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疫情的爆发，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尖锐的疑问：
是不是宁要“广州”一张床，不要武汉一套房？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武汉前期的应对如此令人失望？为什么Sars都过去了17年，武汉还没有学会现代化治理呢？
武汉不是所谓的“明星城市”吗，何以应对能力宛如十八线小城？
武汉不是中部六省的龙头老大吗，何以治理水平跟庞大的GDP实力极不相称？
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武汉长期以来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烙印，国有经济色彩浓厚，习惯于指令的思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中国城市大洗牌》这本书当中就说过，武汉排名前15位的企业当中，80%是国企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东风汽车、中建三局、武钢集团，葛洲坝集团，大家能说得上来的武汉大企业，很多都是一个巨型的国企单位。
这就注定了，武汉的经济命脉，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企或者说背后的长官意志所掌控，所操盘的。
我们知道，每个城市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板块，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
武汉的民营经济占比GDP只有42.7%，连一半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在中国十大城市中，排名倒数。
不要说杭州、成都、南京这些城市了，甚至比湖北省的平均水平还要少10个百分点。可以想象武汉的民营经济发展之不足。
国有经济色彩浓厚的城市有什么弊端呢？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弊端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当中，会延续着比较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比较官僚主义。
和平时代还好，这些都会被掩盖，潜伏在水面下。一旦发生突发紧急状态，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我个人觉得，武汉这一次的应对能力，应该说就是中西部的“正常水平”。
反过来，我们再去看中国的沿海地区，很多城市的民营经济都比武汉发达。
比如说大湾区的佛山，民营经济占比GDP高达62.5%，比武汉要高出近20个百分点。长三角的温州就更夸张了，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GDP达80%以上，而武汉只有区区42.7%！
民营经济发达，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
通常来讲，一个城市的市场经济如果得到充分发育，就意味着在地方政府之外，还存在着更多分散的社会力量，构成了权力监督的公共领域。
按哈贝马斯的理念，就是公民社会比较发达。典型如广州，就有着珠三角最先改革开放的经济土壤。
在这些地区，权力的任性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因为它的话语权虽高，但掣肘更多，顾虑也就更多。
举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顺德一个“小地方”，就出了两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家，碧桂园的杨国强、美的集团的何享健，跟本土官僚群体相比，谁的声音更容易抵达庙堂？
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一次疫情的源头是广州、深圳或者杭州上海，整个应对应该会比武汉要好。在这几个沿海城市，社会的运行、资源的调配相比中西部来说，更加的透明化、公开化、平等化。
我不是说多一点透明公开平等，就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而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它不是想着去隐瞒灾难（困难程度太高，办不到）。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起来，调动一切资源去应对灾难。
所以，一个城市的民营经济是否发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这个道理应该说是被世界上很多地方验证过。
当然，我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我不是看好所有沿海地区。
因此，我们的资产配置，最好只围绕两个地方展开，长三角和大湾区。
经过这一次疫情，我更加坚信了以往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永远是长三角和大湾区。即便是在中西部安家立业，我们的不动产配置，也一定要把最大的比重放在这两个地方。
第一，这里沿海，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进入世界经济这一个大循环中的桥头堡，它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永远是最快的。
第二，关键时刻这里的不动产能够保命，不会被前工业时代的治理水平给耽误了性命。
其实中国有很多个城市群，除了长三角、大湾区之外，还有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
如果我们在这些城市群有投资的话，不妨拿出一两套房子，置换到长三角或者大湾区。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里我先说一个观察。长三角、大湾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更倾向于多极化，多极争霸。而其他城市群则更倾向于一极化，中心城市一枝独秀。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佛山、东莞，实力比较均衡，非常像欧盟的格局。长三角虽然以上海为龙头，但是从行政级别来看，上海并不能对周边的南京、杭州、宁波形成碾压之势，因为后者贵为副省级城市，在高层眼里也是有一席之位的。
从经济来看，上海的GDP虽然很高，但是其他对手也不弱，苏州接近2万多亿，南京、杭州、宁波、无锡也都是万亿俱乐部成员。所以拉平了看，我们也可以说长三角具有多极化的格局。
