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雅典国际机场的一名工人站在从中国运抵的口罩等抗疫防护用品。（2020年3月21日）
华盛顿 — 尽管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最早爆发，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疫情爆发变成一个在全球展示“软实力”和推销“中国模式”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早期隐瞒及其”战狼“外交的出现，中国的努力适得其反，引发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不过，分析人士警告说，虽然新冠疫情让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国不会放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和意图。
中共借疫情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遭遇翻车
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稍稍缓和后，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援助，用中国媒体的话说，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中国制度优势，为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提供‘中国经验’”， 然而，中国的做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弹。
尼日利亚《每日邮报》（Daily Post）4月26日报导，尼日利亚一个法律从业者联盟日前已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新冠肺炎给尼日利亚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这些律师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以弥补给尼日利亚人民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扼杀、精神创伤、艰难困苦、社会迷失、精神折磨以及对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坏”。
在埃及，一名律师4月7日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兆美元。
在此之前，在美国、在欧洲 和亚洲也有个人、地方政府和律师团体纷纷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表达对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的愤怒，并要求巨额索赔。
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反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指责可能是美军带来了病毒，引发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愤怒，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改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4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外交官指责法国抗疫不力，让领养老金的人死在养老院。法国政府极其罕见地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以示抗议。
在中国广州，一些非洲人遭受当地中国人敌意和歧视，使得一向对中国友好的非盟日前发表声明对非洲人处境表达“强烈关切”，呼吁北京立即采取修正措施。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一带一路”的债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口罩外交”，也遭遇“滑铁卢”。中国捐赠、销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遭到多国指质量不合标准而退货。3月28日，荷兰宣布回收数十万片不合格中国制造的口罩，菲律宾丶西班牙丶捷克丶土耳其丶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指称中国制的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错误率过高。
中共遭遇建制以来最大困境
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认为，中共虽遭遇建制以来的最大挑战，但外界不应该低估中共寻求输出“中国模式”和推进替代标准的野心。
她说： “正如习近平本人承认的那样，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中国成立以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是，她又说，“同时，共产党也一次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罗兰是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星期一（4月27日）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模式， 北京推销替代性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上这么说的。当时她被问道，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会影响中共向全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一致认为， 中国试图利用疫情提升形象，与中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输出“中国模式”，推进替代标准和规范，以期在全球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战略是一致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国家是成功的。
她说：“那些已经受到影响，希望中国成功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它们欢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疫情之后，您会看到它们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看到疫情后，在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叙事会被积极强化，在另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东西会更负面，会更受质疑。”
不安全感与野心促使中共输出“中国模式”
中国打算输出“中国模式”的企图在中共19大上明朗化。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19大会议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不过，后来他又表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
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在听证会上说，自习近平19大讲话的两年半以来，中国越来越努力地在全球推广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也感到越来越舒适。
