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在为乌鲁木齐公寓火灾的遇难者守夜后，人们在北京进行抗议。 THOMAS PETER/REUTERS
周日，当张先生在北京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时，他以为自己做足了不会暴露身份的准备。
他戴了滑雪面罩，还用护目镜遮脸。看到似乎有便衣警察跟踪，他躲进灌木丛换上了另一件外套。他甩掉了尾随者。当晚，当20多岁的张先生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他以为自己没事了。
但第二天警察就来电话了。他们告诉他，警方知道他去了现场，因为能检测到他的手机一直在抗议发生的区域。尽管他没透露自己的住址，但三名警察还是在20分钟后上门了。
根据对被警方盯上者以及跟进案例的人权组织的采访，中国各地的抗议者在本周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随着当局开始追踪、恐吓和拘捕上周末游行反抗政府严厉新冠政策的人，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打造的强大监视工具就在此刻——即部分人走上街头质疑执政中共的权威之时——派上了用场。
警方通过人脸、手机和线人来确认抗议者的身份。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强迫那些被追踪到的人保证不再参与抗议。抗议者通常都没有经历过这种追踪，对于自己如何被暴露都表示不解。因为害怕遭遇更多报复手段，许多人删除了Telegram等国外的应用程序，这些程序一直被用来在海外协调和传播抗议影像。
2018年，北京Face++总部展示厅，身份识别软件的监控截图。该软件可以通过性别、头发类型、衣服等来识别行人。还可以识别驶过的汽车类型。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警方打造了全球领先的监控系统。他们在街角和建筑物入口处放置了数以百万计的监控摄像头。他们购买了功能强大的人脸识别软件，并通过编程识别当地公民。收集到的数据和影像会有特殊软件进行处理。
尽管打造监控系统不是秘密，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似乎是远离日常的东西。警方通常用它来追踪异见人士、少数民族和外来务工者。许多人对此的支持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什么。
过去一周来自警方的盘问可能会动摇这个想法。这是这个监控国家首次对中国最富裕城市的大量中产阶级进行直接监控。虽然很多人都遭遇过审查——本周的情况也证明他们有时能够躲避审查——但警察上门的情况并不常见，也更令人不安。
“我们听到一些说法，警察会上门了解他们在抗议期间的行踪，这可能是基于大规模监控收集到的证据，”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研究员阿尔卡·阿卡德说。他还表示，“中国的‘老大哥’技术从未关过，政府希望它现在就能显示出平息骚乱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游行和抗议是自1989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动用致命武力镇压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广泛和公开的政治抗议活动。如今，中国当局可以利用高科技的天罗地网锁定组织者和最出挑的抗议者，拘捕他们来压制动乱。而追随者和旁观者往往能够脱身，只会得到一次严厉警告。
张先生的经历很普遍。虽然他知道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人脸识别摄像头，但他低估了手机信号的追踪能力。这些带有天线的小型设备很容易被忽视，它们装作手机信号塔，连接所有经过者的手机，并记录数据供警方检查。尽管如此，与本文采访中的其他抗议者一样，因为害怕警方报复而拒绝透露全名的张先生是幸运的。在遭遇严厉盘问并被警告不准再参加抗议后，警察离开了他的公寓。
他说这番遭遇让他十分“害怕”，他也相信此举能有效打击集会产生的势头。“再把人动员起来会非常困难，”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人们会离开街头的。”
11月，在北京亮马河畔的集会上，抗议者举起手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面孔而暴露身份。参加了北京抗议活动的王先生说，他在周日集会两天后接到了警方的警告电话。他被告知，他已被面部识别技术识别。
与北京的其他抗议者不同，王先生没有用帽子或太阳镜遮住脸，他在活动中一度摘下了医用口罩。他说，他对警方能够认出他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这种技术的使用让他感到不安。
“我知道参加这种集会的风险，”他说。“如果他们要找我们，一定找得到。”
警察打来的电话只持续了10分钟，但警察竭力恐吓他：“他挑明了说下不为例。”