多极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就是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必须拿出最好的服务精神，店小二精神，搞好营商环境，否则就招不到商，甚至会流失本土的资源。毕竟，这里的同城化实在是太好了，交通特别发达，钱和人才，很容易用脚投票。
所以，对于长三角和大湾区来说，即便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该低头的时候也要低头，去回应民众的呼声。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边，假装自己是鸵鸟。
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看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等等，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很多都是一枝独秀的，所以才有大武汉、大郑州、大长沙的说法。
这些中心城市都是举全省之力打造出来的，靠省内其他“小兄弟”给养壮大。
武汉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它虹吸全省最好的资源，最多的政策，可谓“穷湖北之物力，成武汉之威名”。东风汽车就是从十堰搬到武汉的，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一年营收就达6000亿元，给武汉贡献了巨大的税收和GDP。
一枝独秀的都市圈，有什么坏处呢？
通常来说，中心城市躺着都能壮大经济实力，发展太顺，就会导致支配这座城市的权力变得高高在上，可能会忽视本应该改革的环节。
虽然它的发展速度可能很快，但实际上外部力量给它撑起来的，内部的自我改良并没有跟上。一旦发生紧急突发状况，就像这一次的疫情，暴露出很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长三角和大湾区这种多极化特色的地方，肯定是更有希望更有前途的。不管是从财富增值的角度，还是从生命的保障来说，建仓长三角和大湾区都是最优、最好的选择。
后者的治理体系，显然水平要更高一些。关于这个判断，我再补充三个点：
第一，放眼全中国，除了帝都之外，哪些地方承载了最多高等级国际性活动？答案肯定还是长三角和大湾区，像什么财富论坛、亚运会、G20、上合组织峰会等等，在这种展现大国形象的活动面前，不允许发生一点纰漏。每一次的成功举办，都是对自身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一次考验和升级。长三角和大湾区就是处于这种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
第二，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地形的因故，本身就容易遭遇极端天气袭击，比如说每年的台风天气。这对于资源调度和应急反应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长三角和大湾区每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早就有了一定的训练。
武汉12月31日发布疫情通报后，马上引起了广州的警觉，当即就启动病例排查，并进行医院人员培训，做好应急准备
宁要广州一张床，不要武汉一套房。这句“夸张”的表述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不同城市之间治理水平的巨大落差。
毕竟，“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啊！”
这一次疫情的爆发，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尖锐的疑问：
是不是宁要“广州”一张床，不要武汉一套房？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武汉前期的应对如此令人失望？为什么Sars都过去了17年，武汉还没有学会现代化治理呢？
武汉不是所谓的“明星城市”吗，何以应对能力宛如十八线小城？
武汉不是中部六省的龙头老大吗，何以治理水平跟庞大的GDP实力极不相称？
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武汉长期以来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烙印，国有经济色彩浓厚，习惯于指令的思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中国城市大洗牌》这本书当中就说过，武汉排名前15位的企业当中，80%是国企或者国有控股企业。
东风汽车、中建三局、武钢集团，葛洲坝集团，大家能说得上来的武汉大企业，很多都是一个巨型的国企单位。
这就注定了，武汉的经济命脉，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企或者说背后的长官意志所掌控，所操盘的。
我们知道，每个城市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板块，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
武汉的民营经济占比GDP只有42.7%，连一半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在中国十大城市中，排名倒数。
不要说杭州、成都、南京这些城市了，甚至比湖北省的平均水平还要少10个百分点。可以想象武汉的民营经济发展之不足。
国有经济色彩浓厚的城市有什么弊端呢？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弊端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当中，会延续着比较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比较官僚主义。
和平时代还好，这些都会被掩盖，潜伏在水面下。一旦发生突发紧急状态，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我个人觉得，武汉这一次的应对能力，应该说就是中西部的“正常水平”。
反过来，我们再去看中国的沿海地区，很多城市的民营经济都比武汉发达。
比如说大湾区的佛山，民营经济占比GDP高达62.5%，比武汉要高出近20个百分点。长三角的温州就更夸张了，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GDP达80%以上，而武汉只有区区42.7%！
民营经济发达，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
通常来讲，一个城市的市场经济如果得到充分发育，就意味着在地方政府之外，还存在着更多分散的社会力量，构成了权力监督的公共领域。
按哈贝马斯的理念，就是公民社会比较发达。典型如广州，就有着珠三角最先改革开放的经济土壤。