她说，中国输出“中国模式”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她说： “第一，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 这个我们在新疆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看到了；第二，推进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经济上获益，第四，让中共在国内的执政合法化。”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中国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认为，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最大驱动力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
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补充说，中国试图输出“中国模式” 既是“出于野心，也是因为不安全感”。既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权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地位。
她说，中国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点：中国物质力量与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秩序的基础本质上与中共的组织原则相对立，所以他们需要建立新的模式。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介绍说，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包括：加强当地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社会信用系统；以投资制造债务，如“一带一路”；渗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限制国际言论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
易明认为，虽然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即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man）特别强调，中国现在输出的是专制体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美国如何应对？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进“中国模式” 与美国退出多边协议以及西方国家未能对中国形成协调一致的策略有关。
4月1日，中国代表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虽然七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决定至今未被撤销，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都给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和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
与会的专家还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只是满足于指出中共的弱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说：“美国在披露中国（缺点）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至于美国如何做以及要做什么，却做得很糟糕。”
她认为美国外交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
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
商汤科技是中国开发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
目前，一场与病毒赛跑、拯救生命的抗疫行动正在这个星球上悲壮展开。三个月前，中国武汉经历过同样的至暗时刻。人们曾愤怒于北京政府惩戒民间“吹哨人”、隐瞒疫情、罔顾生命而掀起网络风暴。但得益于北京的“举国体制”和“大数据”抗疫，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如何看待中国经验？别的国家可以效仿、应该效仿么？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能做出不同回答。
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战，更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政治的挑战。简单的政治正确、粗糙的非黑即白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人类的未来正在呼唤更健全、更复杂的政治哲学思维。
大数据控制不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吗？是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人脸识别、手机监控、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海量信息收集编码系统，它们在中国是政府控制异议人士的工具，也是镇压新疆穆斯林的工具，所以大数据控制乃《1984》的当代版、人权迫害的代名词，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当大数据控制用于抗疫呢？
大约在3月初，在微信圈里见到一则“友情提醒”，说是武汉朋友转来的，内容如下：请大家非必要不出小区，你的健康码走哪儿都要打卡，就是收集你的所有行动轨迹，一旦你所行经的某个场所发生病例，你的健康码立即变灰，社区第一时间找上你家，对你全家进行隔离，居住小区也会再次立即封闭。健康的你很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再次隔离。
位于中国南方的云南昆明，人们在进入市场前要用手机扫码，与此同时，志愿者检测他们的体温。
不仅在武汉，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执行。刚宣布武汉封城时，各地公安机构利用人口和信息监控系统，迅速查出从武汉到本地人员的详细信息。现在，随着疫情趋稳，武汉、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处处扫健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只有过去14天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才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新冠病毒作为传染力极强的新型病毒，目前还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大数据帮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径，也提醒每一个人遵守防疫规则，不可妄为。如果不是如此严重的疫情，大数据的“正面”功能大概还很难被人发现呢。
然而，中国的经验可以复制吗？表面看，似乎很难。
难点之一是数字监控早已恶名累累，人们很难把问题的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清楚区分开。诚然，大数据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什么人在用它，又用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并非开发不出数字监控技术，而是担心此类技术的应用侵犯人权和公民隐私。北京政府反倒没有此类担忧，这正是人们批评它的地方，而且批评得完全正确。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病毒攻击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也不管你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就数字应用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张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战民主社会的传统概念：毕竟当肉体生命受到严酷的当下威胁时，保证其延续可能高于平时人们珍视的那些个人权利或精神价值。最近的一些美国民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受访者愿意牺牲部分隐私权换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机信号提供警示、实施安全隔离等。
