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和我说，我一直反复提中国人的缺陷，不知道用意何在，而且觉得我立场奇怪，我这里给予针对性的相关说明。
１、客观全面看待自己不是贬低中国人。
我在提中国人的缺陷不假，但我一直同时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优势，缺陷和优点是同时存在的，我反对的，是只提优点无视缺陷，而从来不是认为中国人不行。要谈立场，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２、怎样正确看待群体优点和缺陷的关系。
我认为，历史是公众不断改正错误的过程，绝不是其实现最初理想的过程。这条规律很客观，而且纵观古今中外，不存在任何反例。
我们历史上有些相关的政治口号是有问题的，这里是有必要提一下的。比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对简单问题这说法没错，但复杂问题呢？至少，大家还知道，现在西方的一人一票选举结果有多荒唐。
总之，不要把任何具体的群体看作没有缺陷和错误的。而哲学上的“群众”，在很多场合代表的不是“具体的群体”，而是“无限实践过程中的群体”，这种概念是抽象出的一般性，不是任何具体和特殊，而我们研究历史和现实，都针对的是具体和特殊。
而任何一个成体系具体的群体，不管是民族还是文明，都是有优点的同时也有缺陷，没有任何群体是完美无缺的。各个时代下，这些群体的具体优点和缺陷构成该群体的主观因素，它们和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综合起来共同决定了这些群体的兴衰成败，最终谱写出完整的历史。靠一种优点不可能永远生存发展，一个缺陷也不可能单独导致亡族灭种——历史上，所谓最类似这两种情形的事，其实都是描述者忽略了当时其它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即使是互相抵消或补偿而不产生影响的因素，也不等同于不存在）。
３、民族或文明的生存法则。
小民族或小文明，在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今后当然可能有变化），是没有能力自主掌控自己命运的。别人强弱只是外因，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其自身不堪一击的内因。因此，对小民族或小文明而言，关注主观上的优劣，对其兴衰往往并非很重要。
不过，对足够大的民族或文明，情况就完全不同。别人的强弱依旧是外因，但自己的优点和缺陷的综合（主观因素），却往往可以决定自身的兴衰成败。对这样的群体，少犯错误，不犯大错，把自己做好，是成功的关键。
实际上，每个民族或文明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缺陷，在历史上都犯过相同或不同的错误，这种复杂情形下，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判断：对大群体而言，成败都是综合性因素的结果，生存下来或发展领先的必定有优点，灭亡或衰败的必定有缺陷，而且，成功者照样有缺陷，失败者未必没优点，哪怕是最成功的群体，甚至也可能需要从历史上最彻底的失败者那里学他们的优点。
综合因素作用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根据自身缺陷的特点、客观条件及对手的认识水平等因素的不同，什么时候缺陷会积累出致命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事，但永不改正缺陷必然导致失败，是确定无疑的。
４、关于中国人自己的态度。
有一种哲学态度是这样的：“问题导向”，实践给我们把问题推到眼前之后，我们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决定该去认识什么，怎样认识，怎样做；没有被实践端到眼前的东西，谁要是去研究和认识，那都是“空谈误国”或“纸上谈兵”。
这种“问题导向”哲学，其实就是典型的被动反映论，哲学学术上是早被认识烂了的谬误，不过实践上要想做改变还真是事比登天，“经世致用”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尤其如此。以这种态度看待自己的民族缺陷的话，缺陷就是“非落后挨打不足以纠正”了，但显然，这又不是任何正常中国人希望看到的结果。态度和结果自相矛盾，当然总是要有个解决出路的，想看到好的结果，必须改变态度。
而即使从实用主义出发，当今时代，被动地解决撞到眼前的实际问题，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在缺陷积累到开始产生明显损害之后再试图解决，损害往往已经十分巨大且影响无法逆转，甚至有可能导致生死两分的差异。历史上，我们因缺陷而衰落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两千多年，这是由于当时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我们领先幅度及对手的水平所致。而今天的现实，早已翻天覆地，这种情形下还要抽一鞭子跑几步，后果肯定不是只多挨鞭子这么简单，并且危机到来之快也远非古代可比。
我们的正确态度，当然是在两方面都做出更主动的努力：既要巩固自己的优势，也要及早发现并改掉自己的缺陷，而不要把优点的暂时相对突出当作缺陷可以存在的理由。
５、怎样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协调。
张文木教授曾写过文章，专门谈及怎样处理好政治和学术之间认知差异问题，关于怎样把理论认识与实践相协调，我认为张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种对缺陷的认识，不是对眼前实践的否定，而是修正或补充。把这个理解错了，不是全面接受的肯定就是全面否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观念之下产生的分歧，就不值得在这里讨论了。