在这些地区，权力的任性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因为它的话语权虽高，但掣肘更多，顾虑也就更多。
举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顺德一个“小地方”，就出了两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家，碧桂园的杨国强、美的集团的何享健，跟本土官僚群体相比，谁的声音更容易抵达庙堂？
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一次疫情的源头是广州、深圳或者杭州上海，整个应对应该会比武汉要好。在这几个沿海城市，社会的运行、资源的调配相比中西部来说，更加的透明化、公开化、平等化。
我不是说多一点透明公开平等，就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而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它不是想着去隐瞒灾难（困难程度太高，办不到）。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起来，调动一切资源去应对灾难。
所以，一个城市的民营经济是否发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这个道理应该说是被世界上很多地方验证过。
当然，我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我不是看好所有沿海地区。
因此，我们的资产配置，最好只围绕两个地方展开，长三角和大湾区。
经过这一次疫情，我更加坚信了以往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永远是长三角和大湾区。即便是在中西部安家立业，我们的不动产配置，也一定要把最大的比重放在这两个地方。
第一，这里沿海，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进入世界经济这一个大循环中的桥头堡，它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永远是最快的。
第二，关键时刻这里的不动产能够保命，不会被前工业时代的治理水平给耽误了性命。
其实中国有很多个城市群，除了长三角、大湾区之外，还有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
如果我们在这些城市群有投资的话，不妨拿出一两套房子，置换到长三角或者大湾区。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里我先说一个观察。长三角、大湾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更倾向于多极化，多极争霸。而其他城市群则更倾向于一极化，中心城市一枝独秀。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佛山、东莞，实力比较均衡，非常像欧盟的格局。长三角虽然以上海为龙头，但是从行政级别来看，上海并不能对周边的南京、杭州、宁波形成碾压之势，因为后者贵为副省级城市，在高层眼里也是有一席之位的。
从经济来看，上海的GDP虽然很高，但是其他对手也不弱，苏州接近2万多亿，南京、杭州、宁波、无锡也都是万亿俱乐部成员。所以拉平了看，我们也可以说长三角具有多极化的格局。
多极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就是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必须拿出最好的服务精神，店小二精神，搞好营商环境，否则就招不到商，甚至会流失本土的资源。毕竟，这里的同城化实在是太好了，交通特别发达，钱和人才，很容易用脚投票。
所以，对于长三角和大湾区来说，即便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该低头的时候也要低头，去回应民众的呼声。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边，假装自己是鸵鸟。
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看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等等，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很多都是一枝独秀的，所以才有大武汉、大郑州、大长沙的说法。
这些中心城市都是举全省之力打造出来的，靠省内其他“小兄弟”给养壮大。
武汉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它虹吸全省最好的资源，最多的政策，可谓“穷湖北之物力，成武汉之威名”。东风汽车就是从十堰搬到武汉的，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一年营收就达6000亿元，给武汉贡献了巨大的税收和GDP。
一枝独秀的都市圈，有什么坏处呢？
通常来说，中心城市躺着都能壮大经济实力，发展太顺，就会导致支配这座城市的权力变得高高在上，可能会忽视本应该改革的环节。
虽然它的发展速度可能很快，但实际上外部力量给它撑起来的，内部的自我改良并没有跟上。一旦发生紧急突发状况，就像这一次的疫情，暴露出很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长三角和大湾区这种多极化特色的地方，肯定是更有希望更有前途的。不管是从财富增值的角度，还是从生命的保障来说，建仓长三角和大湾区都是最优、最好的选择。
后者的治理体系，显然水平要更高一些。关于这个判断，我再补充三个点：
第一，放眼全中国，除了帝都之外，哪些地方承载了最多高等级国际性活动？答案肯定还是长三角和大湾区，像什么财富论坛、亚运会、G20、上合组织峰会等等，在这种展现大国形象的活动面前，不允许发生一点纰漏。每一次的成功举办，都是对自身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一次考验和升级。长三角和大湾区就是处于这种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
第二，沿海地区因为地理地形的因故，本身就容易遭遇极端天气袭击，比如说每年的台风天气。这对于资源调度和应急反应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长三角和大湾区每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早就有了一定的训练。
武汉12月31日发布疫情通报后，马上引起了广州的警觉，当即就启动病例排查，并进行医院人员培训，做好应急准备
宁要广州一张床，不要武汉一套房。这句“夸张”的表述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不同城市之间治理水平的巨大落差。
毕竟，“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啊！”