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TY IMAGES 1949年12月，中共建政仅两月余，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在上海出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身上的红色印记再明显不过。因为他的父亲对中共开国元勋——解放军元帅、中共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印象极好，便给他起了“永毅”这个名字。 据宋永毅回忆说，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与同时代人一样，曾诚心诚意拥护过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曾渴望成为一名导弹设计师，报效祖国。然而，文革爆发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毛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未来。
因为卷入文革中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宋永毅被同学举报，二十出头就被关押五年半，一个人在只有三平米的地下室里，看不到了阳光，失去了自由。他说自己想到过自杀，不过最后通过绝食抗议，得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马恩选集四卷以及列宁选集的一些单本著作等一些书看。 正是这五年半羁押期间的大量阅读，让宋永毅越来越意识到文革和毛泽东并不是当时报纸宣传的那样，开始深入思考，在思想上成了 “真正的反革命”，将毕生献给文革研究。 “我的印象里面《毛泽东选集》四卷，即使我没有读一百遍，也至少读了六、七十遍。我甚至在里面都用手纸编了政治经济学大字典，”宋永毅说。 “那时看毛的书，有三点认识是非常清楚，第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从不抗日，只是想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从《选集》第二、第三卷所有的指示都可以看出来； 第二，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建设，只懂得破坏，从他那个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怎么搞人、怎么破坏；第三个认识，当我把马克思的书和毛泽东的书对照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毛泽东胡吹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他从来不是哲学家，他根本对西方的、科学的东西不懂，他就懂怎么搞权术等。”
1989年，宋永毅赴美国留学，后来定居洛杉矶，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 来到美国后，宋永毅发现文革研究在美国堪称“显学”（显赫一时的学科），然而史料错误却非常多，即便是有着中国生活背景的学者和作家写文革也有不少史料错误，再加上中共善于隐瞒与伪造，文革史料更是真假难辨。1998年，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宋永毅与石之瑜、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和沈志佳等学者一起，开始收集文革史料，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1998至2016年前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 与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 迄今为止, 整个资料库系列收集了共约40,000份原始文献, 大约一亿两千万字。其中超过一半是中共的档案文件，有不少还是至今为止被称为“绝密”的中共文件。例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中收入的整整十八卷的七百万字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就第一次以绝密档案的形式揭露了广西文革中人吃人的风潮。 宋永毅还和他的同伴，还走遍了世界各地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私人收藏，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如出版了包含2700多种红卫兵小报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成为全世界最全的红卫兵小报资料库，被世界许多图书馆收藏。此外，资料库还收集到许多罕见的政治运动中的个人档案，如遇罗克父亲遇崇基当年右派定案材料等，这份档案连其子女都未曾见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后来为父亲写回忆反右的文章，用的是宋永毅提供的材料。 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宏大的奠基石”， “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麦克法夸尔说。 今年10月末，宋永毅在台湾出版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一书，聚焦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非理性行为和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文革这种特定时期被放大，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有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且更加贴近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也能更好地帮助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
宋永毅在其新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学术界还是民间百姓，似乎都默认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宋永毅认为，这种共识并非空穴来风。“没有毛泽东，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死了还有刘少奇，还会有专制还会有独裁，但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他对BBC中文说。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发展，和毛泽东本人不能分开， 因为文革中很多事情，如果离开了领袖人物的变态人格或是非理性行为这样的角度，是很难做其他解释。因此，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所谓魅力型的领袖本人身上，因为他们本人也构成了体制的一部分。 “这不是八卦，而是历史背后真实存在因素且影响了历史的东西，我就是要剥落这些魅力型领袖身上的油彩，让他背后膨胀的个人野心、卑劣的私欲暴露出来。” 他举例说，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这之前，他是没有想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 而实际上当时这些做法得到毛的首肯。 会上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毛就立刻发火、非常冲动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之后就写了这张大字报，把刘的问题上纲上线。 就连原“四人帮”在上海的笔杆子，时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的朱永嘉后来在香港出书都说，毛当时这一举动是出于非理性，是偏执型人格的反应，是一种非理性的病态。 宋永毅认为，正是毛泽东这种随时失控的偏执人格，（导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就是非理性。” 文革初期，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 《炮打司令部》这份大字报意味着毛泽东和试图为文革降温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裂，俩人遭批判，打倒。刘更受到严格监禁，最终惨死狱中。 宋永毅认为，正是毛的出尔反尔和多疑性格导致“文革”越演越烈以至失控，让整个国家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 图像来源，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LI ZHENSHENG 批斗会喊口号场景。