3月，北京一个大型屏幕上播放着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武汉的访问。
中国经验似乎难以复制的另一个因素是，西方没有中国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这次抗疫，当北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拖延、犹豫而果断宣布武汉封城后，其“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彰显：它先是从全国抽调3万多名医务人员携带设备紧急驰援武汉，后又派出7000多名医生、护士先后到位。
当然，问题仍然难在“举国体制”和共产党政权性质间的关系。由于北京政权的专制性质，“举国体制”往往与错误决策前提下的浪费甚至资源破坏相联系（如三峡工程），或与不计经济代价、政治账先于经济账的“维稳”相联系（如举国援藏）。然而，此次抗疫证明，“举国体制”作为中央集权行政框架内迅速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手段，凸显了它的有效性。这样定义的“举国体制”强调的是行政权力系统的能力或效能，而非其政治属性。这种强调并非无据可循：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可以和专制制度相联系，也可以和民主制度相联系，只不过就中国而言，集权与极权是不幸搅在一起的罢了。
如果我们把二者拆分开，眼前就会柳暗花明。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但它的联邦体系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显然帮了倒忙。人们通常注意更多的是总统特朗普的糟糕表现，他的自私、自恋和自大延误了宝贵的抗疫时间，他也没能有效协调和各个州长的关系，他甚至把选举政治带进了抗疫，这不仅是无能，而且无耻。但换一个总统，情况是否就会根本改观？美国联邦体系的刚性分权体系似乎很难有效应对突发的、跨区域甚至全国性公共事件。这次疫情暴露的美国应对机制的混乱，包括联邦政府缺乏领导力协调力、一些州长为争夺抗疫物资甚或为保护本州公民跨州旅行之类“权利”而打嘴仗，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疫情如此灾难性的情形下。
那么，剥开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专制外壳，其内部包含的紧急状态下国家应对方案的积极成分，难道不值得美国或其他国家参考么？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大数据运用也好，“举国体制”也好，它能行得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听话”，甚至“奴性”比较重，这是党国控制术可以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尽管它也成全了今天的抗疫。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呢？这些地方抗疫成绩也不错。
韩国并没有封城，它的大数据运用十分见效，包括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这些国家或地区是民主或半民主体制，但多少都拥有东亚社会的共同文化因子，包括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守秩序、服从大局等等。这提供了某种比较，其优良抗疫成绩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欧洲也有国家搞得不错，如德国，巧的是德国民族性格中也有重集体、讲秩序的传统，加上今日德国高效透明的官僚体系，这些都有助于成就德国的抗疫。
今年1月，韩国开始公布有关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详细位置记录，这招致了公众指责和羞辱。
大体上说，欧美的民情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也不同。欧美社会（特别是英美法为代表）的重自由、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本来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石；但如何平衡自由与危机时期的必要管制，找到紧急状态下权利与权力的合理交叉点，是今天欧美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最近得克萨斯、密歇根等地一些民众上街抗议居家令，以捍卫“自由”和“权利”为口号，其实是对这些概念的滥用。自由和权利都以不能伤害他人为边界，这在一个疫情大暴发的年代尤其容易理解。
就此次抗疫而言，中国经验并非完全不可复制，至少可以参考，只是需要我们用更客观的眼光、更科学的方法，去剥离、汲取其中的积极成分，而避免单纯的“政治正确”、非黑即白，这样做出的判断往往失之偏颇。我的一些中国自由派朋友就有这个缺点，他们自我囿限于既定的反共政治立场，往往放大党国行为的阴暗面，把合理的政府行为也说成是错误的（如称武汉封城乃“野蛮之举”），同时又过度想象美国的美好一面，而看不到美国抗疫中的缺点。这个毛病和国内那些“小粉红”妖魔化美国、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一样，同是党国教育浸润的结果，不自觉而已。
就当下而言，最重要者是动员全球力量齐心抗击重疫。人类应该暂且放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寻求合作。救命最当优先，生命先于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共政府的“追责”之举是恰当的，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到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国会山的“追责”之声似乎一浪高过一浪。
我不否认习近平政府疫情初期的隐瞒行为是一种渎职甚或犯罪，且专门写了文章痛批之，它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也给世界带来了伤害。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一些政客“追责”不但把传染源问题政治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追责”混淆了美国疫情扩散中外部影响因素和美国政府因为应对不力自己应负的责任。病毒到底来自何方，是一个应该由科学家回答的问题，而不能基于政治立场相互“甩锅”或指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美国政客的错误和中国外交部一些官员的错误是同样的。难道他们不应该首先追究本国行政机构抗疫不力的责任？
支付宝里的二维码。绿码代表健康状况良好，持有者可以自由出行。
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欧美各国仍处在新冠瘟疫蔓延的水深火热中。印度、拉美，甚至非洲大陆也都敲响了警钟。人类需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已有的抗疫经验，包括如何集中资源、如何合理利用大数据，都是抗疫斗争中应该考虑的。
这么讲，不意味着民主的价值消退了。疫情毕竟会过去，人类还要往前走。即便在民主国家，紧急状态下建立的大数据控制体系是否会固定下来，成为侵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工具？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另一方面，专制国家是否会把抗疫中的行政技术成就吹捧为政治“制度优势”而大肆宣扬？北京肯定会这么干。在如今这个新冷战、新丛林时代，一场瘟疫导致的全球地缘政治重组是完全可能的，它甚至对中共红色帝国是个利好。
而瘟疫所提示的大数据时代人类的困境，恰恰要求一个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早日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共同体，才能真正应对未来人类的各种安全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仍然势在必行。
