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被这些学者教授的雷人雷语炸得外焦里嫩，到底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出了问题？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上海从四月封到了五月，错过了一季的油菜花，却发现各路学者专家还在忙。看看我们的正经学者在忙啥。
01
前一阵，网上盛传北大经济学教授李玲一个发言，她说：“通过疫情防控降低损失的收益，至少达到67万亿，这些隐形GDP也为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幸福感、安全感。”
网上也有人说，这个数字来自李教授在2020年11月的一个发言，指的是2020年中国大陆成功避免全国性的停产所减少的经济损失和避免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生命价值之和。
但即使这样的解释也错误百出，疫情对GDP的影响就是计损的，哪来什么收益？要是疫情都能带来收益，那还得给病毒送锦旗了。李教授这话搁在哪一年都有违经济学的常识。
我没从这个特大喜讯中品出幸福感、安全感，但是也无法对李教授的大胆测算提出反驳，因为反驳就成了李教授口中的“GDP是西方主导的测算方式”。
北大这位美滋滋地算收益，清华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花钱的方案。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鞠建东近日提出建议，今后10年每年投入2万亿人民币，在全国新建2000所县域大学，以刺激经济。
钱是怎么挣的，又该怎么花，两位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这么默契的配合，是男女搭档干活不累的珠联璧合呢？还是哼哈二将的门神凑对呢？
美中不足的是，鞠建东教授每年花2万亿的想法还是太保守了，李教授的67万亿花不掉也不好。索性都投进去，村村办大学更能“刺激经济”。也不必等明年了，下半年就启动，到年底请李玲教授和村会计一起算收益，“一五十五，二五二百五”，太带劲了。
两位大教授已经超过了前辈老教授，胡鞍钢的“好五倍”、金灿荣的“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显比不过“万亿”起跳的豪情万丈。
屡屡被这些学者教授的雷人雷语炸得外焦里嫩，到底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出了问题？两者都是。
02
何谓知识分子？
按照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以“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士。这是韦伯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
1917年的德国深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中，青年学人的心态复杂，交杂着渴望获胜的狂热和前途迷茫的悲观。时年53岁的马克斯·韦伯早已从战争狂热中清醒过来，他在慕尼黑发表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主题演讲，主要针对慕尼黑的知识青年。
在这场演讲中，马克斯·韦伯很冷峻地向青年们指出，以学术作为谋生的职业，投入太大，回报很少，并不划算。
韦伯批评德国的大学越来越把学术变成一项工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作。学术活动因此变得更为破碎化，德国的大学失去了自由的传统，“越来越像美国的大学”。考虑到当时的战局，韦伯把美国大学作为反面榜样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韦伯发表这番演讲的目的是励志，而不是主张“学术不可为”。他否定学术的职业前途，是为了导入更励志的概念——“志业”。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虔诚追求，对世界真相的理解分析以唤醒责任感的追求。
韦伯希望以“志业”代替“职业”，赋予知识分子特殊的、崇高的伦理属性。这个想法当然很好，可是现实并不是那么“励志”。
当学术是一份很有吸引力的职业时，“志业”的追求还会自动发生吗？韦伯的演讲没有给出答案。
今天我们还要面对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到底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志业”？
03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社会“很韦伯”，甚至比西方“更韦伯”。
这是因为韦伯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智识精英主义之间产生了共鸣，这让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更多了一种公共责任。
图/豆瓣
比如余英时先生的名作《士与中国文化》的一条注释中引用了Confino关于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五个特征：
1、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
2、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
3、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
4、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
5、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这就是余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画像”，一切对士的赞美和期许都转给了知识分子。按照余先生的高标准，可能没有多少教授学者能称得上“知识分子”。但是，这是没有意义的。
赞美和期许依然代替不了现实。“志业”也好，公益关怀也罢，不是学历文凭附赠的，也不是头衔自带的buff。
归根结底，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份职业，当职业前途和“志业”、公益关怀相冲突时，他们要做出选择。“知识”并不能保证他们做出高尚的选择。