宋永毅还指出，毛泽东的私生活和私欲也影响了文革。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其书中记录的1961年发生的“ 窃听事件”， 也是被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因素。 当时，毛的车队到了山东，毛跟女友在火车上乱搞。后来，被派去负责警卫的人员跟这个姑娘聊起来，说刚才你跟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我都知道，让她大吃一惊。毛泽东得知后，认为自己被“窃听”，大为光火。尽管当时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一再解释，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以便紧跟毛而做出的决定，但毛认为，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为他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 “窃听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五年后爆发的文革中首当其冲， 作为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打倒。文革头号打击对象刘少奇便得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称号。 此外，宋永毅还指出， 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大约十个人 ，其中就有三位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林彪坐在家里终日不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毛泽东曾派自己在江西红军时期的医生傅连璋去观察林彪的病情。林的起居情况让傅大惊失色。康生更不用说，60年代大概有三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度过的， 宋永毅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说：“ 政治领袖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民主透明体制下面，而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就会被放大，变成公域问题，影响历史。”程教授举例说， 诺曼底登陆第二天，德国要求希特勒赶紧改变决定，但希特勒身边的人说，他在睡觉不能打扰； 同样，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也出现了蒋（介石）委员长在睡觉而影响了战机的情况。毛的作息时间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到了晚年更是无规律。像尼克松、李光耀访华要见他，事先是没有安排的，都是临时被叫过去的。 宋永毅的新书有大量的事例说明，政治领导人生理、心理、情绪方面等私域问题影响文革历史的。表面上，这些本是野史、小道消息，但宋永毅却凭借扎实的史料，将它们转变为正史，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工作， 程教授说。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受冲击的中国人难以计数。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也遭受迫害，习近平本人被株连，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流放到陕西农村。习仲勋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在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人对他寄予厚望，期待子如其父，加上他本人也曾在“文革”中有过坎坷经历，或许能彻底抛弃毛意识、带领中国走民主道路。 但是， 对内， 近十年来习的强权统治让人越来越多看到了毛的影子， 对外， 近年中国的“战狼”式外交冲击国际秩序，引发广泛担忧。 基于自己对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也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他说，在中国，文革研究目前处于低潮，“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却是高潮”。 2021年11月8日至12日，中共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早已成为中共领导核心的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这份历史决议呢？ 对比毛泽东，宋永毅从习近平的政治心理出发分析了其中原因。 他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73岁，习近平现在68岁。 虽然习小五岁，但是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比得上毛，那时毛还能畅游长江，而两年前，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给普京祝寿的时候差些跌倒。宋永毅说，他的判断是习近平已经进入了“毛晚期”。 “毛晚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宋永毅解释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他整天就在防止政变，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到杨尚昆，都是被怀疑对象。但翻看文革专案材料，从来没有人想在共产党内搞政变，反对毛泽东。 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有个八字总结：“毛派抑毛，毛杀毛派”。前面四个字，说刘少奇、周恩来试图抑制毛。 宋永毅表示， 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但他十分赞同后面四个字，因为毛打倒的都是自己的人，因为他恐惧， 甚至都不敢出国和坐飞机。 针对习近平坚持要制定这第三份历史决议， 网络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一种说法是反制内部搞军事政变，要在明年二十大把他拉下台。 但宋永毅说他不相信有什么军事政变，像之前有说习近平的心腹傅政华、孙力军落马，是因为他们搞军事政变、监视，这都不太可能。“党内有没有沉默的抵抗？有；但有没有敢搞军事政变？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他说。 但他分析说，独裁者的心理是相似的，习近平此时的政治心态和晚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相似，更何况习近平还有意模仿毛泽东，习近平现在也怕得要死、也不敢出去。独裁者的共性，就是猜疑、恐惧。 来自中共政法、公安系统的傅政华、孙力军最会拍习近平马屁， 他们的下场犹如文革初年被打倒贺龙，贺龙其实是非常忠于毛的，最后毛自己也承认，贺龙的事情自己搞错了， 宋永毅解释说。 “但毛为什么要搞呢？因为他一天不搞，心里就不舒服，不安全，如今的习近平也如此，一天不搞，就不舒服，心里不安定。” 