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呈现攀升趋势。陈瑞燕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从 2021年开始，她相继走访湖南、湖北、河南、 安徽等地的村庄，访谈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 村干部以及普通村民。在她看来，农村离婚率的上升，是近年来农民生活的一个剧烈变动，它重构了农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同时呈现了女性主导的鲜明特征。
但陈瑞燕认为，农村女性主导的婚姻趋势， 本质上还是女性通过依附婚姻的方式，换取生活的保障。它并不是“娜拉出走”式的想象，也跟个体意识的觉醒无关。更多时候， 外部的结构性因素驱使这部分女性做出结婚、 离婚，还有再婚的选择。它既是性别失衡的显现，也有村庄内部竞争、天价彩礼的“诱导”，更是消费社会和货币逻辑下沉到村庄之后的一个反映。
以下是陈瑞燕的讲述——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农民的人生任务”
对农民来说，婚姻是他们生命历程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团队有一个概念叫“农民的人生任务”，指的就是他们从生到死，生娃、养娃、给娃结婚。这就是农民的生命序列，在这样的循环中，他们去感受生命的意义。所以，结婚被嵌入到农民的意义体系里面，这也是他们生命价值里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和节点。
这几年，农村离婚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2010年左右，我们团队就关注过农村离婚现象，像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地区的婚姻问题。不仅仅是离婚，包括天价彩礼，早婚等现象，愈演愈烈。我们去了河南的两个地方，还有湖北两个县，离婚的现象都比较突出。
我们的调研，包括（分析）民政局数据，跟工作人员对谈，还有驻村，访谈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到当地以后，我们会做入户调研。在河南一个村庄，一个村民小组长和我们一一梳理，全组79户人，有25户农民家庭存在离婚事件，或者离婚个体。
除了数据，第二个判断来自农民的主观感知。每次调研，我们至少驻村20天，跟农民同吃同住。很多农民主动说彩礼高、小孩结婚难、离婚也比较多。50后、60后的感知是最真切的，在他们过往几十年的生活经历里，离婚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最近几年增多了。
但也有区域差异。我们在湖南汨罗的一个村庄调研，那边的离婚现象不是特别突出。那是一个有宗族底色的地区，整个村子可能是一个，或者最多两个姓氏，我们把这称为宗族性地区。大家族的生活，比较传统，有很多维持家庭秩序的观念和伦理，对离婚的接受程度也不高，所以他们不轻易离婚。
不仅如此，彼此之间的参与程度高。小家庭出现矛盾，亲戚会劝诫疏导，相当于进行一个婚姻调解。如果大家庭的生活消解了，家庭变成两个人的生活，吵架后就有可能直接离婚。
汨罗这个区域也比较特殊，附近有工业园，有食品厂，还有安防产业，离长沙近，类似一小时都市圈涵盖范围。所以，当地的就业机会比较多，能支撑家庭的经济收入，在本地维持较完整的家庭生活，对婚姻的稳定性也有帮助。
经济和社会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之下，这个地区的家庭，保持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方式。男性掌握经济大权，参与到公共生活里，女性被局限到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在家庭内部也会缺少话语权。从现代生活来看，这里面可能存在父权制的特色，对女性有压迫，或者不平等。但从婚姻家庭的稳定性来讲，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方式，能增加稳定性，因为这相当于是默认的、不用协商，就会减少矛盾和冲突。
像在城市青年家庭，家务劳动分工问题，已经成为婚姻家庭的矛盾点，也切实影响到家庭的内部（关系）。河南、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在这些地方，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打工经济成为农民家庭重要的收入方式之后，很多农村家庭都是男女双务工的模式，当女性通过打工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力之后，对家庭照料这部分肯定会存在不平衡感，认为男性也应该承担一部分。
另外，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聚少离多，很难过上比较完整的婚姻家庭生活，男女之间的矛盾会变多，所以在一些打工大省，（婚姻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图片●辽宁某村庄里的婚礼
