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人们在参观北京举行的一个公安科技产品展览会上走过人脸识别技术的展台。（2018年10月24日）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据该报获取的泄露文件显示，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帮助联合国制定有关面部识别、视频监控以及城市和车辆监控的国际标准。这些公司包括中兴、大华和中国电信等。联合国国际电联（ITU）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未对此加以否认。
《金融时报》认为，制定国际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帮助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些公司可以使被制定的法规更适合其自身专有的技术和规范，从而使那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标准作为其政策。中国政府已经同意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监控技术。
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遍布非洲
《金融时报》称，“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遍布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所有地区。”报道列举了南非公司Vumacam今年早些时候在约翰内斯堡安装了15, 000台海康威视提供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乌干达确认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华为生产的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新加坡政府计划在路灯杆上安装中国初创企业依图科技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依图科技是今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8家公司之一。
该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公司特别重视来自非洲市场的面部识别数据，因为中国公司正寻求改善其针对有色人种的面部识别计算方法。
“例如，中国面部识别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与津巴布韦政府之间的一项交易意味着津巴布韦政府将向该公司发送数百万非洲面孔的数据以帮助提高该技术。”
云从科技是多个参与监视新疆1100万维吾尔人的庞大政府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之一。这家初创企业在其监控技术广告里说，这项技术可以识别出“敏感人群”，“一开始在一个社区里只有一个维吾尔人，20天里出现了6个维吾尔人”，“ 它会立即”通知执法部门。
国际电联回复未否《金融时报》报道
周一，国际电联新闻部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电子邮件中没有否认《金融时报》的报道。回复承认“国际电联标准制定工作主要靠其私营部门成员通过提出建议书来推动”。回复说“国际电联标准化过程是透明的”，“原则是确保听到所有声音”，回复并称，对所提建议的采用与否是由“复述、协商和共识来决定的”。
但《金融时报》引述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数字监控专家费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的担忧，他说：“国际电联决策缺乏透明，很少让公民社会参与。”
人权律师也批评正在国际电联讨论的国际标准对人权、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和数据造成威胁。
“在国际电联讨论标准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人权、消费者保护或数据保护方面的专家在场，因此许多威胁隐私和言论自由的技术在这些领域仍然不受挑战，” 报道引述倡导信息和言论自由的人权组织“第19条”的负责人迈希·安萨里（ Mehwish Ansari）的话。她说：“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在面部识别方面非常危险。”
联合国国际电联由192个成员国组成，现任主席为中国人赵厚麟。该组织的介绍说，他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获英国Essex大学硕士学位，2014当选为该组织秘书长，2018再次获选，开始第二个四年任期。
zhao-gensec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国际电联网站截图）
2018年8月到2019年9月，赵厚麟三次接受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专访。在今年4月的专访中，他赞扬中国的 “一带一路”像一条纽带，“输送能量”，“显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在2018年的专访中赵厚麟说“中非在信息通信方面的合作还远远没有到饱和阶段，从各方面看中非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中非合作一定会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任奈杰尔·科里（Nigel Cory）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私营公司应该在制定国际标准方面起主导作用，“因为它们是开发产品的机构，最适合理解技术规范。”
科里说，国际电联批准的标准是自愿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将该标准作为其本国法律颁布时，才成为强制性的。”
科里认为，中国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强势可能不在于其秘书长是中国人，而在于国际电联是联合国一个政府主导的机构，这使“中国可以更轻松地在中国公司中强制执行统一立场，而这是其他基于私营部门参与因而更能体现公司特定观点多元化的标准制定组织所不可能做到的。”
《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把制定国际标准视为增强其全球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报道引述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2018年报告作者的话说，中国一直对没有参与制定全球互联网的游戏规则感到担忧，“鉴于中国已成为拥有庞大市场和领先技术公司（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政府希望确保在其它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习近平 “网络强国”计划的一部分
科里指出，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网络强国”计划的一部分。推行中国特有的标准“使外国公司及其产品在中国销售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因为它们需要按照中国标准重新配置预先存在的设计和生产流程，并支付提供产品使用中国标准的特许费。”
科里表示，利用信息技术（IT）部门的实力来传播其国内标准是中国“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计划的数字部分）的三个主要动机之一。“西方国家无疑将关注中国政府及其公司试图通过政府对政府的参与、外国投资项目和商业合同（例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合同）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其国内标准的举动 。”
《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没有具体说明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文件。