既然是修正和补充，那么就可以按张教授的观点去协调。
比如，你要在实践中树立民族自信，显然就不是在灌输民族优越论或种族优越论，那么，能不能客观全面一点，说我们有优势的同时，也指出和任何其他民族／文明一样，我们也有缺陷，而这缺陷不是空口说说，是可以落实的？我们的领导人也在谈文明间互相交流学习，若自己全是优点没缺陷，我们还学什么？就算是为自圆其说的逻辑，也应该有比现在一味自我褒扬更合适的的做法吧。
再比如，领导人要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加上“预判问题，预防问题”难道有错吗？
还有，像金灿荣教授所提的“中国人很适合搞市场经济／工业化”，能不能更客观准确一点，说“经过了若干次深刻的革命与变革，变革后的中国人是适合搞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宣传，更客观、全面、准确的论断和话语显然效果会更好，全面科学的灌输显然强过报喜不报忧的应付，学术和政治互相包容理解，应该是双向交流互鉴共同进步，不是一方给另一方划活动范围。
６、关于我自己的认识和立场。
我是在八十年代就确信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但我的自信既不基于既成事实，也不依赖任何团体。我当时（对我的同学）的表述是：即使中共在实践上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搞砸了，中国人全部亡族灭种，美国人将来也无可避免要回归到与中国目前类似的道路上来，否则绝无出路。
我的自信根基是科学，或者说是历史上全部已有实践的总结，具体实践结果可以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差异较大，但科学的东西最终会战胜错误，这不可改变。而我们自己的成败，则可以与此最终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的努力方向无疑首先是自己的成功。
当然，我这说法，在政府官方听起来不那么舒服——在科学和政治两者之间，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是科学，这就是我最根本的立场来源。
我的世界观，则一直都很明确，当然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我一直主张马克思时代的基础理论要升级换代（八十年代，我对同学谈的是，至少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这概念）。
我还要说的是，你们很多人依旧可以选择挨鞭子之后再跑，但我们这个社会整体不可以这样，或者说，那些拿鞭子的人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偏要坚持你们的选择，至少，不可以否定那些拿鞭子的人，否则就真没什么好谈的了。
最近有人和我说，我一直反复提中国人的缺陷，不知道用意何在，而且觉得我立场奇怪，我这里给予针对性的相关说明。
１、客观全面看待自己不是贬低中国人。
我在提中国人的缺陷不假，但我一直同时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优势，缺陷和优点是同时存在的，我反对的，是只提优点无视缺陷，而从来不是认为中国人不行。要谈立场，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２、怎样正确看待群体优点和缺陷的关系。
我认为，历史是公众不断改正错误的过程，绝不是其实现最初理想的过程。这条规律很客观，而且纵观古今中外，不存在任何反例。
我们历史上有些相关的政治口号是有问题的，这里是有必要提一下的。比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对简单问题这说法没错，但复杂问题呢？至少，大家还知道，现在西方的一人一票选举结果有多荒唐。
总之，不要把任何具体的群体看作没有缺陷和错误的。而哲学上的“群众”，在很多场合代表的不是“具体的群体”，而是“无限实践过程中的群体”，这种概念是抽象出的一般性，不是任何具体和特殊，而我们研究历史和现实，都针对的是具体和特殊。
而任何一个成体系具体的群体，不管是民族还是文明，都是有优点的同时也有缺陷，没有任何群体是完美无缺的。各个时代下，这些群体的具体优点和缺陷构成该群体的主观因素，它们和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综合起来共同决定了这些群体的兴衰成败，最终谱写出完整的历史。靠一种优点不可能永远生存发展，一个缺陷也不可能单独导致亡族灭种——历史上，所谓最类似这两种情形的事，其实都是描述者忽略了当时其它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即使是互相抵消或补偿而不产生影响的因素，也不等同于不存在）。
３、民族或文明的生存法则。
小民族或小文明，在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今后当然可能有变化），是没有能力自主掌控自己命运的。别人强弱只是外因，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其自身不堪一击的内因。因此，对小民族或小文明而言，关注主观上的优劣，对其兴衰往往并非很重要。
不过，对足够大的民族或文明，情况就完全不同。别人的强弱依旧是外因，但自己的优点和缺陷的综合（主观因素），却往往可以决定自身的兴衰成败。对这样的群体，少犯错误，不犯大错，把自己做好，是成功的关键。
实际上，每个民族或文明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缺陷，在历史上都犯过相同或不同的错误，这种复杂情形下，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判断：对大群体而言，成败都是综合性因素的结果，生存下来或发展领先的必定有优点，灭亡或衰败的必定有缺陷，而且，成功者照样有缺陷，失败者未必没优点，哪怕是最成功的群体，甚至也可能需要从历史上最彻底的失败者那里学他们的优点。
