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放眼全球，大抵情形相差不多，青年人都是运动主体。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失业年轻人和学生是示威者主要构成群体，他们以露宿街头方式抗议金融业贪婪及社会不公。“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启发了台北和香港的年轻人。2014年3月18日，一群抗议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揭开了“太阳花运动”的序幕。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运动，呼吁港府在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这场后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持续到当年12月。5年后，香港的年轻人又一次走上街头，成为仍在持续的反修例运动的主力军。同样发生街头政治运动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示威者绝大多数也是年轻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2011年5月写了一篇《名利场》文章，标题为《在1%中，由1%，为了1%》（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并宣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了美国收入的40%]。《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马德里克（Jeff Madrick）的最新著作《贪婪年代：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Age of Greed: The Triumph of Fin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似乎也呼应了那场抗议。马德里克说，现在1%的人拥有的全美20%的收入；而30年前，1%的人拥有10%的收入。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2014年，《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称，到2012年，美国前0.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约等于其后90%的人拥有财富的总和。
2019年11月12日，多名激进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内纵火。（HK01）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黑衣暴力示威者扔汽油弹，与警方对峙，校园内多处着火，烟雾弥漫。（Reuters）
2019年11月4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名示威者在抗议智利政府期间投掷石块。（Reuters）
2019年11月4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年青示威者与防爆警察冲突。（Reuters）
2019年10月15日，在巴塞罗那的几条街道中央，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金属罐、石块和火把，并点燃垃圾箱和纸板箱。（Reuters）
2019年10月，以年青人为主力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派示威者，以火烧杂物为路障。（Reuters）
在全球的街头政治运动浪潮中，青年逐步脱离温和姿态，以愈发激烈的方式走上前台，影响乃至主导世界各地街头政治运动的进程。以香港反修例街头政治运动为例，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颇能勾勒出这场冲突的轮廓——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而之前香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活跃人群构成也体现了这一结论。2014年占中运动后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共计约有60人，当中90%都是90后。在2016年农历春节旺角骚乱事件后因暴动罪被捕的40多名示威者中，除两人外也均为35岁的年轻人……可以说，历次香港政治运动中逐渐崛起的学界力量“成就”的周永康、黄之锋、朱凯迪等人更是扮演了青年“领头人”的角色。
以青年人为主力的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并非孤例，纵观全球近年来的街头政治运动，青年人都运动的主体。远者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青年人就是发起者和主力军。近如最近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的街头政治运动，青年人皆是主要力量。从表面上看，青年人之所以成为全球历次街头运动的主力，与青年人本身由荷尔蒙决定的性格特质有关。青年人一直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对社会问题的容忍度也最低，而且其本身对社会问题、对公共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参与热情可能都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对社会现状（政治、经济、环境、人文）的不满，财务上的不安感以及缺乏上升通道，让年轻人迫切寻求改变，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也成为街头政治运动的助推器。
政治运动中躁动的青年世代
当然，不止是今天，街头运动从出现，似乎青年人就一直（经常）是主力。历史地讲，青年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活跃的群体，扮演着历史进程的深度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角色。比如，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便首先发端于当时的北京大学等在京高校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以及青年教师群体如陈独秀等人。中国抗战后的国共对峙时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运动加速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崩溃，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预言了“文革”结束。整个1980年代，中国大陆青年最深刻地遭受到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并进而进行自我反思与适应，并最终在1989年诉诸一场备受争议的“六四事件”。
而放眼全球，大抵情形相差不多，青年人都是运动主体。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失业年轻人和学生是示威者主要构成群体，他们以露宿街头方式抗议金融业贪婪及社会不公。“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启发了台北和香港的年轻人。2014年3月18日，一群抗议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揭开了“太阳花运动”的序幕。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运动，呼吁港府在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这场后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持续到当年12月。5年后，香港的年轻人又一次走上街头，成为仍在持续的反修例运动的主力军。同样发生街头政治运动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示威者绝大多数也是年轻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互联网化，对互联网新领域拥有更强接受和使用能力的青年群体，同样也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拥有深刻认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让青年人不满足只通过投票参与政治的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实现网络政治众筹、网络政治恶搞、网络政治群组和网络政治动员等。可以说，互联网的普及刺激并放大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2017年一次被西班牙法院裁定无效的公投中，民众支持加泰从西班牙分离出来，之后该地区亦短暂宣布独立。10月14日，当时被指煽动加泰独立的领头人被判处煽动罪。判决后，巴塞罗那的民众在一个加密的手机即时消息工具上收到一条消息，号召他们上街抗议政府监禁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香港的示威者同样如此，香港的论坛高登、连登聚集了大量的反对派示威者，他们通过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组织香港的街头暴力示威。