资料照：人们在参观北京举行的一个公安科技产品展览会上走过人脸识别技术的展台。（2018年10月24日）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据该报获取的泄露文件显示，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帮助联合国制定有关面部识别、视频监控以及城市和车辆监控的国际标准。这些公司包括中兴、大华和中国电信等。联合国国际电联（ITU）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未对此加以否认。
《金融时报》认为，制定国际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帮助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些公司可以使被制定的法规更适合其自身专有的技术和规范，从而使那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标准作为其政策。中国政府已经同意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监控技术。
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遍布非洲
《金融时报》称，“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遍布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所有地区。”报道列举了南非公司Vumacam今年早些时候在约翰内斯堡安装了15, 000台海康威视提供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乌干达确认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华为生产的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新加坡政府计划在路灯杆上安装中国初创企业依图科技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依图科技是今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8家公司之一。
该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公司特别重视来自非洲市场的面部识别数据，因为中国公司正寻求改善其针对有色人种的面部识别计算方法。
“例如，中国面部识别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与津巴布韦政府之间的一项交易意味着津巴布韦政府将向该公司发送数百万非洲面孔的数据以帮助提高该技术。”
云从科技是多个参与监视新疆1100万维吾尔人的庞大政府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之一。这家初创企业在其监控技术广告里说，这项技术可以识别出“敏感人群”，“一开始在一个社区里只有一个维吾尔人，20天里出现了6个维吾尔人”，“ 它会立即”通知执法部门。
国际电联回复未否《金融时报》报道
周一，国际电联新闻部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电子邮件中没有否认《金融时报》的报道。回复承认“国际电联标准制定工作主要靠其私营部门成员通过提出建议书来推动”。回复说“国际电联标准化过程是透明的”，“原则是确保听到所有声音”，回复并称，对所提建议的采用与否是由“复述、协商和共识来决定的”。
但《金融时报》引述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数字监控专家费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的担忧，他说：“国际电联决策缺乏透明，很少让公民社会参与。”
人权律师也批评正在国际电联讨论的国际标准对人权、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和数据造成威胁。
“在国际电联讨论标准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人权、消费者保护或数据保护方面的专家在场，因此许多威胁隐私和言论自由的技术在这些领域仍然不受挑战，” 报道引述倡导信息和言论自由的人权组织“第19条”的负责人迈希·安萨里（ Mehwish Ansari）的话。她说：“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在面部识别方面非常危险。”
联合国国际电联由192个成员国组成，现任主席为中国人赵厚麟。该组织的介绍说，他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获英国Essex大学硕士学位，2014当选为该组织秘书长，2018再次获选，开始第二个四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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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国际电联网站截图）
2018年8月到2019年9月，赵厚麟三次接受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专访。在今年4月的专访中，他赞扬中国的 “一带一路”像一条纽带，“输送能量”，“显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在2018年的专访中赵厚麟说“中非在信息通信方面的合作还远远没有到饱和阶段，从各方面看中非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中非合作一定会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任奈杰尔·科里（Nigel Cory）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私营公司应该在制定国际标准方面起主导作用，“因为它们是开发产品的机构，最适合理解技术规范。”
科里说，国际电联批准的标准是自愿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将该标准作为其本国法律颁布时，才成为强制性的。”
科里认为，中国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强势可能不在于其秘书长是中国人，而在于国际电联是联合国一个政府主导的机构，这使“中国可以更轻松地在中国公司中强制执行统一立场，而这是其他基于私营部门参与因而更能体现公司特定观点多元化的标准制定组织所不可能做到的。”
《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把制定国际标准视为增强其全球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报道引述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2018年报告作者的话说，中国一直对没有参与制定全球互联网的游戏规则感到担忧，“鉴于中国已成为拥有庞大市场和领先技术公司（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政府希望确保在其它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习近平 “网络强国”计划的一部分
科里指出，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网络强国”计划的一部分。推行中国特有的标准“使外国公司及其产品在中国销售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因为它们需要按照中国标准重新配置预先存在的设计和生产流程，并支付提供产品使用中国标准的特许费。”
科里表示，利用信息技术（IT）部门的实力来传播其国内标准是中国“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计划的数字部分）的三个主要动机之一。“西方国家无疑将关注中国政府及其公司试图通过政府对政府的参与、外国投资项目和商业合同（例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合同）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其国内标准的举动 。”
《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没有具体说明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