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加班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冲刺“开门红”持续加班而累到发烧的伊琳怎么也想不明白。“工作加班就能完成吗？周末多打两天的电话就能换来KPI达标吗？”
她递上病假单，申请本周六休息。不料领导回复，“可以，但是你要在之后的工作中把加班时长补回来”。
“辞职。”伊琳下定决心。那个压抑、蛰伏了近一年的“种子”在这一刻破土而出，野蛮疯长。
搜索社交平台，选择主动砸掉“金饭碗”的银行人不在少数。他们有人放声高喊“Dobby is free”，有人来不及放松便又为生计忙碌……
压死骆驼的不止一根稻草，导致辞职的也非“一夕之功”。
是什么压垮了银行人？一辞真能解千愁？裸辞之后，又该何去何从？
难以完成的KPI与无尽的PUA
回想起彻底离开银行那天，伊琳笑道，解脱了。
“那时候有一种从监狱里出来的感觉，因为我们行会实时定位你人在哪里。就算你出去跑客户，也要带水印拍定位照片。”
一年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伊琳以管培生的身份加入了这家头部城商行。稳定、工资高、平台大，伊琳接下offer的原因很简单。
但入职后伊琳方才发现，真正“高”“大”的，其实是行里的KPI和领导画的“饼”。
说好管培生“轮岗”，实际直接定岗客户经理；哪怕身在“新手村”，仍要背负年新增5000万-8000万AUM的高额指标。AUM，即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是近几年银行零售板块常见的量化指标。
据伊琳分享，全年KPI的半数要在“开门红”、也就是首季度内完成。“平时我们是周周盘客户，开门红就是一天一盘，一周要完成之前一个月的量。”
这样高的KPI能完成吗？当然不能。
完不成怎么办？强制性加班。
加班就能完成吗？不能，所以周末继续加。
加班干什么？打电话推销。
每天至少完成20个通话30秒以上的“有效”电销；每天至少拜访三个客户。这是伊琳的每日“功课”。而若不能从电销和拜访中挖掘出客户，那便只能重复这个操作。
也因着“开门红”，伊琳2月递交的离职申请直至4月才获通过。而在此期间，类似“现在市场这么不好，出去以后你肯定也找不到好工作”的话，伊琳不知听了多少句。
在一股份行任理财经理的江楠将这类话术统归为“PUA”。同类的还有“你在这儿已经熬了这么久，过去多么不容易”“行业不可能一直这么差，已经到了最差的时候，慢慢都会好起来”……
但因着这些话，江楠还是带着每月2800元的工资强撑了一年，才终于意识到，“好像好不起来”。
“以前我是完全没有自己生活的，完全没有”，回望自己的银行生涯，江楠感慨道。早8点半上班、晚八九点下班、周末还会被外派去很远的地方办信用卡“无偿加班”……这样的日子，江楠过了整整三年。
“断崖式”降薪
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无非钱多事少离家近。
但现实往往充满着残酷的“不可能三角”。不过，三者若真能取其二，亦可视作上上大吉。
曾经的江楠便是如此，虽然业务繁忙、工作辛苦，但“高薪”之下，这般付出倒也称得上一句“值得”。
不料，2023年6月，一阵名为“降本增效”的飓风吹过，江楠的“高薪”生涯就此终结。如何与每月两千多元的到手薪资和解，成为了摆在江楠面前的新生活课题。
江楠研究生毕业便来到这家银行，工作于某一线城市最核心地段、业绩最好的网点。她选择银行业的原因和伊琳类似，招得多、给得也多。
“2022年收入其实还不错，月均两三万”，江楠回忆道，“在业绩比较好的月份，像我这种工龄比较短的，月薪5万也达到过”。
一般来说，银行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福利津贴三部分组成。其中，绩效奖金占绝对“大头”。
据江楠分享，该轮降本增效便是对绩效体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一线员工的绩效收入明显大减。“比如新进100万存款的绩效奖励直接少了一个‘0’。”
“负绩效”更令江楠的收入雪上加霜。
以AUM为例，江楠所在行对这一指标的要求是“只增不减”。比如有客户想转出1000万元去买房，若月底理财经理没能将这1000万AUM补齐，便会形成负绩效，体现在下个月的收入减项中。