希腊雅典国际机场的一名工人站在从中国运抵的口罩等抗疫防护用品。（2020年3月21日）
华盛顿 — 尽管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最早爆发，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疫情爆发变成一个在全球展示“软实力”和推销“中国模式”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早期隐瞒及其”战狼“外交的出现，中国的努力适得其反，引发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不过，分析人士警告说，虽然新冠疫情让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国不会放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和意图。
中共借疫情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遭遇翻车
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稍稍缓和后，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援助，用中国媒体的话说，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中国制度优势，为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提供‘中国经验’”， 然而，中国的做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弹。
尼日利亚《每日邮报》（Daily Post）4月26日报导，尼日利亚一个法律从业者联盟日前已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新冠肺炎给尼日利亚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这些律师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以弥补给尼日利亚人民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扼杀、精神创伤、艰难困苦、社会迷失、精神折磨以及对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坏”。
在埃及，一名律师4月7日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兆美元。
在此之前，在美国、在欧洲 和亚洲也有个人、地方政府和律师团体纷纷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表达对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的愤怒，并要求巨额索赔。
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反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指责可能是美军带来了病毒，引发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愤怒，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改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4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外交官指责法国抗疫不力，让领养老金的人死在养老院。法国政府极其罕见地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以示抗议。
在中国广州，一些非洲人遭受当地中国人敌意和歧视，使得一向对中国友好的非盟日前发表声明对非洲人处境表达“强烈关切”，呼吁北京立即采取修正措施。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一带一路”的债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口罩外交”，也遭遇“滑铁卢”。中国捐赠、销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遭到多国指质量不合标准而退货。3月28日，荷兰宣布回收数十万片不合格中国制造的口罩，菲律宾丶西班牙丶捷克丶土耳其丶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指称中国制的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错误率过高。
中共遭遇建制以来最大困境
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认为，中共虽遭遇建制以来的最大挑战，但外界不应该低估中共寻求输出“中国模式”和推进替代标准的野心。
她说： “正如习近平本人承认的那样，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中国成立以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是，她又说，“同时，共产党也一次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罗兰是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星期一（4月27日）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模式， 北京推销替代性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上这么说的。当时她被问道，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会影响中共向全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一致认为， 中国试图利用疫情提升形象，与中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输出“中国模式”，推进替代标准和规范，以期在全球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战略是一致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国家是成功的。
她说：“那些已经受到影响，希望中国成功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它们欢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疫情之后，您会看到它们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看到疫情后，在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叙事会被积极强化，在另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东西会更负面，会更受质疑。”
不安全感与野心促使中共输出“中国模式”
中国打算输出“中国模式”的企图在中共19大上明朗化。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19大会议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不过，后来他又表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
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在听证会上说，自习近平19大讲话的两年半以来，中国越来越努力地在全球推广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也感到越来越舒适。
她说，中国输出“中国模式”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她说： “第一，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 这个我们在新疆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看到了；第二，推进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经济上获益，第四，让中共在国内的执政合法化。”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中国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认为，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最大驱动力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