因此，宋永毅指出，习近平想做的不是邓小平式的领导人，而是想做毛那样的最高领导人，文革时期，毛有四个伟大称号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习近平也想成为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独裁者。 宋永毅将习近平比喻为拿破仑第三， 也即拿破仑的侄子。 拿破仑第三模仿自己的叔叔，1851年底通过政变成功推翻共和国当上法国皇帝，号称要让法国重新伟大。 宋永毅解释， 1852年，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总会出现两次， 但是黑格尔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 宋永毅说，第二次闹剧说的就是拿破仑第三。而在他看来，习近平正是拿破仑第三。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美军战机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世袭，中国当下就变成朝鲜了。宋永毅书中分析称， 这个笑话其实从侧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隐藏的传统“皇权文化基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最后都会惨死？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林彪的悲剧其实都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最高领袖拥有世袭制中皇帝也无法做到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宋永毅强调，文革政治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皇权文化的变异，而且还是最坏的变异。 “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 ‘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 ‘接班人’成为 ‘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指定储君作为 ‘接班人’的权力等等。这些新的变数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 宋永毅说，周恩来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为国”、 ”文死谏“等标准来剖视毛周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 在宋永毅看来，周恩来绝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在和毛联手打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党内第二把手后，中共书记处被解散，周恩来成为“党、政、军、内政的总管”，成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权在握的独相。 “在他真正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相权之际，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的慢性鸩杀的形式湮灭之时。”
1981年6月末，中共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会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同时，这份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中共官方对于习近平时代的评价体现在今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决议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五年铁窗反思毛泽东GETTY IMAGES
1949年12月，中共建政仅两月余，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在上海出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身上的红色印记再明显不过。因为他的父亲对中共开国元勋——解放军元帅、中共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印象极好，便给他起了“永毅”这个名字。
据宋永毅回忆说，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与同时代人一样，曾诚心诚意拥护过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曾渴望成为一名导弹设计师，报效祖国。然而，文革爆发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毛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未来。
因为卷入文革中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宋永毅被同学举报，二十出头就被关押五年半，一个人在只有三平米的地下室里，看不到了阳光，失去了自由。他说自己想到过自杀，不过最后通过绝食抗议，得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马恩选集四卷以及列宁选集的一些单本著作等一些书看。
定居美国 创建“文革”数据库正是这五年半羁押期间的大量阅读，让宋永毅越来越意识到文革和毛泽东并不是当时报纸宣传的那样，开始深入思考，在思想上成了 “真正的反革命”，将毕生献给文革研究。
“我的印象里面《毛泽东选集》四卷，即使我没有读一百遍，也至少读了六、七十遍。我甚至在里面都用手纸编了政治经济学大字典，”宋永毅说。
“那时看毛的书，有三点认识是非常清楚，第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从不抗日，只是想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从《选集》第二、第三卷所有的指示都可以看出来； 第二，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建设，只懂得破坏，从他那个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怎么搞人、怎么破坏；第三个认识，当我把马克思的书和毛泽东的书对照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毛泽东胡吹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他从来不是哲学家，他根本对西方的、科学的东西不懂，他就懂怎么搞权术等。”
1989年，宋永毅赴美国留学，后来定居洛杉矶，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
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来到美国后，宋永毅发现文革研究在美国堪称“显学”（显赫一时的学科），然而史料错误却非常多，即便是有着中国生活背景的学者和作家写文革也有不少史料错误，再加上中共善于隐瞒与伪造，文革史料更是真假难辨。1998年，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宋永毅与石之瑜、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和沈志佳等学者一起，开始收集文革史料，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1998至2016年前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 与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
迄今为止, 整个资料库系列收集了共约40,000份原始文献, 大约一亿两千万字。其中超过一半是中共的档案文件，有不少还是至今为止被称为“绝密”的中共文件。例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中收入的整整十八卷的七百万字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就第一次以绝密档案的形式揭露了广西文革中人吃人的风潮。