村庄的竞争秩序
2021年，我去河南调研，遇到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正在抱娃，讲到自己离婚的经过。这个女性头婚和二婚的对象都是本地人。头婚对象，也就是前夫，符合现代婚姻爱情中罗曼蒂克的成分，但花钱大手大脚，挣钱裹不住花。
这个女性没觉得必须要离，婚后两人没有太多的矛盾和冲突，过得还可以。但她的父母有点撺掇着她离婚。因为这个男的挣钱不多，建不起新房，没办法让女儿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在娘家和丈夫的双重压力之下，她选择了离婚。
再婚之后的老公，努力挣钱，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没过得那么幸福。搞养殖的，每天都守在牛棚里。她评价这个老公，心好嘴碎，对牛比对她还亲。性格木讷，说话也难听，好几次两人吵架，她都离家出走了。
对于这个离婚故事，我们比较震惊的就是女方父母的态度。后来，我们在村里遇到一个农民，女儿离婚后再嫁，嫁得很好，逢年过节会买这买那，她的父母很骄傲，说了一句话，幸亏当初离了。相当于离婚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情，要紧的是，离婚之后能不能嫁得更好。
以前，阻碍女性离婚的因素是结构性的，土地不仅（用来）居住，所有的劳动都要依附于这样的一个固定资本，但这些固定资本是由男性单系继承。女性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离婚之后，没有土地，也没有居住（住所），可能就活不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经济结构。第二个就是社会结构的影响。不管社会规范，还是村庄舆论，对离婚的女性有很强的道德批判，让你觉得离婚是没面子、不道德的，所以受到再大的委屈和挫折，很多女性也不敢去离婚。
现在的话，这种不好的叙事已经被逆转了。一个原因就是村庄的内部竞争，它也是面子竞争。我们团队有一个概念叫“小亲族地区”，它不是一个姓氏笼罩整个村庄，而是村庄里存在几股力量，比如一个村庄有四五个姓氏，彼此力量均衡。人多地少的地方，资源稀缺，家族力量越强，掌握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可以供给整个家族内部的生存。那么，家族之间就会存在竞争。
这样的竞争趋势传到现在，爱面子和攀比的心态就会非常重。在华北平原地区，村民之间会有比较强烈的攀比心，比着谁家先建房子，先进城买房，谁家儿子先娶媳妇，女儿嫁得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财富本位或者金钱本位的思想。在村庄的竞争趋势下面，农民更容易被财富的想象和叙事所吸引。也就是说，婚姻本身目的不再是自己过得好不好，能不能过上富裕的、有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年轻一代，老一辈也在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和改变，所以就会出现父母劝离不劝和。
为什么现在男性会因为经济能力被离婚？（相比以前），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往家庭再生产的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能够代代相传。现在不行了，消费社会已经不仅是城市的逻辑了，它也在深深地下沉到农村。传统的砖瓦房不行，要建楼房，建楼房不行，要进城买房，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向城市看齐，这样的状态，整个家庭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农村女性的择偶标准，经济是第一位，其次才是情绪价值。我们团队在2010年调研就发现，在农村男性经济能力不行，不挣钱，就有可能要离婚。包括现在农村的光棍，经济实力肯定不行，可能父母残缺或者单亲家庭，个人条件也不足。
还有一点就是跟天价彩礼有关。在我们的调研里，彩礼不再是礼俗的性质，它是一个市场要价的逻辑，高额的彩礼，其实是用于锁定女性资源的，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现在农村男多女少，性别失衡非常严重，这不仅是当年计划生育的生儿偏好，还有就是女性是往发达地区、城市流出的，所以女性不愁嫁，但男性愁娶。
去年，我们在河南中部的一个县城调研，当地的二婚市场很活跃，尤其是针对于女性的二婚市场。女性离婚了，马上就会有人来介绍，甚至彩礼、婚礼嫁娶仪式都跟头婚没有太大的差别。男性的再婚难度比女性高很多。如果经济实力比较普通，又不想打光棍，就只能娶偏远山区，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女孩，我遇到一个二婚男性，他再婚的对象眼睛就有问题。
这不仅会抬高彩礼，也会改变农民心态，我的女儿离婚不愁嫁，对吧？甚至再婚还能收一笔彩礼。对于女性来说，这也会影响她们的心态，离婚之后大不了再结。整体来说，这对农民的婚姻家庭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豫北一农村墙壁上刷写的“拒绝高额彩礼、反对攀比之风”等字样。