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补充说，中国试图输出“中国模式” 既是“出于野心，也是因为不安全感”。既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权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地位。
她说，中国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点：中国物质力量与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秩序的基础本质上与中共的组织原则相对立，所以他们需要建立新的模式。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介绍说，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包括：加强当地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社会信用系统；以投资制造债务，如“一带一路”；渗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限制国际言论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
易明认为，虽然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即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man）特别强调，中国现在输出的是专制体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美国如何应对？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进“中国模式” 与美国退出多边协议以及西方国家未能对中国形成协调一致的策略有关。
4月1日，中国代表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虽然七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决定至今未被撤销，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都给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和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
与会的专家还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只是满足于指出中共的弱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说：“美国在披露中国（缺点）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至于美国如何做以及要做什么，却做得很糟糕。”
她认为美国外交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
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
商汤科技是中国开发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
目前，一场与病毒赛跑、拯救生命的抗疫行动正在这个星球上悲壮展开。三个月前，中国武汉经历过同样的至暗时刻。人们曾愤怒于北京政府惩戒民间“吹哨人”、隐瞒疫情、罔顾生命而掀起网络风暴。但得益于北京的“举国体制”和“大数据”抗疫，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如何看待中国经验？别的国家可以效仿、应该效仿么？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能做出不同回答。
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战，更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政治的挑战。简单的政治正确、粗糙的非黑即白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人类的未来正在呼唤更健全、更复杂的政治哲学思维。
大数据控制不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吗？是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人脸识别、手机监控、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海量信息收集编码系统，它们在中国是政府控制异议人士的工具，也是镇压新疆穆斯林的工具，所以大数据控制乃《1984》的当代版、人权迫害的代名词，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当大数据控制用于抗疫呢？
大约在3月初，在微信圈里见到一则“友情提醒”，说是武汉朋友转来的，内容如下：请大家非必要不出小区，你的健康码走哪儿都要打卡，就是收集你的所有行动轨迹，一旦你所行经的某个场所发生病例，你的健康码立即变灰，社区第一时间找上你家，对你全家进行隔离，居住小区也会再次立即封闭。健康的你很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再次隔离。
位于中国南方的云南昆明，人们在进入市场前要用手机扫码，与此同时，志愿者检测他们的体温。
不仅在武汉，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执行。刚宣布武汉封城时，各地公安机构利用人口和信息监控系统，迅速查出从武汉到本地人员的详细信息。现在，随着疫情趋稳，武汉、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处处扫健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只有过去14天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才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新冠病毒作为传染力极强的新型病毒，目前还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大数据帮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径，也提醒每一个人遵守防疫规则，不可妄为。如果不是如此严重的疫情，大数据的“正面”功能大概还很难被人发现呢。
然而，中国的经验可以复制吗？表面看，似乎很难。
难点之一是数字监控早已恶名累累，人们很难把问题的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清楚区分开。诚然，大数据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什么人在用它，又用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并非开发不出数字监控技术，而是担心此类技术的应用侵犯人权和公民隐私。北京政府反倒没有此类担忧，这正是人们批评它的地方，而且批评得完全正确。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病毒攻击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也不管你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就数字应用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张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战民主社会的传统概念：毕竟当肉体生命受到严酷的当下威胁时，保证其延续可能高于平时人们珍视的那些个人权利或精神价值。最近的一些美国民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受访者愿意牺牲部分隐私权换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机信号提供警示、实施安全隔离等。
