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政策，哪怕出发点再好，也只是南辕北辙。 正解局出品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德里的眼镜蛇十分猖獗。 当局为减轻蛇害，颁布了一项措施：每打死一只眼镜蛇，可以获得1卢比的奖励。 穷苦的印度民众闻风而动。 很快，野生眼镜蛇大幅减少。 蛇少了，可钱还想拿。 不少人就动了歪点子：饲养眼镜蛇，骗取政府赏金。 当局者发现这个问题后，把奖赏取消了。 手足无措的印度民众，只好将眼镜蛇放生。 于是，德里的眼镜蛇又开始泛滥，比先前还多。 这就是“眼镜蛇效应”，常用来表示出发点很好的政策，非但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 德国现在就遭遇到这样的“眼镜蛇困局”：德国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正在把德国社会引向歪路。 01 汽车与社会救助，谁是德国第一大产业？ 说起德国，很多人会想到德国的汽车。 比如，我们熟悉的汽车品牌大众、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迈巴赫等等都来自德国。 根据德国联邦参议院统计，德国汽车行业雇员人数在80万以上。 但实际上，德国还有比汽车更庞大的产业：社会救助产业。 2005至2019年德国汽车行业员工人数 有数据，德国社会救助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200万，比汽车业、建筑施工业（约54万）、食品行业（约55.5万）加起来还多。 比如，德国最大的社会救助机构天主教明爱会，拥有超50万名专职人员、约100万名志愿者，是德国最大的私人雇主。 从总产值来看，2018年德国汽车行业总产值5115.9亿欧元（4万多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15%。 2008至2018年德国汽车工业总产值 单位：十亿欧元 德国社会救助产业总产值也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占政府收入的11.8%-15.1%。 要知道德国生产的汽车，将近80%是出口的。 所以，光看满足本国市场的产值，2018年德国汽车是1125亿欧元（不到9000亿元人民币），和社会救助产业相当。 德国最大的几个社会救助组织，有10万个左右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德各地。 比如新教福利协会迪阿科尼，有大约2.7万个机构和服务点，总计超过100万个照管看护位置。 德国的一家养老院 最后，谈一下历史。巧合的是，汽车和社会救济，都起源于德国，并且时间惊人的相似。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了一辆装有汽油机的三轮汽车。次年1月29日，他申请了专利，这一天被公认为汽车的诞生日。 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这是德国社会救济的源头。 养老金制度是俾斯麦主要成就之一 德国有汽车工业，更有社会救助产业。 02 穷人的天堂：房租一年不到1块钱 渴有所饮，饥有所食，监有所探，病有所医，外有所宿，裸有所衣，终有所葬。 德国社会救助，贯穿这28个字。 确实，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很好保障了穷人的生活。竞争中的获胜者、走运的人当然能快意享受，失败者、不走运的人也不至于陷入绝望。 德国社会救助有多好？ 好到有些新款电子商品，主要的目标用户就是领救助金的人。 在德国，收入低于当地中位数60%，就会被定义为穷人 德国的社会救助金种类繁多，涉及保险、慈善捐赠、财政拨款等多个方面。 为简单起见，这里主要讨论失业救助金。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改革前，失业人员在失业后三年内，领取的失业金占原净工资的60%-67%。 领取失业金时效结束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可以领取失业救济，直到退休年龄（65岁）。失业救济占原净工资的53%-57%。 改革后，超过55岁的失业者领取失业金的最长年限缩减为18个月，55岁以下的则下降为6至12个月。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能在规定期内找到工作，就会被抛弃，而是自动转入“失业金Ⅱ”。 “失业金Ⅱ”分为六个等级，2018年第一等级是416欧元（约3312元）。每个没能在规定期找到工作的失业者，都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其家庭成员将获得“社会津贴”，比如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如果是6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则领取第六等级的补助。 各等级救助金历年变动 此外，领取“失业金Ⅱ”的人员可以领取住房和暖气补贴，特殊人群如孕妇，还能获得特殊待遇补贴。 更具体些，比如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专用来出租给穷人和流浪汉，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医疗和护理均免费。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套房间的租金只需要0.88欧元（约7元人民币）。 1年不到1欧元，享受富人级待遇。 至于在德的国外难民，德国也花了血本。 