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一系列抗议在中文世界引起广泛讨论，很多人称之为“美国之春”，认为美国的深层次矛盾终于被巴以问题激发出来了。
其实自去年10月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内就抗议不断，今年春季以来，学生们深感管理层的冷漠与无动于衷，策略逐渐激进。
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
图：shutterstock
数日前，哥伦比亚大学遭警察清场，大量学生被捕，紧张局势达到高潮，抗议活动在几天内迅速蔓延到全美乃至全球百余所高校。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可与过去60年中的其他重大抗议运动相比肩，比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行动。
勇敢的大学生们高呼着“撤资、停火、切断军援”等口号，用帐篷搭起了美国社会的良心。随着高校反战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也勾起了人们对美国大学生历史上历次抗争的回忆，这既是传统，也是无数人的青春。
哥伦比亚大学，大量学生被捕
图：Gwynne Hogan/THE CITY
从民意撕裂到世代觉醒
战争的噩梦持续笼罩着巴勒斯坦。据加沙卫生部称截止4月27日，加沙死亡人数已达34388人，以色列的攻势导致加沙85%的人流离失所，60%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或摧毁，食品、清洁水和药品严重短缺。
CBS/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开战以来，愈来愈多的美国年轻人站到了声援巴勒斯坦的一边，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超过三分之一的三十岁以下成年人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远超那些更同情以色列的群体。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对全球问题的敏感，正在重塑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行动。
哥大，抗议营地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很明显。主流媒体擅长控制舆论，时政评论员中犹太族裔也明显多于穆斯林族裔。
独立调查机构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这样的美国头部媒体超过1000篇有关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报道做了梳理，并分析其中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语境，发现在他们的报道中透露着对巴勒斯坦人的严重偏见。
分析指出，这些报纸在描述冲突中的死亡时，不成比例地强调了以色列人的伤亡。在报道中，“以色列人”一词的出现频率远超“巴勒斯坦人”，尽管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远高于以色列。
此外，当报道以色列人遇害时，经常使用“屠杀”等高度情绪化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很少用于描述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更讽刺的是尽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现代人类历史上对儿童最致命的战争，但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却很少提及“儿童”一词。
这些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熟练于操纵舆论，他们最恐惧的事情之一，就是学生群体的觉醒。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运动中，年轻人经常被指责不尊重长辈，不尊重教育，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未来，终将是属于谁的。
翻阅历史，从种族歧视的静坐示威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这些由年轻人领导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即使在肯特州立大学屠杀事件后，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众对枪杀抗议者的国民警卫队的同情也超过了对抗议者的同情。
屠杀事件当天
学生在进行反美军进入柬埔寨抗议活动
过程中，国民警卫队向学生开枪
图：wiki
而这次以色列的情况同样也不例外，年长的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是对立面的数倍，超过一半的年长美国人对以色列政府持积极看法。
但在年轻世代眼中，美国保守派中老年的压制，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他们一方面享受战争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收益，一方面将其包装为自由民主的胜利，是赤裸裸的双标，是对贫穷国家苦难的熟视无睹。
而年青一代既享受不到上一辈的时代糖霜，更不想与这可憎的战争行径同流合污，他们需要自己的声音和组织，可以是街头，也可以是TT或任何别的东西，这在保守派眼里如同造反，故而给他们贴上反犹主义、破坏校园学术环境等罪名。
从麻木不仁到进步主义
曾几何时，美国大学被视为精英阶级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阶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美国各处大学经费大量依赖于奴隶制带来的血泪利润，《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通过让大学靠着掠夺北美原住民的土地得以大肆扩土。
在那个时代，多数出身精英阶级的学生对于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奴隶制遗产，以及大学高墙之外的种族灭绝现象普遍麻木不仁，鲜有学生提出异议。
但随着20世纪左翼思潮的不断勃发，以及公立大学的崛起，美国大学逐渐多样化，越来越多普通人踏入大学校园。这些学生出身社会基层，进步思想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大学生们开始逐步转变为捍卫集体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前线斗士，标志着一个由精英主导的教育体系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转变，学生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改变的推动者。
2024 年 4 月 26 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抗议营地
1970年5月，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抗议浪潮爆发，883所校园超过一百万学生参与其中。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军进入柬埔寨，意图破坏北越补给线，此举立即遭到全球谴责，特别是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引起强烈反响。
仅五天后，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向抗议学生开枪，造成四人死亡，九人受伤，引发全国范围的学生罢课。多所大学发生抗议、游行、占领教学楼、袭击军训设施及与警察冲突等事件，导致97所校园停课。
前人的鲜血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生们在大学管理中建立了自己的力量，并组建了属于学生的游说团体。1972年，美国的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这让学生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等到了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之时，学生群体已经积累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组织也更为严密。