不可否认，青年群体亦有其自身的先天“缺陷”，青年人心智尚难言健全，价值观念不成熟，目标不恒常，易受外界影响乃至左右；过于理想主义，凡事易诉诸情绪化的宣泄，难免冲动乃至偏执，其中亦不乏迷信暴力且陷入自我感动的心理作用中。这也是全球街头政治运动，往往会变成失控的，一些地方诸如香港、加泰罗尼亚等具有分离主义的暴力运动原因所在，甚至出现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情形。
在全球的街头政治运动中，青年人都是主力。图为香港街头政治运动中的年轻示威者。（HK01）
此外，在年轻群体对政治关注度提高的同时，他们更多表示反对意见，并未积极参与到政府施政流程中去。有研究数据表明，除示威和抗议以外，在其他一切类别的政治活动中，青年人参与度都低于中老年人。可以说，青年群体从来不是一支高度组织化、独立且有确定诉求的成熟政治力量存在，但也从来是不可低估的力量。这就是躁动的青年世代的特质。
黯淡的社会现实与个人命运
如果说，青年人本身的特质只是为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提供了可能的话，那么现实中他们对社会现实、对个人命运的无力感与挫败感，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将其“推上”街头的头号元凶。近期发生街头政治运动的国家和地区，无疑例外的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社会与经济趋势：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面临威胁，以及民众对于政治与商业精英阶层的愤怒等等。
同样以香港为例，香港经济连续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SARS入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增速持续放缓，近年更是徘徊在2%至3%的水平。香港青年尤其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对自己未来前景的迷惘与困顿。数据显示，20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GDP增速维持在6%以上，而过去5年里这一指标仅为3%。要注意这还是“人均”数字，它意味着还有很多人可能连3%也没有。
劳动阶层和年青人的就业机会也很有限。香港统计处公布最新的4至6月的失业率数字显示，虽然整体失业率继续维持近20年的低位，但当中青年失业率的问题不跌反升。而事实，香港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双位数字之上。即便青年人实现就业，收入也鲜见增长。数据显示，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生收入的平均数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因素，近二十年的增幅只有7.5%。
美国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2019》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九年排在全球最贵的房价榜首，属于“极度负担不起”之列，房价收入比达到20.9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不贷款，香港人买房需要不吃不喝20.9年。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誓言要解决竹屋问题，但香港房价却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香港的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楼价，除了给年青人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生活和精神负担外，也扼杀了他们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2011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示威者就是喊着“我们是那99%”的口号抗议财富分配的不公和金钱对政治的操纵。这个口号的起源与人们的收入分布有关。他们相信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作所为均需要由剩余的“99%”承担。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向上流动性这两个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核心的两个主题。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美国人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2011年5月写了一篇《名利场》文章，标题为《在1%中，由1%，为了1%》（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并宣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了美国收入的40%]。《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马德里克（Jeff Madrick）的最新著作《贪婪年代：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Age of Greed: The Triumph of Fin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似乎也呼应了那场抗议。马德里克说，现在1%的人拥有的全美20%的收入；而30年前，1%的人拥有10%的收入。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2014年，《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称，到2012年，美国前0.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约等于其后90%的人拥有财富的总和。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这个人均收入位居前列城市，仅仅是因为巴士和地铁价格上涨便引发抗议。政府将原因归咎于能源成本的提升和疲软的本国货币，不过示威者指，这不过是压榨穷人的又一个手段。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也是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6个成员国当中，智利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最为严重。路透社引述一名参加示威的学生说：“这不仅是抗议地铁涨价这么简单，这是对长年压迫穷人的一次大爆发。”
近来，随着各种因素的汇集，世界各地抗议活动爆发的频率急剧增加。虽然全球各地爆发的街头政治运动的无法简单地归类或归为一个主题。比如，智利的导火索是因为地铁涨价，黎巴嫩是因为政府对手机应用WhatsApp通话的征税，法国持续了一年多的“黄背心”运动则是因为提高燃油税，香港则是因为一条涉及司法引渡的法律条文的修改，加泰罗尼亚因示威者抗议前分离主义领导人的入狱引发……
一些原本可能微不足道的事件，成为了全球各地民众愤怒的焦点，忿忿不平的民众涌上街头，引发意想不到的抗议活动。在许多爆发街头运动的国家，专家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全球经济放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口因令人绝望的社会现实，缺乏上升通道苦苦挣扎和不得志而成为焦躁不安的新一代。而反应迟钝的政府令国民感到沮丧，活动人士确信，街头行动是迫使变革的唯一途径。
各地迥异的动荡局势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此前说，“我们看到示威活动在不同地方发生，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点。”杜加里克说，“人们感到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平等问题和其他许多结构性问题。”《纽约时报》报道，“年轻人已经受够了，”安全情报咨询公司苏凡集团(Soufan Group)的首席执行官阿里·苏凡(Ali Soufan)说。“新一代年轻人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构成的腐败秩序。他们想要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