没人会觉得优秀的厨艺训练会让一个厨子具备特殊的道德品质，但是很多人笃信知识训练会导致道德上的提升。这多少有些荒谬的色彩。尤其是在中国。
04
“去道德化”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一大特征，中国知识分子对“去道德化”不遗余力。他们普遍认为打破了传统的“道德禁锢”，才能让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成功了。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道德虚无的重灾区。民国知识分子的真相不在西南联大的神话中，而在钱钟书的《围城》里。
能把学生哄开心的李梅亭是个成功的教授，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方鸿渐也会学着玩权术，高松年校长是老奸巨猾的“老科学家”。他们的道德成色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饮食男女、职业前途的日常计较中，公益关怀、“志业”追求并不比平常人多。
“他们不配做知识分子”，这是对知识分子最严厉的批评。但这只是口嗨，而不是事实。糟糕的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就像糟糕的厨子也是厨子。实际上，糟糕的知识分子比糟糕的厨子受到的职业约束更小，因为社会大众对“知识”心怀敬畏，不能像品尝厨子的手艺那样自信地表达出好或不好的感受。
比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后台出现一大票“李玲教授难道不比你更懂”的留言，其实他们要说的是“李玲教授一定比我们更懂”。
相信知识分子更懂、更有公益关怀的责任感，是社会大众的心理舒适区。省却了很多思考的烦恼，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安全感。李教授有时间也可以算算其中产生了多少收益。
但是，和所有的盲从一样，大众会因此付出代价。盲从知识分子，并不是韦伯提出“以知识为志业”的本意。
05
韦伯的本意是励志，是希望青年学人坚定对理解世界真相的追求，免于随波逐流的迷失方向。韦伯并不认为这种崇高的追求会因为知识训练而自动发生，他很清楚“志业”的追求是如何被抑制的。“以学术为志业”，是他用来批评德国的大学工程化、组织化的武器。
那么，李玲教授、鞠建东教授的“志业”成色比起高松年、李梅亭们如何呢？
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是否鼓励公益关怀的铁肩担道义呢？
如果没有追求志业的环境激励、正向筛选，没有理由对知识分子群体抱有过高的期望。教授学者，也不过是一份职业，一个饭碗，一种手艺罢了。和所有的职业一样，天大地大不如甲方爸爸大。“学会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仅此而已。
知识是特殊的，人是普通的。
所以，要留言给我“李玲教授们不比你懂？”的朋友不用费劲了，我心不可移。你们要勇敢一点，不要怕走出舒适区的刺痛，想想“李玲教授们到底懂什么？”。
知识分子“懂什么”，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屡屡被这些学者教授的雷人雷语炸得外焦里嫩，到底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出了问题？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上海从四月封到了五月，错过了一季的油菜花，却发现各路学者专家还在忙。看看我们的正经学者在忙啥。
01
前一阵，网上盛传北大经济学教授李玲一个发言，她说：“通过疫情防控降低损失的收益，至少达到67万亿，这些隐形GDP也为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幸福感、安全感。”
网上也有人说，这个数字来自李教授在2020年11月的一个发言，指的是2020年中国大陆成功避免全国性的停产所减少的经济损失和避免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生命价值之和。
但即使这样的解释也错误百出，疫情对GDP的影响就是计损的，哪来什么收益？要是疫情都能带来收益，那还得给病毒送锦旗了。李教授这话搁在哪一年都有违经济学的常识。
我没从这个特大喜讯中品出幸福感、安全感，但是也无法对李教授的大胆测算提出反驳，因为反驳就成了李教授口中的“GDP是西方主导的测算方式”。
北大这位美滋滋地算收益，清华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花钱的方案。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鞠建东近日提出建议，今后10年每年投入2万亿人民币，在全国新建2000所县域大学，以刺激经济。
钱是怎么挣的，又该怎么花，两位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这么默契的配合，是男女搭档干活不累的珠联璧合呢？还是哼哈二将的门神凑对呢？
美中不足的是，鞠建东教授每年花2万亿的想法还是太保守了，李教授的67万亿花不掉也不好。索性都投进去，村村办大学更能“刺激经济”。也不必等明年了，下半年就启动，到年底请李玲教授和村会计一起算收益，“一五十五，二五二百五”，太带劲了。
两位大教授已经超过了前辈老教授，胡鞍钢的“好五倍”、金灿荣的“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显比不过“万亿”起跳的豪情万丈。
屡屡被这些学者教授的雷人雷语炸得外焦里嫩，到底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出了问题？两者都是。
02
何谓知识分子？
按照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以“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士。这是韦伯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
1917年的德国深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中，青年学人的心态复杂，交杂着渴望获胜的狂热和前途迷茫的悲观。时年53岁的马克斯·韦伯早已从战争狂热中清醒过来，他在慕尼黑发表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主题演讲，主要针对慕尼黑的知识青年。
