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只靴子落地了。在连日来多位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提议立法解决香港国家安全问题，5月21日港媒香港01发布独家消息“今年人大会议的议程包括一项全新的‘港版国安法’”后，延宕多年的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终于要被启动了。只不过今次启动的主体是北京，制定的是港版国安法，不是香港应自行制定的第23条。
5月21日晚，中国全国人大首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今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个议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发言人张业遂表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的”。5月22年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同样指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这意味着北京将出手制定一部不同于第23条的港版国安法。
该来的还是来了。香港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北京治港的重大关切。早在殖民时期的香港，各种外部政治势力就藉由华洋混杂的环境活跃于这个东西方的汇聚点，各种政治情报交往与间谍活动频繁，香港早已成为不少人眼里的“东方谍都”。当年《基本法》起草时，考虑到陆港差异，不宜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律直接引用到“两制”的香港，故订立第23条，要求和授权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但未曾料到，香港社会一直用意识形态眼光来讨论国家安全，抗拒第23条立法，2003年甚至还爆发50万人游行反对第23条立法，导致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迟迟未有填补。
论道理，维护国家安全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要责任，不论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概莫能外。即便是将个人自由视作价值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潮，都无法否认政府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关键角色和所应承担的安全责任。香港社会长期意识形态化、污名化第23条立法，导致香港这一宪制责任迟迟不能落实，其结果既严重妨碍央港互信，滋生北京对香港国家安全存在漏洞的担忧，进而限制北京所能给予香港的政治空间，又无形助长近年来肆虐香港的分离主义，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突出风险点，威胁“一国两制”健康运行。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港版国安法。图为2020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法新社）
去年4月，修例风波前，香港01曾有独家消息称，为免迟迟无法就第23条立法而引发法律缺口，北京正酝酿主动为《基本法》第23条释法。相较于北京直接出手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由中国人大释法相对柔性。只是这有个前提条件，即香港社会能够主动面对国家安全议题，积极和北京沟通协商，求同存异，早日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去年修例风波的爆发，尤其是期间美国等外部势力频繁介入，少数激进示威者屡屡诉诸暴力甚至冲击“一国”底线，“政治揽炒”、“暴力揽炒”和“经济揽炒”兴起，破坏街道和交通设施，冲击中联办，焚烧国旗，污损国徽，令香港陷入“九七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让北京清楚认识到香港国家安全漏洞的现实危害，相应立法工作愈发显得不可避免。
去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少数激进示威者屡屡冲击“一国”底线。图为2019年7月21日，一些激进示威者游行至中联办，并涂污中联办招牌。（HK01）
去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香港“一国两制”部分，专门提及“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这句话其实为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将审议港版国家安全法埋下了伏笔。
不久前的4月，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两度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高调发声。4月4日，骆惠宁撰文纪念《基本法》颁布三十年时，特别提到“维护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也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只有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相应的执法力量，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紧接着，4月15日，在香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上，骆惠宁发表致辞，再次特别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不够完善，不少港人的国家安全观念相对薄弱”，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安全始终是突出短板，这个短板在关键时刻会成为致命的隐患”，“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5月6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谈到最近香港的暴力示威时，直指“香港的最大祸患来自于其内部，就是公然叫嚣和实施‘揽炒’的黑暴势力，这股势力居心最毒、破坏最大、为祸最烈”，强调“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怀有最大关切。”此处“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就决定了北京不可能对当前香港形势尤其是国家安全漏洞坐视不管，必然会设法填补。
梳理整个脉络，不难发现，北京对于香港国家安全漏洞的深度关切，以及国家安全是香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议题。当港府迟迟不能落实第23条，香港一些激进力量又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之际，频繁挑战“一国”政治底线，北京选择了出手。不必讳言，考虑到许多港人长期以来对北京治港政策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北京关切的国家安全议题怀有抵触情绪，北京的出手必然会在香港社会引发较大反弹，怎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和《基本法》范围内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怎样兼顾香港社会关切，最大程度争取港人的理解和认可，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担忧，避免港版国安法被污名化、意识形态化或人为扭曲，考验着治港系统的耐心和智慧。