他们对大学管理部门的要求与今天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者的要求几乎完全相同。要求大学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或从中获利的公司撤资，行动取得了成效，155所大学最终撤资。
1978 年，哈佛举行的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要求撤资游行
图：网络
这种强大的学生动力最终从校园延伸到政治领域。1986年，受到持续抗议活动的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正式实施了对南非的撤资政策。一次次运动凸显了美国年轻一代在推动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也为今天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环境塑造立场
众所周知，大学校园本身正是激发政治积极性的熔炉，学术自由让这里成为了批判性对话的舞台，让学生得以深入探讨并质疑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尤其是这些策略对人权和全球安全的潜在影响。在此环境下，反战运动等社会动力往往得以孕育和发展。
一个健全的高等教育机构就应该承担着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公民意识的重要责任，这才可以鼓励学生基于道德原则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行动。
大学也成了大多数当代美国年轻人首次以批判性视角观察世界的地方，从而成为社会运动的孵化器。这种观念和环境的结合，为培养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行动力的年轻一代提供了理想条件。
美国大学校园里，教职工们大多也都在昔日的反战时代耳闻目染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从反对越战到占领华尔街，不同时代的老师们也算是给学生们做了亲身示范，在课堂外展示了对抗不公和倡导改变的重要性。
他们希望将社会责任和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的决心，进一步激励了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公正和政治改革。这在哥大教授们集体罢工声援学生的声浪中也可见一斑。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抗议营地
美国的源泉
美国的保守派政客和精英们盘踞在资本的财宝堆上，抱着第三世界人民的鲜血酿成的大国利益，拒绝承认年轻一代对正义的渴望，以及他们为了一个更公平世界所做的不懈努力，白宫、国会山和华尔街在学生眼中已然成为了阻碍人类点燃希望的恶龙。
从六十年代的反战抗议到今天为巴勒斯坦人权而斗争的运动，这些年轻人证明了他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的反抗火炬，还将其燃烧得更加热烈。
尽管饱受抹黑和误解，但美国大学生的抗争精神是不可抑制的，他们的声音也象征一种集体觉醒，告诉美国人民，即使到了21世纪20年代，美国的道德状况也没有比六十年前进步多少，拒绝默许暴行，可以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最后让我借用1964年民权运动中，占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普劳尔大厅的抗议学生领袖马里奥·萨维奥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聒噪：
总有一天，机器的运作会变得如此可憎，以至于你心生厌恶，无法容忍自己参与其中。你甚至不能被动地接受。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放在机器的齿轮上，车轮上，杠杆上，放在所有设备上，你们必须让它停下来。你们要向运行机器的人，向拥有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是自由的，否则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今天，就在萨维奥激昂陈词的台阶上，正矗立着一顶声援加沙解放巴勒斯坦的帐篷。
最近，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一系列抗议在中文世界引起广泛讨论，很多人称之为“美国之春”，认为美国的深层次矛盾终于被巴以问题激发出来了。
其实自去年10月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内就抗议不断，今年春季以来，学生们深感管理层的冷漠与无动于衷，策略逐渐激进。
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
图：shutterstock
数日前，哥伦比亚大学遭警察清场，大量学生被捕，紧张局势达到高潮，抗议活动在几天内迅速蔓延到全美乃至全球百余所高校。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可与过去60年中的其他重大抗议运动相比肩，比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行动。
勇敢的大学生们高呼着“撤资、停火、切断军援”等口号，用帐篷搭起了美国社会的良心。随着高校反战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也勾起了人们对美国大学生历史上历次抗争的回忆，这既是传统，也是无数人的青春。
哥伦比亚大学，大量学生被捕
图：Gwynne Hogan/THE CITY
从民意撕裂到世代觉醒
战争的噩梦持续笼罩着巴勒斯坦。据加沙卫生部称截止4月27日，加沙死亡人数已达34388人，以色列的攻势导致加沙85%的人流离失所，60%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或摧毁，食品、清洁水和药品严重短缺。
CBS/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开战以来，愈来愈多的美国年轻人站到了声援巴勒斯坦的一边，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超过三分之一的三十岁以下成年人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远超那些更同情以色列的群体。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对全球问题的敏感，正在重塑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行动。
哥大，抗议营地
图：shutterstock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很明显。主流媒体擅长控制舆论，时政评论员中犹太族裔也明显多于穆斯林族裔。
独立调查机构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这样的美国头部媒体超过1000篇有关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报道做了梳理，并分析其中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语境，发现在他们的报道中透露着对巴勒斯坦人的严重偏见。
分析指出，这些报纸在描述冲突中的死亡时，不成比例地强调了以色列人的伤亡。在报道中，“以色列人”一词的出现频率远超“巴勒斯坦人”，尽管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远高于以色列。
此外，当报道以色列人遇害时，经常使用“屠杀”等高度情绪化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很少用于描述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更讽刺的是尽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现代人类历史上对儿童最致命的战争，但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却很少提及“儿童”一词。
这些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熟练于操纵舆论，他们最恐惧的事情之一，就是学生群体的觉醒。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运动中，年轻人经常被指责不尊重长辈，不尊重教育，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未来，终将是属于谁的。