“假如下个月有一单保险的收入是2000块钱，但上个月你还欠了公司3000块钱，那等于你这个月还欠公司1000块钱，等着再下个月继续扣”，江楠讲道，“但市面上哪有那么多新资金呢？”
再结合分行层面的整体绩效打折，和江楠一样靠3500元或2800元底薪生活的同事数量不少。“我离职的时候，我们团队只剩1/3的员工了。”
类似的“断崖式降薪”也出现在了王冬身上。但不同的是，他的“冬风”名为“报行合一”。
“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给监管部门报送产品审批或备案材料中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要与实际使用保持一致。作为降低“费差”风险的有力手段，“报行合一”有效维护了消费者利益，更长期利好寿险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但对于银行一线销售人员而言，现阶段，“报行合一”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相对更为直观。
2020年，乘着银行业大零售转型的东风，王冬自PE跳槽至某股份行。在５月裸辞前，他已是该行某二线城市分行的私行财富顾问团队总经理。
据王冬分享，从前20%的绩优员工收入结构来看，去年7月之前，保险贡献了员工们80%的绩效收入。故而保险手续费收入的下调，王冬及其同事首当其冲。
“至少是打了3到5折”，王冬叹道。如果说此前王冬团队员工平均薪酬为50万，那么政策调整后，年收入30万就已算是“天花板”级别。
收入下滑，考核指标不降反增。王冬向搜狐财经倾诉道，“各种业务特别多，理财、保险、基金、信用卡……有时候完全没办法遵从自己的想法从客户层面去做资产配置，只能跟着行里任务走。”
近几年，投资者因私募、信托等产品暴雷而向银行维权的事件不胜枚举。
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先扛不住的“甲状腺”
江楠还记得，那是去年的6月29日，年中冲刺结束前日。此前一段时间她已感觉身体不适，还跟同事说，“我7月1号就请假去医院查查”。
6月29日晚，她回到家，家里人看着她觉得不对劲，“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在抖”。江楠遂去到医院检查，当晚便被留院查看。
“甲亢”，检查结果上清晰写着。“最严重的时候躺在床上静息心率每分钟200多下，完全不能动。”
近年来，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等内分泌系统疾病在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群体中发病率不断上升。长期高压、熬夜与剧烈的情绪波动都是甲状腺疾病的主要诱因。
作为曾管理着500余名客户的一线理财经理，江楠在承受自身绩效、薪资压力之余，还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客户们的“情绪垃圾桶”，消化着来自客户的各类“负能量”。
江楠记得，有客户半夜12点多打电话，她睡着了没能接到，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客户投诉。也有客户拉着她分享了一下午家里的难过事，“我越听越难过，越听越难过，我恨不得跟她一起哭”。
离职脱密期间，江楠接受了系统治疗，目前身体状态已有很大好转。
不只是客户经理，身在国际业务部的周梦同样受到了甲状腺疾病的困扰。
在入职第二年的体检中，周梦新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当时蛮担心的，结果一问同事，大家都很无所谓，说我们都有你不用在意。”
内分泌失调之下，周梦的免疫力也有所下滑。在一次甲流高烧之际，周梦第一次萌生出“我真的不想干了”的念头。“工作它好像并不重要，我只想健康地活下去。”
3月，周梦和部门领导们沟通完毕，进入离职倒计时。周梦觉得自己生发出了从未拥有过的强大力量——掌握自己人生的力量。“那周就连挤地铁都心情愉悦。”
“有价值感”的未来
一辞能否解千愁？
其实不能。