3月，北京一个大型屏幕上播放着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武汉的访问。
中国经验似乎难以复制的另一个因素是，西方没有中国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这次抗疫，当北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拖延、犹豫而果断宣布武汉封城后，其“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彰显：它先是从全国抽调3万多名医务人员携带设备紧急驰援武汉，后又派出7000多名医生、护士先后到位。
当然，问题仍然难在“举国体制”和共产党政权性质间的关系。由于北京政权的专制性质，“举国体制”往往与错误决策前提下的浪费甚至资源破坏相联系（如三峡工程），或与不计经济代价、政治账先于经济账的“维稳”相联系（如举国援藏）。然而，此次抗疫证明，“举国体制”作为中央集权行政框架内迅速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手段，凸显了它的有效性。这样定义的“举国体制”强调的是行政权力系统的能力或效能，而非其政治属性。这种强调并非无据可循：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可以和专制制度相联系，也可以和民主制度相联系，只不过就中国而言，集权与极权是不幸搅在一起的罢了。
如果我们把二者拆分开，眼前就会柳暗花明。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但它的联邦体系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显然帮了倒忙。人们通常注意更多的是总统特朗普的糟糕表现，他的自私、自恋和自大延误了宝贵的抗疫时间，他也没能有效协调和各个州长的关系，他甚至把选举政治带进了抗疫，这不仅是无能，而且无耻。但换一个总统，情况是否就会根本改观？美国联邦体系的刚性分权体系似乎很难有效应对突发的、跨区域甚至全国性公共事件。这次疫情暴露的美国应对机制的混乱，包括联邦政府缺乏领导力协调力、一些州长为争夺抗疫物资甚或为保护本州公民跨州旅行之类“权利”而打嘴仗，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疫情如此灾难性的情形下。
那么，剥开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专制外壳，其内部包含的紧急状态下国家应对方案的积极成分，难道不值得美国或其他国家参考么？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大数据运用也好，“举国体制”也好，它能行得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听话”，甚至“奴性”比较重，这是党国控制术可以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尽管它也成全了今天的抗疫。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呢？这些地方抗疫成绩也不错。
韩国并没有封城，它的大数据运用十分见效，包括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这些国家或地区是民主或半民主体制，但多少都拥有东亚社会的共同文化因子，包括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守秩序、服从大局等等。这提供了某种比较，其优良抗疫成绩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欧洲也有国家搞得不错，如德国，巧的是德国民族性格中也有重集体、讲秩序的传统，加上今日德国高效透明的官僚体系，这些都有助于成就德国的抗疫。
今年1月，韩国开始公布有关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详细位置记录，这招致了公众指责和羞辱。
大体上说，欧美的民情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也不同。欧美社会（特别是英美法为代表）的重自由、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本来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石；但如何平衡自由与危机时期的必要管制，找到紧急状态下权利与权力的合理交叉点，是今天欧美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最近得克萨斯、密歇根等地一些民众上街抗议居家令，以捍卫“自由”和“权利”为口号，其实是对这些概念的滥用。自由和权利都以不能伤害他人为边界，这在一个疫情大暴发的年代尤其容易理解。
就此次抗疫而言，中国经验并非完全不可复制，至少可以参考，只是需要我们用更客观的眼光、更科学的方法，去剥离、汲取其中的积极成分，而避免单纯的“政治正确”、非黑即白，这样做出的判断往往失之偏颇。我的一些中国自由派朋友就有这个缺点，他们自我囿限于既定的反共政治立场，往往放大党国行为的阴暗面，把合理的政府行为也说成是错误的（如称武汉封城乃“野蛮之举”），同时又过度想象美国的美好一面，而看不到美国抗疫中的缺点。这个毛病和国内那些“小粉红”妖魔化美国、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一样，同是党国教育浸润的结果，不自觉而已。
就当下而言，最重要者是动员全球力量齐心抗击重疫。人类应该暂且放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寻求合作。救命最当优先，生命先于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共政府的“追责”之举是恰当的，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到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国会山的“追责”之声似乎一浪高过一浪。
我不否认习近平政府疫情初期的隐瞒行为是一种渎职甚或犯罪，且专门写了文章痛批之，它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也给世界带来了伤害。但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一些政客“追责”不但把传染源问题政治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追责”混淆了美国疫情扩散中外部影响因素和美国政府因为应对不力自己应负的责任。病毒到底来自何方，是一个应该由科学家回答的问题，而不能基于政治立场相互“甩锅”或指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美国政客的错误和中国外交部一些官员的错误是同样的。难道他们不应该首先追究本国行政机构抗疫不力的责任？
支付宝里的二维码。绿码代表健康状况良好，持有者可以自由出行。
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欧美各国仍处在新冠瘟疫蔓延的水深火热中。印度、拉美，甚至非洲大陆也都敲响了警钟。人类需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已有的抗疫经验，包括如何集中资源、如何合理利用大数据，都是抗疫斗争中应该考虑的。
这么讲，不意味着民主的价值消退了。疫情毕竟会过去，人类还要往前走。即便在民主国家，紧急状态下建立的大数据控制体系是否会固定下来，成为侵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工具？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另一方面，专制国家是否会把抗疫中的行政技术成就吹捧为政治“制度优势”而大肆宣扬？北京肯定会这么干。在如今这个新冷战、新丛林时代，一场瘟疫导致的全球地缘政治重组是完全可能的，它甚至对中共红色帝国是个利好。
而瘟疫所提示的大数据时代人类的困境，恰恰要求一个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早日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共同体，才能真正应对未来人类的各种安全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仍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