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宣布关闭拥有180年历史的赛马场之后，华人世界只剩下两个地方“舞照跳，马照跑”，就是中国澳门和香港。
新加坡为什么要关闭这座马场？是因为想要把这块占地120公顷的土地收回来，给老百姓盖公租房。
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就这件事做出了说明：“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定期检讨土地使用计划，以优化有关资源，满足新加坡人的需要。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除了为这一代人规划，也为下一代人打算。”
新加坡一向以“人人有屋住”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也让绝大多数为买房焦头烂额的华人群体，感到羡慕。
8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过一段非常得意又诛心的讲话，大意是说，你现在跟一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年轻人说要买屋子，他们会以为你是在嘲笑他，只有富豪才买得起，普通人靠工资根本买不起，而在新加坡，大家都是买了屋子才结婚的吧？
新加坡之所以能做到让年轻人结婚时就能买得起房子，得益于组屋制度，而这个组屋制度就是由新加坡政府全面负责。
可以说如果新加坡政府不是现在的政府，那么新加坡很可能跟其他华人世界一样，人民因为高房价而苦苦挣扎。
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高效著称，这样的政府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尤其是对华人来说。
关于新加坡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有关的论述很多，有从地缘政治、时代背景等多角度进行讨论的，其中有一个角度可能被讨论的并不是很多，那就是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要作用。
假如美国不是出了一个华盛顿，功成不居，美国很可能也不是今天的美国。假如新加坡的国父不是李光耀，那新加坡也很可能不是今天的模样。
在集权的社会里，领导人的作用尤为凸显，因为基本上没有能够制衡最高领导者的力量。领导者的能力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这种集权有可能以世袭、一党专政或者民主选举各种方式出现，并不在于这个领导人是不是民选出来的，而是没有能够制衡他的力量。比如民主选举也曾经选出过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政权。
新加坡到今天也没有能够制衡人民行动党的力量存在，各种反对党虽然存在，但都能够被当局轻易拿捏，根本成不了气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集权者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培养一批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人员，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用来管理民众，也可以用来交换利益，为了这个利益这批人会拼死维护政权，成为集权者忠诚的工具人。但是贪腐也开始出现，不过因为集权者只是授予了权力，并没有直接让他们去贪腐，所以等到民怨到一定程度，会抓几个典型出来，既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可以给民众一种“上面都是好的，只是下面人贪”的感觉，对集权者感恩戴德。
显然李光耀没有学到这个权术套路，从一开始就没有授予官员们可以交换利益的权力，而是自己开发了一个新的权力运作系统。
新加坡政府属于精英政府，用他们的话说：“西方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而我们最优秀的人会从政”。
新加坡用最优厚的待遇吸引本国最优秀的人才从政，官员的薪酬水平地表最强。新加坡官员的工资对标的是新加坡就业市场的顶级人才，比如初任部长的薪酬是对标新加坡薪酬水平最高的1000人的薪酬中值的60%。
当然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光靠高薪并不能养廉，所以新加坡还有公示官员财产，对腐败分子进行“社会性死亡”的严厉惩治措施。
这样一套新的系统，在华人历史上是创新的尝试。李光耀也打破了一个传统偏见，那就是华人无法建立一个清廉、文明、法治、富裕的国家。
当然新加坡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个新的政府系统，还在于李光耀的各种正确决策。
比如在建国初期就全面拥抱西方，将英语设立为官方语言，让新加坡人更快适应全球化，成为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后勤基地，大批海外投资、企业涌入新加坡。后来又全面放开外汇管制，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使新加坡迅速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
当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如今这四小龙里面，只有新加坡做到了可以让年轻人在结婚时就买得起房子。
这也得益于李光耀政府在建国之初就对土地和住房市场进行了超前规划，将大量土地收归国有，却又没有产生土地财政这个东西，而且还有效避免了房地产被资本掌握，完全市场化。本来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房价涨到跟香港一样高完全不过分。
中国曾经在90年代派了大量公务人员去新加坡学习，包括公积金、公租房、市政管理这些都学了一些回来，但后来就很少提到学习新加坡模式了。是因为我们都把新加坡的经验学会了吗？那倒不是，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加坡模式虽好，但这个国家太小了，所以治理起来容易，而换到中国这么大的体量，治理难度就大很多，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学。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国家小不一定容易治理。
像新加坡一样小的国家还有很多，有的就很失败。相反，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因为大国的体量大、资源多，容许犯错的空间也多。小国可能在政策上犯一个错误，整个国家都毁了，而大国历史上犯错误的时候多了，因为大，所以容错率高，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改正。
所以新加坡人是幸运的，能够有李光耀这样的政治家来制定最初的制度规则，这些政治遗产到今天依然是新加坡能够保持繁荣的关键。