在被警方逮捕或被找上门后，许多抗议者都避免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或其他外国应用程序，如Telegram和Signal。他们说，令人担心的是，既然已经被当局盯上，他们在手机上使用的软件可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从而招致警方更多的关注，可能还会被拘留。
周一在成都一场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一名男子说，被警方扣留期间，他的手机遭到检查，警方看到他使用Telegram和其他外国应用。他被释放后删除了这些应用。
2018年使用的面部识别软件的一个例子。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抗议者试图反击监控，他们使用的策略与2019年在香港使用的策略类似，当时示威者试图暴露警察的身份，警方则努力揭开抗议者的身份。本周，一份包含约6万名上海警察的身份名单在一些Telegram群组中分发。网络安全组织互联网2.0称，这份名单源于2020年的一次中共党员身份泄露事件，该组织对最初的泄密事件进行了研究。《纽约时报》证实了部分数据的准确性，其中包括警察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婚姻状况、民族和身高。
对许多抗议者来说，确认身份后的震惊本身就是一种恐吓策略。
20多岁的电影制作人王女士说，她周日晚上在北京和一群朋友在一起。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戴上医用口罩，在几公里外打车，步行到守夜地点。尽管他们被警告要关掉手机，但他们只是关闭了GPS和面容ID功能。
11月在北京，抗议者举着白纸，喊着口号。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就你想，那么多人，他怎么每个人都找到呢？怎么会有精力每个人都抓住呢？”她说。
当她和一些朋友接到警察的电话或走访时，她们都大吃一惊。一些人被迫去警察局协助警方调查。
“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如果下次再有的话，也不会再敢去了，”她说。
尽管如此，王女士还是从天罗地网的缝隙中逃脱了。那天晚上，她使用了另一个手机号码，与能够识别她的系统没有关联，比如该国用于跟踪新冠病例并确保人们在疫情暴发地区定期接受检测的健康码软件。
她没有被自己的经历所吓倒。
“（我）还是会去吧，（警察）找就再说吧再说吧。到那儿再说呗，”她说。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参加公众集会时，她补充说，“你就感觉，不去不行吧。”
11月，在为乌鲁木齐公寓火灾的遇难者守夜后，人们在北京进行抗议。 THOMAS PETER/REUTERS
周日，当张先生在北京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时，他以为自己做足了不会暴露身份的准备。
他戴了滑雪面罩，还用护目镜遮脸。看到似乎有便衣警察跟踪，他躲进灌木丛换上了另一件外套。他甩掉了尾随者。当晚，当20多岁的张先生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他以为自己没事了。
但第二天警察就来电话了。他们告诉他，警方知道他去了现场，因为能检测到他的手机一直在抗议发生的区域。尽管他没透露自己的住址，但三名警察还是在20分钟后上门了。
根据对被警方盯上者以及跟进案例的人权组织的采访，中国各地的抗议者在本周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随着当局开始追踪、恐吓和拘捕上周末游行反抗政府严厉新冠政策的人，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打造的强大监视工具就在此刻——即部分人走上街头质疑执政中共的权威之时——派上了用场。
警方通过人脸、手机和线人来确认抗议者的身份。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强迫那些被追踪到的人保证不再参与抗议。抗议者通常都没有经历过这种追踪，对于自己如何被暴露都表示不解。因为害怕遭遇更多报复手段，许多人删除了Telegram等国外的应用程序，这些程序一直被用来在海外协调和传播抗议影像。
2018年，北京Face++总部展示厅，身份识别软件的监控截图。该软件可以通过性别、头发类型、衣服等来识别行人。还可以识别驶过的汽车类型。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警方打造了全球领先的监控系统。他们在街角和建筑物入口处放置了数以百万计的监控摄像头。他们购买了功能强大的人脸识别软件，并通过编程识别当地公民。收集到的数据和影像会有特殊软件进行处理。
尽管打造监控系统不是秘密，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似乎是远离日常的东西。警方通常用它来追踪异见人士、少数民族和外来务工者。许多人对此的支持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怕什么。
过去一周来自警方的盘问可能会动摇这个想法。这是这个监控国家首次对中国最富裕城市的大量中产阶级进行直接监控。虽然很多人都遭遇过审查——本周的情况也证明他们有时能够躲避审查——但警察上门的情况并不常见，也更令人不安。
