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江河湖库水体的抗生素污染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凌军辉 秦华江 陆华东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本刊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关调查显示，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多位权威专家呼吁，尽快把抗生素威胁纳入国家安全监控体系，从源头严控抗生素使用及排放，加强其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提升安全防控水平。
抗生素污染破坏水生态 儿童孕妇暴露风险加大
长江是重要水源地，其水质关乎数亿人民健康。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抗生素滥用日益突出，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且易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南京水科院生态所所长、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生态环境中心主任陈求稳教授研究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对不具耐药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有潜在毒理风险，破坏水生食物链的能量传递，进而影响高营养级生物及水生态系统健康。
“如果抗生素使用不严加管控，未来仍存增长趋势。”南京水科院生态所高级工程师王智源认为，以长江干流饮用水水源地抗生素分析为例，其“假持久性”能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导致水生生物体内携带抗生素或产生抗性基因。长三角地区人类活动强度高、抗生素使用量大，抗生素污染防控形势相比长江中上游更严峻。
儿童孕妇普遍暴露，破坏人体免疫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共有21种人用、兽用或人兽用抗生素检出，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其中部分已在临床上禁用，兽用抗生素暴露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此外，有16种抗生素在江浙沪的孕妇尿液中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检出率为41.6%，孕妇暴露较为普遍，风险较大。
陈求稳教授认为，抗生素通过饮水或食用水产品等途径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后无法完全代谢，长时间摄入后，抗生素跟随血液循环遍布多个器官，造成免疫力逐渐降低。
专家认为，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使胃肠道内对抗生素敏感性强的微生物减少，而敏感性差的菌群趁机大量繁殖，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严禁排放 刘道伟图/本刊
抗生素两大来源：养殖用料+医药排放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水中抗生素主要来自医院和药厂废水、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大部分抗生素无法在现有工艺下有效去除，导致河湖水体成为抗生素和耐药基因库。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发现，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比如生猪饲料中，硫酸粘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有的一吨饲料能添加一斤抗生素药物。一些渔业养殖户坦承：“养鱼养蟹饲料中肯定要拌抗生素，不然一死一大片肯定赔钱。”
制药厂和医院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致流域污染严重。研究人员发现，有的饮用水水源地上游5公里分布着大型医药生产企业的排污口。如长三角某市水源地附近有3家医药公司排污口，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六七家制药厂，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
调研发现，近年来，长江流域虽加大整治力度，但有不少中下游的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畜禽养殖等类企业往上游或支流转移，污染形势严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的最新研究表明，动物摄入的抗生素大部分以原药或代谢产物形式经动物粪便和尿液进入土壤、水体，并通过食物链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毒害，影响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的正常生命活动和功能。更严重的是，抗生素的环境残留会诱导选择抗性细菌，促进抗性基因横向转移，导致微生物耐药性扩散，而携带抗性基因的微生物扩散到新环境会进一步繁殖，并有可能通过基因横向转移将抗性基因传递给病原菌，给健康带来灾难性危害。
强化抗生素监管提升污染处置能力
多位权威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导致目前江河湖库水体抗生素含量严重偏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云认为，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各年龄阶段和各人群的抗生素暴露状况，抗生素暴露对儿童与人群健康的影响及机制，来自环境和食品的抗生素暴露对人群微生物组耐药的影响等，目前都缺乏研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教授说。
相关专家呼吁，抗生素污染风险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长江流域的抗生素污染。
加强抗生素监测能力建设，修订相关标准。张建云院士指出，目前仍没有关于地表水环境中抗生素赋存水平限值的强制标准，建议在国家关键控制断面水环境监测平台中，将抗生素纳入监测指标，并在现行生活饮用水标准中增加典型抗生素参考指标及限值控制性指标。
从源头减少抗生素使用和排放。河海大学党委书记、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洪武教授建议，健全抗生素使用登记与排放管控机制，建立我国流域抗生素污染源清单数据库，重点监控抗生素负荷贡献较大的关键风险源，如制药厂、养殖场等。同时，指导养殖业从业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使用剂量，杜绝使用已禁用的抗生素。
加强抗生素污染对健康与食品的影响研究，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姜庆五教授建议，全面评价环境抗生素残留和人体抗生素暴露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尤其关注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环境抗生素残留对人群细菌耐药性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为养殖、卫生监察、食品加工、环境监管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相关评论:长江抗生素含量超标，水质改善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近期多项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抗生素污染环境和生态是一个老问题，世界各国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抗生素污染仍有增无减。如果对此不加以控制，受到巨大伤害的将是所有人。因此，控制抗生素污染是一场全民减灾重任。