宋永毅还和他的同伴，还走遍了世界各地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私人收藏，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如出版了包含2700多种红卫兵小报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成为全世界最全的红卫兵小报资料库，被世界许多图书馆收藏。此外，资料库还收集到许多罕见的政治运动中的个人档案，如遇罗克父亲遇崇基当年右派定案材料等，这份档案连其子女都未曾见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后来为父亲写回忆反右的文章，用的是宋永毅提供的材料。
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宏大的奠基石”， “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麦克法夸尔说。
今年10月末，宋永毅在台湾出版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一书，聚焦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非理性行为和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文革这种特定时期被放大，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有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且更加贴近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也能更好地帮助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
宋永毅在其新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毛泽东的“私欲”对文革的影响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学术界还是民间百姓，似乎都默认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宋永毅认为，这种共识并非空穴来风。“没有毛泽东，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死了还有刘少奇，还会有专制还会有独裁，但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他对BBC中文说。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发展，和毛泽东本人不能分开， 因为文革中很多事情，如果离开了领袖人物的变态人格或是非理性行为这样的角度，是很难做其他解释。因此，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所谓魅力型的领袖本人身上，因为他们本人也构成了体制的一部分。
“这不是八卦，而是历史背后真实存在因素且影响了历史的东西，我就是要剥落这些魅力型领袖身上的油彩，让他背后膨胀的个人野心、卑劣的私欲暴露出来。”
他举例说，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这之前，他是没有想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 而实际上当时这些做法得到毛的首肯。
会上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毛就立刻发火、非常冲动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之后就写了这张大字报，把刘的问题上纲上线。
就连原“四人帮”在上海的笔杆子，时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的朱永嘉后来在香港出书都说，毛当时这一举动是出于非理性，是偏执型人格的反应，是一种非理性的病态。
宋永毅认为，正是毛泽东这种随时失控的偏执人格，（导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就是非理性。”
文革初期，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
《炮打司令部》这份大字报意味着毛泽东和试图为文革降温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裂，俩人遭批判，打倒。刘更受到严格监禁，最终惨死狱中。
宋永毅认为，正是毛的出尔反尔和多疑性格导致“文革”越演越烈以至失控，让整个国家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
图像来源，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LI ZHENSHENG 批斗会喊口号场景。
宋永毅还指出，毛泽东的私生活和私欲也影响了文革。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其书中记录的1961年发生的“ 窃听事件”， 也是被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因素。 当时，毛的车队到了山东，毛跟女友在火车上乱搞。后来，被派去负责警卫的人员跟这个姑娘聊起来，说刚才你跟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我都知道，让她大吃一惊。毛泽东得知后，认为自己被“窃听”，大为光火。尽管当时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一再解释，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以便紧跟毛而做出的决定，但毛认为，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为他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
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窃听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五年后爆发的文革中首当其冲， 作为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打倒。文革头号打击对象刘少奇便得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称号。
此外，宋永毅还指出， 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大约十个人 ，其中就有三位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林彪坐在家里终日不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毛泽东曾派自己在江西红军时期的医生傅连璋去观察林彪的病情。林的起居情况让傅大惊失色。康生更不用说，60年代大概有三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度过的， 宋永毅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说：“ 政治领袖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民主透明体制下面，而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就会被放大，变成公域问题，影响历史。”程教授举例说， 诺曼底登陆第二天，德国要求希特勒赶紧改变决定，但希特勒身边的人说，他在睡觉不能打扰；
同样，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也出现了蒋（介石）委员长在睡觉而影响了战机的情况。毛的作息时间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到了晚年更是无规律。像尼克松、李光耀访华要见他，事先是没有安排的，都是临时被叫过去的。
