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选举委员会周日投票让李家超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后，他向委员们挥手致意。 Isaac Lawren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一份亲北京的报纸宣称，李家超的政纲“让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放心、安心、充满信心”。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系列称赞他的文章中写道，他将帮助香港“谱写新篇章”。
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称，李家超当选香港行政长官“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尽管周日参加投票的只是经过政府挑选的1424名选举委员会成员，而且，李家超在这次由北京控制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
正式当选为下任行政长官的李家超现已成为北京的代理人，中央信赖安全官员出身的李家超会听从命令，确保香港的秩序。
他的政治议程是中国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愿景的下一章，两年前开始实施的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开启了这个未来。在曾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名声的香港，港区国安法已将异见镇压下去。
李家超在镇压2019年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他将接管的是一座已被驯服和已被吓倒的城市，北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要么身陷囹圄，要么流亡海外。与他的前任不同，李家超在推进强调社会稳定和官员忠诚的立法上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两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
周日，香港会议中心外的警察，选举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投票选举行政长官。 Isaac Lawren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李家超将面对的也是一个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世界上一些最严格的限制措施所困扰的城市。香港的经济正在萎缩，失业率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受到威胁。
选举委员会周日宣布李家超获胜后，他向鼓掌的委员们挥手致意。“香港已经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现在是开启走向更大繁荣发展新篇章的时候了，”他说。
自1997年回归以来，北京一直让香港知道中央希望谁来担任行政长官，只不过以前的做法更微妙。
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专门与后来担任香港首位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长时间握手，暗示了对他的支持。2012年，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正式代表机构中联办私下告诉选举委会成员投票梁振英，让他成为了最终的获胜者。
李家超宣布有意参加行政长官选举后曾明确表示，他需要在得到北京的许可后，辞去香港二号官员——政务司司长的职务。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程序问题，但他的公开宣告也表明了谁在发号施令。
香港一栋被封控建筑外的新冠病毒检测站，摄于今年3月。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严格的抗疫措施已让这座城市陷入困境。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李家超的当选几乎在一个月前就已成定局，当时，他的前任林郑月娥表示不寻求连任，中央政府批准了他的候选人资格。没有其他人获得足够多成为候选人的提名。
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对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但这次彻底摘下了竞争或反对的面纱。在新选举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挤压之下，亲民主阵营实际上已遭到阉割。
李家超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在去年领导一个小组对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忠诚度进行审查。周日，选举委员会中的1416名成员投了他的支持票，只有8人投了反对票。他将在7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日宣誓就职。
“北京让选举委员会全是听自己话的人，进一步将这个过程扭曲为一次毫无意义的竞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说。“即使在伊朗，在争夺政府领导权上也有更多竞争。”
李家超的出身进一步彰显了北京对香港的意图。他19岁进入香港警务处，任见习督察，之后步步晋升，最终在2017年担任了保安局局长。
香港去年9月开学后教室里空着的课桌，居民已在纷纷离开这座城市。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首位担任香港最高职位的前警务人员，安全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他计划推动通过统称为23条立法的一系列针对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的新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是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所要求的，但香港领导人从未能让它们得到通过。2003年，香港政府曾试图通过这些立法，但在几十万人上街抗议后退却了。
这次，李家超不会遇到类似的反对。
在政府的压力和根据国安法进行的调查下，新闻机构、工会、政党和人权组织纷纷解散。数十名民主派政治人士和活动人士已被拘留，等待违反国安法指控的审理。
“为应对未来的国安风险，完成23条立法已是刻不容缓，而且立法更必须是‘有牙老虎’，”政府拥有的《大公报》在上月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李家超帮助领导了对2019年曾震撼香港的抗议活动的镇压。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李家超一直是安全立法的坚定倡导者。今年3月，他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2020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结束了抗议活动的“暴力、破坏和混乱”，“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他还想根除香港公务员队伍中的批评人士。由于一些政府雇员参加了2019年的示威活动，香港公务员队伍一直受到亲北京政客的攻击。忠于北京的人还指责香港官僚机构抵制在当地推行内地的新冠病毒放空措施，包括封控和强制检测。
李家超在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扩大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要求他们做出类似于大陆官员需要做的忠诚承诺。他还领导了一个审查公职候选人的委员会，以确保他们足够忠诚（就是这个委员会审查了后来投票他当选行政长官的人）。