首先需要全社会意识到的是，抗生素污染的严重性、危害程度正日复一日地加重。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千米。
抗生素滥用不仅对水生生物（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产生耐药性，同时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衡和失调，降低人的免疫力，因为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其次，耐药性还可能造成对一些重大感染疾病的无药医治的后果，而兽用抗生素污染也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
由此可见，控制抗生素污染已迫在眉睫。目前的着眼点在于，要查清污染源和途径。这个方面也一如以前的调查，有明确答案，抗生素污染源于两大源头，一是医源性，二是养殖业。医源性污染来自医院和药厂废水，养殖业污染来自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
掌握了污染源和污染途径，但解决问题的难度依然不小，包括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等等。针对这些难题，需要从科技、法律和社会全方位来努力和采取行动。
应当看到的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如从医源性角度颁发的监管政策，有《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也有从农业生产方面进行的规范，如《允许作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兽药品种及使用规定》等。但若执行不深入和不到位，抗生素污染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管是下一步行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科技力量方面来减少抗生素的污染，其中一个就是提高抗生素废水处理能力。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抗生素无法在现有工艺下有效去除，因而导致河湖水体成为抗生素和耐药基因库。
目前国际和国内在研究和使用的抗生素废水处理技术有好氧和厌氧生物处理工艺。但是，也有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前处理-厌氧-好氧生物处理的组合工艺路线，并且应重点研究高效低耗复合反应器、除硫脱氮工艺和厌氧毒性试验方法。这些方法如果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并使用，也会大大减少抗生素对水体、环境、土壤、生物等的污染，减少最终富集到人类身上造成的危害。而且，如果这些技术与抗生素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体责任结合起来，可能会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也要求对抗生素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管理。首先是严控抗生素的使用，做到合理使用；其次是对生产和排放抗生素的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这个治理也包括采用技术手段来处理污水和残渣中的抗生素残余。
此外，也需要进行全民的科学普及与传播，宣传少用和不用抗生素。改善长江水质是一个长期的行动，需要各方面多部门的配合，持之以恒保护长江。（张田勘）
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江河湖库水体的抗生素污染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凌军辉 秦华江 陆华东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本刊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关调查显示，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多位权威专家呼吁，尽快把抗生素威胁纳入国家安全监控体系，从源头严控抗生素使用及排放，加强其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提升安全防控水平。
抗生素污染破坏水生态 儿童孕妇暴露风险加大
长江是重要水源地，其水质关乎数亿人民健康。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抗生素滥用日益突出，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且易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南京水科院生态所所长、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生态环境中心主任陈求稳教授研究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对不具耐药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有潜在毒理风险，破坏水生食物链的能量传递，进而影响高营养级生物及水生态系统健康。
“如果抗生素使用不严加管控，未来仍存增长趋势。”南京水科院生态所高级工程师王智源认为，以长江干流饮用水水源地抗生素分析为例，其“假持久性”能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导致水生生物体内携带抗生素或产生抗性基因。长三角地区人类活动强度高、抗生素使用量大，抗生素污染防控形势相比长江中上游更严峻。
儿童孕妇普遍暴露，破坏人体免疫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共有21种人用、兽用或人兽用抗生素检出，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其中部分已在临床上禁用，兽用抗生素暴露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此外，有16种抗生素在江浙沪的孕妇尿液中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检出率为41.6%，孕妇暴露较为普遍，风险较大。
陈求稳教授认为，抗生素通过饮水或食用水产品等途径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后无法完全代谢，长时间摄入后，抗生素跟随血液循环遍布多个器官，造成免疫力逐渐降低。
专家认为，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滥用抗生素大量破坏益生菌，使胃肠道内对抗生素敏感性强的微生物减少，而敏感性差的菌群趁机大量繁殖，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体外病菌侵入繁殖创造了条件。
严禁排放 刘道伟图/本刊
抗生素两大来源：养殖用料+医药排放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水中抗生素主要来自医院和药厂废水、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大部分抗生素无法在现有工艺下有效去除，导致河湖水体成为抗生素和耐药基因库。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发现，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比如生猪饲料中，硫酸粘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有的一吨饲料能添加一斤抗生素药物。一些渔业养殖户坦承：“养鱼养蟹饲料中肯定要拌抗生素，不然一死一大片肯定赔钱。”