重新封建化
我在农村观察到的离婚现象，基本上是女性在主导离婚。湖北一个县城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提到，大多数的离婚女性是发起方，表现更为积极主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过一个数据，在诉讼离婚里，73.4%的发起方是女性。所以女性主导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
现在舆论或者一些自由主义的话语，会把农村女性离婚看成一种进步的象征，但我们倾向于在结构中去理解它，女性发起离婚，看似积极主动，拥有婚姻主导权，但跟所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不太符合，她们也是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因素之下被裹挟的。
在我的调研和观察里，女性主导婚姻秩序的表象之下，本身是婚姻重新封建化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具体有三种表现。首先，在年轻人的婚姻里面，父母的主导权力非常大。比如让孩子早婚，在中西部地区，很多父母更愿意把家庭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婚姻上，而不是对孩子的教育上。
另外，这里面可能还有包办婚姻的苗头。孩子没满20岁，心智不太成熟，就要听从父母的意愿结婚。现在结婚不仅要高额彩礼，还要房和车。20来岁的年轻人很难积累到这些资源，只能靠父母。谁掌握这个资源，谁就说了算。我在皖北遇到一个年轻人，离婚的原因是，他当时根本没有相中这个妻子，但没有拗过父母。这样的婚姻秩序下，年轻人结婚，也不是所谓的自主权的象征。
第二点，在调研过程中，我有一个观察，父母花费巨大的财富让儿子娶上媳妇，他们也会努力去帮儿子维系住婚姻的稳定性。现在农村的婆媳关系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婆婆“跪舔”儿媳妇，这就是婆媳权力关系的逆转。还有一种，婆婆把儿媳当作小孩在养，不希望她接触太多的外界信息，让她只活在家里面，就是“圈养”，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禁锢，让她活在真空里，确保婚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最后一点，也就是农民父母为什么愿意拼尽全力，不惜负债累累给儿子娶媳妇？图的就是女性的生育价值。我在调研里至少发现过三个案例，因为不能生育，女性被离婚，相当于女性的价值是跟她的生育能力深度捆绑的。
在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不否认农村里面确实存在这样的女性个体，主体意识觉醒之后，反抗婚姻，自食其力过好自己的个人生活。但从我们调研来看，对农村离婚现象进行评判，它就不再是自由或者进步的象征，反而可能还蕴含其它的社会问题。离婚的农村女性，也不是所谓的“娜拉出走”，或者独立女性的崛起逻辑。
浙江一村落，婚礼上的乡村大厨。
当然，这两年也有一些变化。以往离婚以后，女方都是默认孩子留给男方，拎着包直接走了。孩子最后就只能留给爷爷奶奶带。在民政局调研，他们提到，离婚后女性争取子女抚养权的现象变多了。但一般来说，儿子会留给男方，如果是女儿就带走。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男权的思想——儿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之前，我在网上写文章，有一个网友评论，“讲这么多不如实在点，提高农村男性的观念，教会他们尊重妻子，尊重家庭，钱和爱，总要有一个吧。”从个人角度讲，这个叙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谁都想过好生活、好日子。
但我们不对言论本身做批判，而是要从当中看到社会转型之下的逻辑。这句话相当于说男性没有经济价值，没有情绪价值，那就一无是处，没有资格谈婚姻。这其实是一切向钱看的经济逻辑。包括情和爱也通常是用钱进行转化。当金钱、市场、货币的逻辑进入到私人生活以后，男性是受害者，女性虽然有婚姻选择权，也是受害者。
对于这个农村婚姻来说，男女双方是被双向物化的。男性现在被物化成了牛马，是挣钱的工具人，是维持整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工具和螺丝钉，而女性在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生育机器。
所以，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天价彩礼的地区，婚姻生活多少已经有些失序，从早婚、到彩礼，到光棍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婚姻现象，你不能就离婚谈离婚，要在所有的婚姻现象里，去抓住背后的主要逻辑，整体性地去理解这个问题。