翻阅历史，从种族歧视的静坐示威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这些由年轻人领导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即使在肯特州立大学屠杀事件后，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众对枪杀抗议者的国民警卫队的同情也超过了对抗议者的同情。
屠杀事件当天
学生在进行反美军进入柬埔寨抗议活动
过程中，国民警卫队向学生开枪
图：wiki
而这次以色列的情况同样也不例外，年长的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是对立面的数倍，超过一半的年长美国人对以色列政府持积极看法。
但在年轻世代眼中，美国保守派中老年的压制，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他们一方面享受战争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收益，一方面将其包装为自由民主的胜利，是赤裸裸的双标，是对贫穷国家苦难的熟视无睹。
而年青一代既享受不到上一辈的时代糖霜，更不想与这可憎的战争行径同流合污，他们需要自己的声音和组织，可以是街头，也可以是TT或任何别的东西，这在保守派眼里如同造反，故而给他们贴上反犹主义、破坏校园学术环境等罪名。
从麻木不仁到进步主义
曾几何时，美国大学被视为精英阶级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阶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美国各处大学经费大量依赖于奴隶制带来的血泪利润，《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通过让大学靠着掠夺北美原住民的土地得以大肆扩土。
在那个时代，多数出身精英阶级的学生对于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奴隶制遗产，以及大学高墙之外的种族灭绝现象普遍麻木不仁，鲜有学生提出异议。
但随着20世纪左翼思潮的不断勃发，以及公立大学的崛起，美国大学逐渐多样化，越来越多普通人踏入大学校园。这些学生出身社会基层，进步思想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大学生们开始逐步转变为捍卫集体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前线斗士，标志着一个由精英主导的教育体系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转变，学生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改变的推动者。
2024 年 4 月 26 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抗议营地
图：shutterstock
1970年5月，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抗议浪潮爆发，883所校园超过一百万学生参与其中。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军进入柬埔寨，意图破坏北越补给线，此举立即遭到全球谴责，特别是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引起强烈反响。
仅五天后，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向抗议学生开枪，造成四人死亡，九人受伤，引发全国范围的学生罢课。多所大学发生抗议、游行、占领教学楼、袭击军训设施及与警察冲突等事件，导致97所校园停课。
前人的鲜血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生们在大学管理中建立了自己的力量，并组建了属于学生的游说团体。1972年，美国的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这让学生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等到了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之时，学生群体已经积累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组织也更为严密。
他们对大学管理部门的要求与今天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者的要求几乎完全相同。要求大学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或从中获利的公司撤资，行动取得了成效，155所大学最终撤资。
1978 年，哈佛举行的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要求撤资游行
图：网络
这种强大的学生动力最终从校园延伸到政治领域。1986年，受到持续抗议活动的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正式实施了对南非的撤资政策。一次次运动凸显了美国年轻一代在推动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也为今天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环境塑造立场
众所周知，大学校园本身正是激发政治积极性的熔炉，学术自由让这里成为了批判性对话的舞台，让学生得以深入探讨并质疑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尤其是这些策略对人权和全球安全的潜在影响。在此环境下，反战运动等社会动力往往得以孕育和发展。
一个健全的高等教育机构就应该承担着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公民意识的重要责任，这才可以鼓励学生基于道德原则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行动。
大学也成了大多数当代美国年轻人首次以批判性视角观察世界的地方，从而成为社会运动的孵化器。这种观念和环境的结合，为培养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行动力的年轻一代提供了理想条件。
美国大学校园里，教职工们大多也都在昔日的反战时代耳闻目染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从反对越战到占领华尔街，不同时代的老师们也算是给学生们做了亲身示范，在课堂外展示了对抗不公和倡导改变的重要性。
他们希望将社会责任和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的决心，进一步激励了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公正和政治改革。这在哥大教授们集体罢工声援学生的声浪中也可见一斑。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抗议营地
图：shutterstock
美国的源泉
美国的保守派政客和精英们盘踞在资本的财宝堆上，抱着第三世界人民的鲜血酿成的大国利益，拒绝承认年轻一代对正义的渴望，以及他们为了一个更公平世界所做的不懈努力，白宫、国会山和华尔街在学生眼中已然成为了阻碍人类点燃希望的恶龙。
从六十年代的反战抗议到今天为巴勒斯坦人权而斗争的运动，这些年轻人证明了他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的反抗火炬，还将其燃烧得更加热烈。
尽管饱受抹黑和误解，但美国大学生的抗争精神是不可抑制的，他们的声音也象征一种集体觉醒，告诉美国人民，即使到了21世纪20年代，美国的道德状况也没有比六十年前进步多少，拒绝默许暴行，可以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最后让我借用1964年民权运动中，占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普劳尔大厅的抗议学生领袖马里奥·萨维奥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聒噪：
总有一天，机器的运作会变得如此可憎，以至于你心生厌恶，无法容忍自己参与其中。你甚至不能被动地接受。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放在机器的齿轮上，车轮上，杠杆上，放在所有设备上，你们必须让它停下来。你们要向运行机器的人，向拥有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是自由的，否则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今天，就在萨维奥激昂陈词的台阶上，正矗立着一顶声援加沙解放巴勒斯坦的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