2018年“哈茨第四阶段”（Hartz-IV）社会救助金，外国领取人共获得130亿欧元（约1029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权领取正式补助金的外国人，由2007年的大约130万上升到了约200万。 无数国际难民的理想家园、良好的国际形象，就是这样靠钱砸出来的。 2019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几大捐助国 单位：百万美元 但这背后，却是困在牢笼里的受助者、撕裂的德国。 03 穷人只是获利的工具 在德国，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给私营机构，原意是为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也有突破性，但被玩坏了。 首先，私营救助机构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靠政府补助。服务的受助者越多，政府的补助也越多。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就可以向政府多领一份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税收占GDP比重，德国在经合组织中排第五 没有受助者，救助机构就没用了。而救助机构的雇员，收入中等，工作轻松。 为了继续待下去，他们自然会多寻找“受助者”。 据统计，95%的德国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滥竽充数的情况，比比皆是。 卫生专家发现，1994—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 因为许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机构一顿操作之后，成了“残疾人”。 以至于有些德国人，把这样的社会救助机构称呼为：慈善黑手党。 近些年来，德国社会救助机构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中东难民，成为了他们又一大“顾客”来源。 德国政府也想过禁止国际难民入境，却被迫放弃，背后就有救助机构阻挠的因素。 如此优质的顾客资源，救助机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至于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才懒得考虑。 抛开救助机构，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本身也大有问题。 政府给的钱太多，哪怕不工作，穷人也可以安然度过一生，从而滋生了大量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几乎没工作过，只干过两三个星期的苦力（如家具搬运工），用他的话说，还“累得要死”。 几十年里，他一直靠领取救济金度日。在一场脱口秀节目上，他还大言不惭称：我为什么要工作？ 尽管如此，2015年他还是被送进了养老院，安度晚年。 图为阿诺·迪贝尔 像迪贝尔这样的人，自甘堕落。但也有很多人，领了一次救助金，毁了一生。 就如这句话所说的：“Einmal Hartz IV, immer Hartz IV.”（一次失业救助金，永远失业救助金。） 从领取第一笔救助金开始，就被救助产业豢养，再也无法逃离那种舒适状态。 紧接着是生活的失控：暴力、色情、赌博、健康恶化。 并且，这种陷落，很容易在代际之间传染。 有项调查显示，10-15岁有着失业父母的青少年，比起父母工作的孩子，在以后更容易成为失业人口。 有着长期领取救助金父母的孩子，更难融入社会 04 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言 种种弊病，当然被德国历代执政者关注。 2003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改革，推出“2010议程”。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10议程”的提出者 在此之前，德国失业者可以拿到失业前约60%的净工资，一直持续到65岁，然后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 改革后，本质上是“不养懒汉”口号的实施。最长18个月，如果失业者没有重新找到工作，那么只能领取固定的补贴，和以前的收入不挂钩。 并且，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补贴会按一定的比例减少。 这很大程度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2005年开始，德国失业率也逐步下降。 2004-2020年德国的年平均失业率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者，结局都不太好。 2005年，施罗德在政党选举中失利，当年11月，退出政坛。 施罗德的智囊团，改革专案小组主席皮特·哈茨，2005年被起诉，原因是在担任福斯汽车董事期间，贿赂他人260万欧元（约2060万元人民币），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不仅如此，哈茨还背负着背信、资方代表、白领犯罪的骂名。 背后，自然是利益集团的暗流涌动。 200万社会救助产业雇员，至少数百万靠社会救济为生的群体都有选票。 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德国高官，都可能被直接轰走。 以致于现在，没有人敢轻易动社会救助这颗“雷”。 一个原本美好的事物，就这样被利益绑架，变得面目可憎。