过去几年，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呈现攀升趋势。陈瑞燕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从 2021年开始，她相继走访湖南、湖北、河南、 安徽等地的村庄，访谈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 村干部以及普通村民。在她看来，农村离婚率的上升，是近年来农民生活的一个剧烈变动，它重构了农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同时呈现了女性主导的鲜明特征。
但陈瑞燕认为，农村女性主导的婚姻趋势， 本质上还是女性通过依附婚姻的方式，换取生活的保障。它并不是“娜拉出走”式的想象，也跟个体意识的觉醒无关。更多时候， 外部的结构性因素驱使这部分女性做出结婚、 离婚，还有再婚的选择。它既是性别失衡的显现，也有村庄内部竞争、天价彩礼的“诱导”，更是消费社会和货币逻辑下沉到村庄之后的一个反映。
以下是陈瑞燕的讲述——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农民的人生任务”
对农民来说，婚姻是他们生命历程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团队有一个概念叫“农民的人生任务”，指的就是他们从生到死，生娃、养娃、给娃结婚。这就是农民的生命序列，在这样的循环中，他们去感受生命的意义。所以，结婚被嵌入到农民的意义体系里面，这也是他们生命价值里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和节点。
这几年，农村离婚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2010年左右，我们团队就关注过农村离婚现象，像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地区的婚姻问题。不仅仅是离婚，包括天价彩礼，早婚等现象，愈演愈烈。我们去了河南的两个地方，还有湖北两个县，离婚的现象都比较突出。
我们的调研，包括（分析）民政局数据，跟工作人员对谈，还有驻村，访谈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到当地以后，我们会做入户调研。在河南一个村庄，一个村民小组长和我们一一梳理，全组79户人，有25户农民家庭存在离婚事件，或者离婚个体。
除了数据，第二个判断来自农民的主观感知。每次调研，我们至少驻村20天，跟农民同吃同住。很多农民主动说彩礼高、小孩结婚难、离婚也比较多。50后、60后的感知是最真切的，在他们过往几十年的生活经历里，离婚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最近几年增多了。
但也有区域差异。我们在湖南汨罗的一个村庄调研，那边的离婚现象不是特别突出。那是一个有宗族底色的地区，整个村子可能是一个，或者最多两个姓氏，我们把这称为宗族性地区。大家族的生活，比较传统，有很多维持家庭秩序的观念和伦理，对离婚的接受程度也不高，所以他们不轻易离婚。
不仅如此，彼此之间的参与程度高。小家庭出现矛盾，亲戚会劝诫疏导，相当于进行一个婚姻调解。如果大家庭的生活消解了，家庭变成两个人的生活，吵架后就有可能直接离婚。
汨罗这个区域也比较特殊，附近有工业园，有食品厂，还有安防产业，离长沙近，类似一小时都市圈涵盖范围。所以，当地的就业机会比较多，能支撑家庭的经济收入，在本地维持较完整的家庭生活，对婚姻的稳定性也有帮助。
经济和社会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之下，这个地区的家庭，保持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方式。男性掌握经济大权，参与到公共生活里，女性被局限到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在家庭内部也会缺少话语权。从现代生活来看，这里面可能存在父权制的特色，对女性有压迫，或者不平等。但从婚姻家庭的稳定性来讲，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方式，能增加稳定性，因为这相当于是默认的、不用协商，就会减少矛盾和冲突。
像在城市青年家庭，家务劳动分工问题，已经成为婚姻家庭的矛盾点，也切实影响到家庭的内部（关系）。河南、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在这些地方，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打工经济成为农民家庭重要的收入方式之后，很多农村家庭都是男女双务工的模式，当女性通过打工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力之后，对家庭照料这部分肯定会存在不平衡感，认为男性也应该承担一部分。
另外，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聚少离多，很难过上比较完整的婚姻家庭生活，男女之间的矛盾会变多，所以在一些打工大省，（婚姻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图片●辽宁某村庄里的婚礼