“我们需要确保公务员队伍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顾问刘兆佳说。
香港的数十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仍在等待违反国安法指控的审理。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李家超还接受了一个在内地官员中盛行的观点，即缺乏住房和经济机会是引发2019年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上个月，他视察了香港一个拥挤的住宅区。他承诺建设更多的公屋。他在描述那里的恶劣条件时提到了住在一套只有15平方米公寓里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蟑螂有时会从水管里爬进来。”
“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尽快分到公屋，以改善居住环境，”李家超说。目前的公屋轮候时间是20年来最长的。
香港是世界上最昂贵、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李家超即将面临的挑战。
今年，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了100多万居民、导致医疗资源挤兑，香港的生活陷入停顿状态。当地官员转向新冠清零策略，关闭了酒吧、健身房和学校，缩短了餐馆营业时间。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香港的工人阶级，让服务行业难以为继。
香港一家停业的餐馆，摄于今年2月。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限制措施给服务行业造成重创。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抗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香港孤立起来，也促使国际公司重新评估这座城市。商界领袖说，他们很难招到或留住愿意住在香港的高管。越来越多的公司已搬离香港，还有一些公司已让高管暂住新加坡等城市。
“这曾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人人都想来这里，”国际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猎头尤金妮亚·裴说。“现在，香港不再是一个热门城市。”
商界基本上不太了解李家超，他承诺要恢复香港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中心的地位。他还说，他会加强香港与内地的金融联系。
“我们有希望并期待，下任领导人将带领香港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回到正轨，”香港欧盟商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说。
李家超曾表示，他将推动香港的公屋建设。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9年初，当香港未来的行政长官正在起草一份允许将嫌犯引渡到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法案时，香港立法会前议员钟国斌曾与李家超见过面。（引渡法后来引发了香港全市范围的抗议活动。）
当时，许多商界领袖对该法案的涉及范围有疑问，担心引渡法会让他们在正在进行反腐败运动的内地受到指控。钟国斌说，中国经济刚开放时，许多企业都曾有过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做法。
几次会面之后，李家超同意删除引渡法最初涉及的46类犯罪中的九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界领袖的担忧。钟国斌说，目前不清楚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后是否还这么愿意谈判。
“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分析目前的情况，因为许多决定都是由中央做出的，”钟国斌说。
香港选举委员会周日投票让李家超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后，他向委员们挥手致意。 Isaac Lawren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一份亲北京的报纸宣称，李家超的政纲“让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放心、安心、充满信心”。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系列称赞他的文章中写道，他将帮助香港“谱写新篇章”。
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称，李家超当选香港行政长官“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尽管周日参加投票的只是经过政府挑选的1424名选举委员会成员，而且，李家超在这次由北京控制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
正式当选为下任行政长官的李家超现已成为北京的代理人，中央信赖安全官员出身的李家超会听从命令，确保香港的秩序。
他的政治议程是中国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愿景的下一章，两年前开始实施的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开启了这个未来。在曾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名声的香港，港区国安法已将异见镇压下去。
李家超在镇压2019年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他将接管的是一座已被驯服和已被吓倒的城市，北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要么身陷囹圄，要么流亡海外。与他的前任不同，李家超在推进强调社会稳定和官员忠诚的立法上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两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
周日，香港会议中心外的警察，选举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投票选举行政长官。 Isaac Lawren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李家超将面对的也是一个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世界上一些最严格的限制措施所困扰的城市。香港的经济正在萎缩，失业率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受到威胁。
选举委员会周日宣布李家超获胜后，他向鼓掌的委员们挥手致意。“香港已经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现在是开启走向更大繁荣发展新篇章的时候了，”他说。
自1997年回归以来，北京一直让香港知道中央希望谁来担任行政长官，只不过以前的做法更微妙。
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专门与后来担任香港首位行政长官的董建华长时间握手，暗示了对他的支持。2012年，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正式代表机构中联办私下告诉选举委会成员投票梁振英，让他成为了最终的获胜者。
李家超宣布有意参加行政长官选举后曾明确表示，他需要在得到北京的许可后，辞去香港二号官员——政务司司长的职务。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程序问题，但他的公开宣告也表明了谁在发号施令。