综合因素作用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根据自身缺陷的特点、客观条件及对手的认识水平等因素的不同，什么时候缺陷会积累出致命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事，但永不改正缺陷必然导致失败，是确定无疑的。
４、关于中国人自己的态度。
有一种哲学态度是这样的：“问题导向”，实践给我们把问题推到眼前之后，我们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决定该去认识什么，怎样认识，怎样做；没有被实践端到眼前的东西，谁要是去研究和认识，那都是“空谈误国”或“纸上谈兵”。
这种“问题导向”哲学，其实就是典型的被动反映论，哲学学术上是早被认识烂了的谬误，不过实践上要想做改变还真是事比登天，“经世致用”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尤其如此。以这种态度看待自己的民族缺陷的话，缺陷就是“非落后挨打不足以纠正”了，但显然，这又不是任何正常中国人希望看到的结果。态度和结果自相矛盾，当然总是要有个解决出路的，想看到好的结果，必须改变态度。
而即使从实用主义出发，当今时代，被动地解决撞到眼前的实际问题，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在缺陷积累到开始产生明显损害之后再试图解决，损害往往已经十分巨大且影响无法逆转，甚至有可能导致生死两分的差异。历史上，我们因缺陷而衰落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两千多年，这是由于当时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我们领先幅度及对手的水平所致。而今天的现实，早已翻天覆地，这种情形下还要抽一鞭子跑几步，后果肯定不是只多挨鞭子这么简单，并且危机到来之快也远非古代可比。
我们的正确态度，当然是在两方面都做出更主动的努力：既要巩固自己的优势，也要及早发现并改掉自己的缺陷，而不要把优点的暂时相对突出当作缺陷可以存在的理由。
５、怎样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协调。
张文木教授曾写过文章，专门谈及怎样处理好政治和学术之间认知差异问题，关于怎样把理论认识与实践相协调，我认为张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种对缺陷的认识，不是对眼前实践的否定，而是修正或补充。把这个理解错了，不是全面接受的肯定就是全面否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观念之下产生的分歧，就不值得在这里讨论了。
既然是修正和补充，那么就可以按张教授的观点去协调。
比如，你要在实践中树立民族自信，显然就不是在灌输民族优越论或种族优越论，那么，能不能客观全面一点，说我们有优势的同时，也指出和任何其他民族／文明一样，我们也有缺陷，而这缺陷不是空口说说，是可以落实的？我们的领导人也在谈文明间互相交流学习，若自己全是优点没缺陷，我们还学什么？就算是为自圆其说的逻辑，也应该有比现在一味自我褒扬更合适的的做法吧。
再比如，领导人要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加上“预判问题，预防问题”难道有错吗？
还有，像金灿荣教授所提的“中国人很适合搞市场经济／工业化”，能不能更客观准确一点，说“经过了若干次深刻的革命与变革，变革后的中国人是适合搞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宣传，更客观、全面、准确的论断和话语显然效果会更好，全面科学的灌输显然强过报喜不报忧的应付，学术和政治互相包容理解，应该是双向交流互鉴共同进步，不是一方给另一方划活动范围。
６、关于我自己的认识和立场。
我是在八十年代就确信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但我的自信既不基于既成事实，也不依赖任何团体。我当时（对我的同学）的表述是：即使中共在实践上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搞砸了，中国人全部亡族灭种，美国人将来也无可避免要回归到与中国目前类似的道路上来，否则绝无出路。
我的自信根基是科学，或者说是历史上全部已有实践的总结，具体实践结果可以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差异较大，但科学的东西最终会战胜错误，这不可改变。而我们自己的成败，则可以与此最终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的努力方向无疑首先是自己的成功。
当然，我这说法，在政府官方听起来不那么舒服——在科学和政治两者之间，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是科学，这就是我最根本的立场来源。
我的世界观，则一直都很明确，当然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我一直主张马克思时代的基础理论要升级换代（八十年代，我对同学谈的是，至少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这概念）。
我还要说的是，你们很多人依旧可以选择挨鞭子之后再跑，但我们这个社会整体不可以这样，或者说，那些拿鞭子的人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偏要坚持你们的选择，至少，不可以否定那些拿鞭子的人，否则就真没什么好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