在新加坡宣布关闭拥有180年历史的赛马场之后，华人世界只剩下两个地方“舞照跳，马照跑”，就是中国澳门和香港。
新加坡为什么要关闭这座马场？是因为想要把这块占地120公顷的土地收回来，给老百姓盖公租房。
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就这件事做出了说明：“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定期检讨土地使用计划，以优化有关资源，满足新加坡人的需要。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除了为这一代人规划，也为下一代人打算。”
新加坡一向以“人人有屋住”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也让绝大多数为买房焦头烂额的华人群体，感到羡慕。
8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过一段非常得意又诛心的讲话，大意是说，你现在跟一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年轻人说要买屋子，他们会以为你是在嘲笑他，只有富豪才买得起，普通人靠工资根本买不起，而在新加坡，大家都是买了屋子才结婚的吧？
新加坡之所以能做到让年轻人结婚时就能买得起房子，得益于组屋制度，而这个组屋制度就是由新加坡政府全面负责。
可以说如果新加坡政府不是现在的政府，那么新加坡很可能跟其他华人世界一样，人民因为高房价而苦苦挣扎。
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高效著称，这样的政府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尤其是对华人来说。
关于新加坡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有关的论述很多，有从地缘政治、时代背景等多角度进行讨论的，其中有一个角度可能被讨论的并不是很多，那就是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要作用。
假如美国不是出了一个华盛顿，功成不居，美国很可能也不是今天的美国。假如新加坡的国父不是李光耀，那新加坡也很可能不是今天的模样。
在集权的社会里，领导人的作用尤为凸显，因为基本上没有能够制衡最高领导者的力量。领导者的能力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这种集权有可能以世袭、一党专政或者民主选举各种方式出现，并不在于这个领导人是不是民选出来的，而是没有能够制衡他的力量。比如民主选举也曾经选出过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政权。
新加坡到今天也没有能够制衡人民行动党的力量存在，各种反对党虽然存在，但都能够被当局轻易拿捏，根本成不了气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集权者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培养一批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人员，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用来管理民众，也可以用来交换利益，为了这个利益这批人会拼死维护政权，成为集权者忠诚的工具人。但是贪腐也开始出现，不过因为集权者只是授予了权力，并没有直接让他们去贪腐，所以等到民怨到一定程度，会抓几个典型出来，既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可以给民众一种“上面都是好的，只是下面人贪”的感觉，对集权者感恩戴德。
显然李光耀没有学到这个权术套路，从一开始就没有授予官员们可以交换利益的权力，而是自己开发了一个新的权力运作系统。
新加坡政府属于精英政府，用他们的话说：“西方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而我们最优秀的人会从政”。
新加坡用最优厚的待遇吸引本国最优秀的人才从政，官员的薪酬水平地表最强。新加坡官员的工资对标的是新加坡就业市场的顶级人才，比如初任部长的薪酬是对标新加坡薪酬水平最高的1000人的薪酬中值的60%。
当然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光靠高薪并不能养廉，所以新加坡还有公示官员财产，对腐败分子进行“社会性死亡”的严厉惩治措施。
这样一套新的系统，在华人历史上是创新的尝试。李光耀也打破了一个传统偏见，那就是华人无法建立一个清廉、文明、法治、富裕的国家。
当然新加坡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个新的政府系统，还在于李光耀的各种正确决策。
比如在建国初期就全面拥抱西方，将英语设立为官方语言，让新加坡人更快适应全球化，成为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后勤基地，大批海外投资、企业涌入新加坡。后来又全面放开外汇管制，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使新加坡迅速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
当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如今这四小龙里面，只有新加坡做到了可以让年轻人在结婚时就买得起房子。
这也得益于李光耀政府在建国之初就对土地和住房市场进行了超前规划，将大量土地收归国有，却又没有产生土地财政这个东西，而且还有效避免了房地产被资本掌握，完全市场化。本来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房价涨到跟香港一样高完全不过分。
中国曾经在90年代派了大量公务人员去新加坡学习，包括公积金、公租房、市政管理这些都学了一些回来，但后来就很少提到学习新加坡模式了。是因为我们都把新加坡的经验学会了吗？那倒不是，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加坡模式虽好，但这个国家太小了，所以治理起来容易，而换到中国这么大的体量，治理难度就大很多，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学。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国家小不一定容易治理。
像新加坡一样小的国家还有很多，有的就很失败。相反，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因为大国的体量大、资源多，容许犯错的空间也多。小国可能在政策上犯一个错误，整个国家都毁了，而大国历史上犯错误的时候多了，因为大，所以容错率高，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改正。
所以新加坡人是幸运的，能够有李光耀这样的政治家来制定最初的制度规则，这些政治遗产到今天依然是新加坡能够保持繁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