漠吗？还是因为丰富多彩的手机生活更加引人入胜？又或者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社交关系”有了更多新的想法？
答案是非常复杂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现象正在成为趋势，其背后一定是时代背景、社会变革和文化反思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的概念已经发生改变
曾几何时，“家”的概念，在中西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国家，提到家，基本上就是指“夫妻二人，以及未成年子女”。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家人绝不仅仅限于“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在纵向上至少要延伸三代，在横向上又至少要扩展到父辈的兄弟姐妹，纵横交错着一张亲缘关系网络，每一个交集点上，都有一个很容易让“歪果仁”混淆的特定称谓：舅舅、舅妈、姨妈、姨夫、姑姑、姑妈、叔叔、婶婶，以及相对应的他们的父辈和晚辈，那些更加错综复杂的称谓。
在同辈亲缘关系中，堂兄、堂弟、堂妹、堂姐、表兄、表弟、表妹、表姐，这些也都要包含在中国人“家”的概念中。
当然，以上这些称谓，是建立在多子女家庭基础之上的。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多年之后，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之间，由兄弟姐妹关系所构建的二代、三代亲缘关系正在迅速缩减、弱化。
如今，比较主流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421，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我”。
这样的家庭结构延续下去，当“我”成为“祖父一代”时，亲缘关系就变得异常简单了。
但是，如果单纯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来解释“断亲”，是缺乏时代属性的。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独生子女涵盖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之后出生的大部分人群，直到00后。
直到几年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有了松动迹象，但新一代育龄人口对于生育多名子女的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热衷，可以想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家庭仍将是中国家庭的主流形态。
于是，中西方关于“家”的概念，也将逐渐趋同。
而对于“家”的认知改变，就是“断亲”现象的社会化基础。
多代同堂的格局已经打破
民国时期，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祁家四代人，共同居住在胡同的院子里。
上世纪90年代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小女儿居住在同一个单元楼里。
这样的家庭生活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房供给的充足，以及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独立性的需求日益增多，在物理意义上的多代共居被打破成多个独立的小家庭，即便父母家有足够的居所条件，很多青年夫妻依然愿意选择“另立门户”。
亲缘关系的物理空间属性是不容忽视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中，更容易促成亲缘关系的密度，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关系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剧，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后，与原乡的亲缘关系缺乏空间的纽带；另一方面是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住房出现了巨大的改善。
比如拆迁改造的演进过程中，加速了从“家族”到“家庭”的裂变，从而让亲缘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物理交流距离变得更远，潜移默化地为亲戚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一层看不见的墙。
手机的出现突破了亲缘社交的藩篱
前互联网时代，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具有极强的空间属性，逢年过节走亲戚，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互联网时代，亲缘关系在空间属性之外，有了更加便捷的互联网属性。
当智能手机出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亲缘关系的传统藩篱彻底被打破，微信家庭群、家族群成为了亲戚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在很多中国式家族微信群中，年轻人沉默是比较常见的状态，而父辈、祖父辈在频密的微信群聊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干涉（冒犯）到晚辈的个人生活状态——过问工作情况、过问婚恋状态、过问生育计划——这几项是最被年轻一代所排斥的亲缘交流。
于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到了需要拜访亲戚、维系亲缘关系的时刻，年轻人积郁很久的负面情绪，就成了对抗亲缘关系的出口。
“断亲”，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结语：构筑新型亲缘关系 需要时间与空间
“断亲”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形态改变的必然。
传统中国社会，“分家”则意味着家庭不睦，甚至被认为是家门不幸。在物质并不充盈的旧时代，家族化生活方式的好处是财权的统一，让家族成员的配给有了一定保障。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物质的充盈，让成年后的子女独立生活成为主流，这种独立既包括空间的独立，也包括财权的独立。而这两点恰恰是亲缘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构成。
上世纪中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点，其社会交往的熟人圈子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凡是“圈子”波纹涉及的成员都互相产生联系，并且推出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薄。
由是，传统社交以血缘和人情为核心圈层，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断亲”是对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差序格局的重大挑战。
这种挑战到底是好是坏，并不能在此下一个简单的结论，非此即彼的二元式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用于评判“断亲”现象。
一方面，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族关系是社会和谐、人丁兴旺的表征；
但在另一方面，着力于冒犯和干涉个人隐私的亲缘维系，又与今天崇尚自由、民主、独立思考的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主张格格不入，并不值得推崇与鼓励。
如何在亲缘与尊重之间寻找出一条更具合理性的通道，让亲缘得以维系的同时，又不会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负累，是值得所有人思考与尝试的课题。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当然不可能真正地断绝亲缘关系，那些来自父辈的亲情，仍将源源不断地在悠长岁月中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晚辈身上，所谓断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格化的情绪表达。
我相信，随着新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与成熟，以及重构之后的中国新型家庭关系的稳固，亲缘关系仍有着很强的连接必要与可能性。
毕竟，这种生理性的连接，并不像明显偏向物质化状态的社会性连接一样，说断，就能断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国家，那些深藏于每一个国人身体之内的基因，对于家庭观念的认可，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总会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显露出来。
只要我们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认知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家族化的亲缘关系就不会轻易消失。当今天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断亲”的年轻人，终于成为像他们父辈一样成熟的中年人之后，他们一定也会理解这个道理。
彼时，他们在与有着或近或远血缘关系的晚辈进行亲缘交往的过程中，对于基础社交礼仪的认知，也许会有本质的提升。
毕竟，他们曾经经历过那种冒犯。当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式的共生家庭氛围和状态，估计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