制药厂和医院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致流域污染严重。研究人员发现，有的饮用水水源地上游5公里分布着大型医药生产企业的排污口。如长三角某市水源地附近有3家医药公司排污口，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六七家制药厂，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
调研发现，近年来，长江流域虽加大整治力度，但有不少中下游的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畜禽养殖等类企业往上游或支流转移，污染形势严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的最新研究表明，动物摄入的抗生素大部分以原药或代谢产物形式经动物粪便和尿液进入土壤、水体，并通过食物链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毒害，影响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的正常生命活动和功能。更严重的是，抗生素的环境残留会诱导选择抗性细菌，促进抗性基因横向转移，导致微生物耐药性扩散，而携带抗性基因的微生物扩散到新环境会进一步繁殖，并有可能通过基因横向转移将抗性基因传递给病原菌，给健康带来灾难性危害。
强化抗生素监管提升污染处置能力
多位权威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对抗生素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滥用监管不足，导致目前江河湖库水体抗生素含量严重偏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云认为，我国抗生素监管存三大难题：一是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二是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三是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
“各年龄阶段和各人群的抗生素暴露状况，抗生素暴露对儿童与人群健康的影响及机制，来自环境和食品的抗生素暴露对人群微生物组耐药的影响等，目前都缺乏研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教授说。
相关专家呼吁，抗生素污染风险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长江流域的抗生素污染。
加强抗生素监测能力建设，修订相关标准。张建云院士指出，目前仍没有关于地表水环境中抗生素赋存水平限值的强制标准，建议在国家关键控制断面水环境监测平台中，将抗生素纳入监测指标，并在现行生活饮用水标准中增加典型抗生素参考指标及限值控制性指标。
从源头减少抗生素使用和排放。河海大学党委书记、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洪武教授建议，健全抗生素使用登记与排放管控机制，建立我国流域抗生素污染源清单数据库，重点监控抗生素负荷贡献较大的关键风险源，如制药厂、养殖场等。同时，指导养殖业从业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使用剂量，杜绝使用已禁用的抗生素。
加强抗生素污染对健康与食品的影响研究，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姜庆五教授建议，全面评价环境抗生素残留和人体抗生素暴露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尤其关注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环境抗生素残留对人群细菌耐药性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为养殖、卫生监察、食品加工、环境监管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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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近期多项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抗生素污染环境和生态是一个老问题，世界各国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抗生素污染仍有增无减。如果对此不加以控制，受到巨大伤害的将是所有人。因此，控制抗生素污染是一场全民减灾重任。
首先需要全社会意识到的是，抗生素污染的严重性、危害程度正日复一日地加重。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千米。
抗生素滥用不仅对水生生物（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产生耐药性，同时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衡和失调，降低人的免疫力，因为人体有超过80%的免疫功能是以肠道中菌群平衡为基础。其次，耐药性还可能造成对一些重大感染疾病的无药医治的后果，而兽用抗生素污染也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
由此可见，控制抗生素污染已迫在眉睫。目前的着眼点在于，要查清污染源和途径。这个方面也一如以前的调查，有明确答案，抗生素污染源于两大源头，一是医源性，二是养殖业。医源性污染来自医院和药厂废水，养殖业污染来自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
掌握了污染源和污染途径，但解决问题的难度依然不小，包括污染管控起步较晚，药品产用登记体系缺乏，负荷估算难；环境科学与水文学脱节，过程追溯难；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缺失，负荷削减难等等。针对这些难题，需要从科技、法律和社会全方位来努力和采取行动。
应当看到的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如从医源性角度颁发的监管政策，有《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也有从农业生产方面进行的规范，如《允许作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兽药品种及使用规定》等。但若执行不深入和不到位，抗生素污染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管是下一步行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科技力量方面来减少抗生素的污染，其中一个就是提高抗生素废水处理能力。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抗生素无法在现有工艺下有效去除，因而导致河湖水体成为抗生素和耐药基因库。
目前国际和国内在研究和使用的抗生素废水处理技术有好氧和厌氧生物处理工艺。但是，也有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前处理-厌氧-好氧生物处理的组合工艺路线，并且应重点研究高效低耗复合反应器、除硫脱氮工艺和厌氧毒性试验方法。这些方法如果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并使用，也会大大减少抗生素对水体、环境、土壤、生物等的污染，减少最终富集到人类身上造成的危害。而且，如果这些技术与抗生素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体责任结合起来，可能会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也要求对抗生素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管理。首先是严控抗生素的使用，做到合理使用；其次是对生产和排放抗生素的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这个治理也包括采用技术手段来处理污水和残渣中的抗生素残余。
此外，也需要进行全民的科学普及与传播，宣传少用和不用抗生素。改善长江水质是一个长期的行动，需要各方面多部门的配合，持之以恒保护长江。（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