“会开始想接下来做什么。”离职那天，江楠觉得没有自己预想中那么快乐，很平静。
关于未来，可以确定的是，江楠不会再选择金融行业了。“换个地方做销售，其实没什么差别，大环境确实不好”，江楠分析道。
目前，江楠打算一边休息一边准备专业考试。互联网大厂是她设想的下一站。
周梦同样在休整阶段，上一份工作给她留下的伤害还需要很多时间去抹平。离职后，她火速逃离一线，在一个秀丽水乡租了一年的房子，以供自己喘息和探索未来。
即便如今已辞职两个月，但只要提到工作，周梦说，她还是会止不住的恐惧颤抖。那些深夜响起的电话、领导无故的谩骂、永远也写不完的尽调报告彷佛合成了一朵沉重的、浓稠的云，将她笼罩其中。她压抑、困苦，却又动弹不得。
“我希望能在工作中感到有意义。”出于这一目的，周梦想尝试着转向教育赛道，“感觉会有比较快的正反馈，起码一直会有人给你反馈，不像是‘螺丝钉’”。
伊琳则更“居安思危”。早在大学刚毕业时，她便考下了健身教练的资质。“我不能以一样东西为生，要有赖以生存的技术。”
如今，伊琳开了一家自己的健身馆，馆内活跃会员百余名。“第一年希望能有50万左右的净利润。”对于健身馆的未来，伊琳充满信心。
王冬则选择带着自己的私行团队逐浪高端保险。
事实上，大多数银行裸辞人仍将职业生涯的下一站选在了金融业。“金融这种软性的技能其实比较难跨行业运用，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泛金融这个大框架里面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王冬分析道。
王冬希望能够打造一支带着鲜明银行转型标签的、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团队。用他的话说，银行背景的人从事保险是对传统保险销售的“降维打击”。
目前，王冬也在吸纳人才、充实团队。过往年收入50万，是他的硬性筛选指标。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旧日的荣光也难逃被新潮所代替。银行之外的生活，也自有一番广阔天地。
“有告别才能有好的开始”，对于未来的生活，江楠始终充满期待。
“周末加班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冲刺“开门红”持续加班而累到发烧的伊琳怎么也想不明白。“工作加班就能完成吗？周末多打两天的电话就能换来KPI达标吗？”
她递上病假单，申请本周六休息。不料领导回复，“可以，但是你要在之后的工作中把加班时长补回来”。
“辞职。”伊琳下定决心。那个压抑、蛰伏了近一年的“种子”在这一刻破土而出，野蛮疯长。
搜索社交平台，选择主动砸掉“金饭碗”的银行人不在少数。他们有人放声高喊“Dobby is free”，有人来不及放松便又为生计忙碌……
压死骆驼的不止一根稻草，导致辞职的也非“一夕之功”。
是什么压垮了银行人？一辞真能解千愁？裸辞之后，又该何去何从？
难以完成的KPI与无尽的PUA
回想起彻底离开银行那天，伊琳笑道，解脱了。
“那时候有一种从监狱里出来的感觉，因为我们行会实时定位你人在哪里。就算你出去跑客户，也要带水印拍定位照片。”
一年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伊琳以管培生的身份加入了这家头部城商行。稳定、工资高、平台大，伊琳接下offer的原因很简单。
但入职后伊琳方才发现，真正“高”“大”的，其实是行里的KPI和领导画的“饼”。
说好管培生“轮岗”，实际直接定岗客户经理；哪怕身在“新手村”，仍要背负年新增5000万-8000万AUM的高额指标。AUM，即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是近几年银行零售板块常见的量化指标。
据伊琳分享，全年KPI的半数要在“开门红”、也就是首季度内完成。“平时我们是周周盘客户，开门红就是一天一盘，一周要完成之前一个月的量。”
这样高的KPI能完成吗？当然不能。
完不成怎么办？强制性加班。
加班就能完成吗？不能，所以周末继续加。
加班干什么？打电话推销。
每天至少完成20个通话30秒以上的“有效”电销；每天至少拜访三个客户。这是伊琳的每日“功课”。而若不能从电销和拜访中挖掘出客户，那便只能重复这个操作。