村庄的竞争秩序
2021年，我去河南调研，遇到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正在抱娃，讲到自己离婚的经过。这个女性头婚和二婚的对象都是本地人。头婚对象，也就是前夫，符合现代婚姻爱情中罗曼蒂克的成分，但花钱大手大脚，挣钱裹不住花。
这个女性没觉得必须要离，婚后两人没有太多的矛盾和冲突，过得还可以。但她的父母有点撺掇着她离婚。因为这个男的挣钱不多，建不起新房，没办法让女儿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在娘家和丈夫的双重压力之下，她选择了离婚。
再婚之后的老公，努力挣钱，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没过得那么幸福。搞养殖的，每天都守在牛棚里。她评价这个老公，心好嘴碎，对牛比对她还亲。性格木讷，说话也难听，好几次两人吵架，她都离家出走了。
对于这个离婚故事，我们比较震惊的就是女方父母的态度。后来，我们在村里遇到一个农民，女儿离婚后再嫁，嫁得很好，逢年过节会买这买那，她的父母很骄傲，说了一句话，幸亏当初离了。相当于离婚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情，要紧的是，离婚之后能不能嫁得更好。
以前，阻碍女性离婚的因素是结构性的，土地不仅（用来）居住，所有的劳动都要依附于这样的一个固定资本，但这些固定资本是由男性单系继承。女性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离婚之后，没有土地，也没有居住（住所），可能就活不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经济结构。第二个就是社会结构的影响。不管社会规范，还是村庄舆论，对离婚的女性有很强的道德批判，让你觉得离婚是没面子、不道德的，所以受到再大的委屈和挫折，很多女性也不敢去离婚。
现在的话，这种不好的叙事已经被逆转了。一个原因就是村庄的内部竞争，它也是面子竞争。我们团队有一个概念叫“小亲族地区”，它不是一个姓氏笼罩整个村庄，而是村庄里存在几股力量，比如一个村庄有四五个姓氏，彼此力量均衡。人多地少的地方，资源稀缺，家族力量越强，掌握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可以供给整个家族内部的生存。那么，家族之间就会存在竞争。
这样的竞争趋势传到现在，爱面子和攀比的心态就会非常重。在华北平原地区，村民之间会有比较强烈的攀比心，比着谁家先建房子，先进城买房，谁家儿子先娶媳妇，女儿嫁得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财富本位或者金钱本位的思想。在村庄的竞争趋势下面，农民更容易被财富的想象和叙事所吸引。也就是说，婚姻本身目的不再是自己过得好不好，能不能过上富裕的、有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年轻一代，老一辈也在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和改变，所以就会出现父母劝离不劝和。
为什么现在男性会因为经济能力被离婚？（相比以前），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往家庭再生产的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能够代代相传。现在不行了，消费社会已经不仅是城市的逻辑了，它也在深深地下沉到农村。传统的砖瓦房不行，要建楼房，建楼房不行，要进城买房，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向城市看齐，这样的状态，整个家庭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农村女性的择偶标准，经济是第一位，其次才是情绪价值。我们团队在2010年调研就发现，在农村男性经济能力不行，不挣钱，就有可能要离婚。包括现在农村的光棍，经济实力肯定不行，可能父母残缺或者单亲家庭，个人条件也不足。
还有一点就是跟天价彩礼有关。在我们的调研里，彩礼不再是礼俗的性质，它是一个市场要价的逻辑，高额的彩礼，其实是用于锁定女性资源的，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现在农村男多女少，性别失衡非常严重，这不仅是当年计划生育的生儿偏好，还有就是女性是往发达地区、城市流出的，所以女性不愁嫁，但男性愁娶。
去年，我们在河南中部的一个县城调研，当地的二婚市场很活跃，尤其是针对于女性的二婚市场。女性离婚了，马上就会有人来介绍，甚至彩礼、婚礼嫁娶仪式都跟头婚没有太大的差别。男性的再婚难度比女性高很多。如果经济实力比较普通，又不想打光棍，就只能娶偏远山区，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女孩，我遇到一个二婚男性，他再婚的对象眼睛就有问题。
这不仅会抬高彩礼，也会改变农民心态，我的女儿离婚不愁嫁，对吧？甚至再婚还能收一笔彩礼。对于女性来说，这也会影响她们的心态，离婚之后大不了再结。整体来说，这对农民的婚姻家庭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豫北一农村墙壁上刷写的“拒绝高额彩礼、反对攀比之风”等字样。
