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hates 戈尔巴乔夫 so much while 赵立坚表示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Obviously X and Zhao are different towards him, so Zhao should be fired. Thank 戈尔巴乔夫 for withdrawing millions of Russian military that are trained and prepared to invade China and destroying the evil empire and make the world and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 live in a better and safer life. "Democracy - our common dream" - from 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in 1989.
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1989年5月17日游览中国八达岭长城 美联社资料图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周二病世，引发中文舆论圈对他的功过热议。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促成苏联解体，是他要担负的历史责任；但也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结束了共产党对苏联的统治。
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在中、西方引起的舆论反应有显著的差别。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以及半岛电视台等西方媒体纷纷称颂戈尔巴乔夫帮助结束冷战、推动两德统一等历史功绩，称他是历史伟人。但中文社媒则在他促成苏联解体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共产主义掘墓人
中共官方的表态极其简略，甚至显得简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赵立坚寥寥几句话，只集中在中苏关系，给外界解读官方对戈氏的态度留下巨大空间。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位仅六年。1985年他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出于对苏共执政70年却让苏联陷入严重困境的不满，开始对苏联进行多方面改革。在政治上，苏联政府先后开放党禁、报禁，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迅速扩展。在经济上，苏联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对西方投资者给予让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之江轩”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下的这一系列改革，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让苏联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建党93年的苏联共产党宣告自动解散，这个结果令人无比错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苏联的垮台更是点滴在心头。《纽约时报》曾报道，习近平2012年“南巡”时、对苏联的瓦解有过“竟无一人是男儿”感叹。
但在自由的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外，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激烈的反驳。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向本台分析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释放了苏联社会的活力，“首先，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就有跳出共产党之外的一个体制出来了，比如像叶利钦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有基层选举，基层选举就是把共产党的基层管理人员全部都选掉了，这就是民主的活力。”
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则认为，要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情，导致苏联的解体，如果从帝国的解体来说，是他们的一个损失，但如果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从前苏联人民的个体、个人的自由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美联社资料图）
有局限的功臣 不开枪避免苏版“天安门事件”
戈尔巴乔夫常常被外界称为共产主义掘墓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是在他手中解散的，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苏联解体，原先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也作鸟兽散。
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反对共产主义，他在青年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在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 Meeting Gorbachev》中，熟悉戈尔巴乔夫的人介绍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只是改革共产主义，但不是取消这种制度。
随着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的胁迫下被迫交出权力，并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也随后解体。但随后俄罗斯的政局并没有向更好的民主体制演变，而是走向独裁专制。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2010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也承认，前苏联的改革只走了一半的路，所以才会有叶利钦独裁体制的出现。
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认为，戈尔巴乔夫身上显然还有历史的局限，“当时他对民主制度的设想肯定是非常微弱的，基本上他是从人道、从政治宽松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要救国，甚至当时有人说是为了让苏共更好的执政，从这些方面考虑走出的那一步。”他强调，每个伟人走出一步之后，其结果往往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余茂春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当苏联社会出现自由化潮流时，并没有采用普遍镇压的手段，“戈尔巴乔夫在衡量了中共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他觉得继续走老路，开枪镇压人民的声音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在访问中国之后，对他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不满，他没有实行血腥镇压，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
余茂春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中国人的记忆应该还很清晰，当时正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也就是在这次访华行程后，中苏宣布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夫妇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牵手合影。（法新社）
对中国的启示
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日子恰逢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将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传闻已经街知巷闻。舆论间愈加重视领袖人物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在1989年的访华行程中，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者在“六四事件”之后被迫下台，坊间常有人将赵称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但连曦认为，虽然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相似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在戈尔巴乔夫之上，没有一个‘俄国式的邓小平’，所以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他的改革；不幸的是，胡耀邦、赵紫阳从来没有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活动空间。”
余茂春则认为，中国的悲剧并不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中国党内的改革家改来改去还是共产党那样的一党专制，就像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初衷一样。如果没有党外的推动，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党外的力量，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开放社会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