宋永毅的新书有大量的事例说明，政治领导人生理、心理、情绪方面等私域问题影响文革历史的。表面上，这些本是野史、小道消息，但宋永毅却凭借扎实的史料，将它们转变为正史，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工作， 程教授说。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受冲击的中国人难以计数。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也遭受迫害，习近平本人被株连，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流放到陕西农村。习仲勋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在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人对他寄予厚望，期待子如其父，加上他本人也曾在“文革”中有过坎坷经历，或许能彻底抛弃毛意识、带领中国走民主道路。
文革的“皇权文化基因”但是， 对内， 近十年来习的强权统治让人越来越多看到了毛的影子， 对外， 近年中国的“战狼”式外交冲击国际秩序，引发广泛担忧。
基于自己对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也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他说，在中国，文革研究目前处于低潮，“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却是高潮”。
2021年11月8日至12日，中共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早已成为中共领导核心的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这份历史决议呢？
对比毛泽东，宋永毅从习近平的政治心理出发分析了其中原因。
他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73岁，习近平现在68岁。 虽然习小五岁，但是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比得上毛，那时毛还能畅游长江，而两年前，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给普京祝寿的时候差些跌倒。宋永毅说，他的判断是习近平已经进入了“毛晚期”。
“毛晚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宋永毅解释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他整天就在防止政变，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到杨尚昆，都是被怀疑对象。但翻看文革专案材料，从来没有人想在共产党内搞政变，反对毛泽东。
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有个八字总结：“毛派抑毛，毛杀毛派”。前面四个字，说刘少奇、周恩来试图抑制毛。 宋永毅表示， 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但他十分赞同后面四个字，因为毛打倒的都是自己的人，因为他恐惧， 甚至都不敢出国和坐飞机。
针对习近平坚持要制定这第三份历史决议， 网络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一种说法是反制内部搞军事政变，要在明年二十大把他拉下台。
但宋永毅说他不相信有什么军事政变，像之前有说习近平的心腹傅政华、孙力军落马，是因为他们搞军事政变、监视，这都不太可能。“党内有没有沉默的抵抗？有；但有没有敢搞军事政变？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他说。
但他分析说，独裁者的心理是相似的，习近平此时的政治心态和晚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相似，更何况习近平还有意模仿毛泽东，习近平现在也怕得要死、也不敢出去。独裁者的共性，就是猜疑、恐惧。
来自中共政法、公安系统的傅政华、孙力军最会拍习近平马屁， 他们的下场犹如文革初年被打倒贺龙，贺龙其实是非常忠于毛的，最后毛自己也承认，贺龙的事情自己搞错了， 宋永毅解释说。
“但毛为什么要搞呢？因为他一天不搞，心里就不舒服，不安全，如今的习近平也如此，一天不搞，就不舒服，心里不安定。”
因此，宋永毅指出，习近平想做的不是邓小平式的领导人，而是想做毛那样的最高领导人，文革时期，毛有四个伟大称号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习近平也想成为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独裁者。
宋永毅将习近平比喻为拿破仑第三， 也即拿破仑的侄子。 拿破仑第三模仿自己的叔叔，1851年底通过政变成功推翻共和国当上法国皇帝，号称要让法国重新伟大。
宋永毅解释， 1852年，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总会出现两次， 但是黑格尔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
宋永毅说，第二次闹剧说的就是拿破仑第三。而在他看来，习近平正是拿破仑第三。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美军战机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世袭，中国当下就变成朝鲜了。宋永毅书中分析称， 这个笑话其实从侧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隐藏的传统“皇权文化基因”。
中共对毛、文革和习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最后都会惨死？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林彪的悲剧其实都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最高领袖拥有世袭制中皇帝也无法做到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宋永毅强调，文革政治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皇权文化的变异，而且还是最坏的变异。
“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 ‘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 ‘接班人’成为 ‘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指定储君作为 ‘接班人’的权力等等。这些新的变数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
宋永毅说，周恩来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为国”、 ”文死谏“等标准来剖视毛周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
在宋永毅看来，周恩来绝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在和毛联手打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党内第二把手后，中共书记处被解散，周恩来成为“党、政、军、内政的总管”，成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权在握的独相。
“在他真正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相权之际，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的慢性鸩杀的形式湮灭之时。”
1981年6月末，中共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会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同时，这份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中共官方对于习近平时代的评价体现在今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决议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