“我们听到一些说法，警察会上门了解他们在抗议期间的行踪，这可能是基于大规模监控收集到的证据，”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研究员阿尔卡·阿卡德说。他还表示，“中国的‘老大哥’技术从未关过，政府希望它现在就能显示出平息骚乱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游行和抗议是自1989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动用致命武力镇压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广泛和公开的政治抗议活动。如今，中国当局可以利用高科技的天罗地网锁定组织者和最出挑的抗议者，拘捕他们来压制动乱。而追随者和旁观者往往能够脱身，只会得到一次严厉警告。
张先生的经历很普遍。虽然他知道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人脸识别摄像头，但他低估了手机信号的追踪能力。这些带有天线的小型设备很容易被忽视，它们装作手机信号塔，连接所有经过者的手机，并记录数据供警方检查。尽管如此，与本文采访中的其他抗议者一样，因为害怕警方报复而拒绝透露全名的张先生是幸运的。在遭遇严厉盘问并被警告不准再参加抗议后，警察离开了他的公寓。
他说这番遭遇让他十分“害怕”，他也相信此举能有效打击集会产生的势头。“再把人动员起来会非常困难，”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人们会离开街头的。”
11月，在北京亮马河畔的集会上，抗议者举起手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面孔而暴露身份。参加了北京抗议活动的王先生说，他在周日集会两天后接到了警方的警告电话。他被告知，他已被面部识别技术识别。
与北京的其他抗议者不同，王先生没有用帽子或太阳镜遮住脸，他在活动中一度摘下了医用口罩。他说，他对警方能够认出他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这种技术的使用让他感到不安。
“我知道参加这种集会的风险，”他说。“如果他们要找我们，一定找得到。”
警察打来的电话只持续了10分钟，但警察竭力恐吓他：“他挑明了说下不为例。”
在被警方逮捕或被找上门后，许多抗议者都避免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或其他外国应用程序，如Telegram和Signal。他们说，令人担心的是，既然已经被当局盯上，他们在手机上使用的软件可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从而招致警方更多的关注，可能还会被拘留。
周一在成都一场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一名男子说，被警方扣留期间，他的手机遭到检查，警方看到他使用Telegram和其他外国应用。他被释放后删除了这些应用。
2018年使用的面部识别软件的一个例子。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抗议者试图反击监控，他们使用的策略与2019年在香港使用的策略类似，当时示威者试图暴露警察的身份，警方则努力揭开抗议者的身份。本周，一份包含约6万名上海警察的身份名单在一些Telegram群组中分发。网络安全组织互联网2.0称，这份名单源于2020年的一次中共党员身份泄露事件，该组织对最初的泄密事件进行了研究。《纽约时报》证实了部分数据的准确性，其中包括警察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婚姻状况、民族和身高。
对许多抗议者来说，确认身份后的震惊本身就是一种恐吓策略。
20多岁的电影制作人王女士说，她周日晚上在北京和一群朋友在一起。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戴上医用口罩，在几公里外打车，步行到守夜地点。尽管他们被警告要关掉手机，但他们只是关闭了GPS和面容ID功能。
11月在北京，抗议者举着白纸，喊着口号。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就你想，那么多人，他怎么每个人都找到呢？怎么会有精力每个人都抓住呢？”她说。
当她和一些朋友接到警察的电话或走访时，她们都大吃一惊。一些人被迫去警察局协助警方调查。
“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如果下次再有的话，也不会再敢去了，”她说。
尽管如此，王女士还是从天罗地网的缝隙中逃脱了。那天晚上，她使用了另一个手机号码，与能够识别她的系统没有关联，比如该国用于跟踪新冠病例并确保人们在疫情暴发地区定期接受检测的健康码软件。
她没有被自己的经历所吓倒。
“（我）还是会去吧，（警察）找就再说吧再说吧。到那儿再说呗，”她说。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参加公众集会时，她补充说，“你就感觉，不去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