◆错误的政策，哪怕出发点再好，也只是南辕北辙。
正解局出品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德里的眼镜蛇十分猖獗。
当局为减轻蛇害，颁布了一项措施：每打死一只眼镜蛇，可以获得1卢比的奖励。
穷苦的印度民众闻风而动。
很快，野生眼镜蛇大幅减少。
蛇少了，可钱还想拿。
不少人就动了歪点子：饲养眼镜蛇，骗取政府赏金。
当局者发现这个问题后，把奖赏取消了。
手足无措的印度民众，只好将眼镜蛇放生。
于是，德里的眼镜蛇又开始泛滥，比先前还多。
这就是“眼镜蛇效应”，常用来表示出发点很好的政策，非但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
德国现在就遭遇到这样的“眼镜蛇困局”：德国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正在把德国社会引向歪路。
01
汽车与社会救助，谁是德国第一大产业？
说起德国，很多人会想到德国的汽车。
比如，我们熟悉的汽车品牌大众、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迈巴赫等等都来自德国。
根据德国联邦参议院统计，德国汽车行业雇员人数在80万以上。
但实际上，德国还有比汽车更庞大的产业：社会救助产业。
2005至2019年德国汽车行业员工人数
有数据，德国社会救助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200万，比汽车业、建筑施工业（约54万）、食品行业（约55.5万）加起来还多。
比如，德国最大的社会救助机构天主教明爱会，拥有超50万名专职人员、约100万名志愿者，是德国最大的私人雇主。
从总产值来看，2018年德国汽车行业总产值5115.9亿欧元（4万多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15%。
2008至2018年德国汽车工业总产值 单位：十亿欧元
德国社会救助产业总产值也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占政府收入的11.8%-15.1%。
要知道德国生产的汽车，将近80%是出口的。
所以，光看满足本国市场的产值，2018年德国汽车是1125亿欧元（不到9000亿元人民币），和社会救助产业相当。
德国最大的几个社会救助组织，有10万个左右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德各地。
比如新教福利协会迪阿科尼，有大约2.7万个机构和服务点，总计超过100万个照管看护位置。
德国的一家养老院
最后，谈一下历史。巧合的是，汽车和社会救济，都起源于德国，并且时间惊人的相似。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了一辆装有汽油机的三轮汽车。次年1月29日，他申请了专利，这一天被公认为汽车的诞生日。
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这是德国社会救济的源头。
养老金制度是俾斯麦主要成就之一
德国有汽车工业，更有社会救助产业。
02
穷人的天堂：房租一年不到1块钱
渴有所饮，饥有所食，监有所探，病有所医，外有所宿，裸有所衣，终有所葬。
德国社会救助，贯穿这28个字。
确实，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很好保障了穷人的生活。竞争中的获胜者、走运的人当然能快意享受，失败者、不走运的人也不至于陷入绝望。
德国社会救助有多好？
好到有些新款电子商品，主要的目标用户就是领救助金的人。
在德国，收入低于当地中位数60%，就会被定义为穷人
德国的社会救助金种类繁多，涉及保险、慈善捐赠、财政拨款等多个方面。
为简单起见，这里主要讨论失业救助金。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改革前，失业人员在失业后三年内，领取的失业金占原净工资的60%-67%。
领取失业金时效结束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可以领取失业救济，直到退休年龄（65岁）。失业救济占原净工资的53%-57%。
改革后，超过55岁的失业者领取失业金的最长年限缩减为18个月，55岁以下的则下降为6至12个月。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能在规定期内找到工作，就会被抛弃，而是自动转入“失业金Ⅱ”。
“失业金Ⅱ”分为六个等级，2018年第一等级是416欧元（约3312元）。每个没能在规定期找到工作的失业者，都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其家庭成员将获得“社会津贴”，比如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如果是6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则领取第六等级的补助。
各等级救助金历年变动
此外，领取“失业金Ⅱ”的人员可以领取住房和暖气补贴，特殊人群如孕妇，还能获得特殊待遇补贴。
更具体些，比如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专用来出租给穷人和流浪汉，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医疗和护理均免费。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套房间的租金只需要0.88欧元（约7元人民币）。
1年不到1欧元，享受富人级待遇。
至于在德的国外难民，德国也花了血本。