在这场演讲中，马克斯·韦伯很冷峻地向青年们指出，以学术作为谋生的职业，投入太大，回报很少，并不划算。
韦伯批评德国的大学越来越把学术变成一项工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作。学术活动因此变得更为破碎化，德国的大学失去了自由的传统，“越来越像美国的大学”。考虑到当时的战局，韦伯把美国大学作为反面榜样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韦伯发表这番演讲的目的是励志，而不是主张“学术不可为”。他否定学术的职业前途，是为了导入更励志的概念——“志业”。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虔诚追求，对世界真相的理解分析以唤醒责任感的追求。
韦伯希望以“志业”代替“职业”，赋予知识分子特殊的、崇高的伦理属性。这个想法当然很好，可是现实并不是那么“励志”。
当学术是一份很有吸引力的职业时，“志业”的追求还会自动发生吗？韦伯的演讲没有给出答案。
今天我们还要面对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到底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志业”？
03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社会“很韦伯”，甚至比西方“更韦伯”。
这是因为韦伯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智识精英主义之间产生了共鸣，这让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更多了一种公共责任。
图/豆瓣
比如余英时先生的名作《士与中国文化》的一条注释中引用了Confino关于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五个特征：
1、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
2、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
3、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
4、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
5、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这就是余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画像”，一切对士的赞美和期许都转给了知识分子。按照余先生的高标准，可能没有多少教授学者能称得上“知识分子”。但是，这是没有意义的。
赞美和期许依然代替不了现实。“志业”也好，公益关怀也罢，不是学历文凭附赠的，也不是头衔自带的buff。
归根结底，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份职业，当职业前途和“志业”、公益关怀相冲突时，他们要做出选择。“知识”并不能保证他们做出高尚的选择。
没人会觉得优秀的厨艺训练会让一个厨子具备特殊的道德品质，但是很多人笃信知识训练会导致道德上的提升。这多少有些荒谬的色彩。尤其是在中国。
04
“去道德化”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一大特征，中国知识分子对“去道德化”不遗余力。他们普遍认为打破了传统的“道德禁锢”，才能让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成功了。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道德虚无的重灾区。民国知识分子的真相不在西南联大的神话中，而在钱钟书的《围城》里。
能把学生哄开心的李梅亭是个成功的教授，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方鸿渐也会学着玩权术，高松年校长是老奸巨猾的“老科学家”。他们的道德成色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饮食男女、职业前途的日常计较中，公益关怀、“志业”追求并不比平常人多。
“他们不配做知识分子”，这是对知识分子最严厉的批评。但这只是口嗨，而不是事实。糟糕的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就像糟糕的厨子也是厨子。实际上，糟糕的知识分子比糟糕的厨子受到的职业约束更小，因为社会大众对“知识”心怀敬畏，不能像品尝厨子的手艺那样自信地表达出好或不好的感受。
比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后台出现一大票“李玲教授难道不比你更懂”的留言，其实他们要说的是“李玲教授一定比我们更懂”。
相信知识分子更懂、更有公益关怀的责任感，是社会大众的心理舒适区。省却了很多思考的烦恼，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安全感。李教授有时间也可以算算其中产生了多少收益。
但是，和所有的盲从一样，大众会因此付出代价。盲从知识分子，并不是韦伯提出“以知识为志业”的本意。
05
韦伯的本意是励志，是希望青年学人坚定对理解世界真相的追求，免于随波逐流的迷失方向。韦伯并不认为这种崇高的追求会因为知识训练而自动发生，他很清楚“志业”的追求是如何被抑制的。“以学术为志业”，是他用来批评德国的大学工程化、组织化的武器。
那么，李玲教授、鞠建东教授的“志业”成色比起高松年、李梅亭们如何呢？
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是否鼓励公益关怀的铁肩担道义呢？
如果没有追求志业的环境激励、正向筛选，没有理由对知识分子群体抱有过高的期望。教授学者，也不过是一份职业，一个饭碗，一种手艺罢了。和所有的职业一样，天大地大不如甲方爸爸大。“学会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仅此而已。
知识是特殊的，人是普通的。
所以，要留言给我“李玲教授们不比你懂？”的朋友不用费劲了，我心不可移。你们要勇敢一点，不要怕走出舒适区的刺痛，想想“李玲教授们到底懂什么？”。
知识分子“懂什么”，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