又一只靴子落地了。在连日来多位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提议立法解决香港国家安全问题，5月21日港媒香港01发布独家消息“今年人大会议的议程包括一项全新的‘港版国安法’”后，延宕多年的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终于要被启动了。只不过今次启动的主体是北京，制定的是港版国安法，不是香港应自行制定的第23条。
5月21日晚，中国全国人大首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今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个议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发言人张业遂表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的”。5月22年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同样指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这意味着北京将出手制定一部不同于第23条的港版国安法。
该来的还是来了。香港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北京治港的重大关切。早在殖民时期的香港，各种外部政治势力就藉由华洋混杂的环境活跃于这个东西方的汇聚点，各种政治情报交往与间谍活动频繁，香港早已成为不少人眼里的“东方谍都”。当年《基本法》起草时，考虑到陆港差异，不宜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律直接引用到“两制”的香港，故订立第23条，要求和授权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但未曾料到，香港社会一直用意识形态眼光来讨论国家安全，抗拒第23条立法，2003年甚至还爆发50万人游行反对第23条立法，导致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迟迟未有填补。
论道理，维护国家安全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要责任，不论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概莫能外。即便是将个人自由视作价值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潮，都无法否认政府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关键角色和所应承担的安全责任。香港社会长期意识形态化、污名化第23条立法，导致香港这一宪制责任迟迟不能落实，其结果既严重妨碍央港互信，滋生北京对香港国家安全存在漏洞的担忧，进而限制北京所能给予香港的政治空间，又无形助长近年来肆虐香港的分离主义，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突出风险点，威胁“一国两制”健康运行。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港版国安法。图为2020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法新社）
去年4月，修例风波前，香港01曾有独家消息称，为免迟迟无法就第23条立法而引发法律缺口，北京正酝酿主动为《基本法》第23条释法。相较于北京直接出手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由中国人大释法相对柔性。只是这有个前提条件，即香港社会能够主动面对国家安全议题，积极和北京沟通协商，求同存异，早日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去年修例风波的爆发，尤其是期间美国等外部势力频繁介入，少数激进示威者屡屡诉诸暴力甚至冲击“一国”底线，“政治揽炒”、“暴力揽炒”和“经济揽炒”兴起，破坏街道和交通设施，冲击中联办，焚烧国旗，污损国徽，令香港陷入“九七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让北京清楚认识到香港国家安全漏洞的现实危害，相应立法工作愈发显得不可避免。
去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少数激进示威者屡屡冲击“一国”底线。图为2019年7月21日，一些激进示威者游行至中联办，并涂污中联办招牌。（HK01）
去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香港“一国两制”部分，专门提及“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这句话其实为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将审议港版国家安全法埋下了伏笔。
不久前的4月，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两度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高调发声。4月4日，骆惠宁撰文纪念《基本法》颁布三十年时，特别提到“维护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也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只有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相应的执法力量，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紧接着，4月15日，在香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上，骆惠宁发表致辞，再次特别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不够完善，不少港人的国家安全观念相对薄弱”，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安全始终是突出短板，这个短板在关键时刻会成为致命的隐患”，“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
5月6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谈到最近香港的暴力示威时，直指“香港的最大祸患来自于其内部，就是公然叫嚣和实施‘揽炒’的黑暴势力，这股势力居心最毒、破坏最大、为祸最烈”，强调“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怀有最大关切。”此处“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就决定了北京不可能对当前香港形势尤其是国家安全漏洞坐视不管，必然会设法填补。
梳理整个脉络，不难发现，北京对于香港国家安全漏洞的深度关切，以及国家安全是香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议题。当港府迟迟不能落实第23条，香港一些激进力量又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之际，频繁挑战“一国”政治底线，北京选择了出手。不必讳言，考虑到许多港人长期以来对北京治港政策存在疑虑，尤其是对北京关切的国家安全议题怀有抵触情绪，北京的出手必然会在香港社会引发较大反弹，怎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和《基本法》范围内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怎样兼顾香港社会关切，最大程度争取港人的理解和认可，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担忧，避免港版国安法被污名化、意识形态化或人为扭曲，考验着治港系统的耐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