重新封建化
我在农村观察到的离婚现象，基本上是女性在主导离婚。湖北一个县城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提到，大多数的离婚女性是发起方，表现更为积极主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过一个数据，在诉讼离婚里，73.4%的发起方是女性。所以女性主导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
现在舆论或者一些自由主义的话语，会把农村女性离婚看成一种进步的象征，但我们倾向于在结构中去理解它，女性发起离婚，看似积极主动，拥有婚姻主导权，但跟所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不太符合，她们也是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因素之下被裹挟的。
在我的调研和观察里，女性主导婚姻秩序的表象之下，本身是婚姻重新封建化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具体有三种表现。首先，在年轻人的婚姻里面，父母的主导权力非常大。比如让孩子早婚，在中西部地区，很多父母更愿意把家庭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婚姻上，而不是对孩子的教育上。
另外，这里面可能还有包办婚姻的苗头。孩子没满20岁，心智不太成熟，就要听从父母的意愿结婚。现在结婚不仅要高额彩礼，还要房和车。20来岁的年轻人很难积累到这些资源，只能靠父母。谁掌握这个资源，谁就说了算。我在皖北遇到一个年轻人，离婚的原因是，他当时根本没有相中这个妻子，但没有拗过父母。这样的婚姻秩序下，年轻人结婚，也不是所谓的自主权的象征。
第二点，在调研过程中，我有一个观察，父母花费巨大的财富让儿子娶上媳妇，他们也会努力去帮儿子维系住婚姻的稳定性。现在农村的婆媳关系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婆婆“跪舔”儿媳妇，这就是婆媳权力关系的逆转。还有一种，婆婆把儿媳当作小孩在养，不希望她接触太多的外界信息，让她只活在家里面，就是“圈养”，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禁锢，让她活在真空里，确保婚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最后一点，也就是农民父母为什么愿意拼尽全力，不惜负债累累给儿子娶媳妇？图的就是女性的生育价值。我在调研里至少发现过三个案例，因为不能生育，女性被离婚，相当于女性的价值是跟她的生育能力深度捆绑的。
在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不否认农村里面确实存在这样的女性个体，主体意识觉醒之后，反抗婚姻，自食其力过好自己的个人生活。但从我们调研来看，对农村离婚现象进行评判，它就不再是自由或者进步的象征，反而可能还蕴含其它的社会问题。离婚的农村女性，也不是所谓的“娜拉出走”，或者独立女性的崛起逻辑。
浙江一村落，婚礼上的乡村大厨。
当然，这两年也有一些变化。以往离婚以后，女方都是默认孩子留给男方，拎着包直接走了。孩子最后就只能留给爷爷奶奶带。在民政局调研，他们提到，离婚后女性争取子女抚养权的现象变多了。但一般来说，儿子会留给男方，如果是女儿就带走。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男权的思想——儿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之前，我在网上写文章，有一个网友评论，“讲这么多不如实在点，提高农村男性的观念，教会他们尊重妻子，尊重家庭，钱和爱，总要有一个吧。”从个人角度讲，这个叙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谁都想过好生活、好日子。
但我们不对言论本身做批判，而是要从当中看到社会转型之下的逻辑。这句话相当于说男性没有经济价值，没有情绪价值，那就一无是处，没有资格谈婚姻。这其实是一切向钱看的经济逻辑。包括情和爱也通常是用钱进行转化。当金钱、市场、货币的逻辑进入到私人生活以后，男性是受害者，女性虽然有婚姻选择权，也是受害者。
对于这个农村婚姻来说，男女双方是被双向物化的。男性现在被物化成了牛马，是挣钱的工具人，是维持整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工具和螺丝钉，而女性在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生育机器。
所以，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天价彩礼的地区，婚姻生活多少已经有些失序，从早婚、到彩礼，到光棍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婚姻现象，你不能就离婚谈离婚，要在所有的婚姻现象里，去抓住背后的主要逻辑，整体性地去理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