也因着“开门红”，伊琳2月递交的离职申请直至4月才获通过。而在此期间，类似“现在市场这么不好，出去以后你肯定也找不到好工作”的话，伊琳不知听了多少句。
在一股份行任理财经理的江楠将这类话术统归为“PUA”。同类的还有“你在这儿已经熬了这么久，过去多么不容易”“行业不可能一直这么差，已经到了最差的时候，慢慢都会好起来”……
但因着这些话，江楠还是带着每月2800元的工资强撑了一年，才终于意识到，“好像好不起来”。
“以前我是完全没有自己生活的，完全没有”，回望自己的银行生涯，江楠感慨道。早8点半上班、晚八九点下班、周末还会被外派去很远的地方办信用卡“无偿加班”……这样的日子，江楠过了整整三年。
“断崖式”降薪
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无非钱多事少离家近。
但现实往往充满着残酷的“不可能三角”。不过，三者若真能取其二，亦可视作上上大吉。
曾经的江楠便是如此，虽然业务繁忙、工作辛苦，但“高薪”之下，这般付出倒也称得上一句“值得”。
不料，2023年6月，一阵名为“降本增效”的飓风吹过，江楠的“高薪”生涯就此终结。如何与每月两千多元的到手薪资和解，成为了摆在江楠面前的新生活课题。
江楠研究生毕业便来到这家银行，工作于某一线城市最核心地段、业绩最好的网点。她选择银行业的原因和伊琳类似，招得多、给得也多。
“2022年收入其实还不错，月均两三万”，江楠回忆道，“在业绩比较好的月份，像我这种工龄比较短的，月薪5万也达到过”。
一般来说，银行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福利津贴三部分组成。其中，绩效奖金占绝对“大头”。
据江楠分享，该轮降本增效便是对绩效体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一线员工的绩效收入明显大减。“比如新进100万存款的绩效奖励直接少了一个‘0’。”
“负绩效”更令江楠的收入雪上加霜。
以AUM为例，江楠所在行对这一指标的要求是“只增不减”。比如有客户想转出1000万元去买房，若月底理财经理没能将这1000万AUM补齐，便会形成负绩效，体现在下个月的收入减项中。
“假如下个月有一单保险的收入是2000块钱，但上个月你还欠了公司3000块钱，那等于你这个月还欠公司1000块钱，等着再下个月继续扣”，江楠讲道，“但市面上哪有那么多新资金呢？”
再结合分行层面的整体绩效打折，和江楠一样靠3500元或2800元底薪生活的同事数量不少。“我离职的时候，我们团队只剩1/3的员工了。”
类似的“断崖式降薪”也出现在了王冬身上。但不同的是，他的“冬风”名为“报行合一”。
“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给监管部门报送产品审批或备案材料中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要与实际使用保持一致。作为降低“费差”风险的有力手段，“报行合一”有效维护了消费者利益，更长期利好寿险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但对于银行一线销售人员而言，现阶段，“报行合一”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相对更为直观。
2020年，乘着银行业大零售转型的东风，王冬自PE跳槽至某股份行。在５月裸辞前，他已是该行某二线城市分行的私行财富顾问团队总经理。
据王冬分享，从前20%的绩优员工收入结构来看，去年7月之前，保险贡献了员工们80%的绩效收入。故而保险手续费收入的下调，王冬及其同事首当其冲。
“至少是打了3到5折”，王冬叹道。如果说此前王冬团队员工平均薪酬为50万，那么政策调整后，年收入30万就已算是“天花板”级别。
收入下滑，考核指标不降反增。王冬向搜狐财经倾诉道，“各种业务特别多，理财、保险、基金、信用卡……有时候完全没办法遵从自己的想法从客户层面去做资产配置，只能跟着行里任务走。”
近几年，投资者因私募、信托等产品暴雷而向银行维权的事件不胜枚举。
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先扛不住的“甲状腺”
江楠还记得，那是去年的6月29日，年中冲刺结束前日。此前一段时间她已感觉身体不适，还跟同事说，“我7月1号就请假去医院查查”。