香港一栋被封控建筑外的新冠病毒检测站，摄于今年3月。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严格的抗疫措施已让这座城市陷入困境。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李家超的当选几乎在一个月前就已成定局，当时，他的前任林郑月娥表示不寻求连任，中央政府批准了他的候选人资格。没有其他人获得足够多成为候选人的提名。
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对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但这次彻底摘下了竞争或反对的面纱。在新选举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挤压之下，亲民主阵营实际上已遭到阉割。
李家超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在去年领导一个小组对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忠诚度进行审查。周日，选举委员会中的1416名成员投了他的支持票，只有8人投了反对票。他将在7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日宣誓就职。
“北京让选举委员会全是听自己话的人，进一步将这个过程扭曲为一次毫无意义的竞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说。“即使在伊朗，在争夺政府领导权上也有更多竞争。”
李家超的出身进一步彰显了北京对香港的意图。他19岁进入香港警务处，任见习督察，之后步步晋升，最终在2017年担任了保安局局长。
香港去年9月开学后教室里空着的课桌，居民已在纷纷离开这座城市。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首位担任香港最高职位的前警务人员，安全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他计划推动通过统称为23条立法的一系列针对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的新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是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所要求的，但香港领导人从未能让它们得到通过。2003年，香港政府曾试图通过这些立法，但在几十万人上街抗议后退却了。
这次，李家超不会遇到类似的反对。
在政府的压力和根据国安法进行的调查下，新闻机构、工会、政党和人权组织纷纷解散。数十名民主派政治人士和活动人士已被拘留，等待违反国安法指控的审理。
“为应对未来的国安风险，完成23条立法已是刻不容缓，而且立法更必须是‘有牙老虎’，”政府拥有的《大公报》在上月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李家超帮助领导了对2019年曾震撼香港的抗议活动的镇压。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李家超一直是安全立法的坚定倡导者。今年3月，他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2020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结束了抗议活动的“暴力、破坏和混乱”，“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他还想根除香港公务员队伍中的批评人士。由于一些政府雇员参加了2019年的示威活动，香港公务员队伍一直受到亲北京政客的攻击。忠于北京的人还指责香港官僚机构抵制在当地推行内地的新冠病毒放空措施，包括封控和强制检测。
李家超在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扩大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要求他们做出类似于大陆官员需要做的忠诚承诺。他还领导了一个审查公职候选人的委员会，以确保他们足够忠诚（就是这个委员会审查了后来投票他当选行政长官的人）。
“我们需要确保公务员队伍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顾问刘兆佳说。
香港的数十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仍在等待违反国安法指控的审理。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李家超还接受了一个在内地官员中盛行的观点，即缺乏住房和经济机会是引发2019年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上个月，他视察了香港一个拥挤的住宅区。他承诺建设更多的公屋。他在描述那里的恶劣条件时提到了住在一套只有15平方米公寓里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蟑螂有时会从水管里爬进来。”
“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尽快分到公屋，以改善居住环境，”李家超说。目前的公屋轮候时间是20年来最长的。
香港是世界上最昂贵、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李家超即将面临的挑战。
今年，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了100多万居民、导致医疗资源挤兑，香港的生活陷入停顿状态。当地官员转向新冠清零策略，关闭了酒吧、健身房和学校，缩短了餐馆营业时间。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香港的工人阶级，让服务行业难以为继。
香港一家停业的餐馆，摄于今年2月。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限制措施给服务行业造成重创。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抗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香港孤立起来，也促使国际公司重新评估这座城市。商界领袖说，他们很难招到或留住愿意住在香港的高管。越来越多的公司已搬离香港，还有一些公司已让高管暂住新加坡等城市。
“这曾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人人都想来这里，”国际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猎头尤金妮亚·裴说。“现在，香港不再是一个热门城市。”
商界基本上不太了解李家超，他承诺要恢复香港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中心的地位。他还说，他会加强香港与内地的金融联系。
“我们有希望并期待，下任领导人将带领香港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回到正轨，”香港欧盟商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说。
李家超曾表示，他将推动香港的公屋建设。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9年初，当香港未来的行政长官正在起草一份允许将嫌犯引渡到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法案时，香港立法会前议员钟国斌曾与李家超见过面。（引渡法后来引发了香港全市范围的抗议活动。）
当时，许多商界领袖对该法案的涉及范围有疑问，担心引渡法会让他们在正在进行反腐败运动的内地受到指控。钟国斌说，中国经济刚开放时，许多企业都曾有过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做法。
几次会面之后，李家超同意删除引渡法最初涉及的46类犯罪中的九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界领袖的担忧。钟国斌说，目前不清楚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后是否还这么愿意谈判。
“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分析目前的情况，因为许多决定都是由中央做出的，”钟国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