2018年“哈茨第四阶段”（Hartz-IV）社会救助金，外国领取人共获得130亿欧元（约1029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权领取正式补助金的外国人，由2007年的大约130万上升到了约200万。
无数国际难民的理想家园、良好的国际形象，就是这样靠钱砸出来的。
2019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几大捐助国 单位：百万美元
但这背后，却是困在牢笼里的受助者、撕裂的德国。
03
穷人只是获利的工具
在德国，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给私营机构，原意是为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也有突破性，但被玩坏了。
首先，私营救助机构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靠政府补助。服务的受助者越多，政府的补助也越多。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就可以向政府多领一份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税收占GDP比重，德国在经合组织中排第五
没有受助者，救助机构就没用了。而救助机构的雇员，收入中等，工作轻松。
为了继续待下去，他们自然会多寻找“受助者”。
据统计，95%的德国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滥竽充数的情况，比比皆是。
卫生专家发现，1994—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
因为许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机构一顿操作之后，成了“残疾人”。
以至于有些德国人，把这样的社会救助机构称呼为：慈善黑手党。
近些年来，德国社会救助机构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中东难民，成为了他们又一大“顾客”来源。
德国政府也想过禁止国际难民入境，却被迫放弃，背后就有救助机构阻挠的因素。
如此优质的顾客资源，救助机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至于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才懒得考虑。
抛开救助机构，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本身也大有问题。
政府给的钱太多，哪怕不工作，穷人也可以安然度过一生，从而滋生了大量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几乎没工作过，只干过两三个星期的苦力（如家具搬运工），用他的话说，还“累得要死”。
几十年里，他一直靠领取救济金度日。在一场脱口秀节目上，他还大言不惭称：我为什么要工作？
尽管如此，2015年他还是被送进了养老院，安度晚年。
图为阿诺·迪贝尔
像迪贝尔这样的人，自甘堕落。但也有很多人，领了一次救助金，毁了一生。
就如这句话所说的：“Einmal Hartz IV, immer Hartz IV.”（一次失业救助金，永远失业救助金。）
从领取第一笔救助金开始，就被救助产业豢养，再也无法逃离那种舒适状态。
紧接着是生活的失控：暴力、色情、赌博、健康恶化。
并且，这种陷落，很容易在代际之间传染。
有项调查显示，10-15岁有着失业父母的青少年，比起父母工作的孩子，在以后更容易成为失业人口。
有着长期领取救助金父母的孩子，更难融入社会
04
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言
种种弊病，当然被德国历代执政者关注。
2003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改革，推出“2010议程”。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10议程”的提出者
在此之前，德国失业者可以拿到失业前约60%的净工资，一直持续到65岁，然后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
改革后，本质上是“不养懒汉”口号的实施。最长18个月，如果失业者没有重新找到工作，那么只能领取固定的补贴，和以前的收入不挂钩。
并且，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补贴会按一定的比例减少。
这很大程度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2005年开始，德国失业率也逐步下降。
2004-2020年德国的年平均失业率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者，结局都不太好。
2005年，施罗德在政党选举中失利，当年11月，退出政坛。
施罗德的智囊团，改革专案小组主席皮特·哈茨，2005年被起诉，原因是在担任福斯汽车董事期间，贿赂他人260万欧元（约2060万元人民币），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不仅如此，哈茨还背负着背信、资方代表、白领犯罪的骂名。
背后，自然是利益集团的暗流涌动。
200万社会救助产业雇员，至少数百万靠社会救济为生的群体都有选票。
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德国高官，都可能被直接轰走。
以致于现在，没有人敢轻易动社会救助这颗“雷”。
一个原本美好的事物，就这样被利益绑架，变得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