6月29日晚，她回到家，家里人看着她觉得不对劲，“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在抖”。江楠遂去到医院检查，当晚便被留院查看。
“甲亢”，检查结果上清晰写着。“最严重的时候躺在床上静息心率每分钟200多下，完全不能动。”
近年来，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等内分泌系统疾病在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群体中发病率不断上升。长期高压、熬夜与剧烈的情绪波动都是甲状腺疾病的主要诱因。
作为曾管理着500余名客户的一线理财经理，江楠在承受自身绩效、薪资压力之余，还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客户们的“情绪垃圾桶”，消化着来自客户的各类“负能量”。
江楠记得，有客户半夜12点多打电话，她睡着了没能接到，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客户投诉。也有客户拉着她分享了一下午家里的难过事，“我越听越难过，越听越难过，我恨不得跟她一起哭”。
离职脱密期间，江楠接受了系统治疗，目前身体状态已有很大好转。
不只是客户经理，身在国际业务部的周梦同样受到了甲状腺疾病的困扰。
在入职第二年的体检中，周梦新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当时蛮担心的，结果一问同事，大家都很无所谓，说我们都有你不用在意。”
内分泌失调之下，周梦的免疫力也有所下滑。在一次甲流高烧之际，周梦第一次萌生出“我真的不想干了”的念头。“工作它好像并不重要，我只想健康地活下去。”
3月，周梦和部门领导们沟通完毕，进入离职倒计时。周梦觉得自己生发出了从未拥有过的强大力量——掌握自己人生的力量。“那周就连挤地铁都心情愉悦。”
“有价值感”的未来
一辞能否解千愁？
其实不能。
“会开始想接下来做什么。”离职那天，江楠觉得没有自己预想中那么快乐，很平静。
关于未来，可以确定的是，江楠不会再选择金融行业了。“换个地方做销售，其实没什么差别，大环境确实不好”，江楠分析道。
目前，江楠打算一边休息一边准备专业考试。互联网大厂是她设想的下一站。
周梦同样在休整阶段，上一份工作给她留下的伤害还需要很多时间去抹平。离职后，她火速逃离一线，在一个秀丽水乡租了一年的房子，以供自己喘息和探索未来。
即便如今已辞职两个月，但只要提到工作，周梦说，她还是会止不住的恐惧颤抖。那些深夜响起的电话、领导无故的谩骂、永远也写不完的尽调报告彷佛合成了一朵沉重的、浓稠的云，将她笼罩其中。她压抑、困苦，却又动弹不得。
“我希望能在工作中感到有意义。”出于这一目的，周梦想尝试着转向教育赛道，“感觉会有比较快的正反馈，起码一直会有人给你反馈，不像是‘螺丝钉’”。
伊琳则更“居安思危”。早在大学刚毕业时，她便考下了健身教练的资质。“我不能以一样东西为生，要有赖以生存的技术。”
如今，伊琳开了一家自己的健身馆，馆内活跃会员百余名。“第一年希望能有50万左右的净利润。”对于健身馆的未来，伊琳充满信心。
王冬则选择带着自己的私行团队逐浪高端保险。
事实上，大多数银行裸辞人仍将职业生涯的下一站选在了金融业。“金融这种软性的技能其实比较难跨行业运用，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泛金融这个大框架里面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王冬分析道。
王冬希望能够打造一支带着鲜明银行转型标签的、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团队。用他的话说，银行背景的人从事保险是对传统保险销售的“降维打击”。
目前，王冬也在吸纳人才、充实团队。过往年收入50万，是他的硬性筛选指标。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旧日的荣光也难逃被新潮所代替。银行之外的生活，也自有一番广阔天地。
“有告别才能有好的开始”，对于未来的生活，江楠始终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